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此四卷文集为国际知名学者张隆溪教授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所出版重要中文着述的集合，囊括了张隆溪教授所有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研究观点。
本卷含《走出文化的封闭圈》、《比较文化研究入门》两书。
本书特色
国际知名学者张隆溪首部集结各重要着述的全集。
作者简介
张隆溪
194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哈佛大学博士。曾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2006至2009年任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9年受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聘认为唯一的中国籍院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学讲座教授。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走出文化的封闭圈
原版导言
新版序
第一章 文化、传统与现代阐释
第二章 走出文化的封闭圈
第三章 关于理论上的时髦
第四章 多元社会中的文化批评
第五章 知识份子与现代社会
第六章 什么是「怀柔远人」？
第七章 起步艰难：晚清出洋游记读后随笔
第八章 维柯思想简论
第九章 美的追求：记朱光潜先生
第十章 《朱光潜美学文集》读后杂感
第十一章 钱钟书谈文学的比较研究
第十二章 钱钟书的语言艺术
第十三章 思想的片断性和系统性
第十四章 怀念钱钟书先生
第十五章 读《我们仨》有感
第十六章 论钱钟书的英文着作
后记
比较文学研究入门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何谓比较文学？
第二节 审美历史主义、法国影响研究和美国平行研究
第三节 文学理论的兴衰
第四节 全球眼光与多元视野
第五节 结语
第二章 中西比较文学的挑战和机遇
第一节 从边缘走向中心
第二节 中西比较面临的挑战
第三节 文学理论与中西比较
第四节 中西比较方法浅论
第三章 比较文学研究典范举例
第一节 知识准备与范例的意义
第二节 终结、意义和叙事
第三节 多元的世界文学新概念
第四章 中西比较研究典范举例
第一节 理论的理解和表述
第二节 中西诗论的融合
第三节 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
第四节 中西会通的典范
第五节 结束语
参考书目
图书序言
原版导言
这本书收集的文章，大多数都曾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但我在结集时对每篇都略作修改，使本来独自成篇的东西放在一起，互相能有一点联贯和照应。书的内容涉及许多方面，有些是讨论传统、现代与后现代问题，还有的是缅怀曾给我极大影响的两位学界前辈，即朱光潜先生和钱钟书先生，而能够把各篇文章联贯起来的主题，则是希望打破狭隘界定的各种分野，以尽可能开阔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生活和世界。钱钟书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说，「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 我所敬重的学界前辈，就都具有开阔的眼光和胸怀，决不以做某一学问的专家为满足，而总是超越学科、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局限，由精深而至于博大，由专门家而至于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谓通人。我借用本书一章的篇目，以《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为全书标题，正是希望能突出这种不受任何范围局限或束缚的精神，使自己的视野能够尽量开阔，由一己的局限而向往于学术之无穷。我在朱光潜和钱钟书两位先生那里见到的，正是这种超越文化封闭圈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我在思考传统与现代以及后现代问题时，力求有自己的见解和立场，不赶时髦，不随声附和，更不把东西方文化作简单的对立。
文化相对主义与西方的东亚研究
当代学术的发展，一方面的确把专门学科愈分愈细，另一方面又逐渐有分而复合的趋势，即跨学科或科际整合研究的出现。然而人文学科虽也提倡跨学科研究，但在涉及东西方文学或文化时，很多人好像以为语言和文化的鸿沟无法跨越，所以他们不大愿意承认在文化差异之外或之上，有什么共同或带普遍性的东西存在。一些西方学者对东方和东方文化，总是带着欣赏异国情调、品尝异国风味的心理，视东西文化为南辕北辙，互不相交，甚至使文化差异成为非此即彼的对立。这种猎奇心理往往造成东西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的障碍。在科学技术方面，由于有比较实际甚至客观的标准，有多数研究者达到的共识，这种文化相对论不可能发生太大影响。例如在数学、物理或生物学等领域，就很少人会主张因研究者或研究对象文化背景的不同，在研究方法或结论上会相应产生根本的差异，也没有人会提出西方的物理学和中国的物理学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即使有人提出这样的理论，大概也很难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行家认可。然而人文学科的情形却两样，说物理之同天下皆然，大概不会有很多人提出异议，但说到心理人情普天皆同，就有不少人会反对。人文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在各种论述之间，不会有如自然科学那样较严格的验证方法和较明确固定的结论，有关文化背景本身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于是文化相对论在各个研究领域都产生极大影响，强调文化差异也就有可能走到极端，乃至否认任何普遍价值观念的存在。
