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海外修订本)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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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零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内地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符号。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人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本书的思考即是就此而展开。

　　本书以历史上着名的"革命"与"反革命"为研究对象，再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在文化视野下的政治风云、势力消长的来龙去脉，突破了"成王败寇"之定评所造成的偏执和专断，以尘封的史实力图"复原"和"再现"那个年代的历史本相，尤其是从"观念史"的层面来条分缕析，重新加以检讨，得出了不少新结论、新见解，令人折服。

　　本书大体由四个相互关联的专题研究汇集而成。第一、二章试图从思想史的视角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社会思潮的流变；第三、四章侧重从文化史的视角分析北伐时期中国三大政党的"革命"话语；第五、六章从社会史的视角描述共产党在城乡基层社会的动员；第七、八、九章则从政治史的视角探讨国民党高层权力机构的演变以及党在军队、大学的组织形态。

作者简介

王奇生

　　湖南湘乡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机构，着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等。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海外修订本） 导言：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重塑国家与社会 本书旨在深入考察民国时期（1912-1949）中国社会内部所经历的深刻的政治与文化转型。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史叙事，本书将焦点置于“革命”与“反革命”这对核心概念的社会文化意涵上，探讨它们如何在知识分子、城市平民、乡村社群乃至国家机器的运作中，被理解、实践和不断修正。民国时期不仅是政权更迭的动荡年代，更是一个价值体系、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剧烈重塑的“文化实验室”。 我们将超越简单的“进步”与“保守”二元对立，深入分析新旧思想的碰撞如何催生出复杂的政治生态。从辛亥革命对帝制的颠覆，到随后的军阀混战、国民政府的整合，再到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与传播，每一步都伴随着对“中国如何现代化”这一核心问题的文化回应。本书将重点揭示，政治理念的移植与本土化过程，如何深度嵌入到当时的社会结构、性别关系、教育体系和大众媒介之中。 第一部分：理念的移植与本土化——“革命”的文化形塑 第一章：启蒙的遗产与知识分子的角色危机 本章考察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性的初步接触，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焦虑。从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到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批判，知识分子如何定义“国民性”的缺陷，并构建出“革命”作为一种道德净化和文化再造的必要手段。我们将分析白话文运动、科学与民主口号的传播，如何构建了一种“启蒙者-被启蒙者”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转化为政治动员的基础。重点讨论留学生群体在跨文化语境中对“国家”、“民族”和“革命”概念的再诠释。 第二章：革命的仪式与大众的动员 革命不仅仅是军事或政治的行动，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实践。本章探究革命叙事是如何被“仪式化”和“大众化”的。分析孙中山主义、三民主义等政治哲学的具体文本，如何被改编成通俗易懂的口号、歌曲、戏剧和宣传品，以便渗透到城市工人、学生以及日益觉醒的乡村民众中。探讨从辛亥年间的劝募捐款到国民党北伐期间的政治训练班，这些过程如何建构了一种新的“政治公民”身份，并要求个体对国家做出情感和伦理上的献身。 第三章：性别革命与家庭的重构 民国的政治变迁与家庭领域的“文化革命”密不可分。本章关注“新女性”的出现如何挑战了传统的父权制结构，以及这一变化如何被不同政治势力所利用或批判。从女学生的参政呼声到对婚姻自由的追求，性别议题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真正“现代”的试金石。分析“三从四德”等传统道德观念的瓦解，与新国家建设的理念之间存在的张力与相互作用。 第二部分：张力与抗拒——“反革命”的文化逻辑 第四章：传统的韧性与保卫秩序的努力 “反革命”并非全然是对现代化的否定，而是对特定现代化路径的抵制，以及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挽留。本章考察在辛亥革命后，地方士绅、宗族精英、以及宗教团体（如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如何运用其文化资源来维护既有的社会稳定和道德权威。分析“国粹”论争的兴起，即知识分子内部对“何为中国精神”的不同界定，以及他们如何将西方化视为对民族身份的侵蚀。 第五章：军阀时代的非理性权力与地方性 军阀割据时期，中央权威的衰落为地方性政治文化提供了生存空间。本章审视军阀集团的文化品味、个人崇拜及其与地方精英的复杂互动。研究他们如何挪用并扭曲革命的符号，以合法化其军事统治。重点分析在这一缺乏统一意识形态的时期，法律、契约和暴力在维护或破坏社会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六章：反动意识形态的构建与审查制度 随着国民党逐渐掌握权力并推行“文化统一”政策，系统性的“反革命”意识形态开始形成。本章分析国民政府如何利用教育系统和审查机构，对被视为“有害”的思潮（如激进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或过度的自由主义）进行压制。探讨“三青团”等组织如何通过建立准军事化的青年团体，试图在社会底层植入一套保守的、强调纪律和国家主义的文化规范。 第三部分：意识形态的交锋与社会的内爆 第七章：城市空间中的意识形态竞争 民国时期的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成为政治与文化冲突的焦点。本章比较不同政治派别（国民党、共产党、自由派知识分子、外国势力）如何争夺城市公共空间，包括报馆、剧院、大学校园和消费场所。分析广告、流行小说、月份牌等大众媒介如何成为反映或引导社会心态的“文化战场”。 第八章：乡村的沉默与革命的渗透 本书着重分析革命的理念如何艰难地穿透根深蒂固的乡村社会结构。考察共产党如何通过土地革命和群众组织工作，成功地将政治语言转化为农民对剥削的切身感受，从而将“反革命”（地主阶级的代表）的形象具象化。对比国民党在乡村的有限影响力，往往依赖于地方上的武力或宗族势力，而非深植的意识形态认同。 第九章：失败的经验与历史的遗产 本书最后将审视1949年前后，无论哪一方最终胜出，民国时期所构建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化遗产如何被继承和改造。探讨文化精英在逃离或留守过程中的抉择，以及他们对国家未来方向的深刻影响。结论部分将总结，民国的政治史本质上是一部关于文化权威、身份认同和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复杂而充满内在矛盾的社会文化史。 结论：一个未竟的现代性项目 民国是中国寻求现代化的关键百年，其政治实践深深烙印着文化上的挣扎与妥协。本书认为，对“革命”的无限热忱，与其背后无法被彻底清算的“反革命”的文化惯性，共同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独特面貌。理解民国的政治，必须从理解其社会文化深层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的变迁入手。本书的修订版力求吸纳最新的海外汉学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为细腻、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图景。

