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赵紫阳的死，比他在世时更具危险性。----时代杂志
「六月三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赵紫阳，一个被软禁的时间比主政时期长的悲剧人物，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没有放弃对中国政经体制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发言权，在老部属杜导正等人的协助下，于二○○○年左右，以京剧与儿歌录音带，祕密录制至少三十六卷录音带，留下逾三十小时的珍贵录音。赵紫阳以铅笔标记编号后，分头交由数人带出。此事连其家人也仅有耳闻，直到二○○五年赵紫阳过世后，才在孙子玩具堆中找到整套的原版录音带。赵紫阳祕书鲍彤之子鲍朴花了两年时间蒐集录音带，终使完整内容于二○○九年出版。
做为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的代表人物，赵紫阳对于社会主义路线当时已有许多质疑，不管是「六四」事件，对民主与法制的省思，对同时期亚洲四小龙包括台湾的经济奇蹟，更充满钦羡与肯定。赵紫阳个人的心路历程，记录了社会主义中国如何面对统治危机与经济困境，特别是二十年前「六四」决定武力镇压的始末，以及发展市场经济的激烈斗争，也是中共高层至今，最诚恳面对历史的回忆录。
作者简介
赵紫阳
原名赵修业，一九一九年出生河南滑县地主家庭，十三岁时加入共青团，高中时开始以赵紫阳为名。因农民运动有成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崛起，四十六岁当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创下最年轻纪录。文革时期遭批斗，一度下放劳改。一九七五年主政四川，因农村经济改革有成，当时有「要吃粮，找紫阳」顺口熘，声望逐步升高，受邓小平重用，并于一九八○至八七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一九八七至八九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六四」天安门事件同情学生，遭软禁十六年，于二○○五年过世，享年八十五岁。
编者简介
鲍朴
赵紫阳生前祕书鲍彤之子，于香港成立新世纪出版社。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英文版序 改革的设计师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序 历史是人民写的 杜导正
导言 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 鲍彤
壹．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
第一章 八九学潮初起
第二章 四二六社论
第三章 学潮与政争
第四章 武力镇压
第五章 代罪羔羊
第六章 二次文化大革命
第七章 老大哥邓小平
贰． 软禁的滋味
第八章 党国审判
第九章 孤军奋战
参．改革开放十三问
第十章 邓小平和陈云之争
第十一章 一九八一年的缓冲
第十二章 对外开放的阵痛
第十三章 经济建设的新路
第十四章 与胡耀邦的经济歧见
第十五章 从计画经济到市场经济
第十六章 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
第十七章 经济过热与软着陆
第十八章 以国际贸易扬长避短
第十九章 农村包产到户
第二十章 沿海地区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十一章 以沿海带动全国
第二十二章 面对腐败
肆． 从胡耀邦到赵紫阳的时代
第二十三章 胡耀邦下台
第二十四章 一九八七反自由化的一年
第二十五章 左派里的左派
第二十六章 确立中国社会主义路线
伍． 巨变．一九八八年
第二十七章 十三大后的曙光
第二十八章 寻找商品秩序
第二十九章 经济倒退
第三十章 无法迈步的物价改革
第三十一章 改革回潮体制复旧
第三十二章 架空总书记
第三十三章 吹「倒赵风」
陆． 以改革之名
第三十四章 邓小平的行政改革
第三十五章 中国的无名恐惧
第三十六章 胡耀邦的社会主义民主
第三十七章 民主与法制的社会
附录一 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一份单独录音
附录二 〈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附录三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
附录四 〈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
特别收录 祕运海外的回忆录-从赵紫阳追溯赫鲁雪夫 林博文
赵紫阳年表
人名录
图书序言
序
历史是人民写的杜导正（前中共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 ）
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这个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赵紫阳为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支持动乱分裂党」。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赵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赵紫阳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赵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致表示支持赵紫阳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赵紫阳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赵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赵紫阳又拒绝了。
当时，北京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我和赵紫阳的联系断了两年多。一九九二年我们恢复了来往，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作为「六四」当事的一方，写出事件的全部过程，前因后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赵紫阳表示不想写。我把话说得更重，我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你处在这个位置上，对『六四』及其前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当时萧洪达也在场，我们一起劝他写。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们拉个提纲，我们问，他来答。
赵紫阳有非凡的记忆力，但他还是怕记忆不够准确，曾经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一些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资料，中办不给。他很受伤，说那就翻报纸吧；另外他说近来也草拟过一个提纲。口述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除了赵紫阳之外，参加这个工作的有四个人：前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编姚钖华、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再加上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也就是我。我们都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开始时想搞笔录。我相对年轻些，身体好些，又是老记者，有笔录的习惯，就准备让我负责笔录。后来我去广州，把这件事告诉了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林若很支持这件事，说他有最好的录音机，连同磁带一起给了我。我们就採用了口述录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后，我和萧洪达在盛夏季节关了门窗，躲在屋子里一盘一盘地听。共同的感觉是：口述很有条理，逻辑严密，语言准确，只要变成文字的东西就可以直接成书了。
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谈改革开放、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本书里，赵紫阳详细讲述了「六四」事件的经过。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又是被彻底封杀的被告。他的叙述，对于全面客观地把握事件真相，纠正种种误传、偏颇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进一步，赵紫阳谈了他对「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后果的看法。
