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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度揭露基督教在共产中国如何倖存并兴盛的祕辛
　　一场从未在中国张扬的革命
　　伪善世界，唯信仰得以救赎

　　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写作奖．德国图书行业协会「绍尔兄妹奖」．卡普钦斯基国际报导文学奖．德国法兰克福书商和平奖得主廖亦武又一震动世界文坛的力作

　　美国《当代基督教》杂志「最佳图书奖」

　　时候终于到了，上帝老人家不忍我继续沉沦，就派来一位基督徒孙医生。他没有任何传教的行话，直接就说，我在山沟里行医十来年，我晓得太多的惨痛故事，老威，你是个作家，

　　你感兴趣吗？

　　于是就相约上路。

　　从云南丽江转回昆明，经富民县和禄劝县，再沿着山高水低的乡间公路，朝更深处而去。来到撒营盘镇，骡马羊狗猪当街奔驰，扬起阵阵烟尘，我凝望土坎那边，一九四○年代的西

　　南神学院遗址，我问，到此为止吗？

　　孙医生摇头。于是我们继续深入。

　　于是长期在山路上跋涉。客车、货车、面包车和手扶式拖拉机都乘过。山穷水尽了，就只得走路。翻山越岭几个小时，汗流浃背钻进一半山腰的土屋，意想不到的故事就源源不绝。

　　贫瘠，愚昧，创伤，压得人喘不过气。一个妇女被怀疑得了痲疯病，于是大家一致通过，架柴火烧死她；一个男人突然病倒，于是大家抬起他，翻半天的山，才抵达公路，在路边拦车

　　去县城，中途就颠簸死了；还有一个孩子的父亲被枪杀，他却被几只长枪指着，背起自己父亲的头颅，奔走几天几夜。山路是红色的，孩子被父亲的血染透了。

　　苦难如此深重而辽阔，人们能够抓住的，也只有耶稣了。

作者简介

廖亦武

　　1958年，生于中国四川盐宁，诗人，作家，民间艺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理事，中国地下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出版者。

　　1989年六四凌晨制作长诗《大屠杀》配乐录音带，1990年3月组织拍摄诗歌电影《安魂》，旋即入狱四年；1994年1月因英国首相梅杰和国际特赦组织的不懈努力，提前43天获释。

　　历经二十年，而有《活下去》、《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中国上访村》、《最后的地主》数卷，约五百多万字，成为当今最有代表性的底层作家。

　　1995年和2003年，两度获得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写作奖；2002年获《倾向》文学奖。2007年获独立中文笔会之自由写作奖。2009年因《地震疯人院—四川大地震记事》而获澳洲之推动中国进步奖。其作品已翻译成英、法、日、德等多种文字出版，特别是《底层》英译本《THE CORPSE WALKER》由蓝灯出版并畅销，以及美国权威文学杂志《巴黎评论》连续4次推出专辑，使他逐步进入了西方主流文学界。

　　所着《底层》、《沈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并因违禁创作和在公共领域的违禁活动，数度被逮捕和抄家。曾居无定所，到处流浪卖艺。也曾长期被限制出国。他同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随笔；曾地下出版音乐CD《汉奴》、《叫魂》、《箫吟》、《情兽》、《不死的流亡者》、《南行记》等，其即兴的箫法和啸法有深沉独绝的音乐况味。

　　2011年，国际笔会美国中心于纽约举办「世界之声」文学节，担任主席的1981年布克文学奖得主鲁西迪爵士邀请廖亦武为出席开幕式的嘉宾之一。然续遭中国限制出境，2011年7月从国境经越南辗转赴德国，同步出版中文与德文版传记，《六四．我的证词》，举世注目。2009年，《坐台小姐和农民皇帝：中国底层社会》， 由德国渔夫出版社（德文版：中国底层访谈录）出版。2011年9月，《上帝是红色的》，由美国两大出版社之一的哈泼柯林斯出版。

　　2012年6月21日，联邦德国图书贸易协会宣布，廖亦武荣获联邦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同年10月14日于德国极具象征意义的圣保罗教堂，发表电视直播演讲。

