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有关孙逸仙的研究，长期以来被两种历史生产模式所主宰：一是中国史学的制造迷思，一是西方史学的破除迷思，两者都扭曲了孙逸仙。本书颠覆又客观地企图呈现中国百余年前第一次现代化时期，孙逸仙真正的历史角色。
在法国汉学家白吉尔笔下，孙逸仙其实是昏庸的政客、慷慨又煳涂的机会主义者，更不是个伟大的理论家。但作者同时认为他的确怀抱救国理想，最倚仗的才能就是「跨界」沟通。综其一生，他为革命全球奔波，诉诸三合会、教会、学生、商人、西方列强、共产国际等的支持，能悠游与动员这些利益与思想大相迳庭的群体。如此复杂而矛盾的形象，放大到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脉络来看，白吉尔认为，孙逸仙正是海洋中国的产物，他的发迹，代表的是沿海中国势力的崛起。在如是的风云涌动中，孙逸仙的一生让我们有机会探究近代中国发生革命的背景与条件。
究竟该如何看待孙逸仙留下的庞大政治和智识遗产？本书试图重建孙逸仙的生涯，看他如何从一位南海冒险家（第一部）蜕变为创建共和之父（第二部），最终成了伟大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第三部），或许正可以帮助我们反思认识孙逸仙的方式。
作者简介
白吉尔 Marie-Claire Bergere
法国大学荣誉教授。曾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主任，巴黎东方语言文明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专着有《清朝官员与买办：东亚危机的关键》、《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等。
译者简介
温洽溢
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现任教于世新大学，译有《追寻现代中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改变中国》、《康熙》、《天安门》、《前朝梦忆》等。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台湾版序
导论
第一部 南海冒险家 一八六六至一九○五年
第一章 一八六六至一八九四年，成长岁月
第二章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七年，革命领袖的象征性创造
第三章 一八九七至一九○○年，革命运动的象征性创造
第四章 一九○五年，唤醒中国民族主义与创立同盟会
第二部 国父？ 一九○五至一九二○年
第五章 孙逸仙与同盟会
第六章 谋反者
第七章 中华共和之（养）父
第八章 一九一三至一九二○年，跨越沙漠
第三部 孙逸仙晚年：民族革命和革命民族主义 一九二○至一九二五年
第九章 一九二○至一九二四年，孙逸仙、苏联顾问和广州革命基地
第十章 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第十一章 孙逸仙之死与转型
人物小传
注释
参考书目
图书序言
导论
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天安门广场上，孙逸仙的肖像取代了毛泽东的位置，而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先驱并列。这个取而代之的动作象征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序曲。邓小平还能找谁充当他四个现代化政策的神主牌？毕竟，孙逸仙（一八六六至一九二五年）曾热切拥护脱胎自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并主张假西方之力来实践现代化。中国历史学家据此而受到鼓励，开始大量研究这位中国共和政体肇建者的生平、思想、着作，以古鑑今，为邓小平的权力与宏图祭出崭新的正当性基础。
共党政权一贯改写历史以合于眼前的种种框架和目标，我们早就习以为常。在中国，这种政治化的史观特别有影响力，因为将历史的记忆及诠释，与主导性意识形态及当朝施政作扣连，原本就是中国根深柢固的传统。帝制时代，史家受朝廷延揽为官，蒐罗、剪裁史料，为历史事件确立标准的解释。史家的使命，基本上是在宣扬教化，以昭(火冏)戒。其志业不在于唤回某个时期或人品风骨，而是在于彰显能够烛照并拥护儒家道统的特定事件或行动。凡是与这套陈规牴触者，无不抹除殆尽。个别人物的历史也服膺于相同的功用取向，举凡个人的特质、情怀、样态皆丢到一旁。唯有符合儒家道德伦常的某些社会行为，才值得注意：基本上就是那些由家族和官僚所体现的伦常关系。悲剧或英雄式的个别特征，在历史上一概被刻意摒弃。