再深一层，他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成就和错误，邓小平的成就和错误。
最后，他还努力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和衰落。
赵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到副总理，再到总理和总书记，一路干上来的。「六四」以后，有时间了，他开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覆思考各种大问题，海阔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汲取研究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赵紫阳的整个谈话，显示出根本主张上的许多重大变化。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现在，翻开这本书，从始至终，我耳边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中外古今从无一个完人。赵紫阳绝不例外。他在这本书里的想法见解不一定都对，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每一观点都赞成。但他的想法见解背后都有血泪经验的支撑，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本书只是原汁原味和盘托出。如何评价是读者的事，是历史的事。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就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工作。当时赵紫阳是中共广东省第二书记，陶铸是第一书记，我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赵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一九五九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但是，比较而言，那时赵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赵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昇华。一九六六年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赵紫阳大会，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就是说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或「走资派」。文革中被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赵紫阳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一时传为佳话。
作为一个地方领导人，赵紫阳是优秀的，但我以为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于他与胡耀邦是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对中国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更在于他在「六四」前后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在「六四」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赵紫阳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百姓负责，完全不顾个人生死荣辱，站在真理一边，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妥协，绝不屈膝，绝不退让。他传承中华民族威武不屈，为了人民，为了一个「义」字，可以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人们的榜样。因此，人们才可这么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解了。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
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我们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们要学习赵紫阳和胡耀邦，继承他们的遗志，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二○○五年赵紫阳去世时，中共中央以新华社公报形式对他作过几句评价，说他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犯有「严重错误」，不再提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话了。这个提法的变化，从中共中央来说，是一种退让。从中国当代史说，这自然也是一种进步。但与事实相比，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评价、结论是不行的。而且时至今日，又四年了，对赵紫阳的骨灰还未妥善安置。对赵紫阳撤职后任意软禁多年，还没有一句平反的话。赵紫阳三个字至今在大陆媒体实际还在严行禁止之列。这些在历史上说，当然是一概站不住脚的。不过正如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时候唿喊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人民写的。
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导言
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鲍彤（前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祕书）
赵紫阳留下了一套录音带。这是他的遗言。
赵紫阳的遗言属于全体中国人。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是我的主张，事情由我主持，我对此负政治上的责任。
赵紫阳录音回忆的价值，供世人公论。它的内容关系到一段正在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历史。这段历史的主题是改革。在大陆，在目前，这段历史是被封锁和歪曲的对象。谈谈这一段历史的背景，也许对年轻的读者了解本书会有点用处。
中国为什么非改革不可
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来，尽管步履艰难，中国毕竟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缓慢地演变着，发展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它的进程，却无法逆转它的方向。
一九四九年内战基本结束后的中国，有了新的契机。
本来，如何循序渐进，如何实现现代化，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都应该属于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的范围。只要真的按照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去做，真的实现「普选」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真把这两个大问题解决了，中国社会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都不难解决。
全面逆转中国发展方向的，是一九五三至五八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和一九五七年以「反右派」为名的两个运动。二者相辅相成。前者是针对所有制的，是模仿《联共党史》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模式，决定通过集体化、国有化、计画化，达到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目的。后者是中共根据毛泽东的意志，由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指挥，在全国五百万名知识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这两个运动是中共执政历史上的转捩点，开辟了与民主与法制背道而驰之路。
