郭秋庆
　　台湾与梵蒂冈外交关系的挑战与展望

　　向 骏
　　两岸拉美竞逐中的「美国因素」

　　郑钦模
　　2005年大选后之波兰政局发展与台波关系

　　陈一新
　　美中台新关系下我国的困境与出路

　　赵国材
　　中美一贯的与台湾不一贯的两岸政策

　　尤本立
　　小布希第二任政府之两岸政策格局及其未来

　　施正权
　　全球化困局与出路下的台湾国际战略行动

　　蔡钖勋
　　日本崛起

　　胡庆山
　　2006年台湾与日本对外关系之未来展望

　　邹忠科
　　台湾对欧盟科技外交初探

　　林若雩
　　中国与东协发展军售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魏百谷
　　俄罗斯在东北亚能源竞合的角色

　　张五岳
　　2006年两岸关系的挑战与因应

　　翁明贤
　　从奈伊软权力探讨国家利益的新思维

　　「历史的风，当它吹起时，将压倒人类的意志；然而，预知这些风暴，驾驭它们，就长程而言，并使它们为人类服务，则又是在人类的能力范围之内。」—薄富尔（Andr? Beaufr?）

　　「战略的本质即为行动的指导。战略家所研究的主题即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应如何行动。一切战略理论，就概括的意义而言，也就是『行动学』（Praxeology）」—钮先钟

　　近年来台湾执政的政府倡议增进国际参与，追求进入国际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像原住民、人权或卫生等机构，无可否认这是可以充实台湾的功能性外交作为。然而，台湾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本质，仍无法在国际上实质地展现出来，因此诚挚地唿吁，当前政治人物除了争取全国性选举的胜利与分享权利外，应该正视台湾政府统治合法性弱化的原因，以及努力促进台湾的国家利益。

　　美国布希政府第一任期对台海两岸从平衡走到不平衡的政策转变，不仅显现在副总统钱尼与中共领导人在2004年4月达成的防独共识与合作机制的启动，更显现在国务卿鲍尔、副国务卿阿米塔吉公开抨击台独的立场。等到2004年底布希政府第一任期结束之前，美国国务院对中共反分裂国家法的暧昧态度，尤其让台北强烈感受到美国的两岸政策已经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布希总统2005年 11月的亚洲行让许多亚太地区国家感到，中国不但已经崛起，而且正在利用美国外交政策重心放在中东的机会，大举扩张势力范围，美国再不改弦易辙，亚洲很可能与美国渐行渐远。显然，美国已逐渐警觉到，在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后，北京与华府在台海问题分享发言权的意图日益明显。因此，布希在2005年 11月访问亚洲时主打台湾民主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新确保台海问题的发言权与主导权。

　　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密切相连，盖台湾之安全保障有赖美国的支持，台湾之经济繁荣有赖与中国的经贸往来。除日本外，美中台三方对两岸关系之共同利益都是希望和平处理台海问题。台湾安全是美台关系的基石，台海关系高度紧张，不仅会影响亚太区域之安全，且会使美国的利益受损害；倘台湾不挑衅，而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很可能会适用「台湾关系法」而进行干涉。

　　中国大陆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主导东南亚政治经济结构的重组，逐步迈向亚太区域经济大国之途。而陈水扁政府在两岸经贸往来上竟刻意採取紧缩政策，提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将更压缩台湾经济自由发展的空间。

　　两岸春节包机以后，一时美国的中国通们对于台海两岸紧张的缓和都感到抒解 。惟陈总统在二○○六年元旦及农历春节谈话中表示要考虑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升高两岸紧张关系，迫使美方表达严重关切，要求陈总统「信守承诺」，陈总统是否将会因美国的压力而软化其对中国的立场，仍有待观察。

　　目前，中国正倾全力准备二○○八年北京奥运会及二○一○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俾向世界各国展现大国威望。在两岸关系上，北京必定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而没有时间专注台湾问题。陈水扁政府拟把握这两次大会举办前之千载难逢的机会，另辟蹊径，企图突破。倘若台湾欲利用二○○七年新宪公投之机会贸然宣告独立，美国不仅不予外交承认，且会联合其他友邦共同抵制，亦有可能採取通过联合国决议案的方式，对台湾实施经济制裁。

