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峰史诗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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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命中，知识并非一切。科学可能满足了，灵魂却不。促成这桩事业的，是人的精神，而非科学。精神永远不能安息，除非它完成了自己。
──佛兰西斯．杨赫斯本

　　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英国圣母峰探险队队员乔治．马洛里和安德鲁．厄文做最后一度尝试登顶。从英国出发前，有人问马洛里为何在失败两次后还打算登顶，他做了句有名辩辞：「因为山在那里」。这两个人「最后一次被看见的时候，正矫健地往山顶攀登」，之后他们消失了……。

　　直到七十五年后，一九九九年五月，马洛里冻得像雪花石膏般的尸体，才在圣母峰高耸入云的斜坡上被寻获。但他身上没有照相机，没有笔记，没有任何证据可显示他们俩是否早在纽西兰籍登山家希拉瑞（Sir Edmund Percival Hillary, 1919-）和雪巴向导丹增成功攻顶前三十年，就已经登上圣母峰顶，是否创下了世上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历史纪录……。

　　杨赫斯本这位攀登圣母峰的提倡者和怂恿者，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圣母峰委员会首届主席，在一九二六年代表圣母峰委员会撰述此书，记述下英国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和一九二四试图登上圣母峰峰顶的尝试。他以真实的角度审视整个事件的原委，完美书写出这些登山行动整个过程的真实场景，并不偏不倚为这些英勇的功绩留下纪录──那个时代，水土适应的极限及持久缺氧的结果，科学上所知甚少，更还没有卫星电话、全球定位系统、直昇机、保暖雪衣，以及地图的指引。这些不平凡的灵魂，无疑达成了早期登山探险成就的极致，也证实了人类挑战挑战极限的无畏勇气。

作者简介

佛兰西斯．杨赫斯本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42）

　　中文名荣赫鹏。英国军官，也是十九世纪最着名的英国探险家之一，旅游范围多在印度北部和西藏地区，对地理研究方面贡献良多，二十四岁时曾经只身穿越戈壁沙漠，还曾发现一条从中国通往印度的新路径。

　　一九○三年，他曾带领一支军事探险团进军禁城拉萨，迫西藏统治者达赖喇嘛于一九○四年九月六日签订了「英西藏条约」，为英国赢得希冀已久的贸易条件。这个行动使他在一九○四年荣获骑士勋章。

　　这位帝国时代军人同时也是位运动健将，曾经保有三百码短跑世界纪录。他也曾致力于筹组探险团，从事人类历史上头几次的圣母峰攀登尝试。此外，他还是位作家，更在入侵西藏后，彷彿获得天启般放下帝国主义的屠刀，在晚年成为宣扬藏密的神祕主义者。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在英国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译者简介

黄梅峰

　　法学硕士，曾任私立中国海专、崇佑企专法商及英文科目兼任讲师。主要兴趣为文学与艺术。曾译《埃及古老故事》、《来自缅甸的声音──翁山苏姬》、《探索奇蹟》、《与奇人相遇》等书。