就此面向而论，国民党政权证明自己与共产党不分轩轾，足任帝国的继承人。两个政权均拿孙逸仙为象征，视他为革命运动的化身。这个革命运动孕育自庞大的架构，既适合绝对的领导，也兼具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这个称为三民主义的学说，直到一九二四年才定型，解决掉种种暧昧、局限与矛盾。不管是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都利用史学研究充当他们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声称孙逸仙为其创始人，替脱胎自这场革命运动的政权取得认可：在台湾是「国父」，一个名副其实的崇拜对象；在以马列主义为基本意识形态的北京，则以「革命先行者」之名表达敬意，让国家历史得以保有连续性。
因此，当北京政府于一九七九年唿吁重新研究孙逸仙，其目的不在于鼓励回归历史的客观性。毋宁说，北京政府意欲重新调整它的教义，使之能宣扬新一波的改革政策。虽然如是的过程，不啻凸显孙逸仙至今仍面目不清的思想、着作的许多面向。不过，与过往的操作如出一辙，这样的做法大体上还是有选择性的、政治性的。基于这层理由，这场跟上时代脚步的孙逸仙研究潮，纵然不乏正面的效应（特别是孙逸仙着作的大量付梓），却几乎得不到西方史学家的关注，也没有让他们接受孙逸仙这个人。
大部分的欧美史学家本于追求真相（虽然有其困难），以迥异的历史概念为名义，不断质疑孙逸仙的性格和角色，强调这个人的弱点，思想上的自相矛盾，以及身为革命领导人的种种挫败。他们破除迷思的最好方法，是以无懈可击的研究专着发动毁灭式攻击，强调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同侪概观式论点之间的对比。
孙逸仙的历史研究，因而成为两种不同历史生产模式的主要战场，同时也是中、西专家一直互不理解的无尽根源。无论是制造迷思或者执意破除迷思，都扭曲了对孙逸仙的研究。面对中国史学家鲜明的政治建构，西方史学家採取实证主义，以破除英雄崇拜为其正当性（与局限）。然而这场无疾而终的对话，终究使西方史学家选择挥别孙逸仙。一九七九年，中国重启对孙逸仙的研究也未在西方造成回响。西方年轻史学家排斥孙逸仙崇拜，连带也排斥因崇拜而生的分析；举例而言，关于西方在中国人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分析，以及沿海中国在唤醒民族主义的角色分析。中国史学中孙中山的无所不在，恰与西方史学里孙逸仙的近乎无影无踪形成鲜明对照。
无疑是到终结此弔诡的时刻了。在刻板的中国官方历史与不完备的西方专着观点之间，是否还存有审慎分析，让孙逸仙的生平与着作获得全面评价的空间？这正是本书想要尝试的方向。在致力于研究中国第一次现代化（二十世纪初期）的经济与社会面向之后，我自然而然地转向这个一般认为是其推手、理论家与具体化身的人。
孙逸仙，成长于夏威夷、香港的广东人，是对外来影响保持开放的海洋中国（中国沿海省分以及海外华人社群）产物。这个年轻的乡下人在教会学校期间的游历、遭遇、教育，启迪他走进现代世界，也激起他想让中国在世界据有一席地位的渴望。
起初，他与祕密会党往来，竭尽全力组织农民起义；但最后他不仅为新兴知识分子所接纳，还成为标榜民族主义与共和革命党派的领袖，组织「同盟会」矢志推翻帝国。辛亥革命后，孙逸仙一度短暂膺任总统的共和政体很快便隳堕成独裁，之后甚至陷入无政府状态。孙逸仙对中国天命的坚信，加上使命感，激发他在广州组建根据地，以广结各方的进步力量，自北京的军阀手中夺回权力。至一九二四年，西方强权的敌意迫使孙逸仙不得不与苏联结盟，而正是苏联的模式让他对重组国民党，以及改造其三民主义学说有了想法。
以这些资料为基础，他的赞颂者为他编造了不同常人的命运：他是个魅力领袖、理论家，也是热切爱国主义的行动者，对现代化的风险具备透彻的了解，然而，在理念实行上却受阻于所处环境的缺陷（国民党的讲法），或社经脉络的落后本质（马列主义者的讲法）。
单纯看待孙逸仙的生平事蹟就能产生迥然的图像，这也是我试着想提供的解释。我借助最近刚在西方世界出版的两本基础着作（作者分别是史扶邻（Harold Z. Schiffrin）、韦慕庭（Martin Wilbur）），我试图根据年代发展，重建孙的生涯，看他如何从一位南海冒险家（第一部）蜕变为创建共和体制之父（第二部），而且最终成为伟大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第三部）。
举凡所有传记作家，都会面临如何勾勒孕育其主人翁那个环境的问题。就以政治领导或军事将领为例，难题在于如何于人物本身与人物所涉足的历史之间维持一个适度的平衡。苏伊托尼亚斯（Suetonius）教导西方人一门技艺，能够区别帝国传记（imperial biography）与帝国历史（imperial history）、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凡夫俗子与盖世英雄。不过，在中国，传记写作大体上仍近似圣徒传（或鬼神论），所以历史学家首要之务是要能确认他或她主人翁真正的历史角色。
