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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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学者群
  贯穿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问题论争的全新阐释之作

  本书主要针对中国近百年来在文学理论界不断引起争论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与探讨,书中论及三○年代中期前的文学观念之争、历次的新诗论争、语言与图像的关系、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化的问题、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等文学理论问题。

  书中史论结合,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力图对所提出的问题,描述其文化、历史源起;同时以论为主,在当前全球化文化发展的语境中,以文化建设的现代性需求为依归,贯穿文学的自律、他律,以及其相互之间协调与不协调,甚至越界现象的思想,对文学理论中的论争问题予以新的阐释,描述文学理论发展中所出现的新变与趋势,并参与当前文学理论的建构和生成。

本书特色

  1.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学者权威之作

  2. 书中史论结合,对文学理论中的论争问题予以新的阐释,描述文学理论发展中所出现的新变与趋势,并参与当前文学理论的建构和生成。

作者简介

钱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学评论》主编。着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论》、《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新理性精神文学论》、《钱中文文集》、《钱中文文集》4卷集(韩国版)等十余部。

刘方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当代社会转型、消费文化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文化战略学、文艺美学等研究。已出版专着《声情说──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汉语文化共用体」与中国新诗论争》、《审美生产主义:消费时代马克思美学的经济哲学重构》等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吴子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评论》编辑部副编审,现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巴赫金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主要致力于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与现、当代文学批评,已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小说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九十余篇;着有《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童庆炳评传》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通论》第六卷等。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一本假设的图书的详细简介,该图书名为《现代中国艺术史的重构:风格、观念与社会语境》,内容聚焦于中国近现代艺术史的演变、核心议题与理论框架的更新,完全不涉及您提供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理论问题”这一主题。 --- 现代中国艺术史的重构:风格、观念与社会语境 导言:打破既有叙事,重塑艺术图景 《现代中国艺术史的重构:风格、观念与社会语境》是一部深入剖析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发展脉络的学术专著。本书旨在超越传统上以“革命性断裂”或“线性进步”为主导的艺术史叙事,通过对艺术风格的细致考察、对核心艺术观念的批判性梳理,以及对艺术作品所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整体性把握,力图构建一个更具复杂性、多面向性的现代中国艺术史图景。 本书认为,现代中国艺术的发展并非一条单一的、由西方影响驱动的单向路径,而是一个充满张力、内部协商与本土转化的复杂过程。它强调对艺术实践的“在场性”关注,即艺术作品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回应、协商甚至抵抗其所处的时代压力与文化期待。 第一部分:世纪之交的视觉转向与现代性困境 (约1890s–1920s) 本部分聚焦于清末民初,中国传统视觉文化在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冲击时所经历的剧烈动荡与适应性重构。 第一章:传统图式的消解与“新画学”的萌芽 本章考察了清末知识分子和艺术团体对传统书画“格法”的反思。