前言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一 “普通刊物”
  二 “复活”与“渐兴旺”
  三 与《东方杂志》竞争
  四 新文化形成“运动”
  五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

第二章 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
  一 个人、国家、社会
  二 社会与社会主义
  三 社会运动：群众与党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一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二 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三 “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章 “北伐”“南征”与“反革命罪”的缘起
  一 “北伐”与“南征”
  二 “忠于职守”与“反革命”
  三 “杀鸡吓猴”

第五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一 “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
  二 “学生很危险”
  三 工人与帮口
  四 政治力量强，组织力量弱
  五 团与党的竞争

第六章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
  一 党员的社会构成
  二 支部生活
  三 党费、党内交通与情报传递
  四 地域社会、农民与党

第七章 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
  一 以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蓝本
  二 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继替
  三 国民党二大之后

第八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一 大学党部的筹设
  二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三 教授入党的情境
  四 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
  五 联大区党部与学潮
  六 比较中的审视

第九章 “武主文从”：战时国军的政工与党务
  一 以党治军的蜕变
  二 军队政工与党务的恢复
  三 文武关系的变奏
  四 政工与党务的困境

前言

　　革命与战争，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轴。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很长时间里有一个基本的“焦虑”，即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救亡图存”这个词，我们的历史书也许说得太滥了，受众难免有些麻木。但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救亡图存”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国家快要亡了，“救亡”刻不容缓。由急迫、急切，进而急进、激烈，几乎是那一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

　　近代中国革命具有鲜明的阶梯式、递进式特征。革命不断推进，一次比一次激烈，总认为前一次不够彻底，或者是不够成功，还要“再起”革命。上层革命不够，还要下层革命；城市革命不够，还要乡村革命；不单要对外革命，还要对内革命；政治革命不彻底，还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根本解决”……从而形成一种不断革命、反覆革命的格局。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不久，革命者就觉得中国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还要继续革命。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时，梁启超即发表感想称：“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为甚么“革命复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成为一种美德”，“革命”被视为神圣，“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于是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职业革命党人的革命心态和行为惯性，在短时间内很难消除，动不动就採取革命的手段。

　　在中国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个关键的年代。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为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并形成一种竞争态势。革命不仅为中国多数党派所认同，也为多数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识青年尤其成为革命的崇拜者和讴歌者。五卅之后，知识青年投身革命形成热潮。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当时革命青年的口头禅。

　　由于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再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反对革命。当革命被神圣化的同时，“反革命”也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的罪恶行为。192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从此以后，“反革命”既是一项最严厉、最令人恐惧的法律罪名，又是一个最随意、最氾滥的政治污名。亦因为此，“反革命”有时实实在在，有时则是虚无缥缈。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笼罩乃至葬身于这一名称之下。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被废除。两年后，“反革命”一词才彻底从宪法中被剔去。