在西方汉学和整个亚洲研究中，文化相对主义可以说在当前佔有主导地位。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出版的会刊《亚洲研究学报》，就曾在九十年代初刊登文章，专门讨论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问题。当时的《学报》主编巴克（David D. Buck）在引言中说得很明确，文化相对主义是美国大多数亚洲研究者所抱的信念，他们怀疑在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存在任何概念上的工具，可以用不同人都能接受的方式理解和解释人之行为和意义」。 由此可见，认为人们都生活在语言的牢房里，不可能超越各自语言文化的局限，这类观念在当代西方有极大影响。在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影响之下，文化论述往往表现为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悖论，因为这种论述一方面坚持认为，不同文化的人不可能具有任何普遍性，而另一方面，否认普遍性又恰好成为当前最具普遍性的看法。这样一来，汉学家们往往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与西方文化之差异，使汉学成为西方学界一个很特别的角落，非专门研究者不能入，也不想入，于是这个领域与其它方面的文化研究隔得很远，也没有什么关联。汉学研究变成汉学家们自己关起门来说话的一个小圈子。我所谓「文化的封闭圈」，首先就是指这样一种情形。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
然而过度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把不同文化对立和封闭起来，又绝不仅止于一些西方学者和汉学家在研究中的倾向。近年以来，许多中国学者谈到东西方文化，也往往强调二者的根本差异，而且用对立观念来概括两方面的本质特征。这也难怪，因为任何事物总是要与其它事物区别开来，才得以彰显自身的特性。不少人为了突出自己文化传统的特点，便往往把这些特点夸大，似乎凡我之所有，则必为彼之所无。就连一些值得我们敬重的学者，也往往在这方面言过其实，做些大而无当的结论，好像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整个中国文化的本质，再一句话就足以归纳西方文化的特点。在二十世纪初关于东西文化异同与优劣的辩论中，尽管各方意见和结论往往不同，但在把东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这一倾向上，却有很多共同点。例如陈独秀曾提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由此引出一系列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对立差异。 与陈独秀论战的杜亚泉也认为，东西方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西方为「动的文明」，所以西方社会以「战争为常态，和平其变态」，东方则为「静的文明」，所以中国社会乃是「和平其常态，战争其变态」。 与杜亚泉观点相左的李大钊也说：「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 不仅如此，李大钊还进一步把东西差异系于南北分野，认为「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这一点颇值得我们注意。他排列出东西即南北文明的对立特征，认为「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这类概括当然不是全无道理，但把东西南北文明特性作如此整齐的排列对比，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它有多么真实可靠。
其实中国古代早已有南宗北派之分，不仅佛教禅宗如此，论人、论画也如此。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把『南』、『北』两个地域和两种思想方法或学风联系，早已见于六朝，唐代禅宗区别南、北，恰恰符合或沿承了六朝古说。事实上，《礼记．中庸》说『南方之强』省事宁人，『不报无道』，不同于『北方之强』好勇斗狠，『死而不厌』，也就是把退敛和肆纵分别为『南』和『北』的特征」。 中国古代以为南方人省事宁人，北方人好勇斗狠，不正好吻合陈独秀等人所谓「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的话么？由此我们不禁怀疑，所谓东方为「静的文明」，西方为「动的文明」云云，是否不过把古代用于中国南北地域的区分，挪用到现代来区分东西方文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问，这种按南北东西地理之别来截然划分文化性格，究竟有多少事实依据？把古之南北牵合于今之东西，究竟合不合情理？最后我们还要问，划地为牢，把自己封闭在「南道文明」或「静的文明」之中，对我们自己、对中国文化又有什么好处？