　　台海危机依然存在，预测直至二○一○年这段期间，解决台湾问题之机率仍微乎其微。中国在办完奥运与世界博览会后，其国际地位随之提升，势必有更多时间注意台湾问题，台湾将必逐渐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

　　总的来说，美国在「一中政策」架构下，所形塑出「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格局，业已透过美国弹性处理中共「反分裂法」及台湾「废统主张」，而为之扩张，并使两岸皆认为此一格局未来仍具某种回旋空间与弹性，如果美方未能及早清晰定义此一格局的底线，且不对两岸施展节制力量，而任由两岸相互竞逐回旋空间，一个台海情势紧张不断升高的局面，似可预期。

　　就经济面向加以检视，尤其是金融面向，全球化在资讯科技日新月异的催化下，的确是呈现加速地前进。同时，在追逐比较利益前提下，经贸的整合，也似乎呈现出无疆界的世界；然而，如果从资讯落差来看，那是否有形成真正的「全」球化，可就颇值深思了。但是，无可讳言地，正因为资讯科技的力量加上后冷战时代世界新秩序的推展，形成了所谓平的世界，不仅国家行为体行动自由扩大了，非国家行为体也更具行动自由性，而且迅速扩增。尤其在追逐比较利益时，因传统资本主义概念而导致陷入生态与环境全球化困局，国家间囿于主权因素，对于问题之解决旷日废时；然而，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因其所具有的弹性、参与性与承诺性，更能发挥其解决问题之功能。自19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透过国际合作所发挥的专业功能即备受肯定，这对于试图拓展台湾国际行动自由的我们，应是战略思考转向的一个起点。

　　其次，如何在订立可能而具挑战性的行动目标下，建构一个合理有效的国际行动战略，才有可能产生合理有效的战略行动。进一步说，任何一个战略行动的採取，必然是在正确的环境、资源与目标评估之后，继之以发展力量、累积力量、分配力量，才能克尽其功。当前台湾在外环境上有中共和平发展战略的行动软围堵，但全球化困局的形成与出路的寻觅，却提供庞大的可能行动空间；内环境上，弔诡的亚洲竞争力第一与衰退的国家治理， 对资源的积累是相当不利的，遑论政党制衡或意识型态的斗争。而缺乏内在一致性目标的政策制定，更是掣肘了台湾的国际战略行动。

　　再就战略运作与互动性看，它是一个建力、用力，造势、用势的过程。当力未逮，势未成，也只能处机待势，同时利用中共和平发展与全球化密不可分的客观形势，发挥软权力创造可能的行动自由；而联合国与各非政府组织通力合作，为解决全球化困局所形成的绵密网路，尤其是它的低阶政治特性更构成另一个可能的行动自由范围。这样的一个全球战略新形势，就看台湾如何建构一个完善的国际行动战略来採取有效合理的战略行动，加以借力使力了。

　　最后，也许我们可以仿效薄富尔的说法：「中共的和平发展战略，当它展开时，将限制台湾的行动自由；然而，预知和平战略与全球化的行径，驾驭它们，就长程而言，并使它们为台湾服务，则又是在台湾的能力范围之内。」

　　当全世界的关注都集中于中国之快速崛起时，日本也在慢慢地崛起。迈向正常国家化、包含台湾海崃的日美「共同战略目标」、拟修改宪法第九条、自卫队海外派遣、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简称「入常」）、股市大涨等都是证明日本崛起的有力证据。2005年10月8-14日版的The Economist更用“The sun also rises: A special issue on Japan’s economic revival”的封面报导来形容日本之重新崛起。The Economist的Bill Emmott主编曾在日本泡沫经济高峰时期的1989年出版Sun Also Sets: The Limits to Japanese Economic Power中精确地预测出90年代中期日本的衰退，2006年他则以The Sun Also Rises一书宣布日本的复活。由此，本文之目的为研究日本如何崛起。

