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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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甲午战争(又称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清帝国和日本帝国之间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

  十多年来,雪珥在澳大利亚默默的从事与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战争文物的收藏与研究,并且累积了大量的珍贵史料,透过他详细的分类有系统的整理,加上文字的叙述与串连,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还原历史的原貌并展示了历史的多样、复杂与精彩。

  本书是他第一次如此详尽披露了有关甲午战争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祕闻轶事,揭开了100年前日本在华间谍网的神祕面纱,其内容详实具体到某日某时现场的人物情景,这是一系列惊人的发现足以成为一本有学术价值的故事书。这些史料的发现正可以加强国内这一部份资料上的不足并填补其中的空白,譬如直接导致甲午海战的高升号事件。雪珥可以说第一个从国际法、国际关系的角度上有系统的分析此类事件的华人学者。

  他改变了我们之中许多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印象与认知,他对于史料的发掘令人如坐针毡,如鲠在喉。而他那些精辟,有时锋芒毕露的史论,一次次的震撼了我们的耳膜,在传统的平面媒体和网路上掀起讨论热潮,也得到专家学者们的刮目相看。

作者简介

雪珥

  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大陆、台湾、香港多家报刊、电视台专栏作家,网易、搜狐、新浪、和讯等网路之“文化名人”,着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2008年版)、《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

瀚海拾遗:近代中国商业史的侧影(1840-1911) 作者:[此处留空,以模拟真实出版物的风格] 出版社:[此处留空,以模拟真实出版物的风格] --- 内容提要 本书并非聚焦于宏大叙事下的政治风云或军事冲突,而是试图从一个全新的、微观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1840年至1911年间,中国商业图景的变迁与重构。本书深入挖掘了散佚于清末民初的商业档案、地方志、行业公报以及私人商贾的往来信札,力图勾勒出近代中国商业精英阶层的生活图景、他们所面临的制度困境、技术革新带来的冲击,以及本土资本在列强坚船利炮阴影下艰难求存的韧性。 全书分为五大部分,层层递进,由表及里,展现出中国传统商业模式向近代资本主义模式转型的复杂肌理。 --- 第一部分:传统商业的最后挽歌与地域性市场(约300字) 在“开埠”的口号下,看似坚不可摧的传统商业体系是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的?本部分着重考察了中国内地尚未完全被卷入近代化浪潮的区域,如山西的票号体系、徽商的商帮网络在鸦片战争后的生存状态。 我们详细分析了传统汇兑机制的效率瓶颈与抗风险能力。例如,北方晋商在处理跨区域大额资金调拨时,相比于新兴的银行票据,其高昂的信誉成本和缓慢的周转速度如何成为其逐渐被取代的内在因素。通过对特定行业(如食盐、茶叶的国内转运)的个案研究,本书揭示了传统商人在面对西方“自由贸易”原则时,那种根深蒂固的“关系导向”与现代契约精神之间的摩擦。这一阶段的商业活动,依然带有浓厚的宗族色彩与地域保护主义,是理解后续变革的基石。 第二部分:通商口岸的“殖民式”商业空间重塑(约350字) 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广州,不仅是贸易的节点,更是中西文化与资本激烈碰撞的前沿阵地。本部分重点探讨了口岸空间如何被重构以适应西方的商业逻辑。 我们将审视洋行(Comprador Firms)的崛起,他们如何充当了中西贸易的“桥梁”与“缓冲器”。不同于一般认为的简单代理,这些买办阶层实际上构建了一套复杂的双重忠诚体系,他们既服务于洋行的效率需求,又巧妙地利用自身对本土资源和官府关系的掌控,获取超额利润。我们分析了租界内金融活动的特质——例如,外钞与制钱之间的汇率波动,如何影响本地小商贩的实际购买力。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大量关于港口仓储、保险业萌芽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显示,早期近代商业的效率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引入的法律框架和标准化操作流程,而本土商人则在小心翼翼地模仿并试图“中用化”这些外来机制。 第三部分:本土工业资本的“洋务”挣扎与自强实验(约400字) 洋务运动并非全然是政府的军事部署,其背后隐藏着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僚和新兴的士绅资本家,他们试图将商业的逻辑引入实业生产。 本部分细致考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如纺织局、开平矿务局等。我们不仅关注这些企业的技术引进,更侧重于其组织结构与资本运作的困境。资金的挪用、官僚体系对生产决策的干预,以及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价格战,是这些企业难以形成持续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通过分析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奏折中关于“筹款”的记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本土资本的匮乏与对官府信用的高度依赖。当国家信誉受损(例如在国际贸易纠纷中处于劣势时),这些企业的融资渠道便会立刻枯竭。本书认为,洋务企业的失败,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落后,更是商业治理结构与现代产权制度尚未建立的必然结果。 第四部分:商品流动与社会影响的渗透(约300字) 近代商业的发展绝非仅限于工厂和银行,它深刻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肌理之中,改变了普通民众的消费习惯和生活形态。 本书通过对特定“新商品”的追踪,如进口的煤油、火柴、纺织品,来观察城市化进程中消费观念的变迁。例如,煤油的普及如何改变了夜间经济的形态,又如何对传统桐油、麻油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 此外,我们还探讨了商业广告的早期形态,从张贴的布告到报纸上的“新式推销词”,这些文字本身就是商业文化教育民众的过程。铁路的修建,在政治上固然重要,但在商业上,它首先意味着农产品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运送到更远的销地,这种效率的提升,直接重塑了农产品的价值链和农民的收入结构。 第五部分:辛亥革命前夜的商业精英群像(约150字) 在清朝覆灭前夕,一批新的商业力量已经崛起,他们不再是单纯的买办或依附于官府的乡绅,而是具备现代金融知识和企业管理能力的实业家。 本书最后一部分描绘了这些“新贵”的活动轨迹。他们热衷于投资电报、电话等信息产业,深知在现代商业中信息流转速度的重要性。他们积极参与立宪运动,试图将自身经济利益与政治诉求绑定,以求在即将到来的政治变革中,确保其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与商业环境的稳定性。这批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商业力量开始从被动的适应者,转变为主动的塑造者。 --- 本书特色: 史料扎实: 大量运用首次公开或罕见的商业契约、海关报告及地方税务记录。 视角独特: 避开传统的军事史和外交史叙事,聚焦于“钱如何流动”和“货如何买卖”。 叙事生动: 通过个案分析,还原了那位在风雨飘摇中试图捕捉机遇的中国商人形象。 本书适合历史学者、经济史研究者,以及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自序 005
自序之二 向天敌致敬 013