在五四前后有关东西文化的辩论中，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这种文化对立论的局限。常乃□曾就历史的角度阐明，文化从来是多元的，「没有一个时代是二元对峙的文明」，更「没有一个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对抗的时期」。 西方文明经过了由中古到近代的发展，由第二期进入第三期，将来的文明不一定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模式，但「文明的趋势只有从第二期到第三期进行，没有从第三期倒退着往第二期走的道理。我们不满意第三期的文明，应当往前找出一个第四级，不能带着第三期向相反对方面走」。 不过这类尊重现代文明、相信理性和进步观念的看法，终究不如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东方文化优越论对国人更有吸引力，影响更大。此时讲东方文化优越者，已不同于清末民初遗老之抱残守阙，而往往能在不同程度上了解西方社会的弊病，所以论述起来更显得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他们所讲已经不是「保存国粹」，而是要把传统中国文化作为济世良方提供给全世界，以补救西方文明的阙失。这类理论自然要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才能以东方文化所独具之价值去填补西方的缺陷，所以文化对立论是其显着的特点。
「东方文化优越论」的陷阱
在这方面最负盛名者，无疑要数梁漱溟一九二一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梁着开门见山，认为当时众人奢谈东西文化，但「实在不晓得东西文化是何物，仅仅顺口去说罢了」。言下之意似乎只有梁漱溟独能在众人之上，深切了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精义，而且能为国人指点一条不同的路径。他认为那时由于杜威、罗素、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大家都传染了一个意思，觉得东西文化一定会要调和的，而所期望的未来文化就是东西文化调和的产物」。在梁漱溟看来，这种调和的主张「只能算是迷离含混的希望，而非明白确切的论断」。
他反对调和，认为文化只能走一条路径。他把世界文化大致分为西方、中国和印度三种不同路向，认为到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化已经衰微，西方的路已走不通了，现在就连西洋人也在改变人生态度，而他们「要求趋向之所指就是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于是他宣告说：「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此论一出，自然引起轰动，虽然在以后数十年间，中国和西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到现在似乎还看不出西方人立即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但那以中国文化为世界未来文化的预言，却的确能增强民族自豪感，对国人有极大的振奋作用。梁漱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出这番预言，到九十年代更引起不少中国学者颇为热烈的响应。他们认为二十世纪走到尽头，西方文明的弊端更已经暴露无遗，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物种灭绝、人口爆炸、新疾病丛生等等，都是西方文化主动不主静、重分析不重综合、以人为征服自然造成的恶果。在这种情形下，人类前途岌岌可危，只有中国传统即东方文化历来提倡的「天人合一」，庶几可以对症下药，拯救濒于灭绝的自然和人类。
这种理论不仅可以满足中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而且也与当前西方文化理论的主流不谋而合。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有极强的自我批判精神，从哲学、历史和社会各方面深刻反省近代西方传统的基本观念。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论到赛义德（Edward Said）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从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到女权主义对所谓「阳具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的颠覆，从质疑西方经典到男性和女性同性恋研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理论，我们的确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主流是激进而非保守，是以边缘为中心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和反对欧洲中心论，正是西方文化本身产生出来的文化批判理论，同时也揭示出西方文化深刻的内在危机。在西方社会环境中，这类理论无疑有激进的意义，不过对中国知识份子而言，在中国具体的社会环境里，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意义又如何呢？西方理论家们在对西方传统作自我批判的同时，往往把中国或东方浪漫化、理想化，强调东西文化的差异和对立，把中国视为西方的反面。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知识份子是否应该首先清点一下自己的家当，看看自己家里还缺些什么，以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取舍，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东西方文化？还是该趁此机会强调自己传统的独特无比，以东方的他者自居，甚至打扮成一副东方玄秘智者的模样，甘为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充当理想的对立面呢？
