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兰克福书展、波隆那书展盛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金奖
★奥地利国家青少年文学金奖
★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特别推荐
★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银奖
★义大利波隆那书展金色书虫奖
★《联合报》、《中国时报》年度最佳童书
长销２０年经典最新版，读者票选最爱，中外一致推荐！
当代最重要的华文女作家陈丹燕代表作！
售出德国、奥地利、瑞士、义大利等海外版权！
如何跟一个曾置身其中的大时代练习和解？
一本最真实、最诚挚的原谅之书
「那些课文是有毒的，我们不学。」老师说。我跟着在上面涂满糨煳，把课本黏得像张厚纸板。
我成为小学生的第一天，一九六六年夏天，我盼望着上学，就像盼望一个童话故事的开始。却不知道，这个童话里的城堡，就要变成森林中的废墟。
和我一样是中学生的铃儿说：「我们现在只是活着，而不是真正的生活着。我们应该真正的生活……」
我们等啊，等啊，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感到漫长，就像运动员俯身撑在起跑线上，但信号枪一直没有响起……
一切创作，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出版《一个女孩》。这是描写我的童年生活的小说，我对它有话要说，而且一定要说出来。－－陈丹燕
作者简介
陈丹燕
1958年12月18日生于北京。1972年在上海读中学，开始于《上海少年》发表少年习作。1978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开始发表儿童文学和青春文学作品，并创作散文、小说。为大陆青春文学第一代作家，也是知名的广播节目主持人。
1995年《一个女孩》德译本《九生》在瑞士出版，被德国之声选为最佳童书。1996年《九生》获奥地利国家青少年图书奖、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银奖。
着有《我的妈妈是精灵》、陈丹燕阅历三部曲（《唯美主义者的舞蹈》、《上海沙拉》、《蝴蝶已飞》）、《成为和平饭店》、《独生子女宣言》、《走呀》、《上海的金枝玉叶》、《中国少女》等多部。
其作品在大陆、香港和台湾等地数度登上畅销排行榜，并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金奖、中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等。作品有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奥地利、瑞士、义大利、越南、印度以及俄罗斯等译本。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第二章 鸽子灰的眼睛
第三章 黑天使
第四章 乘着那歌声的翅膀
第五章 青春之战
第六章 无旗之杆
第七章 一九七六年
图书序言
专家导读
不一样的童年实录－－评析《一个女孩》 文∕张子樟（文学评论家）
一
曾经有位评论者指出，依据他多年研究结果，乱世比较容易产生伟大的作家和杰出的作品，他并举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一般人对这种说法半信半疑，因为它无法验证到每个年代，尤其对中国人似乎更不合适。抗战八年，多少英雄豪杰的事蹟，多少凡夫俗子的灾难，事过境迁已达半世纪，至今仍然没有一本可以媲美《战争与和平》的相关鉅着出现。因此，空有伟大的年代，没有其他条件配合，不见得就会出现傲世作品。但文革后的大陆文学作品似乎又部分验证了那位评论者的说法，至少这个阶段的作品远胜于文革前的作品。
文革后大陆文学的最大特征在于内容不再受政治干预，作者勇敢详述事实。凡是可读性高的作品，都能抛弃「高大全」的框框，暴露文革期间的种种弊端。有些作品甚至把时空往前推，挖掘五O年代以来的民不聊生实况。这些作品充分反映了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同一块大地上面对的苦难与心中悲愤，为时代留下最佳纪录。
以描写文革期间青少年生活实况为主的作品一向不多。王安忆的部分作品与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的初中生）有关，董宏猷的《十四岁森林》也是以初中生为主要叙述对象，几乎很难找到提及国小生的心理转化过程的作品。在这种情形，陈丹燕的《一个女孩》就显得特别珍贵。她忠实展现了那个年代国小与初中的真貌，铭记那些未来主人翁的痛苦回忆。