　　廖亦武－得奖纪录
　　1995年 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写作奖
　　2002年 《倾向》文学奖
　　2003年 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写作奖
　　2007年 独立中文笔会之自由写作奖
　　2009年 《地震疯人院—四川大地震记事》而获澳洲之推动中国进步奖
　　2011年 美国《当代基督教》杂志「最佳图书奖」
　　2011年 德国图书行业协会「绍尔兄妹奖」
　　2011年 德国广播协会「最佳广播剧奖」
　　2012年《咬尸人：来自中国底层的真实故事》 卡普钦斯基国际报导文学奖
　　2012年 德国法兰克福书商和平奖

自序－山路是红色的
寻找传教士墓园
基督教长老张应荣
夜祷
教区牧师张茂恩
日祷
殉道者之子王子胜（上）
事故及后果
殉道者之子王子胜（下）
基督徒孙医生
基督教长老吴永生
老基督徒张凤祥
湮灭的异端
绝症基督徒李林山
乡村团契
藏族天主教徒加伯额
百岁修女张印仙
地下天主教徒刘圣诗
家庭基督徒袁福生
八○后基督徒何路
街头盲艺人文华春
读书人流沙河的相关旁证
不屈的受难和奋争（代跋）∕康正果

代跋

上帝是红色的-不屈的受难和奋争∕康正果

　　我们读过的廖亦武访谈录已经很多了，如果说他笔下那些畸零人和含冤者的遭遇仅以其个人的不幸令人深感同情和万般无奈，进而凸显出共产专制下种种社会之怪现状，那么这部基督徒访谈录则除了控诉中共及其唆使的暴民对教民的残酷迫害以外，更能让信教的或不信教的读者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受难者坚贞不屈的人格，在阅读过程中得到精神上的提昇，在极度的震撼后领会到抚慰心灵的光。就拿孙医生来说，他医术超群，本来在大城市享有高职高薪，但在信主后却断然放弃了优越的待遇，只身到云南山区，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为穷苦的山民治病，在救死扶伤的同时向他们传佈了教义。孙医生为什么要做这样自讨苦吃的事情呢？当然他不是学什么被编造的雷锋，而是在继承和发扬早期西方传教士的传统。那些骑上毛驴翻山越岭在苗山寨里传教的洋人，最初就是凭着给穷人治病赐药，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而取得信任，在救世的善行中传播基督教教义的。这一种竭诚普救人世苦难的工作才真正称得上是为人民服务。孙医生最景仰的人物是在印度显示了「平凡神蹟」的德兰修女。他对廖亦武说：「只有上帝有力量评判世间一切，我们没力量，也没资格评判，那就只有尽其所能去付出。不要追问付出了将有何回报，仅仅是感恩地活着，并且付出，就足够了。」

　　百岁修女张印仙的事迹也很感人。她从小住进修道院，她以她在那里的成长历程证实了外国传教士主持的教会在1949年以前救死扶伤，收养孤儿的功德，从而否定了中共当局加于教会的诬蔑不实之词。她也以她在其后几十年受尽折磨的经历见证了中共暴政对世道人心的败坏。张印仙告诉廖亦武：「1952年，永世难忘。曾经极其荣耀的大理教会，人去楼空，老鼠成堆，四百多口，最后却只剩我，修女张印仙，我的孃孃，修女李华珍，本地主教刘汉臣三人。」此后的31年，他们三人受尽无良村民的欺辱，但三个人相依为命，矢志不渝，在坚韧的祈祷中熬过历次运动，苦难却不失尊严地活了下来。张印仙从来不向革命群众低头，改革开放后上面落实宗教政策，她揹上九十岁的孃孃在乡政府门外示威抗争近三十天，最终争回了他们的教产。拒不参加「三自教会」的袁相忱宁愿将牢底坐穿也不向政府的威胁利诱低头让步，直到关押二十多年后释放，他依然不改初衷，在严密的监视下还坚持办家庭教会。因为他「要完成神的使命，拯救在中国的失散灵魂。」所以政府的淫威，他根本不放在眼中。