在我自己，那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我不能赞同文化相对主义，反对东西文化的对立，可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和自己生存的环境和经历有关，另一方面则和自己的思想认识有关。我中学毕业，刚好遇上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的封闭和压抑使我反感一切画地为牢、夜郎自大、唯我独左的姿态。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已经濒于崩溃，却终日宣称「形式大好，愈来愈好」，并自诩为世界革命中心，要去「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生活现实和政治宣传之间明显的差距使很多人在当时已经满怀疑虑，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更使我们明白原来世界是如此之大，而我们被禁锢在高压封闭圈里，对世事了解得又是如此之少。文革中抄家、焚书、「破四旧」，把人类过去的一切文化斥为封资修毒草而剷除，其结果只是使我们自己变得可怕地贫乏。这种经历使我对狭隘民族主义和否定任何文化的虚无主义，产生了永久的免疫力。就是在文革极左的年代里，对那种近乎疯狂的民族自我中心论和文化虚无主义，我也曾由怀疑而生反感，对中外文学和文化从没有失去兴趣。经过了文革，我更不可能把自己局限在任何文化的封闭圈里，不可能把东西文化机械对立起来，为了弘扬自己的文化就贬低甚至否定其它文化。一九七八年我从四川来到北京，我们当时是北大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在吸取知识方面，我们好像在久渴之后可以开怀畅饮，所以无论对哪方面知识，只要与文学和文化有关，就都有无穷的兴趣。我在北大不仅跟杨周翰先生学习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和莎士比亚，而且常常向朱光潜先生请教美学和文艺理论问题，谈论中国传统诗歌与西方文艺之间的契阔同异。我自己在西语系，但和中文系几位研究生也成为朋友，常常和他们来往。正是在这时候，我有幸认识了钱钟书先生。钱先生着作广采古今东西各种典籍，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他的谈话和书信也处处显出极为渊博的学问，给我极大启发。他做学问的方法，用钱先生自己在《谈艺录》序里的话来归纳，就是「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钱先生的眼光和胸怀，他令人惊叹的学识，还有他自由驰骋的思想，都无不体现超越一切局限、冲破一切封闭圈的精神。相形之下，在思想学术上各执一隅之见、党同而伐异者，就显得多么狭隘和浅薄！我们要走出文化的封闭圈，深入东西文化传统去吸取一切有益的知识，钱钟书先生的着作就已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典范。
冲破封闭的心态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许《庄子．秋水》的一段话最能写出超越狭隘局限的开阔眼光。「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于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然而当他顺流而东，见到大海的时候，便不禁望洋兴叹，醒悟到自己原来见识太少，难免要「见笑于大方之家」。海神给他讲了一番道理，要他懂得自知之明，说「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又说「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要是我们真能如海神所言，随时意识到小我在天地之间的局限，那又怎么会妄自尊大，怎么会满足于把眼光局限在自己那可怜的一隅呢？庄子并不要人「大天地而小毫末」，但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并努力去超越局限，却是我们可以从中悟出的道理。这种超越局限的精神，在西方当然也有。我们可以从爱尔兰名作家乔伊丝（James Joyce）的小说《艺术家年轻时代肖像》中，举一个有趣的例子。这部小说开头写主人公戴达洛斯小时候上地理课，发现各国有许多不同名称的城市，那些城市「都在不同的国家中，国家都在不同的洲中，各洲又都在世界之中，世界又在宇宙之中」。于是他在书本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并由小至大，写出自己所在地方与周围世界一层层的关系：
Stephen Dedalus 史蒂芬．戴达洛斯
Class of Elements 初级班
Clongowes Wood College 克隆勾斯．伍德中学
Sallins 萨林斯
County Kildare 吉德尔县
Ireland 爱尔兰
Europe 欧洲
The World 世界
The Universe 宇宙
这一段描写也许在很多人经验中，都隐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多人在读中小学时，大概都有过那么一刻，想像自己在天地间的位置，而且由小到大，由近及远，一层层推想，从我和我周围环境推展开去，想到天地之大，宇宙之无穷。这一层层推想和上面庄子所谓「中国之在海内」，「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不是也隐约有某种契合么？可以说二者都明确表现出自我与世界之关系的意识，自我存在于一层层愈来愈广大的环境之中，既使人意识到我之渺小，同时也使人有超越环境局限而争取无尽发展的强烈愿望。在乔伊丝小说中，具有艺术家气质的戴达洛斯从一开始，就既有关于周围环境的强烈意识，又一直有冲破小地方困囿而远走高飞的意愿。他的名字戴达洛斯是希腊神话中有名的工匠，曾为米诺斯国王建造着名的迷宫，又曾用蜡把各种羽毛粘连起来，做成翅膀，从迷宫中飞出去。所以戴达洛斯这不寻常的名字有明确的象征意义，既暗示这年轻人有非凡的创造力，又预示他将像古神话中同名的巧匠那样，飞越周围环境的局限，向往更高远的艺术创造。因此，从《庄子》和乔伊丝小说中，我们都能领略那种冲破环境的封闭、超越一切局限的创造精神，而我们求知问学，着书立言，研究东西方文化，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