如果真替这本书找个适当的副题，可能「人性实录」最为恰当。整本书呈示了人性的种种弱点，不论大人小孩。故事从她入学的第一天开始，老师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同学们！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作者的学生生涯就摆脱不了史无前例的大时代阴影：「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血肉横飞的厮杀，而是森林中魔鬼宫殿的寂静与暗藏杀机，咒语在巫婆嘴里飞来飞去，一切都变了模样。」
作者秉持「真实」的理念，因此笔下多是阴暗面的展示，不论是描述自己的家居生活或是四邻的抄家焚书，均是无所隐藏，坦坦荡荡呈现出来，也因此这本作品的可读性才高。她细腻的笔法叙述了她与班长应小红之间的对立与和解、她与母亲的永恆战争、她与童话作家的忘年之交、她目睹指导对资本主义的向往、她与病院中男同学的无邪感情、好友王铃儿对下乡的执着等等。
二
作者的老师为了逃过高年级学生追究新把手的来历，请学生帮忙圆谎的那一幕，让人深刻体认人性的卑微与残忍。老师平日教导学生不要说谎，这时却要他们协助圆谎，双方都处于困境，不知如何跳开。在矛盾两难时，如何抉择变成最大的负担。同样，小孩随着家长政治地位的升降荣辱，自我调整对朋友的态度，也是人性的扭曲与荒谬。难怪作者感叹的说：「我也不知道欺凌弱者，是不是也是人的本性之一。是不是只有经历苦难，才能摆脱这个天生而来的恶习。」
作者与童话作家忘年之交的幻灭一样让人心疼心惜。这位善良的长者，从无害人之心。作者从他那里获知人生美好的一面，但现实环境展示的都是丑恶的。这位老人最后被几个年轻高大的红卫兵强迫朗读他自撰的认罪书：「他写书毒害青少年……是人民身上的寄生虫，所以，他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把自己说得多丑！多坏！多可笑！」作者对他的美好印象顿时破灭。无限的同情也无法扭转她对人性的怀疑。
随着年龄的增长，作者更能体会人的无奈与挣扎。她的合唱团指导是个无可救药的崇洋者。他常利用机会教导少年宫的学生接触西洋音乐、文学，这跟上级的交代有了牴触，终于被辞退，但「乘着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的歌声却永远深藏于作者心中。
在强调只有大爱、没有小爱的年代，作者生病时与病院里男学生的蒙眬真情，自然会遭受到父母、师长的质疑而夭折。好友王铃儿的父母、师长始终反对王铃儿下乡，更让旁观的作者领悟到父母这一辈人已对「革命」起了怀疑。这两件事突显了生活于不确定年代的人们「不知未来、没有未来、畏惧未来」的心态。
三
阅读这本以生动详实笔法来描绘作者童年生活实录的作品，除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与荒谬有更深入的了解外，我们还可得到另一个重大的思索：何谓的真正桃花源？人们一向向往的乌托邦，但想达到这种理想境界，就必须剷除人性中的欲念。这点是历史上多少人验证的结果，大陆的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这种追求的一种失败证明而已。当年遭逢无限煎熬酷验的现代中国人不巧正躬逢其盛，只能埋怨自己命苦，但人们的不幸却也为有远见的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写作空间，在人性诠释上找到最理想的场域，作者对于当年狂热于「革命」大业的年轻人的刻画最贴切：「哥哥们有着那样的黑色的严肃的眼睛……就像唐吉诃德，他们以为自己是国家新一代当然的统治者，然而他们实际的身分只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以为自己是大时代的英雄，在为一个新中国和新理想日夜奋斗……」。这些「唐吉诃德」型的青年，自认自己是「栋梁之材」，其实早已是「被放到一边去的白皙竹筷子」，但他们不死心，「还在徒劳的等待和磨练着自己」。
作者当时年纪小，没有参与「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伟业，但冷眼旁观，却看出文革时期的乌托邦建构间接加速年轻人理想的幻灭。乌托邦梦境破灭，当年多少壮志凌云、豪气干云的年轻人，经过十年的「文化」洗礼后，早已成为愤世嫉俗或默默无语的中年人。这本书虽然没有直接批评当年政策的错误与荒唐，但字里行间却隐隐约约传达出各种令人哀痛心惜的讯息。这是本书最值得称许的地方。
作者序
朗读童年－－《一个女孩》新版记 文∕陈丹燕
1992年的夏天，一边带四岁的太阳过暑假，一边写作《一个女孩》。这天下午《一个女孩》写完最后一个句号。
1998年，黄昏的德国中部丘陵地带，一辆白色的老Jetta行驶在一派暮色的森林中的公路上。车窗开着，森林中清新的微风令人感到舒服，却不知为什么，舒服到了忧伤。德国秋天的黄昏非常明亮，漫长，是一天中我最喜欢的时刻。我和芭芭拉漫无目的地聊着天，她是《一个女孩》一书的翻译，我们一起做了几十次朗读会。每次，我们都很享受朗读后与读者的交流，回答问题可是我们的强项。芭芭拉突然微笑着腾出手来，拍了我一下，说：「我喜欢你的回答，有些问题，每次都有人问，但你会从不同的角度回答，这样就不那么闷了。」这正好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不喜欢总是回答同样的问题，于是，我就变换回答的侧重点，开拓我自己尚未触碰的那些角度，并借着那些老问题寻找我自己未知的答案。这好像是个游戏，朗读会的游戏。
