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记忆：李正中回忆录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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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历史学者的心声也是信史
　　想知道大陆学者的情感生涯吗？
　　想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特殊的技体「运动」吗？
　　想知道「岂二代」和「名人子弟」待遇的殊同吗？
　　想知道雍正帝之死与曹雪芹有关的真相情况吗？
　　想知道着名历史学家李正中封尘八十二年的心声吗？
　　请看「无奈的记忆│李正中回忆录」。

作者简介

李正中

　　着名中国古瓷与历史学家、教育家。
　　祖籍山东省诸城市，民国十九年（1930）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北平中国大学史学系肄业，毕业于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

　　历任：天津教师进修学院教务处长兼历史系主任（今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大学冶金分校教务处长兼图书馆长、教授。
　　天津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现任：天津理工大学经济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
　　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
　　天津市汉语言文学培训测试中心专家学术委员会主任。
　　香港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顾问。
　　（天津理工大学经济与文化研究所供稿）

是一部「信史」也是一部「心史」
一代学者心灵的唿唤
忘却的初恋
我的母亲
母亲留给我的财富
父亲喝茶使用残旧紫砂壶
长春围困：病鬼不如饿鬼多
我二舅的婚姻
我的妻子信仰佛教
我不会唱歌却喜欢歌曲
我的老师罗元贞先生
我敬爱的校长吴玉章
忆一代学术大师、历史学家周谷城——纪念恩师逝世十五周年
纪念我的学长李世瑜先生
世瑜先生对民间宗教文化及宝卷学建立的贡献
我和宝卷结缘
附：《中国宝卷研究概说》
宝卷学奠基人李世瑜先生的遗憾
身去音容在，光启照后人：回忆张仲同窗
铁肩担正义，惊世着文章：回忆同窗孟氧教授
我的道兄、着名书画篆刻家华非先生
我的学长、明史学家南炳文先生
我不能忘记的天津市教育局长何启君
缅怀前贤天津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王襄先生
我和王辉院长结缘
我所认识的高级官员——天津市市长张立昌
让人感动的事啊——记黄兴国市长
我遇到了「官二代」
我所知道的几位名人子女
忆吴：是困惑还是我的一个谜？
难忘的真情
我的忘年交——张培锋教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给吴振清教授的一封信
在山东工作的学生——李萍
我所认识的《今晚报》编辑赵胶东先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被参加「运动」
我参加大炼钢铁并被迫捐献出景泰蓝大缸
难忘的牛棚生活和「政治流亡」
附：《替师挨斗——当今师生还有几多情》
「牛棚」中也有告密者
有没有因果关系？
我见到了忏悔者
做人要有自尊——我的养生之道
一句话的冷与暖
我不是离休高干
我所认识的一位「右派」大学校长
我是《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天津卷》编委会委员
父亲教我鉴定古陶瓷
中国屋顶建设一大美术造型特色瓦当——兼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写《不敢逾矩文集》出版后记
我不懂字画却鉴定了一幅画
我被参加天津紫砂壶协会
有关紫砂壶发展的三个阶段
与《老年时报》共同组织老年书画、书法交流展赴香港
我喜欢《近代天津名人故居》这本书
我喜欢集邮，更爱藏书票
我也喜欢藏书
听君一席话
二十年前有关孙中山1924年下榻天津利顺德饭店的一场论争
情怀中山装
我对美国记者斯诺的印象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源流考
从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及戴震校《水经註》冤案说起
我所见到的曹雪芹小照及其塑像考辨
名家笔误与误导
想到钱老谈《红楼梦》
我为什么接受天津市语言文字培训测试中心的聘书
各行各业都应学点繁体字
附庸风雅：我的陋室「古月斋」
八十抒怀
后记
李正中教授着作目录

序言一

是一部「信史」也是一部「心史」

　　《无奈的记忆——李正中先生回忆录》基本完成，我有幸作为这部书的第一位读者，是很有些感想的。不过，对于李正中先生命我为此书作序，我却深感惶恐，因为我以为以我的年龄和资历，我是没有资格为这部回忆录写序的。但坚辞不获，无法拒绝一位年过八旬的前辈，于是写下这些文字，聊作序言罢。

　　我与李先生相识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天津大学冶金分校文史教研室工作——那时候，大学生毕业还是国家分配，而非自谋职业——而李先生则是该校教务处长兼教研室的主任。来校后我才得知，原来李先生与我就学的天津师范大学校长是老相识、老同事，当学校给了文史教研室一个进人名额后，李先生找到那位校长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给我一个在学术方面有潜力的学生。」这在当时也算是走了「后门儿」吧。而我呢，本来父亲坚决要我毕业后去他所在的单位——公安局工作，而且也通过局里要到了一个分配名额，但我向主持分配的中文系有关领导明确表示，我坚决去学校工作，不想去公安局。而在当时，我的这种举动是会被视为「很傻」的。于是，那个去公安局的名额让给了别人，我则被分配到天津大学冶金分校。这就是和李先生结缘的背景。