第一部分
谍战甲午
日本间谍潜伏记

1. 谁动了李鸿章的乳酪? 024
2. 「钓鱼」密码 032
3. 上海「间谍门」夹伤美国总统 035
4. 和尚也疯狂 043
5. 乱世孽缘:间谍与农夫 051
6. 「死也要面向东方」 058
7. 教授也当007 066
8. 「五百年一遇的伟人」 076
9. 私营老板支撑谍报网 083
10. 上山下乡: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089
11. 帝国的青春躁动 097
12. 「请在神社给我留个位」 102
13. 「大清全民都腐败」 108
14. 日军「恢复中华」? 113

第二部分
帝国波涛
史海中的几艘船

1. 高升号:黄海上的三国演义 122
2. 操江号:故国不堪回首? 149
3. 重庆号:中国「刁民」抗日 156
4. 巴山号:压断大清最后一根嵴樑 167
5. 盖尔人号:美国军火专家日本落网 180

第三部分
帝国宿命
中日战争背后的博弈

1. 舆论动员:满清岂可称中华 188
2. 危机公关:炒作日军「文明之师」 196
3. 第四权力:媒体也是战斗力 201
4.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206
5. 「霞关外交,料亭政治」 209
6. 当「鬼使」遭遇「神差」 214
7. 反清复明的解放者 219
8. 有国才有家:大梦谁先觉? 222
9. 大清精英缘何内讧? 227
10. 「猪尾巴」找到了尊严 232
11. 日式「汉奸」伊藤博文 234
12. 利刃在手:杀敌还是自宫 239
13. 「海龟」大对决 245
14. 英国震撼提议:分割朝鲜、中日各半 250
15. 大清朝的抗日娘子军 254
16. 日军家书:鞠躬尽瘁征讨中国 259
17. 日本小村庄立碑纪念侵华 264