实际上，孙逸仙是一个昏庸的政客，是一个慷慨大度但煳里煳涂的机会主义者，他最热衷追逐的是征服和权力游戏；这个孙逸仙并未在历史的过程中留下深刻印记。相反的，孙逸仙大体上是无能为力的，除了几个短暂时期（一九一二年初，担任中华民国总统，以及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间，广州各临时政府的领导）曾担负领导人的职责，但他的权力大都有名无实。孙逸仙也不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他的三民主义学不像马克思主义，或中国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伟大的政治创作，既无原创性又缺乏学术性的严谨度。如此看来，孙逸仙似乎不太像是历史的主人翁，一个能够扭转事件和思想进程的主要演员。他的命数实在很难和同时代之人、他朝思暮想要师法的列宁，相提并论。
受膜拜的人若从神坛被扫落，孙逸仙这号人物还残余些什么？许多研究他的评论者可能会说什么也不剩，或者所剩无几、少的可怜，对于颠覆这位偶像感到心满意足或筋疲力竭。
然而，他们全都大谬不然。真实的孙逸仙，不是被歌功颂德的那个冰冷形象，而是在其冒险犯难和字里行间、成功和挫折之间所显现的血肉之躯，是一个属于当代世界的人物：一个沟通者、某种媒体天才，生来就该使用喷射客机、传真机和电视，即便当时的他必须屈就于蒸气船、电报和报纸。孙逸仙并未在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烙下自己的印记。十七世纪末的法国至今仍被视为「路易十四的法国」，在这层意义上，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尚且称不上是「孙逸仙的中国」。孙逸仙所处的历史脉络形塑着他，他亦体现了该历史脉络：即中国正迈向现代化。
鼎故革新的问题，师法西方典范的问题，扬弃或调适传统的问题，往往是透过学术的唇枪舌剑、作家的苦思冥想推论而来；在这个案例中，则是透过一个人的命数而获得传达，这个人本能地掌握他所处时代的启发，了解这些启发所蕴藏的力量，并将之具体化为实践的纲领。在帝国日薄崦嵫之时，他将反朝廷的敌意纳为其反对势力的基础；尔后，在一九二○年代期间，他或有耽迟地关注到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两种想法都对其革命动员有所贡献，尽管革命计画本身并未克竟全功。
洞烛先机的天赋使他能够在萌芽阶段，便掌握事情的根本发展之势。他预见技术官僚对民主政治的危害，强调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基础建设（如交通运输、能源）的重要性，寄望能够超越或者化解陈年敌意，在外交与国际经济关系上缔造崭新的合作基础。这种种「乌托邦的政治计画」，被与他同时代之人打从心底嗤之以鼻，如今看来，似乎是未卜先知。
孙逸仙的敏锐直觉得利于他所处的偏离位置，意即所属社会的边陲性。他诞生在广东省的最南端，这是一个距北京天高皇帝远的沿海省分。他在夏威夷长大，在香港接受教育；直到一九一二年，四十六岁的他一直都住在海外，往来旅行于日本、东南亚及欧、美。
他所到之处，总会发现移居海外的华商、负笈他国的学生、流亡在外的知识分子。他所属的国度即今日我们所泛称的「大中华」（greater China）。这类互连的华侨社群，透过多重的纽带关系──宗族、宗教、语言、经济，仍与母国保持联系；这些超越任何地域和国家单位的纽带，使得孙逸仙对儒家文化某些面向的忠诚恆久不灭，但同时又激励他转而追求现代性（modernity）。他从此半球旅行至彼半球，在庞大的海外华人网络里从一个连结穿梭到另一个连结，教他能在不必然割舍中国文明的情况下探索世界。他因而是以一个世界主义（普世）旁观者（cosmopolitan observer）的批判视角观察祖国的政治与社会，但又非彻底超然；他以局外人的姿态臧否中国，但又如人子般地爱她。
孙逸仙怀抱理想兼程奔波于全球。他赋予自己的使命，或者上天授予他的任务，便是救国；而对于一个利己（egoistic）的基督徒而言，这本是同一件事。为了成就这一远大抱负，他奉献出生命、力量，以及禀赋；而这样的禀赋有的是天性使然，有的则是后天教育养成：他的禀赋不是表现在作为理论家、组织人、军事将领（尽管他确实曾兼有这些角色），而是作为一个沟通者的卓然技巧。
他能跨越文化藩篱，就如同轻而易举超脱地理鸿沟一般，他在各式各样的社会里如鱼得水，怡然自得地与三教九流的人物论交。不过，如是的通权达变和八面玲珑，也为他招徕见风转舵、甚至口是心非的讥评。大体而言，孙逸仙唯一能依凭的力量就是他的舌粲莲花，他深知为了教人信服，必须和往来之人使用相同的语言。他能像在秘密会党的分舵一般，在教会团体里运作自如；他能像在学生的文化社团一般，在商会里得心应手；他就像在香港、河内、新加坡一般，在东京、伦敦、三藩市也同样随心所欲。