　　显然，我是被学校视为「在学术方面有潜力的学生」之一的。这所有的根源就在于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买到了一套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读了起来，可以说，是这四本书陪伴我度过大学的后三年时间。这套书我不知道翻了多少遍，思想乃至文风不知不觉地受到钱钟书的影响。大四的时候，作毕业论文，我的论文最后获得了师大首届学生科研创新活动文科唯一的一名一等奖，其实，论文不过引用了钱钟书先生的若干观点，在当时显得有些新鲜罢了。正是钱钟书先生的着作，让我坚定了这一辈子走学术道路的决心，所以毕业分配时我第一次违背了父命，自己选择了未来的人生道路。有关这所「天津大学冶金分校」，李先生在回忆录中已有不少介绍，当时我的想法也很简单：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所大学，在当时能分配到大学工作实属不易，它距离我向往的学术之路毕竟会近一些。

　　带一些盲目的乐观和很幼稚的想法，我来到这所学校报到。这之后的七八年时间里，我和李先生相处甚为密切、融洽，直到他「被迫离校」。李先生给我深刻的印象和影响有这样两点：一是他彬彬有礼，待人和蔼可亲，为人正直，体现出师德、师风，为人师表的风度，这一点直到我看了这部回忆录，才得知是源自他从小的家庭教育；二是他热爱教育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作教师「终生不悔」，他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具有极好的表述才华，往往能口若悬河地说上两个多小时，逻辑严密且风趣，令听者忘掉时间。记得当时教研室有学术活动时，只要李先生一开口，大家都会凝神静听。正像李先生也常说的，他是一个天生的教师，是为教书而生。为了教书，他必须看书，所以手不释卷，身不离书。他把教书、看书、写书，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我对学术的喜好，使我尤其愿意与李先生交谈，一点也不夸张，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特别是他对晚辈的提携和爱护是有目共睹的。我的第一部作品《佛在心中坐》就是先生向主编推荐的结果。

　　以后，李先生离开了学校到天津社科院搞研究工作，我则在他离开后不久，被安排到学校图书馆工作，也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教学岗位，或许是因为在有些领导眼里，我属于「李正中的人」吧。后来，正如《回忆录》里谈到的，我调入天津社会科学院工作，也得力于李先生的大力推荐，这一点我终生不能忘记。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又工作了十余年（1994-2006），其中前半阶段，和李先生共事、接触仍然很多，我从他那里获益良多，自不待言。因为这些缘故，李先生常对我说：我可能是对他最为了解的人，所以完全有资格写这篇序言。我看了这部书稿的大部分文字，应该说，其中说到的很多事、很多人我确实是知道的，有些事甚至是亲历者之一。但也有相当多的事情，我并不清楚，我其实更喜欢看这一部分，为之情动。

　　我觉得，这部回忆录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以这位八十岁老人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向我们展示了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的多个侧面，人与历史是交织在一起的，个人经历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信史」，也是一部「心史」。往大处说，从这部书中，可以看到李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对人生的某些深邃思索；往小处说，从这部书中，也可以得见李先生家庭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的方方面面，往往真情流露，令人感动。

　　人的一生每日每时都会发生某些事情，都在与别人这样或那样的交往，甚至在与自己周旋，能忆记的事，能忆念的人，不知会有多少！自然，回忆录不可能面面俱到，像流水账一般将所有事情搬弄出来，那样的回忆录恐怕是很恐怖的，或者说，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想这部回忆录应该也不例外，我理解，李先生之所以称之为「无奈的记忆」，在于很多事情他本不想记，不想说，但又不得不记，不得不说，因为某些记忆已经成为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其中的苦衷是令人叹息的。这本回忆录向我们披露的，既有他一生中若干美好的时刻，更有他一生中很多遭难的碎片，前者也多带有苦涩，比如第一篇《忘却的初恋》；后者则更多心酸，却又是想忘却而忘不了，所以，两者皆是「无奈」。其实，有些事情，记住为好；有些事情，则忘却为佳。当然，记忆力有时并不按我们的愿望行事，这就是人生的悲哀所在吧。

　　本书值得推荐的是有些曾被扭曲的历史，在回忆录中得到了澄清，恢复了本来面目。也可以说，这是史学家心灵的写实。而一部作品，是好是坏，是成功抑或失败，还是任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我想，李先生既将他这些无奈的记忆留给了这个世间，已经足够了。

　　是为序。

张培锋
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于津门聆钟室
註：张培锋，现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言二