　　中国革命在不断递进的同时，其路径也具有内在的连续性。20世纪中国有过两次命名为“大革命”的时段，一次是1925－1927年，一次是1966－1976年。两次“大革命”，并非仅是名称的相近，其“话语”与方法均具有相当的连续性。第二次“大革命”中耳熟能详的一些“革命”语词，只要翻阅一下中共早期的机关报《向导》週刊，几乎都能从中找到。第二次“大革命”中常见的一些“革命”方式，如戴高帽、挂胸牌、游街示众、大会批斗、群众公审，包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群众暴力，湖南农民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早已运用自如。

　　学界比较关注1905年废科举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实际上，废科举对1920年代的“大革命”也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从科举制度废除，到新式教育的大量兴办，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渡阶段。辛亥革命时，主要由海外留学生主导，国内学生基本上没有群体性地参与。到五四运动时，“国产”知识分子成为主体力量。1925-1927年的“大革命”，知识青年更为活跃。从新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来看，1905-1925年，正好是一个世代更替的时程。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中共的革命能够发动广大农民参与，是因为它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若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说法很难解释得通。1926-1927年间，湖南有450万农民被发动起来。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多农民被发动起来，堪称奇迹。据毛泽东的报告，湖南农民起来以后，首先打“土豪劣绅”而不是分田分地。实际上湖南农民运动始终没有发展到分田分地的地步。而且被打的“土豪劣绅”，并非普通的地主，而是那些在地方上比较有权势的人物。种地的农民为甚么首先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而不是对准从土地上直接剥削他们的普通地主？其实湖南农民运动中最活跃的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一批乡村小学教师和从城里读书回乡的知识青年。毛泽东考察的长沙、湘潭、衡阳等县，是当时湖南农运最活跃的地区。这几个县，每县均有一两千小学教师参加农运。在当时中国乡村教育非常落后的背景下，有这么多的小学教师参加农运，是令人震惊的。当时长沙县的乡村共产党员中，近60%是小学教师，真正贫农党员仅佔30%。这里面实际反映了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新学堂大批量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这些在省城、县城的新式学堂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往上晋升的空间极小，很多人在城里找不到出路，只好回到乡村去办新式的小学，或变相的私塾。这样的小学教师在1920年代的湖南数量非常庞大。共产党能够把湖南的农民发动起来主要依靠这批小学教师和回乡知识青年。正是因为这批人领导农民运动，所以农民运动的斗争目标首先对准当地有权势的“土豪劣绅”。实际上就是这批小学教师和回乡知识青年跟乡村既有的“精英”争夺权势、争夺资源。

　　早在1925年底，中共中央就专门通过了一个《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指出“为要发展我们的乡村工作，我们应当首先注意于在乡村中智识比较进步而有领袖地位的乡村教师”；“乡村中教师多系青年，穷苦被压迫不能升学的师范中学学生”；“可以做我们农民运动的着手处”；“他们可以用种种方法输入革命思想于青年农民中间”。所以，发动乡村教师参加革命并非湖南一省特色，而是中共中央决策的产物。

　　总之，1920年代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固然诞生于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也在这一时期改组“再造”。三党不约而同地厌弃西方议会政党体制而选择有“主义”信仰的革命政党体制，其影响极其深远。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18世纪末期的法国革命、20世纪初期的俄国革命，被并称为世界历史上三次最具影响的革命。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20世纪的中国革命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一般认为，法国革命自1789-1799年，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俄国革命最早从1899年算起，最晚到1921年，也不过20余年。而中国革命如果往前追溯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往后延伸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则长达70余年。早在192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中国革命已经成了一场“慢性革命”。 也可以说，中国革命是一场漫长的革命。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延伸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49年的“解放”，只是国家政权的更替，并非中国革命的终结。1949年以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动员。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更复杂，经验和教训也更丰富。

　　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来考察，才能再现其“众声喧譁”的复杂历史本相。

　　本书大体由四个相互关联的专题研究汇集而成。第一、二章试图从思想史的视角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社会思潮的流变；第三、四章侧重从文化史的视角分析北伐时期中国三大政党的“革命”话语；第五、六章从社会史的视角描述共产党在城乡基层社会的动员；第七、八、九章则从政治史的视角探讨国民党高层权力机构的演变以及党在军队、大学的组织形态。

