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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着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毛泽东，一九五八

　　当时人民都造反，正如这之前人民都革命，之后人人又都诲言造反，或干脆忘掉这段历史，人人又都成了大灾大难的受害者，忘了在灾难没落到自己身上之前，也多多少少当过打手，历史就这样一再变脸。你最好别去写什么历史，只回顾个人的经验。……而且说不准什么时候，等人忘了，又卷土重来，没疯过的人再疯一遍，没受过迫害的再去迫害或受迫害，也因为疯病人生来就有，只看何时发作。——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是共党统治中国五十年来最关键的十年。在1966年之前，中国还是个典型的共产主义国家，用计画经济和一党专政来统治人民。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居然放任红卫兵对抗共产党员，在任何共产国家都不曾出现这种情况。数万名官员被羞辱、毒打甚至被杀害，社会秩序一片大乱，甚至必须动用军队来维持（但方式也同样残忍）。

　　在这本巨作中，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解释为何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描述他如何一手操控这场运动，以及如何不择手段地诛杀异己。作者也记述在这场骇人的政治灾难中，国家如何变成互相屠杀的战场，整个文化大革命后来完全失控，肃杀的气氛瘫痪了整个国家。除了平民之外，毛泽东还得忙着对付他的政敌：林彪、周恩来、邓小平、江青。

　　毛泽东死后，为了平复这十年间的肃杀与混乱，接任的领导人邓小平採取改革的路线，此后资本主义在中国欣欣向荣，共党也不再具有绝对的威权。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本书，不仅是对毛泽东有精细的分析与批判，也是见证这个转折年代最具公信力与可读性的资料。

本书特色

　　关于文革的研究，受限于中共的政治气氛，过去三十年来，反倒是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比中国人更细腻，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镇，就非哈佛的费正清研究中心莫属。本书的作者麦克法夸尔早先与费正清共同编着《哈佛剑桥史》，目前是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另一位作者沈迈克精通中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正好在上海读书，亲身在中国目睹那个狂热的年代。从作者的背景看来，本书的除了客观中立及资料严谨之外，两位作者本身与中国的渊源，使得他们的笔下多了些时代的关怀，尤其是针对文革中的知识分子。

　　本书所根据的史料，大部分都是第一手的官方文件及文革参与的回忆录与访谈，所以本书并非纯粹的史料汇集，而是两位历史学家毕其一生的研究热情与志业撰写而成的扛鼎之作。本书目前在中国仍未被授可发行，此次能在台湾发行繁体中文版便显得意义非凡。正如两位作者所言，希望本书的发行，

　　启发更多人对文革、对现代中国的探究。

作者简介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1930生于英国。他生涯资历丰富，曾在中国担任驻外记者，为每日电讯报、BBC等媒体採访撰稿，也曾短暂从政，目前为哈佛大学教授。他曾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且曾和费正清一起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他着作主要集中在讨论现代中国的问题，也被西方世界认为是卓越的中国问题专家，尤其关于中共崛起至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

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

　　瑞典隆德大学教授，以熟练地掌握中文，收集文革资料丰富和考据缜密而在文革研究者中享有声誉，他和麦克法夸尔用十年的时间撰写本书，计划将成为西方一些大学的教科书。

第十五章 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旨在解决「敌我矛盾」的运动。在大概同一时期，解放军开展了一场旨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较为温和的运动，名为「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共产党、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年，你可以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人们是真心地尊敬毛，把他当作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到了一九六八年，这种真挚的感情已经被国家发起的个人崇拜所取代，它充斥了精心编排的仪式，把毛最平庸的见解也奉为金科玉律，而偏离此道的行为则将遭到严厉打击。

这场运动的重点是仪式和仪式化的讲话，后者催生了不少新的语汇。其中最着名的一些「忠字化」的仪式是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强大的中央宣传机器合作的结晶。比如简称为「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最早是由北京针织总厂的大约两千名女工发明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该厂军管会工作的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些官兵向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根据他们的描述，整套仪式包括四个部分：

（1）上班前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请示」，从而「心明眼亮有方向」；
（2）生产中学习工厂墙壁上的「语录牌」，从而「干劲勐增长」；
（3）交班时和同事交流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
（4）下班后再在毛主席的画像前「汇报」，检查一天的工作和思想。

在这篇有关北京针织总厂的长篇报告中，对这套仪式的描述只占一小部分，毛的批示是「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中共中央立即把该报告发给全国各地，要求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到一九六八年初，中国各地数以亿计的民众都在实践着这套仪式，版本有所不同，多多少少都经历了精心的编排。日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高行健是这样描述的：

清晨六点钟广播喇叭一响，便都起床，二十分钟内刷牙洗脸完毕，都站到土墙上挂的伟大领袖像前早请示，唱一遍语录歌，手持红小书三唿万岁，然后去食堂喝粥。之后，集中念上半个小时《毛着》，再扛锄头铁锹下地。

一位参加仪式的人日后写的这段话可能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我觉得这套仪式无意义、屈辱、单调，不过我当然不会这么说。」

在「三忠于、四无限」运动中，革命委员会印制小册子教导人民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怎样言谈举止。典型的例子是：「忠于毛主席，就必须加强阶级观念，言必称阶级，言必称道路，狠批修正主义……（否则）就根本谈不上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诚。」运动中甚至还出现了「忠字舞」，所有人都必须学会。在沈阳火车站，乘客们要花一点时间跳一段忠字舞才能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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