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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孙逸仙的研究，长期以来被两种历史生产模式所主宰：一是中国史学的制造迷思，一是西方史学的破除迷思，两者都扭曲了孙逸仙。本书颠覆又客观地企图呈现中国百余年前第一次现代化时期，孙逸仙真正的历史角色。

　　在法国汉学家白吉尔笔下，孙逸仙其实是昏庸的政客、慷慨又煳涂的机会主义者，更不是个伟大的理论家。但作者同时认为他的确怀抱救国理想，最倚仗的才能就是「跨界」沟通。综其一生，他为革命全球奔波，诉诸三合会、教会、学生、商人、西方列强、共产国际等的支持，能悠游与动员这些利益与思想大相迳庭的群体。如此复杂而矛盾的形象，放大到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脉络来看，白吉尔认为，孙逸仙正是海洋中国的产物，他的发迹，代表的是沿海中国势力的崛起。在如是的风云涌动中，孙逸仙的一生让我们有机会探究近代中国发生革命的背景与条件。

　　究竟该如何看待孙逸仙留下的庞大政治和智识遗产？本书试图重建孙逸仙的生涯，看他如何从一位南海冒险家（第一部）蜕变为创建共和之父（第二部），最终成了伟大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第三部），或许正可以帮助我们反思认识孙逸仙的方式。

作者简介

白吉尔　Marie-Claire Bergere

　　法国大学荣誉教授。曾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主任，巴黎东方语言文明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专着有《清朝官员与买办：东亚危机的关键》、《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等。

译者简介

温洽溢

　　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现任教于世新大学，译有《追寻现代中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改变中国》、《康熙》、《天安门》、《前朝梦忆》等。

错过的约会：孙逸仙与武昌起义

一九一一年十月爆发的武昌起义，或者套用中国的用语「双十起义」，并非如孙逸仙所形容的「纯属意外」。武昌起义由地方革命团体发难，党人多招募自新军，同时还有祕密会党和城市菁英的奥援。这些地方组织，和由孙逸仙、东京集团领导的革命运动，关联微乎其微，但它们确实一直都存在，它们之间的传递除了一方面透过黄兴，另一方面则是透过宋教仁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创立的中部同盟会。然而，黄兴与宋教仁都不认为起义会成功。当他们后来真的驰往武昌时，两人都无法成功领导随武昌起义应运而生的湖北军政府。革命风潮在各省接二连三的响应之下，于十月、十一月间席卷全国；值此之际，第二个指挥重镇在上海、 南京成立，由同盟会的成员主导之，这些成员大多出身自长江流域。

不过，孙逸仙仍继续他的欧美之行。他是否因丧失主导权而感到不快？他是否对军、绅领导革命的成功机率抱持怀疑，就像他的粤籍同志们、特别是胡汉民一样？或者，游走海外寻找外交与财务的援助，可帮助他掌控整个局面？

无首之龙：双十起义
一九一一年四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为由孙逸仙领导、同盟会策动的一连串未遂起义划下句点。尔后，广东人失去主导权，革命行动的中心转移至长江流域。到了夏季时节，四川沸腾骚动，起因于川人抗议政府将铁路国有化的政策，爱国人士忧心铁路国有化，将为新一波外国侵占大开方便之门。
十多年来，湖北一带的小型革命团体一直都很活跃。面对官警的追猎，这些革命团体时常解散，只为能尽快易名重组。武昌起义前夕，湖北革命团体一同集结在「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旗帜下。文学社的成员多招募自驻扎武昌的新军军官与士兵。共进会则是同盟会内异议组织的地方分支，一九○七年四月始成立于东京，成立后一直与祕密会党密切合作，也吸收士绅和知识分子入会。分隔文学社与共进会两者的差异是属于社会性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不过在一九一一年九月，湖北革命人士在双方领袖的诉求下，克服彼此间的歧异，同意戮力同心为起义做准备。

这些小团体与同盟会维系的多是私人往来，而非机构间的交流。它们的合作始终是断断续续，是由一些地方领袖促成，这些人与同盟会内非广东帮一直保持联系，尤其是黄兴与宋教仁。孙武与居正即是这类领袖，他们两人都是共进会成员，都在东瀛完成学业。也有少部分地方革命人士，同时隶属同盟会和共进会。这类型组织的繁衍增生、灵活弹性，使警察镇压无门；他们深植于各类社会圈子，因此当前有特定目标时，他们不会排除更换支持者的类型或寻求临时的联合阵线—这些特质彰显一个活力十足、且能紧扣当时中国社会的运动。同盟会在意识形态上的野心是它的特色，湖北─湖南革命运动能持续运作，最重要的动力是它们的行动主义者。

一九一一年八月，宋教仁创立中部同盟会，就是渴望吸纳这些革命团体的行动力与势力。他想要将中部总会的权威，加诸于过去对同盟会口惠而实不至的大量长江流域革命团体。透过他主编的《民立报》，宋教仁亦试图扩展这些革命团体的政治视野，将颠覆满人政权的眼前目标，和创建民主、立宪政府的计画做了连结。出于政治现实的盘算，为了鼓动立宪派地方菁英对排满的支持，确保革命一蹴可几，宋教仁完全没提民生主义。宋教仁亟欲限制革命骚乱的时间与地理扩散，在军队的援助之下，他计画以湖北为发难中心，并尽快与北方各省联系。这个计画以及成立中部同盟会，都经过黄兴的首肯，不过黄兴劝戒行事要谨慎。

宋教仁自然是临渊履薄。依精擅组织之宋教仁的个人看法，完成所有筹备工作尚需耗费二、 三年的时间。但武昌的革命人士已等不急要行动了。十月十日，武昌驻军乱起。不管是黄兴或宋教仁，都没有足够时间去重整武昌；革命领袖皆不在场，他们不是在逃（如文学社的蒋翊武）就是负伤（如共进会的孙武）。军队自行鼓譟闹事，只一夕之间便战胜当局的抵抗。但没有领袖的叛民们，彷彿一条「无首之龙」。他们找上守备统领黎元洪，逼他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第一个革命政府的首领，竟只是个政治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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