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海外修订本)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一九二零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内地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符号。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人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本书的思考即是就此而展开。

　　本书以历史上着名的"革命"与"反革命"为研究对象，再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在文化视野下的政治风云、势力消长的来龙去脉，突破了"成王败寇"之定评所造成的偏执和专断，以尘封的史实力图"复原"和"再现"那个年代的历史本相，尤其是从"观念史"的层面来条分缕析，重新加以检讨，得出了不少新结论、新见解，令人折服。

　　本书大体由四个相互关联的专题研究汇集而成。第一、二章试图从思想史的视角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社会思潮的流变；第三、四章侧重从文化史的视角分析北伐时期中国三大政党的"革命"话语；第五、六章从社会史的视角描述共产党在城乡基层社会的动员；第七、八、九章则从政治史的视角探讨国民党高层权力机构的演变以及党在军队、大学的组织形态。

作者简介

王奇生

　　湖南湘乡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机构，着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等。

前言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一 “普通刊物”
  二 “复活”与“渐兴旺”
  三 与《东方杂志》竞争
  四 新文化形成“运动”
  五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

第二章 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
  一 个人、国家、社会
  二 社会与社会主义
  三 社会运动：群众与党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一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二 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三 “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章 “北伐”“南征”与“反革命罪”的缘起
  一 “北伐”与“南征”
  二 “忠于职守”与“反革命”
  三 “杀鸡吓猴”

第五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一 “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
  二 “学生很危险”
  三 工人与帮口
  四 政治力量强，组织力量弱
  五 团与党的竞争

第六章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
  一 党员的社会构成
  二 支部生活
  三 党费、党内交通与情报传递
  四 地域社会、农民与党

第七章 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
  一 以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蓝本
  二 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继替
  三 国民党二大之后

第八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一 大学党部的筹设
  二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三 教授入党的情境
  四 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
  五 联大区党部与学潮
  六 比较中的审视

第九章 “武主文从”：战时国军的政工与党务
  一 以党治军的蜕变
  二 军队政工与党务的恢复
  三 文武关系的变奏
  四 政工与党务的困境

前言

　　革命与战争，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轴。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很长时间里有一个基本的“焦虑”，即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救亡图存”这个词，我们的历史书也许说得太滥了，受众难免有些麻木。但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救亡图存”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国家快要亡了，“救亡”刻不容缓。由急迫、急切，进而急进、激烈，几乎是那一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

　　近代中国革命具有鲜明的阶梯式、递进式特征。革命不断推进，一次比一次激烈，总认为前一次不够彻底，或者是不够成功，还要“再起”革命。上层革命不够，还要下层革命；城市革命不够，还要乡村革命；不单要对外革命，还要对内革命；政治革命不彻底，还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根本解决”……从而形成一种不断革命、反覆革命的格局。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不久，革命者就觉得中国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还要继续革命。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时，梁启超即发表感想称：“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为甚么“革命复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成为一种美德”，“革命”被视为神圣，“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于是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职业革命党人的革命心态和行为惯性，在短时间内很难消除，动不动就採取革命的手段。

　　在中国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个关键的年代。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为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并形成一种竞争态势。革命不仅为中国多数党派所认同，也为多数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识青年尤其成为革命的崇拜者和讴歌者。五卅之后，知识青年投身革命形成热潮。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当时革命青年的口头禅。

　　由于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再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反对革命。当革命被神圣化的同时，“反革命”也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的罪恶行为。192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从此以后，“反革命”既是一项最严厉、最令人恐惧的法律罪名，又是一个最随意、最氾滥的政治污名。亦因为此，“反革命”有时实实在在，有时则是虚无缥缈。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笼罩乃至葬身于这一名称之下。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被废除。两年后，“反革命”一词才彻底从宪法中被剔去。

　　中国革命在不断递进的同时，其路径也具有内在的连续性。20世纪中国有过两次命名为“大革命”的时段，一次是1925－1927年，一次是1966－1976年。两次“大革命”，并非仅是名称的相近，其“话语”与方法均具有相当的连续性。第二次“大革命”中耳熟能详的一些“革命”语词，只要翻阅一下中共早期的机关报《向导》週刊，几乎都能从中找到。第二次“大革命”中常见的一些“革命”方式，如戴高帽、挂胸牌、游街示众、大会批斗、群众公审，包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群众暴力，湖南农民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早已运用自如。