推荐序∕高铭和

登山史上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因为山在那里。

说这句话的是英国有名的登山家乔治．马洛礼。
　　
　　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他和厄文由西藏登圣母峰时，在爬到海拔约八五五○公尺的第二台阶时，还被位于较低营地的另一位队员观望到，但之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踪迹了。
　　
　　尽管后来有不少其他的登山队伍由同一条路线攀登圣母峰，但从来就没有发现过这两位攀登圣母峰先驱的蛛丝马迹。
　　
　　一九五三年英国远征队的纽西兰队员希拉瑞和雪巴丹增，由尼泊尔登顶圣母峰成功，是人类第一次把足迹留在世界最高峰的历史性壮举。但他们所走的路线，并不是英国人早期想登圣母峰的西藏侧路线，也就无法探究马洛礼和厄文的消息。
　　
　　一九六○年，中国由西藏登顶圣母峰，成为第一支由北侧，也就是西藏登顶成功的队伍，当年是藏族的贡布和汉族王富洲、屈银华三人登顶，但因为是摸黑登顶没有拍下照片为证，当时的国外登山界也就不太相信他们真的登上了顶峰。不过，在这次的行动中，队员曾在六五○○公尺左右发现一具外国人的尸体，再于海拔七六○○及八三○○公尺两处地点，发现一些英国队遗留下来的登山装备，如睡袋、麻绳等。这些发现曾引起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注意，以为可以发现一些马洛礼和厄文的消息，但最后也只是空兴奋一场而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一九七五年，中国第二次登顶成功，而且拍了照片和影片，西方国家才逐渐接受中国队在一九六○年登顶的说词。而一位队员王洪保虽然只登到八六○○公尺，却在八三○○公尺附近发现有外国人的尸体。这个消息传开后，又再一次掀起西方国家想寻找马洛礼和厄文的遗体的热潮，可惜都无功而返。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由美国职业登山向导艾立克．希蒙生（Eric Simonson）率领的圣母峰远征队，在大约海拔八二五○公尺处发现了马洛礼的尸体，衣领上还有Mallroy的字样，这个重大发现轰动了全世界，因为它很可能会改写人类登顶圣母峰的历史性纪录，把登顶圣母峰的年分从一九五三年向前推到一九二四年。当年马洛礼和厄文最后被看到的地方是海拔八五五○公尺处，而马洛礼的尸体却在七十五年后的一九九九年，在低了约三百公尺的地方被发现，所以有人推断他们已经登顶然后下到八二五○公尺处遇难；但也有可能没登顶就下来而遇难。如果能找到他们携带的一台照相机，再应用现代高科技的方法把相机内底片的影像沖洗出来，也许就能判断他们是否已经登顶。
　　
　　杨．赫斯本所写的这本《圣母峰史诗》，正是描述马洛礼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和一九二四这三年参加英国圣母峰远征队的前后经过，虽说杨．赫斯本并没有亲自参与攀登圣母峰活动，但是他曾在一九○四年前后率英军进入西藏，对于喜马拉雅山的地形和风土人情可以说是了若指掌，加上他又曾担任当时英国圣母峰委员会的主席，所以由他来撰写关于早期英国登圣母峰的历史故事，是最合适不过了。
　　
　　《圣母峰史诗》的内容非常丰富，特别是有关早期登山队所需克服的人为或大自然的难关和阻力，做了很多详细感人的描述，就算换成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些情景对任何人也还算是非常艰难的挑战。
　　
　　读完本书，除了对先民在探险事业上所做出的贡献肃然起敬之外，对人类攀登圣母峰的历史更有了全盘性的认知和了解，实在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珍贵好书。

编按：一九九六年五月，高铭和先生率领九人「中华民国圣母峰远征队」参与攀登圣母峰盛会，并于五月十日在狂风中攀上心中梦想的山巅，成为台湾第一位从尼泊尔方向登顶成功的人。然而，当天下午的一场暴风雪夺走了来不及撤退的十二位世界级各国登山好手，造成了喜马拉雅山登山史上最大的一场山难。其中高铭和先生顺利生还，惟他全身多处冻伤，也失去了所有手指、脚趾、脚后跟及鼻子。不过，基于对山的眷恋，这位失去了手指与脚指的攀岩高手始终没有愁容，修养后更带着一年开刀十五次的大难后伤痕重返西藏高原，继续「中国百岳」的拍摄工作。最近，他计画在二○○八年整装再度出发，与「台湾登山教育协会」组成台湾首屈一指的登山队伍，重回令人敬畏的圣母峰。

导读
詹宏志
山就在那儿

　　登山者当被问到为什么要爬某座山时，常常给一个已经用滥了的诗意或者禅意的回答：「因为它就在那儿。」(Because it is there.)

　　从这句话我们也看出，「爬山登顶」本来没有任何「实用的」价值，那是一种信仰激情或虚荣想像。文革时代插队到云南的小说家阿城有一次曾经对我说，在云南深山里，偶而有文明世界的外来客欲攀山登顶，山里头的村落居民对这样疯狂而无意义的行动感到不可思议，因而相信这些外来登山客有「神性」，不得不另眼相看…。

　　的确，爬上喜玛拉雅山的西方人仰赖雪巴人(Sherpa)的帮忙，雪巴人千年来就住在喜玛拉雅山山麓，却从来没想过要登顶；同样的，第一位抵达北极极心的罗勃．派瑞(Robert Peary, 1856-1920)也仰赖爱斯基摩人的帮助，爱斯基摩人对他的奇怪目的地也感到不解，他们还曾认真劝他：「为什么要去那儿？那里什么都没有哇？」原始真诚的一句话，也有点「国王的新衣」的味道，伟大的目标常常有有某种「空洞性」，而「空洞性」有时候就是「神圣性」的另一种面貌。

　　但真正发明「因为山就在那儿」这句话的，是廿世纪初的一位天才登山家，他在1924年参加由爱德华．诺顿(Edward Felix Norton, 1884-1954)领军的英国喜玛拉雅山探险队，在负责攻顶之后消失了踪影，没有再回到营区。这个悲剧不但在当时让英国百姓黯然神伤，也使攀登喜玛拉雅山的埃佛勒斯峰顶(如今为了尊重西藏人，都改称珠穆朗玛峰了)的行动停顿了三十年，他的名字叫做乔治．马洛礼(George Mallory, 1886-1924)。