后记 269
附录:主要参考资料 272

图书序言

自序

1

  一艘「勇敢级」(Daring)驱逐舰就停在我的窗下,只要从电脑前一抬眼,就能看见它那灰色的舰身和4.5吋的主炮。澳大利亚的「南十字星」国旗,在舰首旗杆上飘扬。

  在雪梨(Sydney)工作的每一天,我无数次地从楼上俯视这艘军舰以及与它并肩停泊的一艘潜艇。南太平洋湛蓝的海水一漾一漾地,拍打着这些作为海事博物馆展品的退役舰艇。它们也如同家中的宠物那样,不时需要开到外海去遛遛,或到船坞去检修,每逢它们要移动的时候,我都会赶紧下楼,近距离地观察这些「海狼们」的动作,百看不厌。

  很难想像,这个宁静而时尚的「情人港」(达令港,Darling Habor),曾经是抗日的第一线:入侵的日本潜艇惊扰了整个雪梨,当妇孺们被转移到蓝山(Blue Mountain)后,男人们便扛着枪炮,构筑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而第一道防线,就设在这些美丽的海滨。

  在澳大利亚这个远离世界其他地区的孤独大陆上,二战时为防御日本入侵而修建的工事,几乎是唯一能找到的与战争直接有关的遗迹,尽管日本皇军的铁蹄一步也没踏上这块国土。

  每次当我走过那艘满载时排水量也才3888吨的驱逐舰,总会想起比它年长一个甲子的定远舰和镇远舰。那两艘威力巨大得令世界侧目的中国主力舰,排水量为7000吨,主炮口径为12英寸,如果与它们并列,眼前这艘澳洲军舰,将会显得侏儒一般矮小。但是,曾经威震一方的定远和镇远舰如今又在何处呢?

  日本人在这个城市依然顽强地展现着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当然不再依靠枪炮,也不依靠人多势众。着名的纪伊国屋书店,就在古老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QVB)左近开设了澳洲分店,不动声色地向澳洲「输出日本」。这是全澳洲规模最大的书店,除了大量经营英文书外,其日文书品种之多,与日本本土书店相比亦不遑多让,而且还提供完善的订购服务,可以购买日本出版的任何书籍。我就是在那里买到了不少有关中日历史的书籍;而其开辟的中文书销售区,无论是书的品种、品质还是对阅读潮流的把握,唐人街没有一家中文书店可以媲美。

  在这个宁静的书店之外,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大量来自中国的游客,他们兴奋而高调地谈论着,拿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满脸洋溢着富裕起来后的自豪。他们当然忙得不会跨进这个日本人的书店,也不会去不远处的海事博物馆看看那些舰艇。而报亭里正在热卖的英文报纸,则在使劲地谈论着是否应该允许中国人收购澳洲的矿业。在这个年代,日本是很难取代中国而成为新闻焦点的。

2

  我总是很抗拒别人把我称为历史学者,因为在我看来,「学者」这个词还是很崇高的。在一大群靠历史吃饭的人群中,并没有几个人够格能称为学者,而最多称为职业工作者而已。而历史于我,好在并不是个饭碗,这是我的遗憾,也是我的幸运。

  研究历史便如同登山,登得越高,越是云山雾罩,越是发觉自己的渺小。收集和研究海外晚清史料十多年了,随着自己的文字得到媒体和朋友们的认可,我越发地感觉自己只是个浅薄的过客而已。这种日益强烈的惶恐感,令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定位:非职业历史拾荒者。

  是的,我无非是个拾荒者,钻在别人草草开採过或不屑于开採的矿井里,捡拾遍地的宝物。这个矿井,就是海外丰富的晚清史料。

  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 「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的确,客观上中国一向不注重对「蛮夷」的事态分析,主观上则养成了「恨屋及乌」的习惯,但凡是敌人,他们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亦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剪裁。此种剪裁,无论被冠以何种高尚的籍口,亦等同于电视新闻制作中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我们所表露出来的「选择性健忘症」,丝毫不比日本人逊色。 「一史两制、一事两制」,我们在史识上和史评上体现出相当强烈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恶」行径乃至「卖国」行径,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谋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几步弯路」、多交了点「学费」而已。这样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与日本一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另一方面时刻不忘广岛核暴的罹难者,似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同样的「选择性健忘症」,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们则更多地是以此自欺。仅此而已。