　　本书先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简体字版。此次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慨然出版繁体字版，首先得感谢陈翠玲总编辑的热心关照。与简体字版相比，繁体字版不仅调整了装帧编排，内容也有所精简，减少了以下四章内容：一、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二、绅权：乡村权势的蜕变；三、县长：基层地方官的转型；四、区乡保甲：县衙与村庄之间的政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评分☆☆☆☆☆

我一直是个对历史故事充满好奇的读者，尤其偏爱那种能够展现时代人物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的作品。拿到这本《革命与反革命》时，我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觉得政治类的书籍大多会比较宏大叙事，缺少个人色彩。但读进去之后，我才发现自己错了。书里对于那个时代下的普通人，以及那些处于权力漩涡中心的人物，他们的情感、欲望、矛盾和挣扎，都有着十分生动的描绘。我尤其喜欢其中关于文化精英如何看待革命，以及革命对他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冲击的章节。那些关于诗歌、戏剧、电影等文化形式如何在政治变革中被利用或被压制的故事，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作者的叙述方式很是有趣，时而冷静客观，时而又充满人文关怀，让我感觉自己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动荡却又充满活力的年代。我常常在读到某个情节时，会忍不住停下来，想象那个画面，感受人物的心情。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更是一幅描绘民国时期社会百态的生动画卷。

评分☆☆☆☆☆

我是一名对艺术史和文学评论颇感兴趣的读者，一直认为政治与文化艺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本书在这一点上给了我极大的惊喜。作者在梳理民国政治脉络的同时，并没有忽略艺术和文学在那个时代扮演的角色。书中对于报刊杂志、电影戏剧，甚至广告宣传如何参与到政治话语的构建中，如何影响民众的情感和认知，都有着精彩的论述。我尤其喜欢其中关于文学作品如何成为政治表达的载体，以及一些艺术家在政治风暴中的选择与挣扎的章节。作者的分析角度非常独特，他能够将抽象的政治概念与具象的艺术形式巧妙地结合起来，展现出一种别样的历史视角。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不仅对民国政治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对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有了新的认识。它让我看到了，政治不仅仅是权力游戏，更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的。

评分☆☆☆☆☆

我本身并不是一个对政治史特别着迷的读者，更多的是被书名中“社会文化视野”这几个字所吸引。我一直觉得，任何政治的背后，一定都深深地根植于社会文化土壤之中。这本书恰恰就是这样一本，它没有停留在政治人物的恩怨情仇，或者权力斗争的细节上，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书中对于当时社会风俗的变迁，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各种新思潮如何在社会生活中激荡，都有着非常细致的描绘。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关于女性地位在那个变革年代的悄然改变，以及这背后所牵扯到的家庭、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作者的叙述语言非常流畅，即使是涉及一些比较复杂的社会学概念，也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观察一个时代的众生相，而政治只是其中一个维度。它让我对民国时期那个社会，有了更加立体和鲜活的认识。

评分☆☆☆☆☆

这套书在我书架上已经躺了几个月，直到最近才抽出时间翻阅。坦白说，最开始吸引我的是那个听起来颇具学术意味的书名，总觉得能啃下“民国政治”这类硬骨头，定然能极大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然而，当我真正沉浸其中时，才发现它远非枯燥的史料堆砌。作者以一种极其细腻的笔触，将那些冰冷的政治事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审视。我常常在阅读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发现历史的回响并非遥不可及。尤其是在描述那些革命浪潮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在时代洪流中摇摆、抉择，甚至陷入迷茫的，这部分内容给了我极大的触动。书中对于各种思潮的辨析，以及它们如何在民间传播、发酵，最终影响到大众的认知和行为，都描绘得鞭辟入里。我感觉作者并非仅仅是在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更像是在引导读者去思考，去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那种抽丝剥茧般的分析，让我对民国时期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共鸣。

评分☆☆☆☆☆

作为一名对社会学理论有着濃厚兴趣的读者，我一直在寻找能够将理论与史实完美结合的著作。这本书恰好满足了我的需求。作者在分析民国时期的政治变革时，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事件罗列，而是巧妙地引入了社会文化学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象征秩序、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认同的形成等等。这使得他对民国政治的解读，更加深入和系统。我尤其欣赏书中关于“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被解读和塑造的过程。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展示了这些概念是如何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并在政治斗争中被用作动员和瓦解的工具。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民国政治”这个宏大的主题，有了一个更具理论深度和批判性的理解。书中提出的观点，也引发了我许多新的思考，甚至对一些我原有的认知产生了挑战。这本书确实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和探讨的学术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