然而我在八十年代中到美国，对西方学术研究风气了解较多之后，发现尤其在涉及中国和中国文化方面，不少西方学者和汉学家却恰好强调东西文化各自的封闭性。例如影响很大的理论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一本书里，就引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虚构的所谓「中国百科全书」一段滑稽荒诞、不可理喻的话，说那代表与西方全然不同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方面显出「另一种思维系统具异国情调的魅力」，另一方面又揭示出「我们自己系统的局限性，显出我们全然不可能像那样来思考」。 在福柯这部着作里，中国完全是作为西方的对立面出现的，其功用完全是为了反衬西方的文化系统。然而把中国当成「他者」来思考，并不仅止于福柯一人而已。另一位有影响的理论家德里达也是如此，在他批判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重要着作里，他就认为以非拼音符号为主的中文字虽然也包括一些语音成分，但在结构上却以表意而非以语音为主，他于是得出结论说，非拼音的中文字「就是在全部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出来的一种强大文明的证明」。
德里达本人并不懂中文，他依靠美国人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和庞德（Ezra Pound）并不可靠的指引，把中文理解为非拼音符号，而且由此得出一个极大的结论，断定中国文明是「在全部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出来的」，换言之，是与西方文明恰好相反的。其实福柯也好，德里达也罢，他们关注的是西方传统，讨论的是西方文化问题，但他们又都在着作里谈论中国和中国文化，为的是寻求一个对立面，为他们讨论西方文化做反衬。作为一个对西方理论极感兴趣的中国人，我在读到福柯、德里达和其它西方理论家们的着作时，一方面觉得他们对西方传统的批判思考很可以发人深省，但另一方面对他们将中国作为西方的反衬，视中国为西方的「他者」，又绝不可能赞同。福柯、德里达等人并非汉学家，也没有真正讨论中国和中国文化，但他们的影响却遍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包括汉学研究。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在当前西方的亚洲研究中，强调东西方语言文化差异的相对主义占主导地位，所以汉学家当中以中国为「他者」来展开论述者，也的确不乏其人。他们把中国的语言、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视为西方之反面，这就更使我不能不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传统、现代、后现代
收在本书里的各章，就都围绕以上所说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开头一章可以说是尝试对中国文化传统本身作一基本理解。我希望阐明文化和传统这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尤其想明确文化传统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有怎样的关系，以及我们现在怎样理解传统，对待传统。这类问题对任何文化传统都很重要，而在中国，尤其自五四以来，更是大家一直讨论的中心问题。我反对把东西方文化截然对立，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也没有道理。尤其把传统理解为中国文化，把现代理解为西化，更不符合中国近百年来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形。通过介绍阐释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尤其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Hans-Georg Gadamer）对传统与现代理解之间关系的论述，我希望打破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一方面我们应该知道，传统是我们今日生活和思想意识无形的源泉，对我们仍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须明确认识，传统并不意味着保守或一成不变，因为传统正是由我们作出取舍才可能延续存在，才可能保持其特性与活力。由此看来，文化是活生生的传统，其中包括了源于古代或外域各种各样丰富的成分，所以我们不应该偏于一隅，固步自封，而应该以谦卑的态度、开放的胸怀和远大的目光，去真正认识我们文化传统的价值。