走上了这条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路，就消灭了市场，消灭了「耕者有其田」，也消灭了自由，同时也断送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许多好的传统。面对建设，这种「社会主义」乏善可陈，只能把老百姓维持在「少数人饿死，多数人饿而不死」的水平上。在毛泽东时代，有了城市户口，才能拥有凭证消费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居民，凭证消费的限额大约是每天将近一斤粮，三天大约能吃一两肉，每年大约能买做一套衣服的布；对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居民，包括被迫「自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党和国家爱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灭。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使得中国人不仅人人贫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背道而驰，越离越远。
毛泽东身后，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党的主席华国锋不得不如实宣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就是中国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党国领导当时开的药方里没有改革
出路何在？毛的前贴身警卫，党的副主席的汪东兴说，凡是毛主席的决定，必须永远执行，始终不渝。党主席华国锋也跟着他如是说。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威信最高的经济权威，是陈云。他三十年代就进入政治局，比邓小平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开始管经济。毛发动「大跃进」之前，陈是第一副总理，全国的经济总管。毛嫌他太实事求是，叫他靠边站。毛宣布自己是主帅，任命邓小平为副帅，大炼钢铁，结果闯了祸。现在毛死了，陈云给中国经济开出来的药方是「调整」，纠正比例失调。
这是陈云实践经验的结晶。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农民，一九六二年就是靠陈云「调整」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才得以收拾残局。陈云反对党的瞎指挥，但不反对党的领导。从政治上的一党领导，到经济上的全盘公有化、计画化，粮棉油的统购统销，陈云不但不反对，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制度。改掉毛的这一套，等于改掉陈云自己。
对陈云的分析不能简单化。他捍卫国有制，但不捍卫人民公社；他喜欢计画经济，但不喜欢不切实际的指标；他主张政府为主，但允许市场为辅（「大集体，小自由」）；他认为经济自由度应该像关在笼子里的「鸟」，但反对把它捏在手里；他相信苏联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在「自力更生」，「不吃进口粮」那个年代，他敢于挺身作证，「我听得毛主席说过，粮食是可以进口的」，一句话，就把「进口粮」的修正主义性质，平反为毛泽东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维护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但对毛泽东破坏党规党法看不惯。这些，赵紫阳在回忆中都有记载，还历史以公道。
另一位威望极高的元老，是邓小平。邓是毛的亲信。因为毛指定刘少奇为唯一接班人，邓在文革前才当了刘的助手。文革初，不了解底细的群众把邓和刘误为一谈，但毛心里明白，没有拿邓跟刘一样，往死里打。毛晚年企图整肃周恩来，邓却和周走到一起，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宠信。文革中邓一再被贬黜，「越批越香」，这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许，邓小平能够成为改革毛泽东体制的领导人？
但邓小平当时开出来的药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顿」。整顿，就是整顿企业，整顿领导班子，撤换不服从领导的干部，以铁腕落实既定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以铁腕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画。简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强化毛的体制。整顿是邓小平的强项。文革后期，毛主席叫四人帮抓革命，叫邓小平抓生产，邓虽然不懂经济，但用了整顿的手段，硬是把生产搞上去了。
邓小平的特长是精明。他不煳涂，不迂阔。他心里早就明白，社会主义计画经济那一套也许无法挽救经济的崩溃，也许必须转而向市场经济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乱经济」的风险，更不能冒「反社会主义」的风险。毕竟，经济不是他的所长，他是搞政治的，必须在政治上站稳脚跟。一九七九年三月，他发表了被载入史册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毛的思想。这就是他的政治路线。一年后，他以全党领袖的气魄，发表了进一步笼罩八十年代的纲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他指点江山，讲国际，讲台湾，重点是讲现代化建设。怎么现代化呢？读一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页的大文章就清楚了。邓小平开的是四味药：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团结；三、艰苦奋斗；四、又红又专。面对毛泽东死后扔下的烂摊子，邓小平尽了一个政工人员的努力，他在加强领导，他在鼓舞士气，但是直到一九八○年一月，他的八十年代纲领里没有体制改革。
后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体制。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体制里翻跟斗，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当时的党国领导人，从华国锋、汪东兴到陈云、邓小平，在他们当时开出来的药方里，都没有改革。
四川在探寻改革之路
探寻体制改革之路，怎么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么。
包括邓小平和陈云在内，当时谁都说不清楚什么叫做「体制改革」。在四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之前，中央领导人中没有人说得清楚（或者不愿意说清楚） 体制改革应该改掉什么，说来说去，无非是集中还是分散，分散还是集中。这里有个风险的问题。
但是，四川想清楚了。不仅说了，而且动手了，稳稳当当开始做起来了。一九七六年，四川开始放宽政策。一九七八年起，由政策领域扩展到体制领域，进行了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农民自主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自主权，不像领导权、所有权、计画权那样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积极性那样软不足道。你要积极性，给你几块钱奖金，就足以把你打发掉了。你说所有权、计画权，自居正统的人非告你离经叛道不可。难道你不懂得所有权只姓「公」，计画权只姓「国」，领导权只姓「党」吗？但自主权不硬不软，明确、稳当，从这里入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够把阵地守得很稳当。提出「农民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有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把农民和企业（而不再是党和国家）定位为城乡经济的主体。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扩大农民和企业的自主权，和缩小党和政府的干预权，是百分之百的同义语。