　　学界比较关注1905年废科举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实际上，废科举对1920年代的“大革命”也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从科举制度废除，到新式教育的大量兴办，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渡阶段。辛亥革命时，主要由海外留学生主导，国内学生基本上没有群体性地参与。到五四运动时，“国产”知识分子成为主体力量。1925-1927年的“大革命”，知识青年更为活跃。从新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来看，1905-1925年，正好是一个世代更替的时程。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中共的革命能够发动广大农民参与，是因为它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若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说法很难解释得通。1926-1927年间，湖南有450万农民被发动起来。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多农民被发动起来，堪称奇迹。据毛泽东的报告，湖南农民起来以后，首先打“土豪劣绅”而不是分田分地。实际上湖南农民运动始终没有发展到分田分地的地步。而且被打的“土豪劣绅”，并非普通的地主，而是那些在地方上比较有权势的人物。种地的农民为甚么首先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而不是对准从土地上直接剥削他们的普通地主？其实湖南农民运动中最活跃的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一批乡村小学教师和从城里读书回乡的知识青年。毛泽东考察的长沙、湘潭、衡阳等县，是当时湖南农运最活跃的地区。这几个县，每县均有一两千小学教师参加农运。在当时中国乡村教育非常落后的背景下，有这么多的小学教师参加农运，是令人震惊的。当时长沙县的乡村共产党员中，近60%是小学教师，真正贫农党员仅佔30%。这里面实际反映了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新学堂大批量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这些在省城、县城的新式学堂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往上晋升的空间极小，很多人在城里找不到出路，只好回到乡村去办新式的小学，或变相的私塾。这样的小学教师在1920年代的湖南数量非常庞大。共产党能够把湖南的农民发动起来主要依靠这批小学教师和回乡知识青年。正是因为这批人领导农民运动，所以农民运动的斗争目标首先对准当地有权势的“土豪劣绅”。实际上就是这批小学教师和回乡知识青年跟乡村既有的“精英”争夺权势、争夺资源。

　　早在1925年底，中共中央就专门通过了一个《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指出“为要发展我们的乡村工作，我们应当首先注意于在乡村中智识比较进步而有领袖地位的乡村教师”；“乡村中教师多系青年，穷苦被压迫不能升学的师范中学学生”；“可以做我们农民运动的着手处”；“他们可以用种种方法输入革命思想于青年农民中间”。所以，发动乡村教师参加革命并非湖南一省特色，而是中共中央决策的产物。

　　总之，1920年代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固然诞生于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也在这一时期改组“再造”。三党不约而同地厌弃西方议会政党体制而选择有“主义”信仰的革命政党体制，其影响极其深远。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18世纪末期的法国革命、20世纪初期的俄国革命，被并称为世界历史上三次最具影响的革命。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20世纪的中国革命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一般认为，法国革命自1789-1799年，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俄国革命最早从1899年算起，最晚到1921年，也不过20余年。而中国革命如果往前追溯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往后延伸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则长达70余年。早在192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中国革命已经成了一场“慢性革命”。 也可以说，中国革命是一场漫长的革命。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延伸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49年的“解放”，只是国家政权的更替，并非中国革命的终结。1949年以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动员。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更复杂，经验和教训也更丰富。

　　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来考察，才能再现其“众声喧譁”的复杂历史本相。

　　本书大体由四个相互关联的专题研究汇集而成。第一、二章试图从思想史的视角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社会思潮的流变；第三、四章侧重从文化史的视角分析北伐时期中国三大政党的“革命”话语；第五、六章从社会史的视角描述共产党在城乡基层社会的动员；第七、八、九章则从政治史的视角探讨国民党高层权力机构的演变以及党在军队、大学的组织形态。

　　本书先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简体字版。此次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慨然出版繁体字版，首先得感谢陈翠玲总编辑的热心关照。与简体字版相比，繁体字版不仅调整了装帧编排，内容也有所精简，减少了以下四章内容：一、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二、绅权：乡村权势的蜕变；三、县长：基层地方官的转型；四、区乡保甲：县衙与村庄之间的政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