　　对比廖亦武其他访谈录中众多受害者的经历，《上帝是红色的》中的人物为读者开启了一个新的向度，他们不再是无望地诉说冤屈或黑色幽默地嘲讽世道的荒诞，在中共当政下的悲惨世界中，他们活得有志气有目标，透过那铺天盖地的平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经历中看到稀有的精神之光，以至由衷地感叹他们那源于信仰的坚强。访谈录中还穿插了几个教民们盛大聚会的场面，尽管那山野间的聚会环境很芜秽，场地很简陋，那群蝇乱飞的圣餐礼也让人感到不太卫生，但与会者的热情始终是高昂的，祈祷的声音是虔诚的。由此可见，中共六十年来的迫害、打压和限制并没有把固有的价值完全颠倒，在撒旦的力量日益失势的今日，被破坏的秩序正在恢复常态，受伤的心灵也在随之康复，信仰的力量是不灭的和无穷的，普通人向善的渴求可谓浩浩荡荡的巨流，任什么强权也休想阻挡。

　　为收集这些苦难中抗争的故事，廖亦武追踪孙医生的足迹，在同样崎岖的山路上奔波了五、六年之久。他虽然至今尚未信主，但他的寻访之旅无形中已撒上了朝圣（pilgrimage）的光彩，那些访谈录也谱入了赞美诗的乐音。全书的二十多个故事分别来自神父、牧师、天主教修女、圣公会长老、地下教会佈道者和城市青年新信徒之口，有的回忆毛泽东时代残暴的迫害，有的陈述地下教会在打压下不断发展的现状，每一个故事都以受访者生动的口述令人如临其境，如睹其人，不只真实传达了基督教群体争信教自由的心声，同时也弘扬了他们历尽苦难却信心弥坚的感人精神。

　　廖亦武一如他以往的叙述风格，每一篇访谈录都附有风趣的引言，间或有补充说明的后记。在这些夹叙夹议的短文中，作为局外人的叙述者，初入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山寨，他那个来自城市的汉族身分，以及非基督徒作家的视角，难免使得他对眼前的异样风俗，耳中的陌生语言及其所表述的信仰全都感到迷惑和隔膜。但随着宾主的对话渐入佳境，再加上山民们的好客和敦厚消融了他初来乍到的生疏，他们纯朴的信仰和清贫中的乐观态度最终使他深受感染，对他们的世界，他遂获有更多的理解。在一次採访结束时他从心里发出感慨说：「由于我还不是教内弟兄，在场的人……挨次劝导我消除顾虑，受召归主。质朴的中国底层人啊！我理解信仰是个好东西，是你们能够拿出来，和匆匆过客的我，一道分享的精神美味，我从内心爱你们，但是天不早了，每个人都得独自赶路。」

　　採访之旅毕竟使廖亦武与今日中国的基督徒有了更多的交流，他会不会信教，那纯粹是他个人的事情，但基督徒争信教自由的决心和勇气对他的巨大鼓舞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一个独立作家，写作乃是廖亦武终生的事业，不管中共当局怎样禁止他的作品在国内流通，不管他们採取什么手段限制他出境和给他的日常生活带来麻烦，他还是会照样坚持写作，会继续开拓他採访的领域，会把当局竭力掩盖的事实报导出去的。通往世界的门业已打开，从港台到欧美，到处都有廖亦武中文原作的读者，更有更多外文译本的市场。今日的世界需要报导真实的文字，因为只有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真实，才有助于改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处境，而依靠造假和封锁真实倖存下去的中共政权，必将随着越来越多的真实情况大白于天下而难以继续作伪，最终彻底失去信誉。至少，随着这本《上帝是红色的》在海外的出版，中共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将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暴露出它一贯的谎言欺骗，而国内那些争取信教自由的人士也会因此而赢得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基督教长老张应荣

前奏

2005年12月30日上午8点多，我和已习惯走村串乡的孙医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镇团街登上了从禄劝县至则黑乡的长途中巴。薄雾渐渐散尽，窗外郁郁葱葱，令人精神为之一爽。车内一小半座位都空着，由于坐得宽敞，我和孙医生都袖着手闲聊起来。闲聊间路和风景已抛在身后。不过我还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这儿分佈很密，大约都是乡下人自筹自办，所以外观看上去比较简陋，只是把土墙刷了一层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红十字却不断耸立在所有的屋顶之上，清山绿水间，给人一种已改朝换代的错觉。