那时，我已经知道台湾联合报系的出版社会就要出版《一个女孩》的中文繁体字版，这时，突然一个念头浮现出来。我问芭芭拉：「要是我把我们这些年朗读会时回答得最多的问题列一张表，放在台湾版的首页，当成前言，会有怎样的效果呢？」芭芭拉说：「读者会带着这些问题去读书。」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所以，在车上，我们就开始回忆有哪些问题是常常被问到的。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回忆起我们在一起做过多少次朗读之旅行，在维也纳，在威尔士，在慕尼黑，在法兰克福，在巴塞尔，在柏林（当然，柏林是我们两人都热爱的城市，德国最好的读者在柏林），在波恩，在海德堡，在大大小小的书店、文学馆、大学汉学系、中学文学小组、小学历史课、柏林犹太人学校、读书俱乐部、国际文学节，等等，等等。芭芭拉的眼泪突如其来的落下，她突然想到了她的丈夫，原先他们说好要一起翻译这本书的，但是他却突然去世了，就在他们着手准备翻译《一个女孩》的时候。
夜色降临，我们路过马尔堡，那是芭芭拉的故乡，她在那里一直住到了结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离开。马尔堡伊利莎白教堂倾斜的塔楼尖顶，在夜空中直接指向一颗早亮的星星。几天后，在从柏林开出的火车上，我将那些问题整理了出来。
1994年，《一个女孩》在江苏悄然面世。拿到这本书的精装本时，我心中非常明确的知道，我想要写作儿童文学的原始动力已经释放。它就像一根烟花，写完《一个女孩》的最后一个句号，它就已经灿烂的从我内心深处一跃而出。从1984年我写作了第一篇散文《中国少女》，一切创作，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出版一本描写我的童年生活的小说，我对它有话要说，而且一定要说出来。从1984年我开始写作儿童小说开始，就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记得最初的几篇小说里，有一篇小说叫《一九六六年的玫瑰》，那个故事就是多年后《一个女孩》的雏形。它描述的意象，在后来《一个女孩》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都有体现。但是，那时我的表达能力还不足以表达这个长故事，所以，我放下了这个故事。
一年年轻作者，写自己的故事，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心中的意象实在丰富，如何恰当的描绘出来，是很困难的事。常常正因为它的丰富，就时常令自己对呈现的结果格外不满。在写作儿童文学的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被这种不满困扰着，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超越伤痕文学的控诉，却也是一个宽恕与不原谅并存的故事，还是一个超越时代的黑暗，去理解人类抵御人性黑暗的能力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是我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体会，与当时的文学思潮无关。我要讲述的是一个自己眼中的世界。直到伤痕文学的故事已经式微，《一个女孩》才完成。
《一个女孩》出版的那天，从童年解脱的那一天降临在我生活中。我提着二十本样书，从常熟路的《儿童时代》杂志社出来，沿着五原路回家。我能感受到自己身体中有种松懈，从腹部深处向四肢散发，那是终于释放了自己的记忆与压力之后的感官感受。我想，自己以后大概不会再写儿童文学了吧，那天，我告别了那些童年的记忆与困扰。
1996年，德文版《一个女孩》（德文书名《九生》）在奥地利出版。一个星期后，在当年的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获得「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当时设有的儿童图书评选小组的一致好评，成为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的推荐童书。接着，《九生》成为1996年度奥地利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金奖作品，和1996年度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银奖作品，并进入瑞士文学奖的短名单，最后因为书中有些情节被瑞士评委认为太暴力而落选。