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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然而，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各种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的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写作此文，是为了揭示这些隐喻，并借此摆脱这些隐喻。」－－苏珊．桑塔格

　　1987年，当桑塔格被诊断出罹患乳癌之后，她赫然发现我们早已发展出一套应付疾病的神话学，这套神话的夸张程度，经常扭曲了疾病的真相，让病患备感孤立。

　　桑塔格提出，人们对某些疾病，尤其是癌症的迷思，不但给病患加诸更多的痛苦，且往往压抑了他们去寻求适当治疗的方法。她因此为文阐释，去除了癌症的神祕面纱──癌症不过是一种疾病，而非诅咒或惩罚，当然更不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

　　十年后，另一种同样被神祕化与污名化的疾病──爱滋病出现了，桑塔格再次写下另一篇论文，针对爱滋病这种流行病，延伸了自己之前的论述。

　　《疾病的隐喻》一书主要阐释三种曾被视为绝症的疾病，肺结核、癌、爱滋病，全书包含了〈疾病的隐喻〉与〈爱滋病及其隐喻〉两篇论文，桑塔格剥除掉疾病千百年来在文化中被误解的种种迷思，呈现出它们的真正意义。〈爱滋病及其隐喻〉更将她的评论范围延伸到与爱滋病相关的种种隐喻，揭露真相，让病患免于罪恶、羞耻和恐惧。本书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对医学专业人士，以及成千上万的患者与照护者，造成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本书特色

　　《疾病的隐喻》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解放人心的经典之作
　　女性国家书会列为「改变世界的女性着述」
　　这是一本关于疾病、死亡、美学、文学与社会的书，
　　当我们的身体为疾病所苦之际，社会的论述如何解释疫病的恐慌呢？

作者简介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

　　1933年1月16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市。难以被归类的杰出写作者，不仅是一名小说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也是电影导演、剧作家与制片。影响遍及各领域，与西蒙．波娃、汉娜．鄂兰并列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三位女性知识分子，而有「美国最聪明的女人」的封号。

　　她每发表一本着作都成为了一件文化盛事。代表作品包括：1966年出版的《反诠释》即成为大学校院经典，令她名噪一时。1977年的《论摄影》获得国家书评人评论组首奖，至今仍为摄影理论圣经。1978年的《疾病的隐喻》肇于她与乳癌搏斗的经验，被女性国家书会列为七十五本「改变世界的女性着述」之一。2000年面世的小说《在美国》为她赢得美国国家书卷奖。

　　桑塔格一生获奖无数，1996年获得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并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2001年获得耶路撒冷奖，表彰其终身的文学成就，2003年再获颁德国图书交易会和平奖。虽然她已于2004年12月28日离世，但她提出的问题仍敲打着读者的心灵，世界也从未停止对她的思考与怀念。

　　桑塔格部落格：www.susansontag.com/。

译者简介

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译作有《疾病的隐喻》、《反诠释》等。

疾病的隐喻
爱滋病及其隐喻

疾病是生命的暗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每个人都被迫承认自己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我并不想描述移民至疾病王国并在那里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想描述围绕那一处境所编造的种种惩罚性的或感伤性的幻想：不是描绘这一王国的实际地理状况，而是描绘有关国家特征的种种成见。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然而，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各种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的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写作此文，是为了揭示这些隐喻，并借此摆脱这些隐喻。



第一篇 疾病的隐喻
1
两种疾病一直以来都引人注目地被隐喻修饰所复杂化，那就是结核病和癌症。

结核病在十九世纪 所激发出来的和癌症在当今所激发出来的那些幻想，是对一个医学假定自己能够包治百病的时代里出现的一种被认为难以治癒、神祕莫测的疾病——也就是人们不甚了解的疾病——的反应。这样一种疾病，名副其实是神祕的。只要它的病因没有被弄清楚，只要医生的治疗终归无效，结核病就被认为是对生命的偷偷摸摸、毫不留情的盗劫。现在，轮到癌症来成为这种不通报一声就潜入身体的疾病，充当那种被认为是冷酷、祕密的侵入者的疾病角色——它将一直充当这个角色，直到有一天，像当初的结核病一样，其病因被查明，其治疗方法变得有效为止。