他无处无地不在萃取、传播他的观念，不厌其烦地在各色各样公开场合阐释他的动机。他总是寻寻觅觅合作伙伴、同盟，而在中国军阀、美国银行家、法国军官、日本官僚身上投下赌注。想当然耳，这种求助各方、朝秦暮楚以及但凭运气找门路的作风，不免会给人如坠云雾的感觉。孙逸仙最原创性的观念，源自西方人眼中第二流的思想家，如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摩里斯．威廉（Maurice William），他在为所属社会所排挤的机会主义者、仲介人、局外人、理想主义者、极端主义者之中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而，这难道不是在两种或者甚至两种以上文化之间採取行动，并在其间建立沟通桥樑之人的共同特色？知识或权力的秀异分子并非文化媒介或「跨界者」（孙逸仙本人就是最好的范本）的招募对象，受青睐的反而是那些有志难伸、靠着信念和宽宏大度自学成才、熟悉多种文化但却一个也不精通的人。相较于品第不高的满大人，孙逸仙对传统典籍称不上造诣深厚，不过，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旅居伦敦期间，孙逸仙知道该如何以中国改革为名赢得英国舆论界的同情，知道该如何「推销中国」（诚然有人可能会借用广告词汇这么说）。他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的观点，不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犀利，然而，广州、上海、北京的居民却是通过孙逸仙，才得以认识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与制度。
追寻孙逸仙走过的道路，形同重建这类跨界的历史。意味着偏离政治史、知识史的皇家大道，通过后门，循着上演不甚有名遭遇的小径，和现代化的过程不期而遇；这样的遭遇正是跨文化沟通的材料。
何以笼罩在文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变换电视频道，以及文化迷惘标记的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还不能认可孙逸仙是本世纪之子？何以现代中国不承认孙逸仙是中国的肇建者之一？长期以来，孙逸仙在中国被视为是不幸的先行者，或壮志未酬的乌托邦者，被当作串场的过渡性人物而遭到漠视，只在等待真正的英雄上场。凭仗着铁腕与自以为是的学说，毛泽东赢得恢复国家主权完整与制度稳定、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功劳。然而，尽管毛泽东（一八九三至一九七六年）的世纪备受世人啧啧颂扬，不过几年后的观点可能又会不同，随着「大中华」在二十一世纪胜利的指日可待，这回恐怕轮到共产主义成为孙逸仙预示之革命和现代化的过渡阶段。
图书试读
一九一一年十月爆发的武昌起义，或者套用中国的用语「双十起义」，并非如孙逸仙所形容的「纯属意外」。武昌起义由地方革命团体发难，党人多招募自新军，同时还有祕密会党和城市菁英的奥援。这些地方组织，和由孙逸仙、东京集团领导的革命运动，关联微乎其微，但它们确实一直都存在，它们之间的传递除了一方面透过黄兴，另一方面则是透过宋教仁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创立的中部同盟会。然而，黄兴与宋教仁都不认为起义会成功。当他们后来真的驰往武昌时，两人都无法成功领导随武昌起义应运而生的湖北军政府。革命风潮在各省接二连三的响应之下，于十月、十一月间席卷全国；值此之际，第二个指挥重镇在上海、 南京成立，由同盟会的成员主导之，这些成员大多出身自长江流域。
不过，孙逸仙仍继续他的欧美之行。他是否因丧失主导权而感到不快？他是否对军、绅领导革命的成功机率抱持怀疑，就像他的粤籍同志们、特别是胡汉民一样？或者，游走海外寻找外交与财务的援助，可帮助他掌控整个局面？
无首之龙：双十起义
一九一一年四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为由孙逸仙领导、同盟会策动的一连串未遂起义划下句点。尔后，广东人失去主导权，革命行动的中心转移至长江流域。到了夏季时节，四川沸腾骚动，起因于川人抗议政府将铁路国有化的政策，爱国人士忧心铁路国有化，将为新一波外国侵占大开方便之门。
十多年来，湖北一带的小型革命团体一直都很活跃。面对官警的追猎，这些革命团体时常解散，只为能尽快易名重组。武昌起义前夕，湖北革命团体一同集结在「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旗帜下。文学社的成员多招募自驻扎武昌的新军军官与士兵。共进会则是同盟会内异议组织的地方分支，一九○七年四月始成立于东京，成立后一直与祕密会党密切合作，也吸收士绅和知识分子入会。分隔文学社与共进会两者的差异是属于社会性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不过在一九一一年九月，湖北革命人士在双方领袖的诉求下，克服彼此间的歧异，同意戮力同心为起义做准备。
这些小团体与同盟会维系的多是私人往来，而非机构间的交流。它们的合作始终是断断续续，是由一些地方领袖促成，这些人与同盟会内非广东帮一直保持联系，尤其是黄兴与宋教仁。孙武与居正即是这类领袖，他们两人都是共进会成员，都在东瀛完成学业。也有少部分地方革命人士，同时隶属同盟会和共进会。这类型组织的繁衍增生、灵活弹性，使警察镇压无门；他们深植于各类社会圈子，因此当前有特定目标时，他们不会排除更换支持者的类型或寻求临时的联合阵线—这些特质彰显一个活力十足、且能紧扣当时中国社会的运动。同盟会在意识形态上的野心是它的特色，湖北─湖南革命运动能持续运作，最重要的动力是它们的行动主义者。