一九七八年，四川省委在第一书记赵紫阳主持下，作出了以扩大自主权为内容进行改革试点的决策。这是使改革进入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的一步，也是赵紫阳走上改革之路的起点。作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动党和国家向农民和企业让步，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推动「经济外的行政强制因素」向 「经济的主体」让步。当时胡耀邦在平反的实践中创造了「冤假错案」等一组辞汇，赵紫阳也在让步的实践中创造了 「松绑、放权、让利、搞活」等一组辞汇，这些都是不见经传但不胫而走的历史性概念，令人沉思，令人回味。
四川人口全国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东，包括现在的重庆直辖市，包括民国时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内，当时全国十亿人，四川占了一亿。两千年自流灌溉的历史，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六十年代毛泽东把这里确定为三线建设的大后方，使它成为高精尖军事工业的大基地。大跃进时期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个看毛眼色行事，不顾百姓死活的人。一九五九至六一年全国饿死三千万到四千万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万！毛的体制把四川整苦了，扩大农民和企业自主权使四川获得新生。这当然不是领导者个人有回天之力，但无疑凝结着领导者的心血。「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越出省界，传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稳稳当当搞经济改革，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时街谈巷议中的两个亮点。
进入了改革年代
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胡耀邦、赵紫阳相继进入政治局。一九八○年二月，二人同时进入常委，胡任总书记，赵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之后陆续被任命为副总理（代总理）与总理。
这就进入了赵紫阳回忆中的改革年代。同赵后来主持的全国规模的经济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试牛刀而已。
体制改革，怎么改，谁说得清楚？说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来，早就被斗光了。因为毛泽东已经用了几十年时间，致力于一场接一场的以摧毁市场经济为目标的「阶级斗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讨伐市场为能事的干部和学者，在全民中散布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和仇恨。
现在又过了三十多年，终于人人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原来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但在大陆，却有点怪，只许说改革，不许说非毛化。改革必须歌颂，非毛化必须声讨。三十年后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议要改掉毛的体制，无疑会遭到女教师张志新和女学生林昭同样的命运，改革则将命中注定要被彻底扼杀在萌发之前。
对毛泽东经济体制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说，经济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九七八年是「自主权」。三年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赵紫阳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经济效益。他列举一九五二到一九八○年二十八年经济增长的成绩：工农业总产值八．一倍，国民收入四．二倍，工业固定资产二十六倍。那么，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呢？一倍！走了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经济效益如此如此，今后不走新路子行吗！又过了三年，一九八四年，商品经济的概念，在赵紫阳等人苦心推动下，终于在中国站住了，终于合法了！商品经济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所能允许合法使用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
这就关系到改革的全过程，其中的甘苦与探索，合作与分歧，在本书中都有论述，这是我看到过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赵与邓的分歧在于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发生了正面冲突。
胡耀邦之死触发了学潮。邓主张调集国防军镇压；赵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腐败问题和民主问题，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全社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来。
结局是大家所已经看到了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判决总书记赵紫阳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罪行；元老们决定由江泽民取代赵。江上台后，把赵作为国家公敌软禁终身，并且从国内的书报、新闻乃至历史中刮掉了赵紫阳的名字。
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一九八○年四月赵到北京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学潮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的工作是满意的，不是一般的满意，而是很满意。
邓小平最初对经济改革没有表态，那是因为没有把握，怕出了乱子，收拾不了局面。作为政治家，这很正常。看到四川的实绩以后，邓小平开始放心。看到赵到中央后继续稳稳当当，用稳健的改革，来推动计画内和计画外各种经济成分同时稳定增长，邓更加放心了。可以说，对赵紫阳部署的经济改革，邓是言听计从的支持者，没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对邓的支持，赵也由衷感到高兴。两个人合作得很好。
问题完全出在对一九八九年学潮的性质的判断上和决策的分歧上，深层的分歧发生在对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赵认为，学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邓说，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赵说，学生提出的要求，反对腐败，要求民主，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各界协商对话，找出解决的方案，进一步推进改革。邓说，不能向学生让步，应该调集军队，首都必须戒严。这是五月十七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生的争论。常委会五个人。赵紫阳和胡启立是一种意见；李鹏和姚依林是另一种意见；乔石中立。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居然说，他同意「常委多数」的决定—就这样，邓小平拍板了。
十三届政治局通过的《常委议事规则》规定，遇到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常委应该向政治局报告，提请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作决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十七人，十四人在北京，虽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齐。）邓小平也许认为，他不是常委委员，不必遵守常委的规则；也许，他认为，这个问题不够重大，他有权拍板，事后通知政治局追认一下，就行了；也许，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规则」的观念。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也许认为，没有必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表决，这种程式太麻烦，扯皮，效率低，办不成事。也许，他压根儿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而设的。