　　有鉴于我国目前在国际特殊情势之发展，欲直接推广政治外交实属不易，此外我国也曾欲经贸外交达成等同目的，但却因对岸近年来经济实力强力掘起，同时也压缩我国欲以经贸方式达成外交之方式。因此，开拓并加强与世界各国科技合作发展关系，就成为我国达成、巩固与拓展邦交国家关系与获得无邦交国实质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科技合作发展关系不仅可以增加双方科技技术成长，更是一种低敏感度，较不易受政治因素干扰的外交行为。

　　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即开始以军事外交来执行其外交与国防政策的方式。特别是1960年代中苏共之间的关系转变后，中国复加强与亚洲及非洲开发中国家建立军事关系，透过此类合作关系，中共一方面可以扩大本身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亦可以透过此军事关系达到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目的。 其中亚洲国家与中国的军事关系最早与最密切者，莫过于东南亚的缅甸与泰国，而中国从未否认与缅甸「有如兄弟般的关系」。事实上，几乎东亚所有国家都将经援与军售视为达成国家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一九五○代至一九八○年以前，中国发展与缅甸之经贸关系，其中之一的目标即在于拉拢缅甸，企图借各项经济援助将缅甸纳人其势力范围之内。

　　特别是后冷战时期，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深切体认必须与国际社会「接轨」。1990年代起，中共更进一步加强对外军事安全互动，并摆脱自我设限，避免隔绝于国际社会。中国也开始参与如东协区域论坛(ARF，1994)，东协加三(ASEAN+3，1997)，参与多边安全制度的对话机制，并且由其间发掘本身之国家利益。另外，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后，中国参与全球反恐；而透过地区安全合作，中共已与一百多个国家建立军事关系，一百多个驻外使馆开设武官处。中国并透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构，与俄罗斯发展了军事国防高层的定期会唔机制，与美、日、欧盟等国际社会的中心力量也建立、发展各种层级的军事关系。

　　即以去(2005)年最受中国人民关注的中国军事演习而言，便是中国与俄罗斯于2005年8月17-25日举办的“和平使节－2005”。联合军事演习于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与中国的山东半岛及附近海域举行。重要的是，此次演习中国邀请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观摩演习，但却拒绝了美日作为观察员的要求。 另外，“北剑2005”是有史以来中国邀请观摩国家最多，展示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观摩演习，来自朝鲜、印度、俄罗斯、法国、英国等24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参加；同时，中国另有与印度的“中印友谊2005”，与巴基斯坦的“中巴友谊2005”，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与印度海军的第二次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演习，第一次为2003年11月14日的“海豚0311”。

　　俄罗斯总统普钦自2000年上任后，即致力于参与亚太事务，尤其对东北亚的区域安全与发展，态度更是积极 。其中，尤以能源议题，更是普钦谈话的要点，例如，2003年普钦参加曼谷APEC领袖高峰会时，明确指出，将善加利用俄罗斯三分之二领土位于亚洲的地理优势；同时，俄国愿意在亚太地区新运输路线和能源结构的建立方面，以其地理位置及资源结构发挥关键性作用 。俄罗斯远东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而在东北亚经济快速崛起之际，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俄罗斯的角色扮演，对东北亚的能源发展，深具影响力。有鑑于此，本文重点将探讨俄罗斯在东北亚能源竞合，所扮演的的角色。本文首先分析俄国的能源策略；其次，探讨俄罗斯远东与东北亚的关系；另外，探析俄中、俄、日管线的争议，俄国的考量为何；最后，尝试提出对台湾的策略意涵。

　　2005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两会召开期间，提出新情势下发展两岸关系四点意见（通称胡四点），3月14日北京全国人大在各界瞩目下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就北京而言，胡四点与反分裂法不仅被高举为中共对台政策的分水岭，也是两岸关系划时代的里程碑。相较于江泽民主政十三年期间，在对台政策上虽也曾实施「文攻、武吓」，但不免被大陆学者讥为「『文』不足以收台湾人民之心，『武』不足以夺台独份子之志」，两岸关系在历经李登辉与陈水扁执政后渐行渐远。北京与各界在反分裂法通过后普遍认为，胡锦涛主政下软硬兼施（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的对台政策则在手段上与策略上更加细腻灵活。