一九一一年八月，宋教仁创立中部同盟会，就是渴望吸纳这些革命团体的行动力与势力。他想要将中部总会的权威，加诸于过去对同盟会口惠而实不至的大量长江流域革命团体。透过他主编的《民立报》，宋教仁亦试图扩展这些革命团体的政治视野，将颠覆满人政权的眼前目标，和创建民主、立宪政府的计画做了连结。出于政治现实的盘算，为了鼓动立宪派地方菁英对排满的支持，确保革命一蹴可几，宋教仁完全没提民生主义。宋教仁亟欲限制革命骚乱的时间与地理扩散，在军队的援助之下，他计画以湖北为发难中心，并尽快与北方各省联系。这个计画以及成立中部同盟会，都经过黄兴的首肯，不过黄兴劝戒行事要谨慎。
宋教仁自然是临渊履薄。依精擅组织之宋教仁的个人看法，完成所有筹备工作尚需耗费二、 三年的时间。但武昌的革命人士已等不急要行动了。十月十日，武昌驻军乱起。不管是黄兴或宋教仁，都没有足够时间去重整武昌；革命领袖皆不在场，他们不是在逃（如文学社的蒋翊武）就是负伤（如共进会的孙武）。军队自行鼓譟闹事，只一夕之间便战胜当局的抵抗。但没有领袖的叛民们，彷彿一条「无首之龙」。他们找上守备统领黎元洪，逼他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第一个革命政府的首领，竟只是个政治囚徒！
用户评价
《孙逸仙》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冲击，可以用“震撼”二字来形容，但又不仅仅是震撼。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内心深处对理想主义的渴望，以及对现实的审视。作者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挖掘了这位历史巨擘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那些隐藏在宏大叙事背后的，更为真实、更为立体的个体挣扎与抉择。书中对时代背景的刻画，与其说是背景板，不如说是人物命运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些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那些此起彼伏的思潮涌动，无一不深深地影响着主人公的每一步行动。我常常在阅读时，被那种身处历史洪流却依然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信念的精神所折服。它让我意识到，真正的伟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无数次的跌倒、无数次的爬起，以及永不放弃的希望所堆砌而成。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相当独特，既有史诗般的宏伟，又不失人文关怀的温度，在那些充满硝烟与权谋的描写中，总能寻到一丝人性的光辉。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堂深刻的人生课，教会我如何去理解历史，如何去审视当下，以及如何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理想。
评分这本书简直是一次意想不到的精神盛宴。我一直对那些能够洞察时代脉络、塑造历史走向的伟人传记怀有浓厚的兴趣，而《孙逸仙》这本书，则以一种我从未预料到的方式，将我深深地吸引了进去。它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一个人的生平事迹，更重要的是，它像一位智慧的长者，循循善诱地引领我走进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让我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变革。书中的笔触细腻而富有张力，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感受到那个年代人民的渴望与呐喊。每一次翻页，都像是在揭开一层层历史的迷雾，让我对那个时代的人物和事件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描绘人物内心世界时的功力，那种复杂的挣扎、坚定的信念，以及在无数次挫折中依然不屈不挠的精神，都跃然纸上，让我心潮澎湃。这本书的文字并非华丽堆砌，却自有沉甸甸的分量，它以一种温和而坚定的力量，触动了我内心深处对历史的敬畏和对英雄主义的向往。读完之后，我感到自己仿佛也经历了一场洗礼，对许多固有的认知产生了动摇，并开始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角去审视当下。