《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戒严，但从五月十七日常委决定戒严到五月十九日实施戒严，这三天内，国务院到底有没有开过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一查就清楚了。我查过了，没有。
就这样，发生了几十万国防军进入首都，用坦克和冲锋枪对付学生和市民的「六四」屠城。国防军被用来对付向党和政府和平请愿的老百姓。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发生了，接着又是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大迫害。稳定压倒一切，它压倒了改革，压倒了法律，压倒了良心，压倒了国家的主人，压得多少公民家破人亡！
作为公民，赵紫阳也被中共中央非法软禁。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岁去世，这位大改革家才摆脱了软禁，「自由」了。
有人说，总书记要分裂党，而军委主席要挽救党。根据我的观察，他们二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都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党连在一起，都想把这个党搞好。分歧在于，总书记认为，党应该顺应民意，应该服从民意；军委主席认为，党不可以向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出现不同的意见，对其他党来说是正常的，但共产党是靠枪桿子崛起的党，一贯靠总指挥的命令来排除不同意见。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人民，对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家常便饭。
「六四」开创了全民噤声的新局面
我不知道在坦克和冲锋枪下伤亡同胞的数目。我国年年组织讨论日本侵略者杀死中国人的数目，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杀死本国人民的数目。当局在国外公布过「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的新闻，这很机智，但不诚实。我家当时所住的部长楼内，就有人被窗外飞入的流弹打死。听说全球都看到了北京屠城的现场直播，我当时已在狱中，没有看到，但我相信，这些活镜头，是邓小平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国人在「妖魔化中国」。
血案之后发动了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后果。由于同情学潮，由于反对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而受到惩罚的人数，根据经验，想必大大高于直接伤亡的人数。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这是党国机密，不准打听，不准「扩散」。多少人无家可归，或者妻离子散？多少人被开除公职，永不录用，生活无着？多少人消失了，被劳教了，被判刑了—谁知道？
党中央开了武力镇压公民的先例。二十年来，历届领导上台，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镇压的赞美。上行下效，省、市、县、乡、村，创造了多少起官员镇压公民的小天安门事件？有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有。也许吧。二十年来的小天安门事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这又是国家机密，当局不告诉，也不准国内媒体告诉中国老百姓。
有人说，镇压压出了繁荣。我只知道，是经济改革改出了繁荣。是人民，用市场经济打破了毛泽东的枷锁，才创造了繁荣。现在有人总结说，繁荣是镇压的产物。面对全球经济危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正在准备介绍镇压的经验，来拯救世界经济。
有人欢唿中国在鸦雀无声中使自己跃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在忽必烈的铁蹄下，中国早已是马可孛罗亲眼看到的繁华的天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根据名记者邹韬奋先生提供的资料，中国原本就是第三个大经济体，一贯高于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和英国。鉴于当时的英国有许多殖民地，如果按照现在的疆域计算，很可能，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经济在全球排名中早就不亚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早已荣居世界第二了，至少那时的中国还没有遭受到一元化的洗劫。
「六四」开创了全民鸦雀无声的新局面。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在鸦雀无声中重提经济改革，重新分配财富。谁是鸦雀无声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体被迫鸦雀无声的人，统统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当时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后必须鸦雀无声，并且必须在不知不觉之中，毕恭毕敬，礼拜权力，聆听谎言，当然更是无辜的受害者。
赵紫阳的最后一言
「一九八九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德、义的法西斯独裁，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裁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日益失去了市场。虽然现在很落后的国家还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南美国家也常常发生军人政变，但它也慢慢变为这些国家逐步走向议会政治的短暂的插曲。二十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当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比较来讲，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地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明。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图书试读
〔第四章〕
武力镇压
学生的绝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同情、支持，机关、团体、市民都卷入了支援的行列，成千上万，一天比一天多，参加绝食的人也不断增加，最多时有两、三千人。学生们为这种情景陶醉，更加不肯撤离。由于李鹏等人的阻挠，疏导、对话、转弯子的方针没有贯彻。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有昏倒发生，当时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继续下去，发生学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五月十六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邓小平决定动用军队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见邓陈述我对修改社论的意见。十七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当时万里出国了，他每次列席常委会）。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会上先讲了我的意见。在我陈述我意见的过程中，邓的表情很不耐烦，不以为然。
我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我五月四日在亚银的讲话。
最后邓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四二六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会开完，我就走了出来。
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我在思考：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