　　反分裂法通过后一年来，就北京而观，在硬的一手祭出了「反分裂国家法」，体现北京不惜通过立法反独的决心，已经取得对台独的当头棒喝，与有效抑遏；在软的一手则积极与台湾各政党各团体接触，不仅邀请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访问大陆建立起「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识，更是不时透过政党沟通机制达成共识。此外也主动释放若干善意，如主动赠送大熊猫、开放台湾十多种水果零关税销大陆、对台生学费同等收费、拨款300亿提供台商贷款、准备开放大陆人民来台观光…等等，以体现对台政策的新风貌。在陈总统发表元旦讲话暨在2006年2月27日终止国统会运作与国统纲领适用之前，北京认为普遍认为，过去一年两岸关系总体是和平稳定发展的。但在台北宣示终统后不到48小时，北京除了以中台办国台办『授权』发表措辞强烈声明（上次授权声明为2004年的五一七声明）外，胡锦涛、贾庆林、曾庆红…等国家领导人，也迅速口径一致批判：这是对一个中国与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挑衅，是在走向台独道路上卖出的危险一步，北京更是对台北的宪改忧心忡忡，何以反分裂法一週年两岸关系变化至此?

　　根据国家政策研究院委託中华征信所所做的有关反分裂法通过后，一年来两岸关系的最新民意调查（执行时间2006年2月28日到3月2日）显示，整体而言中共反分裂法通过后一年来，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到底是变好还是变坏，有49.3％的受访民众认为变坏，有11.6％的人认为变好，有28.4％认为没改变，有10.7％回答无意见或没反应。此外，这份民调也显示，绝大多数台湾民意都主张台湾前途应由台湾2300万人民决定；不接受北京反分裂法所强调可以对台使用非和平手段方式；不同意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吾人无意在此批判究竟两岸关系变坏因果责任谁属，但如果和平与发展是两岸政府与人民共同的期待，而两岸关系的和平与发展又多数系乎两岸执政的认知作为与互动之间，那么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实有其必要性。

　　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与学派的研究起点，普遍以「权力」（power）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为主。例如现实主义学派（realism）强调「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新自由主义（neo-realism）提出「国际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 ，是解释国际政治的三个主要因素。权力是军事力量的代名词，利益则是对权力、安全、财富等利己性的追求，制度则是由规范（norms）或规则（rules）所构成。这三个要素主导了战后国际关系的研究，尽管这些学派都没有表明物质取向的研究，但是他们常常把这些要项视为物质因素。其次，在全球化下，由于资讯、电信与网路的蓬勃发展，权力的性质也发生转变，相对于传统的军事硬权力（hard power）渐渐失去其重要性，代之而起的是所谓软权力(soft power)的产生，更是对国际关系理论注入新的思考角度与诠释途径。本文试从权力的性质着手、区隔软、硬权力的关系，继而讨论全球化下的软权力产出来源，论述软权力对国家利益的作用，最后，结语中强调一国应该发展软、硬权力才能全方位确保其最适切的国家利益。

　　梵蒂冈(Vatican)是唯一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它在台北设立大使馆，待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作为大使的葛钖迪总主教回梵蒂冈述职即未返回任所，此后梵蒂冈没再派高级外交官来台湾，仅由代办负责在台馆务。其后，梵蒂冈和中华民国的关系，出现过不稳定的传言，有可能梵台断交而终至没产生。去年四月陈水扁总统首次赴梵蒂冈参加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葬礼后，再度传出梵蒂冈与台湾断交之声，而且新教宗本笃十六世也是有意转而和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复交，以利教务发展。