紧接着，在1997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全球青少年提倡宽恕文学奖金奖，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书展上获得由德国青少年评授予的金色书虫奖。到1999年，《一个女孩》的繁体字中文版获得台湾《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大报分别颁发的1999年度优秀童书奖。它似乎不再悄无声息了，但有趣的是，所有的获奖消息，我竟然都是深夜获知的，也许是由于与欧洲出版社的时差关系，也许就是命运。总是在深夜时被电话惊醒，当时也没有网络电话，国际电话极贵，所以编辑和总编辑说起话来都很急促，带着德文口音和韵律的英文，好像我梦中使用的某种特殊的语言。人在梦中常有这种奇怪的语言，在梦中是听懂了，又好像根本不懂的。每次都是，电话挂了，回到枕上，人才醒过来，问自己，我得奖了？又得奖了？有次我丈夫拍了我的棉被一下，说：「没错，你要去意大利领奖了。现在，睡觉。」平心而论，一个作家的作品得奖，而且是得到从未有过相同经历的人们的喜爱和肯定，是幸运的。但对我来说，这已是童年遥远的回音－－那个孤独的小孩，疯狂的时代，许多人遥望着，通过我的那些句子，可还是能理解。从1996年5月我在奥地利得到第一个奖开始，便开始了在德语国家的巡回朗读。然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始的那个时刻。
在朗读会中被德语读者提问最多的二十四个问题：
1.这本书里有多少情节是从真人真事中提取出来的？
2.为什么你要把这样的童年故事写下来？
3.你的宗教背景是什么？度过一个艰难的童年时代，不靠宗教的力量，还有什么别的心灵支持？
4.中国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
5.在书中写了老师穿着的天蓝色的裙子，你是真的这样记得，还是想要表示自己记得所有的事而特地写的？
6.上海与欧洲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似？要不然为什么合唱团的教师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教孩子做危险的事？
7.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没上过多少学，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呢？
8.在大街上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还能够再进入正常的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继续生活下来，而且在社会上立足吗？
9.红卫兵怎么能那么轻易就破坏学校的秩序？没有一个政府会认同他们这样做的。
10.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怎样的将来？
11.这本书里的那些孩子的原型现在怎么样？
12.做错事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受到清算和查问了吗？
13.这本书的文体不像平时在中国的文学读物里看到的那样，这是为什么？
14.书中的写作，常常表现出对气味特别的敏感，有些风景的描写像俄罗斯的古典作品，这是你个人的原因，还是中国文学普遍的特点？
15.与你有共同经历的人读过这本书吗？他们怎么说？你父母是高兴还是生气？
16.你们能够与长辈讨论「文化大革命」吗？他们怎样解释和评论这件事？
17.中国人现在怎样对付动物？
18.书中的童话作家的形象是真的吗？
19.写作是为了表达你的心情，还是为了记录你的生活？
20.你从什么时候决定要当一个作家？为什么不选择做别的事呢？
21.你写书是为了生活，还是另有目的？例如是为了别人，或为了兴趣。你能靠写作生活吗？
22.这本书中国孩子喜欢它什么呢？
23.你说这故事里有你自己的生活，现在那么多人都看到了，不知道是否你会因此不好意思？
24.你利用了自己的日记吗？
2010年初冬，德国奥登堡，阴霾的早上，我和芭芭拉绕过一条清亮的河流，去奥登堡文学屋，做朗读会。和从前一样，我们各自拿着中文与德文的《九生》，翻开书，从前做朗读会时在书中用铅笔画出的记号还在原处。十七年来，我们竟然断断续续一直在做这本书的朗读，我竟然一直在做一个童年故事的朗读者。
我们朗读的场所，是在早年一处废弃的儿童肺结核病院里，现在它已经改造成一个舒适黝黯的小剧场。那种被隔绝的感觉仍旧存在，并转化成了一种非常适合朗读的浪漫气氛。我和芭芭拉对望了一眼，我们知道彼此心中的倾诉愿望已经被唤醒，这是一个好的朗读者的状态。当我们坐上高高的追光灯照亮的木头长桌，我们的玻璃水杯里，干净的饮用水反射出明亮而安定的灯光。我们彼此看了一眼，十七年了，在朗读一个童年故事的灯光里，我们变老了。我们的声音还是原来那样，在空中回荡。开始提问了。一个孩子高高举起手来，问：「中国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这也是十七年前的一个问题。芭芭微笑的看着我，等我回答。我突然为自己能在十七年来，一直有机会朗读童年而感到深深的感谢。