回家后，我愤然让鲍彤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信。在当天夜里召开的如何贯彻戒严的常委碰头会上，当谈到要我主持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时，我没有接受。我说，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的辞职信送到中办祕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我接受他的劝告，十八日通知中办，我的辞职信不要发出，后由祕书把辞职信收了回来。
在那几天，一些知名人士和党内老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党中央和我，要求正确对待学生运动，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改正对学生的错误态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邓器重的像李一氓这样的老同志。所以我五月十八日又从中挑选了一批信转给邓，并给他写了一封信，再次陈述了我的意见，希望他重新考虑。我虽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愿意做最后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志：
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唿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覆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採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採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用户评价
提到《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我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那个充满变革与动荡的时代，以及赵紫阳这位极具争议又备受关注的政治人物。他曾是改革开放的旗手，他的名字与中国经济腾飞紧密相连，然而，历史的巨变却将他推向了政治的边缘，开始了漫长而孤独的“软禁”生活。书名中的“国家的囚徒”，精准地概括了他晚年的境遇，同时也引发了我对权力、自由以及个人在历史洪流中命运的深刻思考。 而“秘密录音”这个词，则更是点燃了我探究历史真相的欲望。在那个信息传播受到严格限制的年代，这些录音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我想象着，是谁，冒着风险，在怎样的背景下，记录下了这位曾经位高权重，却又被剥夺自由的领导人内心的真实声音？这些声音，或许会透露出我们所不知道的决策过程，那些在官方史书中被略过的情感波动，以及他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切忧虑。 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赵紫阳这个人。我希望通过这些“秘密录音”，能够听到他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回顾，他对中国社会变革的独到见解，以及他在面对困境时的个人思考。这本书的价值，我认为在于它能够打破一些固有的叙事，为我们呈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人性化的历史人物。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文献，更是一次与历史对话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中，个人的选择与命运。 我迫切地想通过这本书，去倾听那些被时光掩埋的声音，去感受历史的温度，去理解一位政治家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所经历的挣扎与抉择。这不仅是对赵紫阳个人命运的关注，更是对一段重要历史的深入挖掘。
评分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政治改革进程的读者，当我第一次看到《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这本书的书名时，内心便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与好奇。赵紫阳，这个名字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中，承载了太多复杂的意义。他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之一，他的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改善了亿万人民的生活。然而，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中，因为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坚持对话的立场，最终被剥夺了权力，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软禁生涯。他的名字，也因此被刻上了时代深深的烙印，引发了无数的讨论和猜想。 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充满了张力：“国家的囚徒”。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对赵紫阳个人命运的精准概括，更像是一个宏大的隐喻，指向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机器与个人良知、政治理想之间的深刻冲突。而“秘密录音”的字样，则更是点燃了读者窥探历史真相的欲望。在那个信息相对封闭的年代，究竟是谁，在怎样的情境下，记录下了这位被“囚禁”的领导人的声音？这些录音的内容，又将揭示出怎样不为人知的决策过程、内心挣扎，甚至是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翻开这本书，去倾听那些被尘封的声音，去理解那位在历史的洪流中，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的赵紫阳。 这本书的出现，对于每一个对中国当代史抱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次宝贵的机遇。它承诺将带领我们走进一个更为真实、更为立体、也更为人性的赵紫阳。我期待这本书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事实，更能深入挖掘他做出每一个关键决策背后的考量，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以及他在面对巨大压力时的个人情感体验。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与抉择，以及像赵紫阳这样的政治人物，如何在时代的风暴中，努力地寻找前进的方向，哪怕这条道路充满了荆棘与风险。
评分《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仅仅是这个书名，就足以勾起我内心深处对历史真相的渴望。赵紫阳，这个名字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始终伴随着争议与传奇。他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深刻地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然而，1989年的事件，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此，他从政治舞台的中心，走向了漫长的“软禁”生涯。 “国家的囚徒”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对赵紫阳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词语，它暗示着个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的渺小，以及在政治漩涡中，理想与现实的残酷碰撞。“秘密录音”则像一颗引爆剂，点燃了我对于那些被隐藏起来的历史细节的强烈好奇。在那个信息相对封闭的年代，是谁，冒着巨大的风险，将这位曾经的最高领导人的声音，以如此私密的方式记录下来？这些录音的内容，又将为我们揭示出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领我们走进一个更真实、更立体的赵紫阳。我希望通过这些“秘密录音”，能够听到他对于当时错综复杂局势的真实看法，他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切忧虑，甚至是他对个人命运的无奈与反思。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揭示了某个被忽视的历史片段，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契机，让我们能够超越简单的标签和定论，去理解一个政治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复杂性，以及他对国家、对人民，所怀有的那些未曾完全表达的情感。 我迫切地想通过这本书，去倾听那些被时光尘封的声音，去感受那个时代特有的沉重与希望。我希望它能让我们以一种更加成熟、更加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中国当代史的进程，以及那些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个体命运。