在破除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之外，在文化讨论中无可回避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对立。这是本书第二至第六章讨论的问题，而其要点在于从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反对把中国作为西方的反衬，也反对不顾中国社会政治的现实，把西方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不加分析地机械搬用于中国的情形。在第二章里，我首先讨论美国着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或译詹明信）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论述。在我看来，杰姆逊以美国一位颇有影响的理论家的身份，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评论老舍、鲁迅等中国作家，这本身就很有意义。我们如果回应他的评论，不仅讨论具体作品，也讨论更广泛的理论问题，就必定有助于打破汉学研究狭隘的封闭圈，使中国文学研究与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形成对话和互相交流的关系。杰姆逊并非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但我承认他的评论有其独到之处，值得我们重视。但与此同时，杰姆逊也显然有把中国视为西方之对立面的倾向，其明显表现就是把西方文学与所谓第三世界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第三世界文学没有公与私的分别，没有政治与艺术的分别，哪怕看来写的是个人的故事，实际上却都是写国家、民族的集体遭遇，都是所谓「民族讽寓」（national allegory）。我并不否认鲁迅作品有极强的政治性，但其政治性恰好在于争取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而绝非杰姆逊所谓第三世界独特的集体性或民族性。我尤其不能同意在东西文化对立中来看中国文学，认为西方才讲个人的隐私，中国只讲民族和集体，西方才把艺术独立于政治，而中国文学无论其艺术性如何，都根本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表现。这种对立相当普遍，也正是一些汉学家们研究中国文学的基本方式。我对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其汉名为宇文所安）和余宝琳提出批评，就因为他们把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整整齐齐地对立起来，认为西方文学是想像的虚构，中国文学则是事实的纪录，西方文学有超越文本的隐寓含义，中国文学却只能按字面意义去直接理解，其中没有比喻，更没有任何超越性的深层含义。欧文以鄙弃的口吻批评北岛的诗，并不仅仅是个人鉴赏趣味和喜好不同，而有更基本的缘由，那就是他认为中国现代诗受了西方影响，根本不是中国诗，而是他所谓「世界诗」，是毫无价值的文学商品。欧文认为传统旧诗之所以好，就因为那是「民族的诗」，即未受西方影响的、原汁原味的中国诗。这样一来，他要否定的何止一个北岛，而是全部现代中国文学。按照这样一种观念，中国人要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来，除了回到汉唐时代，闭关锁国，与西方断绝一切往来，杜绝白话，全用文言，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然而这种文化对立和封闭观念之荒谬，不也因此就更加明显了吗？
「后学」批判
第二章第三部分及其后几章，虽然讨论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涉及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西方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在第二章后面部分，我对刘康提出批评，因为在我看来，他全然不顾中国五十年代直至文化大革命一长段历史和现实，一切以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为依据，强调政治就是一切，而否认中国现实政治的压抑性和暴力。这种理论貌似激进，实则保守，把中国和西方简单对立起来，以左的姿态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这一倾向在后来刘康参与编写的《妖魔化中国》一书中，更暴露无遗。在此我提出的批评与其说针对西方理论，毋宁说是针对某些人对西方理论的机械搬用。
第三和第四章有关所谓中国「后学」的争论，也涉及中国和西方、理论和现实的问题。我之不满于「后学」者，也正在其貌似激进，实际上却起一种为现存文化和社会秩序辩护的保守作用，并且以中国和西方的对立代替了对自身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批判。中国的「后学」往往否认知识份子文化批判的职责，甚至否定知识份子存在的价值。本书第五章就特别讨论知识份子文化批判的作用，并以「后学」家们常常提到的赛义德为例证，说明西方激进的理论家并没有放弃知识份子文化批判的职责，倒是赛义德在中国的解释者们对他这部分思想往往避而不谈，讳莫如深。「后学」家们虽然常常引用赛义德的着作，以反对西方学者的「东方主义」为标榜，但他们将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的思想方法，却与他们批判的「东方主义」如出一辙。本书第六章涉及的有关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Hevia）一部「后现代史学」代表作发生的争论，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何着对干隆时英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来华的历史，提出一种后现代式的解释，但何伟亚并没有具备足够的语文知识来准确理解历史档案，而且为了自己在理论上自圆其说，更随意误读或误译中文档案。但我参加有关何伟亚着作的争论，目的并不是要指出他「不识字」或翻译错误，而是指出后现代史学不以学术为基础来以理服人，只靠一套意识形态来强词夺理，不可能帮助我们更好了解历史。