尽管神祕化疾病的方式被置于新的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就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视为神祕之物并确实令人感到恐惧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因此，数量惊人的癌症患者发现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回避自己，而家人则把自己当作消毒的对象，好像癌症和结核病一样是种传染病。与患有被认为是神祕恶疾的人打交道，那感觉简直就像是一种过错；或者更糟，是对禁忌的冒犯。光是这些疾病的名称就似乎具有一种魔力。在斯丹达尔 的《阿尔芒斯》中，男主人公的母亲拒绝说「结核病」，因为她担心一旦说出这个词，儿子的病情就会迅速恶化。卡尔．门宁杰（Carl Menninger）在《重要的平衡》（The Vital Balance）说过，「单是，癌症，这个字眼儿，据说就能杀死那些此前一直为恶疾所苦、却尚未被它（立刻）压垮的病人」。他做出这番评论，是为了支持在当代医学和精神病学中大行其道的那些具有反智色彩的虔信态度以及廉价的怜悯。「患者之所以找我们，是因为他们遭受疾病之苦，感到灰心丧气而又无能为力。」他接着说，「他们不想被贴上那种使人身败名裂的标签，他们当然有这个权利。」门宁杰医生建议医生们不妨丢开「名称」和「标签」（「我们的作用是帮助这些病人，而不是加重他们的痛苦。」）——而这实际上可能强化了疾病的神祕性和医学的权威性。不是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已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等。解决之道并非是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对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祕性。

仅仅数十年前，一旦获悉某人患了结核病，无异于听到了死刑判决——正如当今，在一般人的想像中，癌症等同于死亡，因此人们普遍地对结核病人隐瞒患病的真相，在他们死后，又对他们的子女进行隐瞒。即便对那些已获悉自已病情的患者，医生和患者家属也有顾虑，不想多谈。「人们并未明确告诉过我什么，」卡夫卡1924年4月从疗养院（两个月后，他死于该疗养院）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因为一谈到结核病……每个人的声音都立刻变了，嗓音迟疑，言辞闪烁，目光呆滞。」隐瞒癌症病情的传统甚至更为牢固。在法国和义大利，医生仍坚守此成规，也就是向癌症患者家属通报癌症诊断结果，但对患者本人却讳莫如深；医生认为，除了那些极其明事理、知天命的患者外，其他癌症患者全都无法承受真相（一位顶尖的法国肿瘤专家告诉我，在他的癌症患者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在美国——部分原因是医生担心因治疗失当而招惹官司——如今对患者要坦率得多，但美国最大的肿瘤医院在给门诊病人寄通知与帐单时，却不在信封上属名寄信人，理由是病人可能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所患何病。因为一旦患上癌症，就可能被当作一桩丑事，会危及患者的性爱生活、晋升机会，甚至他的工作，所以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人对自己所患之病即使不是三缄其口，也往往表现得极为谨慎。1966年通过的联邦法《资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将「癌症治疗」作为不得公诸于众的事项列入排除条款，因为这些事项一旦公之于众，就可能「不当侵犯个人隐私」。癌症是该条款中提到的唯一一种疾病。

对癌症患者撒谎，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谎，所有这些，都证明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多么难以正视死亡。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么，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成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对癌症患者隐瞒其所患之病的政策，反映出此信念：最好不要让将死之人知道他们将死的消息，所谓好死就是猝死，要是死亡发生在我们处于无意识状态或睡眠状态时，那就最好不过。然而，当代对死亡的拒斥，并不能解释人们撒谎的程度，亦不能解释为何人们希望他人对自己撒谎；拒斥没有触及最深处的恐惧。患冠状动脉血栓症的人也许拖上若干年后发作致死，而患癌症的人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死亡。同样面临死亡，但没有人会考虑对心脏病人隐瞒病情：患心脏病没有什么丢人的。人们之所以对癌症患者撒谎，不仅因为这种疾病是（或被认为是）死刑判决，还因为它——就这个词原初的意义而言——令人感到厌恶，对感官来说，它显得不祥、可恶、令人反感。心脏病意味着身体机能的衰弱、紊乱和丧失；它不会让人感到不好意思，它与当初围绕结核病患者并至今仍围绕癌症患者的那种禁忌无关。从加诸于结核病和癌症之上的这些隐喻，可以看出某一类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令人恐惧的隐喻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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