　　1924年6月8日中午时分，喜玛拉雅山探险队伍中的诺埃尔．欧岱尔(Noel Odell, 1890-1987)抬头眺望，山上的云层突然打开，他看见山顶岩壁上有黑点般的人影移动，他是这样记录的：

　　「12点50分，我发现第一块埃佛勒斯峰确定的化石，正当我从狂喜中清醒过来，大气突然晴朗清澈起来，整个埃佛勒斯峰顶稜线与峰顶顶尖都清楚可见。我的眼睛盯住了稜线下岩梯雪壁上的小黑影，小黑点正在移动。另一个小黑点也清楚了，它往上移动与第一个黑点会合于岩壁上。第一个黑点逼近岩梯巨石，很快地攀登上它，第二个黑点也接着做了同样的事。但这个迷人的景观很快就又消失了，云层再一次包围了它。」

　　欧岱尔是位地质学家，他这次的工作是准备氧气筒，并且协助乔治．马洛礼和另一位队员安德鲁．欧文(Andrew Irvine, 1902-1924)攻顶。马洛礼和欧文前一天已经到达扎在雪壁上的六号营，高度是26800呎(8230公尺)，离珠穆朗玛峰顶只剩两千多呎了，欧岱尔则留在五号营(25500呎，7775公尺)支援。前一个晚上，欧岱尔在五号营看见天气良好，心里觉得第二天应该是攻顶的好天气。

　　12点50分他看见的移动黑影，应该是世人对负责攻顶的马洛礼和欧文的最后目击，事实上攻顶的行动显然是担搁了，按计画他们应该在早上八点就到达12点50欧岱尔看到的位置。但上面的情况无人能知，在欧岱尔目击雪壁上的黑点再度被云雾遮掩之后，他们再也没有音讯。

　　这也不是这支探险队第一次攻顶，事实上这已经是第三次。第一次攻顶是由马洛礼和另一位队员，第二次攻顶由队长诺顿和另一位队员，第三次才由马洛礼和欧文并肩行动。这也不是第一次英国组喜玛拉雅山探险队，这也是第三次。在另一位大探险家杨赫斯班德(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42)的提倡与鼓吹之下，英国在1921年、1922年、1924年与组了三次企图攀登喜玛拉雅山的探险队，以登山技巧和体能闻名的马洛礼三次探险队都参加了。

　　第一次探险行动主要目的是调查喜玛拉雅山的地形状况，他们攀登了数座七千多公尺的高山，并且踏勘了后来的北路登山路线。第二次探险队的目标已经是直接攻顶了，他们尝试使用瓶装氧气，也在恶劣的天候中攀登至山峰北面的岩壁上(大约是27000呎，8300公尺)，最后的行动因为雨季来临而中断，当马洛礼率队友回程下山时，遇见不稳新雪造成的雪崩，七名雪巴挑伕因而丧生，使得马洛礼返乡后饱受批评。这是第三次探险队成行时，马洛礼志在必得的心理背景。

　　马洛礼的失踪对英国社会震撼极大，举国上下几乎是以失去「民族英雄」的心情来对待两位消失的登山家。攀登喜玛拉雅山的壮志也因而受了重挫，等到英国登山界再组探险队，由约翰．韩特(John Hunt, 1910-1998)领军，并由纽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 1919- )和雪巴人向导天增．诺盖(Tenzing Norgay, 1914-1986)正式由南路攻顶成功，那已经是1953年5月29日的事，距离欧岱尔最后看见雪壁上马洛礼的黑点身影，已经快三十年了。

　　但世人忍不住还是要想，马洛礼发生什么事？骤变的气候？还是用罄的氧气带来的意识不清？还是雪崩或失足？世人也忍不住更想知道，出事之前他们到底登顶了没有？在云开天清欧岱尔最后目击他们时，他们已经越过了岩梯第一阶(First Step，珠穆朗玛峰北路的最后一面岩壁有阶梯似的刻痕，第一阶约在27890呎到28000呎，第二阶在 28140呎到28300呎，第三阶则在28510呎到28870呎，过了完这三阶岩梯，再经一段缓坡就到峰顶)，来到第二阶，也就是说，他们距离峰顶只剩不到三百公尺了，他们极可能才是史上最先抵达第一高峰峰顶的人。

　　寻找马洛礼和欧文遗体，当然也是世人关心的事。1999年，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和其他组织的赞助下，一支由跨国登山家组成的搜查队伍「马洛礼、欧文调查探险队」(Mallory and Irvine Research Expedition)登上北路进行搜索，彷彿天意，他们竟然很快地在8155公尺处找到了马洛礼的遗体。由于严寒的气候，马洛礼的遗体与遗物都保存良好。他显然是摔落山壁的，右腿已经断了，手指还紧抓雪地石块，想要阻止自己进一步摔下来，绳子也还绑在腰上。