一代学者心灵的唿唤

　　《无奈的记忆——李正中回忆录》整理完毕，先生要我写一篇序。我心中甚是惶恐，无论是就学识、资历、地位还是身份而言，与先生相较，都有着天壤之悬。蝇附骥尾而致千里尚且不敢奢望，更何况忝列篇首又作月旦雌黄，于是再三推辞。但是先生不弃，一再鼓励说：「忠于自己的情感，写出自己的感受就好。」他开导劝慰称，我写序有两个优势：一是我是二十余万字回忆录的整理者。在记录口述中了解的有关他的事情几乎是最多的。二是作为最年轻的晚辈，我能写出与别人不同的评价与感悟。先生的谆谆教导，让我多了几分下笔的信心。

　　其实，我跟先生相识结缘并忝列于弟子行列的时间并不算长。很偶然的一个机缘，由我一直以来的十分钦佩的张培锋老师引荐，得以拜访先生，并作为助教协助先生做一些工作，其中主要的是负责整理回忆录。自此开始了两个「八零后」之间长达半年之久的对话。先生长寿，今年八十一岁。小子愚晚，生于公元一九八二年。其实，谈不上对话，更多的是我如坐春风，聆听智慧长者的教诲。

　　先生一生经历坎坷，这些苦难将先生玉成一条宽阔深远的河。这条河上游汹涌激荡，中游曲折喑哑，下游深沉和缓。先生童年，正值日寇觊觎并悍然入侵我中华之时。又长于抗日烽火与内战硝烟之中。然而时代的苦难并未黯淡先生的一腔壮志豪情，而是如其敬仰者鲁迅等前辈一样，宁舍医学、理工之最初专业而从文，并一生肆力于人文事业。先生初读于北平中国大学，毕业于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又续修于天津达仁学院。后二十余岁即任耀华中学教务主任，并提出至今尚有影响的「五段教学法」。正是大有作为之时，却不幸遭遇「肃清反革命运动」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先生因「一句话被打成反革命」，在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人生黄金岁月，却与当时众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整日挨批斗，写检讨，遭毒打，远离教育岗位，下放田野劳动，活在战战兢兢与唯唯诺诺的屈辱中。国家发展耽误太久，民族进步停滞太久，先生事业荒废太久。及改革开放，先生虽是满身心的伤痛，却积极参与到新时代的建设中。为挽回前十余年搁浅的青春，先生亦如季羡林等一辈人，黎明即起，白昼不休，子时不眠。苦难之后，人生事业呈现出深厚博大之象。先生先于天津大学冶金分校工作，又聘至天津社会科学院任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十年后任天津理工大学经济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期间《中国近代史简明教程》、《中国紫砂壶》、《中国古瓷铭文》、《中国古瓷汇考》、《中国青花瓷》、《中国唐三彩》、《中国近代史资料研究与介绍》、《中国传统美德与跨世纪青年》、《近代天津名人故居》、《近代天津知名工商业》、《干部道德教程》等二十余部煌煌着作相继问世。并不辞劳苦，又远赴日本、香港、韩国等地讲学，近期又收到台湾有关大学的邀请进行中华文化的交流与传承。年过八旬，又整理出版《不敢逾矩文集》、《中国宝卷精粹》等。先生着作等身，数百万字，正如着名学者、明史学家南炳文所赞誉：「学界巨擘，杏坛名师。德高行景，世人楷则。」

　　诸多遭遇，岁月流深，先生之心态早已趋向平和。不过，先生尚存遗憾，仍有「无奈」，这也是写作此书的深层动机。

　　我曾请教先生对「文学是人学」的看法，答曰：文学经典最可贵在于有情人写有情事给有情人看。这本回忆录即堪为「一往情深」。其叙写父母之恩情，殷殷可鉴，如《我的父亲喝茶使用残旧紫砂壶》、《我的母亲》、《母亲留给我的财富》诸篇。记得当时听先生讲述，置身感动之中，又联想及我的父母，不禁难以敲击键盘。其回忆妻子儿女之亲情，言语切切，如《我的妻子信仰佛教》、《我不会唱歌却喜欢歌曲》诸篇。那日记录时的情形犹在眼前：先生口授，我只顾低头敲字，文章结尾时先生没有像以往那样说「就到这儿了」，而是沉默，及我抬头，只见先生双眼通红，满脸泪水。其载师友之情谊，忠信笃诚，如《忆一代学术大师、历史学家周谷城》、《纪念我的学长李世瑜先生》、《我的学长、明史学家南炳文先生》诸篇。其记师徒之交情，关爱殷切，如《我的忘年交——张培锋教授》、《在山东工作的学生——李萍》诸篇。韩国朴书永女士（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次女，长女朴槿惠为韩国大国家党主席）曾称先生是重情之人。诚然。

