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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学者群
　　贯穿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问题论争的全新阐释之作

　　本书主要针对中国近百年来在文学理论界不断引起争论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与探讨，书中论及三○年代中期前的文学观念之争、历次的新诗论争、语言与图像的关系、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化的问题、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等文学理论问题。

　　书中史论结合，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力图对所提出的问题，描述其文化、历史源起；同时以论为主，在当前全球化文化发展的语境中，以文化建设的现代性需求为依归，贯穿文学的自律、他律，以及其相互之间协调与不协调，甚至越界现象的思想，对文学理论中的论争问题予以新的阐释，描述文学理论发展中所出现的新变与趋势，并参与当前文学理论的建构和生成。

本书特色

　　1.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学者权威之作

　　2. 书中史论结合，对文学理论中的论争问题予以新的阐释，描述文学理论发展中所出现的新变与趋势，并参与当前文学理论的建构和生成。

作者简介

钱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学评论》主编。着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论》、《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新理性精神文学论》、《钱中文文集》、《钱中文文集》4卷集（韩国版）等十余部。

刘方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当代社会转型、消费文化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文化战略学、文艺美学等研究。已出版专着《声情说──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汉语文化共用体」与中国新诗论争》、《审美生产主义：消费时代马克思美学的经济哲学重构》等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吴子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评论》编辑部副编审，现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巴赫金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主要致力于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与现、当代文学批评，已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小说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九十余篇；着有《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童庆炳评传》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通论》第六卷等。

第一章 自律与他律──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文学观念之争
第二章 断裂与赓续──新诗的历次论争及其理论的阐释与重建
第三章 分流与融合──雅俗文学的流变
第四章 先锋与回归──现代派之争及其发展
第五章 语言与图像──图像艺术与语言艺术的前景
第六章 民族与世界──文化「一体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问题
第七章 文化与文论（一）──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
第八章 文化与文论（二）
后 记

文学观念的变革从来是先由内因造成的，虽然这动因有时十分隐蔽。

文学作为文学，是由文学作品的流传与接受而获得生命。唐宋以前的文学，包括那些伟大作家的作品，固然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千古绝唱。白居易的诗歌据说平民老妪都能背诵，佛教的宝卷的宣唱，产生了文学的新形式，赢得了低层广大的听众，但那些诗人们的诗作，主要还是在士大夫之间传播，文学的主流是朝廷、士大夫们专有的诗文，流传于民间的作品不算很多。到了宋代，词的兴盛向民间有所靠拢，勾栏瓦舍的演唱、娱乐，不管怎么说，使文学走向了市民与下层，接受面较为宽广。元、明、清时期的戏曲演出日益增多、改用白话写的小说得到长足的发展，使它们拥有众多的普通百姓与识文断字的市民。虽然诗文仍然被奉为文学的正宗，但它们同过去一样，只限于在宫廷、官僚、文人中间流行。随着城市的繁荣与变迁，小说、戏曲的数量日益增多，这些广为流行的文学样式，形成了足以与诗文相抗衡的真正的文学潮流而激动于民间。

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是互为依存的，它们都指向传统文化中的保守、落后的一面。现代性的文化反思与批判，引起了审美现代性的演变，新的审美话语的产生，文学文体的新生，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早在1840年以前，有识见的中国文人就已看到清王朝由盛世而转向国运衰微和「衰世」的来临，他们怀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奋力着述，痛陈社会弊端，要求改革政治。及至1840年之后，中国订下了不少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唤醒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自救图强的愿望，而把目光注向西方。人们介绍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声光、电化、重学、开办铁路、发展矿务实业等，同时也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外出文化考察与西方文化的输入，使得人们开始对世界整体局面有所了解和认识。各种社会势力的斗争与权力的争夺，发展到极其残酷的地步。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讲到：

「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赌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始奋斗；于是以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帜，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

这里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一批有所觉悟的士大夫阶层人物，见到外面世界的开化与进步后所持的清醒态度。开启民智、救亡图存那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中国近代这一阶段现代性的主要内涵。19世纪末的维新派的文学革新运动所导致的文学观念的更新，是由19世纪40年代前后诗文评的思想内在的变化所准备了的，文学自身的发展，已积聚了变革的深刻的动因，同时由于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与碰撞，也就进一步促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深刻的变化。

在杂文学的时代，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往往是一身而兼任的。因此，他们的政治主张常常包含了他们的文学观念，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常常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因素。龚自珍宣导的「尊情」说，表达了对家国不振的忧患之情。魏源则提出文外无道、文外无治、文外无学、文外无教，强调的是文与诗的治国教化功能。相同的意思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也说过：「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王韬广泛接触西学，改革之愿望自然强烈，在文学方面，他反对模仿前人，提倡「自抒胸臆」，要表述诗人面向残破家园的愤郁之情。他针对桐城派的诗文说：

「余不能诗，而诗亦不尽与古合；正惟不于古合，而我性情乃足以自见。」今之所谓诗人，「宗唐祧宋以为高，摹杜范韩以为能，而于己之性情无有也，是则虽多奚为？」严复接触的西学面甚广、甚深，热望科学、民主，用西学实用的目光，反对八股，痛陈弊端，批判过去的文化、政教典籍。在1895年，直接提出在此「救亡危急之秋」，就中土学术的使用价值来说，「曰：无用」。在《诗庐说》中说：「诗者，两间至无用之物也。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挟之不足以为温，国之弱者不以诗强，世之乱者不以诗治。」「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耶？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之失其真甚焉。」他对当时词章的评价，极为激烈，认为词章与经济殊科，词章不妨放达，故虽及蜃楼海市，恍惚迷离，但足可「移情遣意」，「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所以「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富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但一旦赋予其「事功」，则「淫遁诐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乎其政，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其「用」与「不用」之说，是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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