　　无庸置疑，梵蒂冈这个意指「先知之地」的国家，其情况很特殊，它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人口一万人，政教合一，常驻人口仅五百四十人，但它是全球八亿天主教的信仰总部，掌握世界各地的教会。过去梵蒂冈和中国的共产政权长期没有外交关系，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不过自从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天主教徒日益增多，据估计总数达一千四百万人，然而中国政府仅承认其中的五百万信徒，因此梵蒂冈近年来透过罗马的圣艾智德团体（Comunita di Sant Egidio）和中国进行非正式对话，也利用中国驻义大利大使馆作直接的接触，表现出想要和中国修好的作为，以便恢复双方外交关系。无庸置疑，梵蒂冈这种做法，其用意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如果和它改善关系，梵蒂冈作为一个普世主义的推动者，可以为罗马天主教得到一个难得的传教机会；另方面，梵蒂冈若不尽快和北京建交，中国境内所谓地上与地下的教友都不能过正常的宗教生活。

　　「我国对中南美洲的外交，主要依恃两大支柱。一是以经贸投资包装的外援政策，二是美国的间接支持。但随着中共国力增长及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地位下滑，这两大支柱已出现动摇的征状。」 外援政策之所以会捉襟见肘，不只因为大陆经贸攻势力道日益增强使台湾的「投资」相形逊色，更因为国内民众对所谓「元首外交」、「荣邦计划」等冷漠以对。去年九月陈总统访问中美洲期间，《中国时报》曾针对扁政府和蓝绿执政的外交表现等相关问题进行全国性的民调，结果有高达51.1%的受访者表示阿扁五年出国九次拚外交是「太多了，浪费民脂民膏」，只有18.9%的民众认为巩固邦谊确有必要。针对该次阿扁拚外交的表现，「满意」的只有2.4%，「不满意」及「不太满意」的民众高逾三成。其中对阿扁向中美洲友邦开出新台币83亿元的「荣邦」支票「不同意」的更高达63.5%。

　　至于对美国的依恃从外交部的文件可略见梗概。根据外交部公布之九十一至九十四年度「中程施政计画」内容摘要（九十三年三月修正本），我国在巩固与拓展邦交国关系的策略目标之一为「加入中美洲统合体成为区域外会员国」；而在提升与无邦交国家实质关系的策略目标则为「提升与美国实质关系」，其具体作法之一为「争取美国支持我参与国际组织」；在积极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目标则包括「持续洽请美国国会...通过支持我参与国际组织之决议案」，可见我国之拉美外交对美国期待甚高、依赖甚深。

　　台湾与波兰的经贸发展上的主要障碍之一即为其不清的吏治，波兰官僚主义一直是外国投资人最为诟病的一点，也是台商前几年陆续离开波兰市场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近期美国发布的贸易障碍报告中指出，在波兰的外国投资人，最不能忍受的是无效率的官僚作风，以及税务单位的敌视态度，海关及税务人员被形容为特别对外国商人的敌对态度，他们既不能提供重要的指导，又以不清楚不明确的规则，对商业产生不利的影响。雷赫?卡钦斯基总统以其法学教授、最高检察院院长、司法部长的背景加上担任华沙市长时的铁腕作风，一般认为可以相当程度改善官僚的歪风。因此倘若卡钦斯基兄弟确能如选前所承诺澄清吏治、严惩不法，波兰的投资环境将对台商更有吸引力。

　　至于民间的文化、艺术、学术…等各方面，我国与波兰间的交流则一直十分热络。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共产统治，波兰人厌恶共产主义向往自由民主及坚持维护人权的情绪高于其他欧洲国家，也因此对于台湾的民主成就，波兰人始终表现出高度的肯定与尊敬。波兰民间普遍同情台湾在国际上受到孤立的困境，因此对国人颇为友善。凡此种种都可以预见，尽管有中共外交上的打压，台、波之间在经济、贸易、文化、艺术、学术等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都仍将持续地提昇。例如我国驻华沙代表处新闻组长许明德先生在9月中旬接受波兰「消息报」（Nasz Dziennik）专访就指出，中共蛮横地阻挠台湾参加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将对台湾人民的安全与权益造成莫大的伤害。今后对于人权、宗教自由、民主法治、贸易合作、学术交流等，都可以是两国合作的重点议题。对特别是在法律与正义党上台后，来自中共的相关政治干扰相信会大大减少，等于是为我国创造了许多非传统外交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