3

  如果要海选「最不被中国人相信的口号」,「中日不再战」或「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应当是榜上有名的。但在对日关系上,我们依然会奇怪地坚信:「以德抱怨」的单恋,可以弥合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大到国共两党,争相放弃对日索赔,比着表现大国风度和天朝慷慨,小到一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非要自作多情地从「人性」角度去描绘日本士兵的内心挣扎,而甚至忘了展示更有典型意义的杀人竞赛。

  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曾经是日本赖以崛起的资本;而同样来自中国的放弃索赔,也对战后日本的复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们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时候,那些本该是战争赔款的日圆却转弯抹角地以援助贷款的方式登陆,如此先亏里子、后丢面子的窝心事,难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们反思吗?

  中国文化,本不应如此阿Q。孔子当年就对「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质问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呢?大汉王朝时,出于「安全关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着名将领陈汤从敌前给汉元帝发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后来便逐渐消亡,对待外敌基本就是和亲、怀柔,用子女金帛「赎买」回大国崛起的感觉,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

  宽容与和解或许是一种美德,但它有个基本前提:真相与忏悔!

4

  中国人涉及日本的历史记忆,的确充满了太多的悲情,但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託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託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

  悲情之外,我们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神话:正义必胜。我们恰恰忘了:被凌辱与被屠戮,这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这才是正义;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

  在国际政治中,真正的普世原则就是「丛林原则」。已经上演和正在上演的所有争斗,无论其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利益」,区别无非在于为谁的利益和为什么样的利益。而且,所谓的「正义」,弹性很大。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文明的传播者和中华的解放者自居,对「征服支那」充满了「正义感」。

  中日历史的研究,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

5

  我们对日史观中,最可笑的自作多情,在于非要将日本的兽性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民」只是误上贼船、被蒙蔽而已。这在「术」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公关、统战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不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

  「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所创造,更是由人在实践的。同一「主义」,在不同的人群手中,会实践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现实体现来。日本侵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

  包括日本在内的大量海外史料,说明「日本人民」从来就不是什么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推动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就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属于「被压迫阶级」的工农。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则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只是受害于「不幸战败」而已。

  把「主义」当作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症结,最后就只能在「主义」的高低和好坏上进行无谓的争论。

6

  从日本和中国结下樑子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从来不缺口水抗日的高调之徒,情绪化、非理性,充满激情地追求剧场效果。这种速食「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 「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但结果是一方面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

  历史已经证明,「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正是造成「大中国」总是胜不了「小日本」的关键。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一些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300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献。他们当然是中华的敌人,但这样的敌人,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吗?我在海外倾己所有,收藏与晚清历史有关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图对这种实证主义、行动主义的一种实践尝试,「抗日」是需要行动的。

7

  历史研究,或者仅仅是尝试对历史现场进行还原,需要的是三要素:史料、史料,还是史料。史料就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新闻採访」,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角度,这些是接近真相(但永远不可能抵达)的基本条件。

  我总觉得,历史研究,必须要具备新闻记者和律师的两种秉性:要像新闻记者那般敏锐,也要像律师那般挑剔和严谨。这是我所从事过的两种职业,我觉得或许正是这两种职业的训练,才能使我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淘出宝贝,也能使我从不迷信任何既定结论或任何权威。在「拾荒者」的定位之外,我总觉得自己还应是个借着史料、穿越时空回到历史现场採访的记者,多看、多记、多思考,这样的「历史新闻」才可能是有价值的。

  人生苦短,而历史却悠长得接近无限大。在历史面前,我们永远是盲人摸象,这是我们无法超越的局限。关键是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摸到整只象,更不应假装自己有能力看到所谓的全局。这样,当我在自以为历史或许是条毒蛇的时候,就不会对他人认为历史是面战鼓而感觉震惊。

  因为,我只是摸到了大象的小尾巴,他却有幸摸到了那伟大的象屁股。这时候,我只能说:不求最大,只求最佳!

