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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卖膏药」的胡适来到香港、两粤，
竟无法侃侃而谈，只好寄情山水，
然游玩究竟玩得是什么？仅是山水而已吗？

　　原本胡适打算到广州「卖膏药（进行演讲）」的，没想到因为政治的关系，讲演取消了。膏药卖不成，兴致不减，一抬腿就去参观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砲台、中山大学的新校舍等，南游途中不只有山和水，更有人和事，此外，正因胡适对教育的一番热诚，不免对广州和广西的教育，以及政治局势略有些看法。

　　山水仅是凭眼见，唯有用「心」去感受，才能真正看见当地的人文和风情。

　　民初的大家胡适不仅在文学和哲学上有着深入地研究，更对教育和民主自由有着高度的看法。在风起云涌的时代里，即使是赏玩，胡适所眼见的也不单单是「山」和「水」，而是看见的当地宗教、文化、教育和国家建设。所处的环境不允许，并无法浇熄胡适对教育的热情和对人的关怀。

本书特色

　　胡适过世五十载，一个五四运动的大师，一位与台湾学术紧绑在一起的人物，他的思想和论着至今仍影响我们。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简单的游记，不如说在这，可以看见胡适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政治思想。书中文字白话，且搭上铅笔画风的风景图案，让学生和一般民众可以轻松阅读。

作者简介

胡适

　　字适之，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兴趣广泛，着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宣传民主、科学。

　　胡适提倡白话文和新诗，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1957年，胡适当选中华民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于隔年4月回到台湾定居就任。1962年病逝，中央研究院于院内成立了胡适纪念馆。另外，在研究院附近另有一胡适公园，为胡适的墓地。

　　胡适一生影响甚广，着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胡适文存》、《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卢山游记》、《胡适文选》、《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四十自述》、《南游杂忆》、《胡适留学日记》、《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序
香港
广州
广西
广西的印象
尾声
附录　粤桂游影

香港

我在元旦上午坐哈里生总统船南下，一月四日早晨到香港，住在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儿（Sir William Horenell）的家里。我在香港的日程，先已托香港大学文学院长佛斯脱先生（Dr. L. Forster）代为排定。西洋人是能体谅人的，所以每天上午都留给我自由支配，一切宴会讲演都从下午一点开始。所以我在港五天，比较很从容，玩了不少地方。

船到香港时，天还未明，我在船面上眺望，看那轻雾中的满山灯光，真像一天繁星。韩校长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见海湾，望见远近的岛屿，气象比青岛大连更壮丽。香港的山虽不算很高，但几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但里风景的特色。有一天佛斯脱先生夫妇邀我去游览香港市的背面的山水，遍览浅水港，深水湾，香港仔，赤柱各地。阳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气。满山都是绿叶，到处可以看见很浓艳的鲜花；我们久居北方的人，到这里真有「赶上春了」的快乐。我们在山路上观看海景，到圣士梯反学校小坐喝茶，看海上的斜阳，风景特别清丽。晚上到佛斯脱先生家去吃饭，坐电车上山，走上山顶（The Peak），天已黑了，山顶上有轻雾，远望下去，看那全市的灯火，气象比纽约和旧金山的夜色还更壮丽。有个朋友走遍世界的，曾说，香港的夜景，只有南美洲巴西首都里阿德耶内罗（Rio de Janoiro）和澳洲的西德内（Sidney）两处可以相比。过了一天，有朋友邀我去游九龙，因时间太晚，走的不远，但大埔和水塘一带的风景的美丽已够使我们惊异了。

有一天，我在扶轮社午餐后演说，提到香港的风景之美，我说：香港应该产生诗人和画家，用他们的艺术来赞颂这里的海光山色。有些人听了颇感觉诧异。他们看惯了，住腻了，终日只把这地方看作一个吃饭做买卖的商场，所以不能欣赏那山水的美景了。但二十天之后，我从广西回到香港时，有人对我说，香港商会现在决定要编印一部小册子，描写香港的风景，他们准备印两万本，来宣传香港的山水之美！

香港大学最有成绩的是医科与工科，这是外间人士所知道的。这里的文科比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说是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不发生关系。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国人士又太不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学，所以中国文字的教授全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近年副校长韩君与文学院长佛君都很注意这个问题，他们两人去年都曾到北方访问考查；去年夏天港大曾请广东学者陈受颐先生和容肇祖先生到这里来研究港大的中文教学问题，请他们自由批评并指示改革的途径。这种虚心的态度是很可以佩服的。我在香港时，很感觉港大当局确有改革文科中国文字教学的诚意，本地绅士如周寿臣罗旭和诸先生也都热心赞助这件改革事业。但他们希望一个能主持道种改革计画的人，这个人必须兼有四种资格：（一）须是一位高明的国学家，（二）须能通晓英文，能在大学会议席上为本系辩护，（三）须是一位有管理才干的人，（四）最好须是一位广东籍的学者。因为这样的人才一时不易得，所以这件改革事业至今还不曾进行。

香港大学创始于爱里鹗爵士（Sir CHarles Eliot），此君是一位博学的学者，精通梵文利巴利（Pali）文，着有『印度教与佛教』三鉅册；晚年曾任驻日本大使，退休后即寄居奈良，专研究日本的佛教，想着一部专书。书稿未成，他因重病回国，死在印度洋的船上。一九二七年五月，我从美国回来，过日本奈良，曾在奈良旅馆里见着他。那一天同餐的，有法国的勒卫先生（Sylvan Levi），瑞士（现改法国籍）的戴弥微先生（Demieville），日本的高楠顺次郎先生和法隆寺的佐伯方丈，五国的研究佛教的学人聚在一堂，可称盛会。于今不过八年，那几个人都云散了，而当日餐会的主人已葬在海底了！

爱里鹗校长是最初推荐钢和泰先生（Baron Stzel Hodstoin）给北京大学的人。钢先生从此留在北京，研究佛教，教授梵文和藏文，至今十五六年了。香港大学对中国学术上的贡献，大概要算这件事为最大。可惜爱里鹗以后，这样的学术上的交通就不曾继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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