下午2点21分，车抵达则黑，这是一个山区小镇，街两旁低矮的房屋破旧晦暗，除了停息在街边的几辆货车与拖拉机，再没什么现代化气息。马和骡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粪，居民们从屋檐下打量着两个外来人。从正街拐往一个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则黑乡最高的建筑物—五层楼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蓝天下的大红十字架比稍远一些的政府部门的五星红旗醒目许多。

基督教堂底层有两、三间舖面，孙医生拾阶而上，进了其中一家「康民药店」。接待者是个中年汉子，他为我们泡茶，并说昨天就接到孙医生的电话，教会的张长老已做了安排。我们由一黑脸汉子带路，来到上村。

依着地势，如飘带蔓延的则黑乡由上中下三个村组成，中村为机关与店舖集中的商业活动在红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几分钟，路过若干农家院落和一堵红墙，进了一个敞开的院落。一对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门里露面，他们就是我此行的拜访对象之一，则黑乡基督教会最德高望重的张应荣长老及老伴李桂芝。

我随孙医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并应邀进屋在冷却的火塘旁坐下。我环视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间，掏出录音机，谈话于2005年12月30日下午3点30分正式开始。

正文

老威：随着时光的流逝，年老的基督徒越来越少……比如九十多岁的袁相忱牧师，前年我在北京拜访他时，其身体和头脑的反应都很敏捷，可今年我听说，他就已经不在了。

张应荣：我也84岁了。

老威：所以我想听听你无所顾忌地讲讲自己的经历，同时留下一个见证。

张应荣：嘿嘿。我嘛！1922年生，具体的生日晓不得。因为我5岁死了妈妈，爸爸作为中国内地会的长老，全副身心侍奉主，忘了自己儿子是哪一天生。我读过三年小学，从小就跟父母信主，但是懵懂的；一直到16岁那年，有两个外国牧师来到禄劝县撒老乌传道，我参加了一个礼拜的圣经会，又和许多人一起参加了三个礼拜的圣经班，才受了感动，在圣灵前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决定将此生奉献。接着，由撒老乌教会推荐，我去武定县滔谷乡入六族灵会（即由黑彝、白彝、干彝、黎族、傣族、汉族信徒聚合而成的初级圣经班），苦学了三个年头。

老威：来则黑的途中，我们曾路过撒老乌。隔着一大片沟壑，我们望见山脚下的两、三块白色屋顶，在周围土屋构成的村落中显得格外醒目。孙医生指着窗外说，那就是由两个西方人创办的西南神学院，大半个世纪前，他们病死并埋骨于此，至今还留有残碑。

张应荣：他们是夫妇，一个是澳大利亚人，那时五十多岁，中文名字叫张尔昌；师母是加拿大人，我已记不起名字了。西南神学院的创办人还有英国的郑开元牧师，他原来在四川那边办学，抗日战争开始，就来到云南这边的禄丰，联合筹办了西南神学院。半学期后，校址由禄丰迁到撒老乌。自六族灵会毕业不久，我又成为神学院的首期学生，在此修完了三年正规学业，假期中还跟传道人四处跑，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出校门后就任专职传道人打下了基础。

老威：当时坐汽车吗？

张应荣：这儿是各个民族杂居之地，在全中国范围内都算偏远落后，修公路搞开发也就近些年的事。当时的交通工具是马、骡子，还有人腿，驮着东西，从昆明走拢则黑要一、二十天，再往里去，过一条金沙江，就是四川的大小凉山了。

本来经过祷告，我已决定自己的奉献方向就在云南境内，可在我即将毕业之际，神学院接到一位传教士从四川昭觉县发来的求援信。对方是医生，来自英国伦敦，正在当地筹办医院。由于大凉山是彝族腹地，语言和风俗又不同于汉族，因此仅仅懂一点汉话的西方人所遭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于是神学院派我和另一名黑彝族毕业生去昭觉，在医院服务十个月，当翻译，还教英国医生彝语。完成任务回到云南这边时，已经是1950年耶诞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