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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成书于一九七五年，为魏斐德早年的作品，同时是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经典代表作。出版至今一直被美国多所大学作为中国历史课程的基本教材，其研究成果不仅公允地提示出大清帝国必走向衰亡的社会脉络，也超越了当时西方汉学界中盛行之「冲击-反应」的西方中心论观点。

　　作者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绝不是停滞不变的。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固然对中国带来刺激，然而中国本身的各股社会力量，才是促成辛亥革命成功、清廷倾覆、帝制结束的主要因素。因此，本书一开场，先以农民、仕绅、商人在明清社会的生活型态和社群发展，来定调当时民间普遍存在的矛盾和活力的来源；接着逐步从王朝兴衰、民族更迭的角度推到清盛世的来临；之后再交错注入清代民间社会运动发展和外力入侵的动因，来观察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及逐至崩溃的过程，对帝制中国的衰亡作了全方位的剖析。

作者简介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

　　一九五九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主修欧洲史及文学；大学毕业后，转作中国研究，先后于剑桥大学及巴黎高等政治学院进修，并曾到台湾进行研究工作。返美后投入知名汉学家列文森门下，于一九六五年取得柏克莱大学远东史博士学位。曾任加州柏克莱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院院长，上海研究中心创始人，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会长等职。他通晓多国语言，熟悉欧洲年鑑学派、社会史观，研究中国史时致力观察世界脉络，强调着史要有全局性、全球性的大视野，与史景迁、孔复礼并称「中国史三杰」。主要着作有：《大门口的陌生人》、《洪业：满清外来政权如何君临中国》、《历史与意志》、《特攻教父》等书。

译者简介

廖彦博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硕士，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历史系博士班，着有《我肥大的茉莉香味哀伤》、《三国和你想的不一样》、《蒋氏家族生活秘史》（合着）、《个人旅行：西雅图》等书。

绪论
第一章  农民
第二章  仕绅
第三章  商人
第四章  朝代循环
第五章   满族兴起
第六章  清初与盛清之世
第七章  西方入侵
第八章  外患与内乱
第九章  中兴与自强的幻影
第十章  维新与反动
第十一章 天命已尽
参考书目
译后记
注释

第十章 维新与反动
学会纷纷建立
《马关条约》于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签订，结束了中、日两国间的战争。整个清帝国的公众舆论，立即因为割让领土而引起广大的骚动。虽然官方禁止政治结社，但是学生、胸有大志者、以及功名之士开始组织团体以鼓动公众舆论。在一八九五年五月初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两百名举人联名签署长达万言的「公车上书」，谴责马关和约、并吁请政治改革。发动此次上书的，是广东学者康有为，他同时也创立「强学会」，警告中国人，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

他宣称，除非全国及时觉醒，中国将被帝国主义者当作牛马般奴役驮重，重蹈印度被亡国的下场。他的强学会预备要在北京发行一份刊物以唤醒大众，并且在各省设立分会以团结志士，激发他们的儒家澄清天下之志，挽救帝国于危亡。

强学会只是甲午战后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的爱国社团之一。这些菁英份子组成的社团，立刻使当时的人回想起晚明诸学社，这些文人结社，暗中涉入抗清运动，引起朝廷在一六五二年后，禁止组织政治团体。事实上，这些一八九○年代的学会，已经与十七世纪那种论文讲道的社团大相迳异——无论后者有多么牵扯现实政治。这些甲午战后成立的团体，并不仅想要影响皇帝以改革朝廷，他们也誓言要在各省将其主张付诸实现。湖南是在地方上团体最活跃的省分，因为这里曾经出过曾国藩和左宗棠这样的领导者的缘故，该地的仕绅于朝廷中的发言特别有份量。一位眼光深远的湖南学人谭嗣同，也效法康有为，于一八九七年在长沙组织了「南学会」。分会很快就在全省各地成立，倡导地方县学堂的学制改革、兴办城市经济事业、以及改良地方行政。上述这些活动，是各省仕绅朝向政治化的第一步。南学会这些急躁、有时显得激进的领导人们，和二十世纪前十年的清末新政仕绅，并不属于同一种类型；但是谭嗣同和他的追随者们，确实为十年后涉入地方政治的仕绅们，留下了可供效法的典范。

这些学会还有另外一种新性格，那就是他们强调自愿加入的原则。有鉴于晚明官员竞相结党相攻的教训，因此在清朝时，即使是仕绅当中最直言耿介的改革拥护者，也不敢率尔提出组织政治性团体的号召。儒家的政治伦理，认为在政府之中组党或结派的行为，是侵犯了君主与人臣之间一对一的神圣关系。专制君王们（如雍正皇帝）热衷提倡这种观念，因为他们想要避免皇权遭受群臣结党的阻挠。现在，在救亡图存的大旗底下，年轻的士子在全国之内纷纷聚集，他们不但想要和官员结盟，也要动员民众。这些具有过渡性质的团体，因此既不是唯领导者是从的派系，也不是现代的政党，学会组织的章程，和他们各项主张的实质内容同样的重要。

倡导改革变法者如梁启超，在圣贤经典当中找寻自发结社的往例，他们找到古代哲人荀子；这位思想家认为人与禽兽相异之处，在于人能够以道德组成社会。如果所有的社会单位都是人能结群的自然结果，那么就没有任何的单位，会比其他团体来得更「自然」、合理。儒家向来反对有任何「不自然」的社会组织，不合理的凌驾于家庭、社会之上。如今，梁启超等作家们，认为社团和党派正如宗族与邻里一样，十分顺理成章，都是人类发展、进步之所必须。学会对于自发性组织团体的堂皇主张，因此势必带出国家政体的新观念。中国不仅只是由天命所定义的文化整体，更是由社会、人群所肇建的领土、国家。换句话说，便是人群能够组成国家。这样的定义，已经与当代主权在民、社会契约论的民主理论相去不远，而梁启超很快就在他的着作中，将上面这两个概念连结起来。

尽管知识份子很容易就能够读到梁的《时务报》、谭嗣同的《湘学新报》，可是由这些学会所发起的改革，却不是一场群众运动。他们号召民众响应，但是绝大部分的参加者，以及所有的领导人，都出身自士大夫菁英。不过，这些改革者并未将自身看作清高的知识份子、自外于公众舆论，也试图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这些「仁人君子」们，相信能够创造出一个凝聚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将儒家个人修身之道，转化为一种宗教，就像西方人宣传基督教一样，在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称颂。这种新的「孔教」同时也包含了社会改革方案，鼓励中国人戒除吸食鸦片烟、缠足、以及其他足以显示国家落后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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