评分当我看到《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这本书的书名时，一股强烈的历史好奇心油然而生。赵紫阳，这位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他的名字总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变故。他曾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巨大转型，然而，历史的洪流却将他推向了另一个极端——漫长的“软禁”生涯，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囚徒”。 “秘密录音”的字眼，更是激起了我探究历史真相的强烈愿望。在信息相对封闭的年代，这些录音无疑是珍贵的历史佐证，它们可能记录了赵紫阳在失去权力和自由后，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以及对个人经历的反思。我想象着，是谁，在怎样的情境下，冒着风险，将这些可能具有颠覆性的声音保存了下来？这些录音的内容，又将揭示出怎样一段我们所不了解的历史？ 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立体、更加人性的赵紫阳。我希望通过这些“秘密录音”，能够听到他对于当时复杂政治局势的真实判断，他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深入思考，甚至是他对个人选择的追悔与坚持。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能改变既有的历史定论，而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更加丰富、更加 nuanced 的历史视角，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与国家走向的深刻联系。 我渴望通过阅读这本书，去倾听那些被掩埋的声音，去感受历史的厚重，去理解一位政治家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所经历的思考与煎熬。这不仅是对赵紫阳个人命运的关注，更是对一段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一次深刻的探寻。
评分作为对中国政治转型史有着浓厚兴趣的读者，我无法忽视《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这本书。赵紫阳，这位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了至关重要角色的政治人物，他的名字在中国当代政治的宏大叙事中，总是伴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性。他曾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改革者之一，然而，历史的转折点让他最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并从此远离了公众视野，开始了漫长的“软禁”生涯。 “国家的囚徒”——这四个字，精准而有力地概括了赵紫阳晚年的境遇，也暗含着对那个时代政治运作的深刻隐喻。而“秘密录音”的字眼，则为这本书增添了一层神秘和珍贵的色彩。我想象着，在那个信息被严格管控的年代，是谁，冒着风险，记录下了这位曾经的最高领导人的心声？这些录音的内容，又将揭示出怎样不为外人所知的历史片段？ 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赵紫阳这个人，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希望通过这些“秘密录音”，能够听到他对于当时复杂政治局势的分析，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甚至是他对个人命运的悲叹与反思。这不仅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还原，更是对一段被遮蔽的历史的重新发掘。 这本书的价值，我认为在于它能够让我们超越官方的定论，去聆听一个曾被边缘化的声音。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去理解，在那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上，个人的选择和命运是如何与国家的大方向交织在一起的。我迫切地想知道，这些录音会告诉我们什么，它将如何改变我们对赵紫阳，乃至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认知。
评分对于《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这本书，我抱着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态去期待。赵紫阳，这位在改革开放初期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领导人，他的名字始终与“进步”、“开明”以及“悲剧”紧密相连。尤其是在1989年的那个春天，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以及随后被剥夺权力的命运，至今仍是中国社会一个绕不开的议题。这本书以“秘密录音”为切入点，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去聆听他最真实的声音，最直接的思考。 我想象中，这些录音或许会包含他对当时复杂局势的判断，他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忧虑与期盼，甚至是他对个人处境的无奈与反思。作为“国家的囚徒”，他在失去自由后，又将如何审视自己的人生，如何看待自己曾经参与并塑造的中国？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能颠覆既有的历史叙事，而在于它能否为我们呈现一个更加丰满、更加 nuanced 的历史人物形象。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理解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以及在这场博弈中，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和承受的重量。 “秘密录音”本身就充满了故事性，它暗示着一种不被官方记录所覆盖的、更加私密的叙述。我想象着，或许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在被限制的居所里，赵紫阳对着录音设备，将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对国家命运的牵挂，娓娓道来。这本书将是这些声音的载体，它将帮助我们跨越时空的阻隔，去触碰那个历史时刻的脉搏，去感受那位曾经站在权力巅峰，却最终走向沉寂的政治家的内心世界。
评分《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这个书名，本身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叙事的张力，瞬间就吸引了我。赵紫阳，这个名字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是一个绕不开的传奇。他不仅是经济改革的积极推动者，更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然而，命运的转折，让他从聚光灯下走向了沉默，从权力中心跌落，开始了长达近二十年的“软禁”生涯，成为了一个被历史定格的“囚徒”。 “秘密录音”这四个字，更是为这本书增添了极大的神秘色彩和文献价值。我想象着，在那个信息不自由流动的时代，是谁，出于何种动机，又在怎样的风险下，将这位曾经的最高领导人的声音，以如此私密的方式记录下来？这些录音，或许是解开历史谜团的一把钥匙，它们可能包含着我们从未听过的他对国家政策的看法，他对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深刻反思，甚至是他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无奈与解读。 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带领我们走近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立体的赵紫阳。我希望通过这些“秘密录音”，能够听到他作为一名政治家，在面对重大历史抉择时的内心挣扎，他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忧思，以及他对人民的情感。这本书的意义，我认为不仅在于它揭示了被遮蔽的历史细节，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以更深的层次去理解中国当代政治的复杂性，以及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翻开这本书，去聆听那些被时光尘封的声音，去感受那个时代的脉搏，去理解一位“国家的囚徒”所经历的，一段非同寻常的人生。这不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重新审视，更是对一段重要历史的深度挖掘。