何伟亚对大部分中国学者有关马嘎尔尼来华历史的研究，抱十分鄙弃的态度，认为他那西方后现代史学的解释才最高明，这也是我不能接受的。不过后现代史学虽然最先发轫于美国的汉学界，目前在中国也颇有人唿应，成为中国「后学」的一部分。由此也可以看出「后学」一个基本的矛盾，即一方面它似乎代表第三世界的中国，反对西方霸权，另一方面它又完全以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为依据，是九十年代极端的西化派。本书第二至第六章对「后学」的批评，归结起来最主要的就是打破东西文化的对立，反对拿中国作西方自我批判的反衬，同时希望能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在开放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认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
但要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也绝非易事。首先我们须得对圈内和圈外，也即对自身和外界，有明确清醒的认识。晚清最早几位出洋到欧美去的官员，身子是走出去了，可是思想意识却并没有真正走出去。他们所写的诗文和游记就可以告诉我们，走出文化的封闭圈有多么困难。本书第七章讨论这些出洋游记，并不是要站在现代来讥笑前人，而是想回顾一下在了解西方这一点上，中国人近百年来走了多少路程，有多大的变化；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后又该怎样继续前行，开辟出更新更广的路来。
高山仰止
第八章以后的内容，是我对朱光潜和钱钟书两位前辈学者的回忆。朱先生晚年最后一项重要工作，是
图书试读
第一节 何谓比较文学？
比较是认识事物一种基本的方式，并非比较文学所独有。我们认识一个事物，总是把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相比较，在二者的差异之中界定和认识此事物。例如桌子之为桌子，就在其功用不同于椅子或凳子，人之为人，也往往是在与其他动物比较中区之以别来定义。哲学家斯宾诺萨（Benedict de Spinoza）说，一切认定都是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就是这个意思。二十世纪文论中结构主义的奠基者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语言系统正是在对立和差异中来确定任何一个词语的意义，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产生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又有其特别的含义。当时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甚巨，在进化论理论基础上，欧洲产生了比较动物学、比较解剖学等学科，通过比较不同动物的骨骼和生理结构来研究物种变迁的过程。自然科学中使用这种比较方法，也启发了人文研究，例如比较语言学把欧洲语言，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和古印度的梵文以及古波斯语相比较，发现在词源上有许多关联，于是建构起「印欧语系」这个概念。在这样一种学术环境和氛围中，文学研究也打破语言传统的局限，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广阔范围内，探讨不同文学之间的关系，于是比较文学就在欧洲产生。由此可见，比较作为研究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而在一切学术研究中得到普遍的运用；因此，比较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研究的特点，也就不在比较，而在其研究范围超出在语言上和政治上统一的民族文学。
我们如果给比较文学下一个定义，那就是不同语言而又可以互相沟通的文学作品之比较。换句话说，相对于民族文学而言，比较文学是跨越民族和语言的界限来研究文学。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代一个占居主导地位的观念，是把自然视为由不同物种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这一观念也启发了文学研究者把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视为文学表现和审美意识的统一体，具有可比的主题和特征，就好像一丛盛开的鲜花，姹紫嫣红，仪态万千，虽各具特色，却又能互相映衬，构成色彩缤纷的锦团花簇。如果说一朵花代表一种民族文学，那么比较文学就是色彩缤纷的花卉，是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研究。
用户评价
《张隆溪文集 第二卷》这本书，我虽然还没有翻开细读，但仅凭其名，就足以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知道张隆溪先生在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文集更是集结了他多年的学术精华。这一卷，我猜想大概率会涉及他在某个特定领域的深入研究，比如他擅长的文学批评、艺术史分析，或是对某个文化现象的哲学解读。我个人特别期待他能就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文化发展进行一番宏观而又细腻的梳理，通过他对细节的捕捉，来展现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脉络与逻辑。我设想，他的文字风格一定是那种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不失文学的感染力，能够让读者在领略深邃思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文字本身的美感。我喜欢那些能够引人深思，甚至带有一些启发性的观点，能够让我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这本书，我期待它能够像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方向，给我带来思想上的启迪，让我对所处的文化环境有更深刻的理解，并激发出我更多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