　　探险队最想找到遗物是马洛礼随身携带的柯达袖珍相机(Kodak Vestpocket)，如果相机能够找到，他生前是否登上峰顶就可以有答案。可惜上帝一向爱出谜语，搜索队找到马洛礼的人以及他大部分的遗物，相机却已经不在了。

　　有一些间接证据，让某些人和登山专家相信他们是登上过峰顶的。一个旁证来自马洛礼的女儿，她说她父亲随身携带妻子的照片，但他说一旦登上峰顶，他会把妻子的照片留在喜玛拉雅山顶上，搜索队伍在他身上找不到这张照片。另一个证据来自于时间判断，搜索队发现马洛礼的护目镜放在口袋，表示极可能他最后行动时天色已昏暗；对照欧岱尔看见他们的时间，他应该是上了峰顶而且待了一段时间才下山，如果他们没登顶，他们没有理由担搁到那么晚才下山。但这些都是推测，没有任何扎实的证据能够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什么事…。

编辑前言
詹宏志

．探险家的事业

　　探险家的事业并不是从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开始的，至少，早在哥伦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大探险家法显(319-414)就已经完成了一项轰轰烈烈的壮举，书上记载说：「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国(编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还三年，达青州，凡所游历，减三十国。」法显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难并不比后代探险家稍有逊色，我们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记录说：「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这个记载，又与一千五百年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记录何其相似？从法显，到玄奘，再到郑和，探险旅行的大行动，本来中国人是不遑多让的。

　　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探险旅行，多半是带回知识与文化，改变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险旅行却是输出了殖民和帝国，改变了「别人」。(中国历史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例子，也许班超的「武装使节团」就是一路结盟一路打，霸权行径近乎近代的帝国主义。)何以中西探险文化态度有此根本差异，应该是旅行史上一个有趣的题目。

　　哥伦布以降的近代探险旅行(所谓的「大发现」)，是「强国」的事业，华人不与焉。使得一个对世界知识高速进步的时代，我们瞠乎其后；过去几百年间，西方探险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险文献」波澜壮阔，我们徒然在这个「大行动」里，成了静态的「被观看者」，无力起而观看别人。又因为这「被观看」的地位，让我们在阅读那些「发现者」的描述文章时，并不完全感到舒适(他们所说的蛮荒，有时就是我们的家乡)；现在，通过知识家的解构努力，我们终于知道使我们不舒适的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萨依德(Edward W. Said)所说的「东方幻想」(Orientalism)。这可能是过去百年来，中文世界对「西方探险经典」译介工作并不热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为透过异文化的眼睛，我们也看到颓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编辑人的志业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探险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内容；不了解近两百年的探险经典，就不容易体会西方文化中闯入、突破、征服的内在特质。而近两百年的探险行动，也的确是人类活动中最精彩、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当旅行被逼到极限时，许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将以另种方式呈现，那个时候，我们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贵可以伸展到什么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学也不只是穿破、征服这一条路线，另一个在异文化观照下逐步认识自己的「旅行文学」传统，也是使我们值得重新认识西方旅行文学的理由。也许可以从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日昇之处>(Eothen, 1844)开始起算，标示着一种谦卑观看别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学的进展。这个传统，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质独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于阿拉伯沙漠，写下不朽的<古沙国游记>(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尔士．道谛(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学习的人。而当代的旅行探险家，更是深受这个传统影响，「新的旅行家像是一个来去孤单的影子，对旅行地没有重量，也不留下影响。大部分的旅行内容发生在内在，不发生在外部。现代旅行文学比起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深刻而丰富，因为积累已厚，了解遂深，载诸文字也就渐渐脱离了猎奇采风，进入意蕴无穷之境。」这些话，我已经说过了。

　　现在，被观看者的苦楚情势已变，轮到我们要去观看别人了。且慢，在我们出发之前，我们知道过去那些凿空探险的人曾经想过什么吗？我们知道那些善于行走、善于反省的旅行家们说过什么吗？现在，是轮到我们阅读、我们思考、我们书写的时候。

　　在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旅行与探险经典>的工作已经成熟？是不是该有人把他读了二十年的书整理出一条线索，就像前面的探险者为后来者画地图一样？通过这个工作，一方面是知识，一方面是乐趣，让我们都得以按图索骥，安然穿越大漠？

　　这当然是填补过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驱性格也势必带来争议。好在前行的编辑者已为我做好心理建设，旅行家艾瑞克．纽比(Eric Newby, 1919- )在编<旅行家故事集>(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时，就转引别人的话说：「别退却，别解释，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这千万字的编辑工作又何其漫长，我们必须拥有在大海上漂流的决心、坚信和坚忍，才能有一天重见陆地。让我们每天都持续工作，一如哥伦布的航海日记所记：「今天我们继续航行，方向西南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