评分《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这个书名本身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磁石，牢牢吸引着我。作为一名关注中国政治变迁的普通读者，赵紫阳的名字，总让我联想到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年代，也让我对后来他所经历的政治风波感到深深的遗憾。这本书以“秘密录音”作为核心，这让我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我们都知道，历史的记载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那些在历史进程中选择了一条与主流不同的道路，并最终失势的人物，他们的真实声音常常被湮没。 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填补这部分历史的空白。那些“秘密录音”里，会不会有他对自己人生选择的辩白？会不会有他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切忧虑？会不会有他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那些关键决策的独白？“国家的囚徒”这个词，更是直指其最终的命运，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政治生态下，一种深刻的悲哀。我希望这本书能够通过这些录音，还原一个更真实、更立体、也更具人性的赵紫阳，让我们能够超越简单的标签，去理解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人的复杂性。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揭示了某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更在于它能够引发我们对政治、权力、良知以及个人在历史洪流中如何抉择的深刻反思。我期待着，能够在这本书中，听到赵紫阳的声音，感知他内心的波澜，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当代史的复杂性，以及那些被压抑的声音所蕴含的历史意义。
评分当我看到《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这本书的书名时，内心瞬间被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历史责任感所攫住。赵紫阳，这个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名字，他的政治生涯宛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充满了耀眼的成就，也伴随着令人扼腕的悲剧。而“国家的囚徒”，更是对他在政治生涯晚期，被剥夺自由、遭受软禁的命运，进行了最直接、最深刻的概括。 “秘密录音”的出现，则为这本书增添了极大的吸引力。在信息传播受到严格限制的时代，这些录音无疑是珍贵的历史碎片，它们可能承载着赵紫阳不为人知的思考、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以及对个人处境的深刻反省。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是谁，在怎样的机缘下，冒着风险，记录下了这些“秘密”？这些录音的内容，又将如何揭示出我们所不了解的历史真相？ 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视角，去理解赵紫阳。我希望通过这些录音，能够听到他最真实的声音，了解他做出某些关键决策的内心考量，以及他在面对时代洪流时的挣扎与坚持。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会颠覆既有的历史叙事，而在于它能否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立体、更具人性的历史人物形象，让我们能够站在更广阔的历史维度上，去理解那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时代。 我深信，每一个被尘封的声音，都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而《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将带领我们去开启一段被遮蔽的历史，去聆听一个时代的低语，去理解一位政治家，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所做出的艰难抉择。
评分《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这个书名，如同一个历史谜团的邀请函，瞬间抓住了我的注意力。赵紫阳，一个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却又充满复杂性的名字。他曾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之一，他的理念和政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走向。然而，历史的风云变幻，将他推向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境地——从政治舞台的中心，到“软禁”的深宅，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囚徒”。 “秘密录音”这个词，更是为这本书增添了无限的神秘感和文献价值。在信息高度管控的年代，这些录音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想象着，在漫长的隔离与沉寂中，赵紫阳是否会对着录音设备，倾诉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是否会回顾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是否会对中国的未来，表达他最后的期盼与担忧？这些录音，极有可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窥见历史真实的面貌，听到那些不被官方记载所收录的声音。 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们还原一个更真实、更全面的赵紫阳。我希望通过这些“秘密录音”，能够了解他在政治决策背后的真实考量，他对改革方向的深入思考，以及他在面对政治风暴时的内心挣扎。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会颠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而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更丰富、更具深度的人物解读，让我们能够理解，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位政治家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以及最终如何承受历史的重量。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阅读这本书，去倾听那些被封存的声音，去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以及赵紫阳这位“国家的囚徒”，他所留下的，不仅仅是政治遗产，更有他对这个国家，对人民，那份未曾磨灭的关怀与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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