(雪珥,2009年5月于南洲雪梨北石斋)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评分

不得不承认,《绝版甲午》这本书的出现,对于我这样一位对中国近代史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来说,无异于一次知识的盛宴。作者在书中展现了非凡的史学功底,他不仅仅是简单地复述事件,更是对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了一次抽丝剥茧般的分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对于北洋水师内部管理、官兵素质以及技术装备等方面的详细阐述,这些往往是普通读者容易忽略的细节,但恰恰是这些细节,最终影响了战争的走向。作者的叙事风格也十分引人入胜,他能够将枯燥的历史数据转化为生动的文字,让读者仿佛亲临其境,感受那个时代的紧张与压抑。书中的一些观点,比如对这场战争所带来的思想启蒙的意义的解读,让我耳目一新。它让我看到,即使是失败,也可能孕育着新的希望。这本书值得反复阅读,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感悟。

评分

这本书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一直对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充满好奇,尤其是甲午海战,总觉得那里面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深层原因。拿到《绝版甲午》后,我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发现作者在考证史料上下了巨大的功夫。从战前的政治博弈,到海军的装备与训练,再到双方将领的决策失误,每一个环节都分析得鞭辟入里,引人深思。我尤其被书中对当时社会思潮的描绘所吸引,那种变革前的躁动与迷茫,那种对国家命运的焦虑与期盼,仿佛都跃然纸上。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那个波涛汹涌的年代,与当时的士大夫们一同经历着国家的屈辱与不甘。这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试图解读历史事件背后的复杂逻辑,触及人性的弱点与时代的局限。读完之后,我感觉对那场战争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也对中华民族近代史的曲折发展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读物,更是一次深刻的民族反思。

评分

说实话,我一开始并没有对这本书抱有太高的期待,毕竟“甲午”这个主题已经被无数的书籍和文章反复提及。但《绝版甲午》却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他没有像一些历史作品那样干巴巴地陈述事实,而是用一种非常生动、甚至有些文学性的语言,将一段段历史场景展现在读者面前。我特别喜欢书中对那些重要人物的刻画,比如年轻气盛的北洋水师提督,以及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普通士兵。作者没有简单地将他们脸谱化,而是展现了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挣扎与无奈。我仿佛能看到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也能感受到他们在战败后的悲痛欲绝。书中的叙事节奏也把握得很好,时而紧张激烈,时而娓娓道来,让人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它让我重新审视了那段历史,不再是简单的“胜败论”,而是看到了更多的人性光辉与历史的无奈。

评分

这本《绝版甲午》的阅读体验,用“震撼”二字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我一直认为,历史的教训是最宝贵的财富,而这本书恰恰是将这份宝贵的财富以一种最直接、最深刻的方式呈现给了我们。作者的观点非常有独到之处,他不仅仅关注了军事上的胜败,更深入剖析了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文化、民族精神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我被书中对当时国家体制、政治腐败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反思的描绘所深深触动。它让我认识到,一场战争的失败,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绝非偶然。书中对细节的考究和对史料的运用,也让我看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阅读过程中,我数次停下来思考,反思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隐患,是否也能从甲午的悲剧中汲取足够的警示。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理解这段历史,也为我们今天的民族复兴提供了深刻的镜鉴。

评分

我必须说,《绝版甲午》是一本非常有份量的书。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战争的书,更像是一部关于民族命运、关于国家觉醒的深刻反思录。作者的文字功底非常扎实,他对历史事件的梳理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我尤其欣赏他那种不回避问题、直面历史真相的态度。书中对甲午战争前后的各种社会现象,包括社会舆论、知识分子的观点、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都有着非常细致的描绘。这些细节的补充,使得整个历史图景更加立体、更加丰满。我从中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也看到了中国人民在面对国家危难时的不同反应。这本书让我对“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也让我更加理解了近代中国为什么会经历如此艰难的历程。它是一部让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的书,引发了我对民族责任和历史传承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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