评分我必须说，《孙逸仙》这本书，让我对“传记”这两个字有了全新的定义。它不是那种枯燥乏味的年谱，也不是那种故作高深的理论分析，而是一部充满生命力的史诗，一场荡气回肠的灵魂探险。作者的叙事方式非常有感染力，他能够将那些宏大的历史事件，如同电影镜头一般，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你身临其境，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人物性格的刻画，那种复杂的人性，那种在矛盾中挣扎，在艰难中前行的勇气，都描绘得淋漓尽致。你仿佛能够听到他内心的呐喊，感受到他肩上的重担，甚至体会到他面对抉择时的痛苦与决绝。这本书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没有将主人公神化，而是以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视角，去展现他的优点与不足，去剖析他的思想演变与成长历程。这种真实，反而更增添了人物的魅力，也让我从一个更深层次的角度，去理解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所孕育的伟大精神。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也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对历史，对人生，都产生了更为深刻的思考。
评分《孙逸仙》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它不仅仅是一部人物传记，更像是一次深入历史肌理的探险，让我得以窥见一个时代最深处的呼吸与脉动。作者的文字功底极其深厚，他能够将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梳理得条理清晰，又充满戏剧性的张力。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人物情感世界的细腻描摹，那些在时代浪潮中的个体命运，那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权衡，都刻画得入木三分。读这本书，我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亲眼目睹了那些波澜壮阔的变革，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民的渴望与呐喊。它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更是关于一个民族的觉醒与奋斗。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考究，每一个叙述，都充满了深刻的洞察力。它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也让我对那些为理想而奋斗的人们，产生了由衷的敬意。这本书的阅读过程，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滋养，它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对当下有了更深的思考。
评分我不得不说，《孙逸仙》这本书，是近年来我读到过最令人惊叹的一部作品。它以一种我从未预料到的方式，将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描绘得如此生动、如此立体，仿佛那个人物就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与你进行着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作者的叙事技巧堪称一绝，他能够将那些宏大而沉重的历史事件，用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娓娓道来，让你在感受历史的厚重之余，更能体会到人物内心的挣扎与选择。我特别欣赏书中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那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摇摆，那种在重重困难面前的坚持与不屈，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它让我看到了，伟大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源于无数次不懈的努力与深刻的自我反省。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极具特色，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文学的感染力，读来让人欲罢不能。它不仅仅是一本传记，更是一本关于勇气、关于信念、关于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也获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对历史，对生命，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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