评分《张隆溪文集 第二卷》这本书，我还没有正式翻阅，但从书名和作者的声望来看，就已经让我对其中的内容充满了好奇与期待。我知道张隆溪先生在学术界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到的见解而闻名，他的文字往往能够穿透表象，直抵事物的本质。我猜测，这一卷的文集，很可能涵盖了他近年来在某个特定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或者他对某一文化现象的深度分析。我个人特别希望能够从中看到他对某个历史时期或者某个文化流派的精辟解读，那些能够勾勒出时代脉络、梳理出思想演变的论述，一直以来都令我着迷。我设想，他的写作风格会是那种严谨而不失流畅，深刻而又不失人文关怀的。我期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新的知识，拓展我的思维，更重要的是，能够被他的思想所启发，引发我更多独立思考的火花，让我对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这本书对我而言，无疑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一次精神上的探索之旅。
评分还没来得及深入阅读《张隆溪文集 第二卷》，但我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我知道张隆溪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思想深邃的学者，他的作品往往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见解。这一卷，我猜测可能会收录他近年来在某个学术领域的重要成果，亦或是他对一些当下社会文化现象的观察与反思。我尤其好奇，他是否会在其中探讨一些关于历史与现实交织的议题，或者对某些一直困扰我的文化困惑提出独特的解答。我设想，这本书的文字风格应该会是那种既有学术的专业性，又不失个人风格的表达，读起来不会枯燥乏味，反而能让人沉浸其中，享受思想的碰撞。我希望能在阅读中获得新的知识，拓展我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能够启发我的独立思考能力，让我对一些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本知识的载体，更是一次与智者对话的机会，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评分“张隆溪文集 第二卷” 这本书，虽然我还没有机会细读，但光是翻阅目录和一些零散的章节，就足以让我对其中蕴含的思想深度和人文关怀感到由衷的赞叹。我知道张隆溪先生是一位在文学、哲学、艺术评论等领域都有着深厚造诣的学者，他的文字总是带着一种沉静而有力的力量，能够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这一卷，我特别期待能看到他对某个具体文化现象的深入剖析，或者对某位艺术大师作品的独到见解。比如，我很好奇他是否会探讨东西方文化在当代的交融与碰撞，那些看似微小却影响深远的细节，能否在他的笔下被赋予全新的意义？又或者，他对某个历史时期人文思潮的梳理，是否能为我们理解当下提供新的视角？我设想，这本书的语言一定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追求辞藻华丽的风格，而是字字珠玑，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深思熟虑，甚至可能充满了挑战性的观点，需要读者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反复咀嚼。这对于渴望获得深刻精神滋养的我来说，无疑是一场盛宴。我期待它能带来思想的火花，激发我更多关于人生、艺术与文化的思考，让我在阅读中不断成长，视野也随之开阔。
评分我最近入手了《张隆溪文集 第二卷》，还没来得及深入阅读，但从书籍的设计和装帧上，就能感受到一股浓厚的学术气息和沉淀下来的文化底蕴。封面那种内敛而又不失质感的设计，让我觉得这本书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的畅销书，而是真正有分量、值得细细品味的读物。我预感，这本书的内容会非常扎实，可能涉及一些比较经典的文化理论，或是对某个历史时期文学艺术流派的梳理和评价。我特别希望能在其中找到关于某个具体文化事件的深度解读，那种能够穿透表面现象，直达事物本质的分析，是我一直以来非常欣赏的。张隆溪先生的学术思想，我知道一向以其独特性和深刻性著称，不知道这一卷里，他是否会提出一些颠覆性的观点，或者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我猜想，他的文字风格会是那种沉稳、严谨，但又充满智慧光芒的，不会有太多花哨的修饰，但每一个论断都言之有物，逻辑清晰。这本书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钻研深度内容、渴望在思想上有所突破的读者来说，绝对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我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跟随他的文字，进行一次深入的学术探索。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