　　中国古人向来有笔记杂录的传统。虽不及正史，但是自隋唐以来，史家已开始採录时人笔记杂录以补史阙。郑思肖《心史》、元遗山《壬辰杂编》乃至今人巴金《忏悔录》、季羡林《牛棚杂忆》、杨绛《干校六记》等着作均有补史之功。先生的回忆录杂记往昔，陈述故人，亦是如此。其可贵之处在于，先生一生亲身经历日军乱华、四年解放、文革历届运动、改革开放诸历史时期，皆以平实客观语言如实记载其所闻见与遭遇。他回忆小学时日本奴化之教育及国人之反抗，记录苏联红军在东北之暴行，追思长春围困时期饿死的亲人、百姓，叙述当年逃难的艰辛……这些皆为正史所不载。对于年轻人，听长者提及二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大有一种「白头如梦说前朝」之感。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念及斯，先生莫不痛心疾首。他说，当年文革的受害者至今日多八、九十岁高龄，存世者已寥寥，而能执笔回忆者更是少之又少，但是必须有人来写当年的历史。也正是出于这种责任心与社会担当，先生不辞年高，忍着当年的疼痛与屈辱，狠心揭开伤疤，向后辈披露当年的岁月。他以个人为视角，几乎记载了建国后至改革开放期间的历次运动，真实详尽。述者惨痛，闻者惊心。从某种意义来说，先生此书是一部真实小史，也是一篇语重心长的宣言。其用心之处在于唿吁更多的亲历者来叙载那段必须正视的历史，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后代子孙。先生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继承文学泰斗巴金的遗愿，希望有一天能够建立「文革纪念馆」。曾不无悲怆地忠告众弟子：「届时建馆勿忘告乃师。」

　　先生向来自称是「学历史的」，他对国家、历史及社会、民族乃至人生、人性向来多有关注，并有着较常人更为宏阔的观照与认识。他在载人纪事时，往往联系社会历史作更深层次的思考。小子有幸，口传笔录中得以亲聆。「文化大革命」是先生一辈人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民族切肤之伤，国家之大不幸。先生一直在反思那不堪的十年。他曾例举陈寅恪早年弟子刘节等宁可以身代师受辱，而文革中学生却对老师无情毒打的事，并一言指出其根由：「制度使然」。对于文革后「只见受害人，不见忏悔者」的现象，先生警觉说：「一个民族不能从灾难中总结并吸取教训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现在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与国力增强的同时，社会公平日渐缺失，贪污腐败滔滔皆是，阶层固化，「官二代」肆无忌惮，贫富分化趋于两极，于是社会上涌现出「怀念文革」的思潮，暗流涌动，甚至叫嚣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先生深切担忧，分析说：今日怀念「文革」的人有两种：一是当年的打砸抢的得势者。二是不了解十年浩劫的年轻人。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是由于对当前社会现实的不满，更是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了解。若不彻底反思文革，文革的悲剧一定还会重演。只可惜，这种警告虽已有巴金、季羡林、吴敬琏、余英时等人提出，但是唿声甚微，早已淹没在社会浮躁的大潮中。先生职为教师，教授弟子，一重知识，更重做人，强调以德为先。尽管在文革中一再被其曾经帮助过的学生毒打，甚至几乎丢掉性命，但是先生后来却没有报复或诅咒，反而当其身处艰难之境时，再次给予帮助。我曾问及当年迫害毒打老师的人认识否，尚在否。先生回答，都认识，几乎均在世。我自己对此非常愤怒与不解：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那些人出手去伤害自己的长辈，如何这般心安理得？先生却宽慰：得饶人处且饶人。人性恶化至于此，其根源在于制度。先生对世事看得很清，我跟其他学生一样，很想请教洞明的秘诀。先生数语点化：「善于认识自己的不足，勤于看到他人的优长。」先生本为睿智之人，诸如上述明理之语，时见行文，且不赘述。

　　前日之因，今日之果。先生立足杏坛，一生勤勤恳恳，教书育人，提携后辈，现在「子弟皆俊秀，硕果累累」，可谓桃李满天下，精英辈出，或为各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或为政府要员，均大有作为于社会。恕我不一一署名。小子何幸，亦忝列门墙。众生对于先生固仰之弥高，鉆之弥坚，然皆奋发努力，亦可告慰师心。于当今时代，能有这样的教育工作者，有这样的师长，实属我等后辈之骄傲。

　　先生家门口有一副手书对联，刻诸木板，其曰：「情真事真理真，立德立业立言」，庶几夫子自道也，亦可为《无奈的记忆》之概评。

　　斯为序。

罗海燕
辛卯年菊月于南开大学
註：罗海燕，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
现任：天津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