此刻，我也为相隔十七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还在印行，我还有机会为它回顾而感到自己的幸运。
命运善待了我。
图书试读
老师说，糨煳是用来把语文课本里有毒的课文黏在一起的。「那些课文是有毒的，我们不学。」老师说。老师仍旧穿着那条天蓝色的裙子。
跟着老师，我把许多张纸黏在一起。有一篇课文上画着一些粉红色的花朵，非常漂亮的花，还有一首诗印在粉红色的花朵上面。我觉得自己喜欢这篇课文，好像是想用手好好摸一摸它似的，我在上面涂满了糨煳，但我并不知道那课文说的是什么。
糨煳在新的一年级课本上，散发出微甜的粮食气味，让人想起许多好吃的东西。老师走过来看了看我贴的书，说：「少涂点糨煳，贴住四个角就可以了，要不然一本新书就会弄得很脏。」说着老师举起了自己的书，她的书已经贴过了，但还是很平整，像一本新书。
老师说：「同学们要首先学会爱护书，什么是好学生呢？一个学期下来，一本书已经学完了，但书还像新的一样，那就是好学生。」
坐在我旁边的刘明明抬起头来问老师：「把书烧掉对不对呢？」刘明明长着一双细长而严肃的眼睛，他是我家的邻居，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小的，把头发剪得很整齐的小男孩。他从来不肯好好吃饭，每当家里快要吃饭的时候，他就千方百计逃出去玩，惹得他家的老保母站在阳台上大叫：「明瘪三，回来吃饭。」他有一个绰号，叫「小靴子」。大家都喜欢这么叫他。大院里烧书那天，他家搬出来的书最多，因为他爸爸是一家报社的总编辑，有的是书。
大家听小靴子这么问，都停下手来看老师。老师的脸有一点红，她说：「烧掉的都是坏书。」
在我们的大楼前，烧掉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书。住得高的人家，把书从楼上扔下来，书页在坠落时哗哗的响着，像被枪击中的鸟儿，唿的落在地上。有的书里，夹着干枯了的小花，书成堆的地方，即使是在嘈杂的火堆旁边，也有一种宁静的香气。
小靴子接着问：「坏的书那么多，好的书只有一本吗？」他认真看着老师的样子，让老师觉得不自在了，她说：「也不是的。」
小靴子还是问：「不是说世界上是好人多，好东西多吗，为什么书倒是坏的多呢？」
老师四下看看，很为难的样子。坐在我们前面的应小红，也是我们那个大楼的，她转过脸来说：「你烦死了，小靴子。」应小红是班长，烧书那天，是她在楼底下打的铃，因为她爸爸又是最早的造反派，很神气的把一面造反派的旗插在自行车上骑回家。应小红有很尖的鼻子和很大的眼睛，因此她也有一个绰号叫「老鹰」。她的确是个聪明透顶的小孩，不论玩什么，她都是大王。
我闭着嘴看着他们两个人。过了两年以后，老鹰成了我最大的仇人，后来又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小靴子却已经死在医院白色的长凳上面了。而美丽的小学老师则成为我们共同的仇敌，我们曾约定，将来长大了，一定要远走高飞，衣锦还乡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复老师。后来我真的长大了，真的作为学校的客人回到学校参加校庆，那时我是一家儿童杂志的记者，老鹰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在学校的大树下面看到了老师。
老师仍旧站得挺直，但她的脸上还残留着那时在教室的门被撞开时仰面跌倒的坍塌的神情。我又想起老师说的话，一个好学生，应该爱惜书。老师不是一个纯粹的人，她在那种重压之下，人格变成了很小的互相不连贯的碎片。
***
把手刚刚被他们拆除，大同学发现把手时，曾非常愤怒的问老师是谁装的，老师提高声音坚持说是本来就有的。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拿眼睛特别看了我们一眼，一半祈求一半威胁的样子。
「我们要调查的。」扮鬼脸的大男孩子说。老师靠在摇摇欲坠的门上，想了一会儿，说：「把手原来就有的，是吗？」
可同学们都没有说话，把手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老师装上去的。
老师扬起脸来，坚持问：「是不是啊？」她的声音拖得长长的，充满了暗示。
大家说：「是的。」
老师鼓励的笑着对我们说：「等一会儿他们要来问的，老师不是让你们说谎，是让你们说一个──」老师顿了顿，好像咽下一整个蛋黄那样用力的咽了咽，说，「说一个事实情况。」老师指着原来就有的旧把手说，「它原来就是在那里的。」老师把身体靠在门上，她听了听外面楼梯上的声音说，「现在我们来做练习，我来提问，应小红同学，」她微笑的鼓励的看着她最爱的学生，「把手是原来就有的吗？」
老鹰点点头说：「一把是原来的，一把是新装上去的。」
老师的脸腾的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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