通过分析碑学、金石学复兴运动的文化意图,探讨其如何成为一种抵抗“西学东渐”的文化防御机制,以及这种抵抗如何反过来催生了对线条、结构等基础要素的“现代化”审视。重点分析了“国画”概念在这一时期的初步形成,以及其在民族主义话语中的定位。 第二章:留学海外的视觉经验与“写实主义”的本土化 详细考察了第一批赴日、赴法学习西画的中国艺术家(如李铁夫、留日派)的经验。分析了他们在学习古典写实主义、印象派等西方技法时,如何将其与中国士人画的笔墨传统进行调和。本章特别关注了早期油画在中国肖像画和风景画中的应用,以及这种“写实”观念如何被赋予了“启蒙”和“救亡”的社会责任。 第三章:海派、京派与地方画派的并置 不同于将上海或北京视为唯一的艺术中心,本章将审视不同地域艺术群体的差异性实践。上海作为商业与文化交汇点,其折衷主义风格的形成;以及北方知识分子对文人画精神的坚守,这些并置的实践共同构成了早期现代艺术的多元底色。 第二部分:艺术体制的建立与意识形态的张力 (约1920s–1949) 这一部分深入探讨了艺术教育机构的建立,国家权力对艺术的介入,以及艺术如何成为社会动员和身份构建的工具。 第四章:高等艺术教育的模式选择与学科建构 分析了中央大学、国立艺专等重要艺术学府的课程设置、教学目标和师资结构。探讨了写实主义(以素描为基础)与传统笔墨训练之间的持续拉锯战,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争论,更是关于何为“现代的中国艺术家”身份认同的争论。 第五章:左翼艺术思潮的兴起与“大众化”的辩证法 聚焦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活跃的左翼艺术团体。本书批判性地考察了“为人生”的艺术口号如何影响了题材选择、媒介运用(如月份牌、宣传画)以及艺术家的社会参与度。探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早期引入与本土化实践中的内在矛盾。 第六章:都市文化中的艺术生态:月份牌、电影与新兴媒介 超越美术馆和学院内部,本章将都市商业广告、月份牌(作为大众视觉消费品)视为现代艺术生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分析了这些媒介如何普及新的审美趣味,以及它们如何成为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之间交流的桥梁或冲突点。 第三部分:媒介的革新与观念的深化 (约1949年至今) 本部分着重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艺术体系的重组,以及改革开放后艺术观念的爆炸性发展。 第七章:国家叙事下的美术生产与“红色经典”的范式 详细分析了“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原则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以及在重大历史叙事中,如描绘大型工程、历史事件时,艺术家在题材选择、构图方式和象征符号运用上的集体趋同。本章同时辨析了这种主流范式下的“边缘声音”或“非官方表达”。 第八章:文人画的再想象:对“笔墨精神”的当代挖掘 考察了在国家主导的艺术体系之外,部分艺术家对传统文人画精髓的持续探索。分析了如何超越对笔墨的简单模仿,转而将其视为一种本体论或方法论的资源,用以表达对现代性疏离感的反思。 第九章:观念艺术的涌现与全球语境的对接 (1980年代末至今) 本章是本书的重点之一。详细梳理了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新水墨等新兴媒介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本书强调,中国观念艺术的兴起并非单纯的西方观念艺术的简单移植,而是对本土政治高压、社会转型期集体记忆缺失等问题的独特回应。分析了艺术家如何利用现成品、身体经验和空间介入来解构既有的视觉权力结构。 第十章:图像政治、媒介批判与未来的视野 本书的收官部分,探讨了在全球化和数字媒体时代,中国艺术所面临的新挑战。重点分析了艺术家对历史图像、大众媒体符号的挪用与戏仿(如对毛泽东形象的再处理),以及中国艺术在国际双年展语境中的理论定位与自我阐释。本书提出,未来的艺术史研究需要更加关注艺术生产的全球-地方互嵌性。 结论:多重现代性的艺术史 《现代中国艺术史的重构》最终试图证明,现代中国艺术史是一个充满“复调”和“未完成性”的历史。它要求我们放弃单一的“进步”标尺,转而关注艺术实践内部的矛盾性、不同媒介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以及艺术观念在社会剧变中持续的生命力与适应性。本书为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审视中国艺术史的全新框架,强调从风格到观念的深层连接,从社会语境到个体表达的细微互动。 --- 关键词: 视觉文化、写实主义、文人画、左翼艺术、装置艺术、艺术教育史、都市文化、媒介转型、中国现代艺术。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第一章 自律与他律──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文学观念之争
第二章 断裂与赓续──新诗的历次论争及其理论的阐释与重建
第三章 分流与融合──雅俗文学的流变
第四章 先锋与回归──现代派之争及其发展
第五章 语言与图像──图像艺术与语言艺术的前景
第六章 民族与世界──文化「一体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问题
第七章 文化与文论(一)──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
第八章 文化与文论(二)
后 记

图书序言

图书试读

文学观念的变革从来是先由内因造成的,虽然这动因有时十分隐蔽。

文学作为文学,是由文学作品的流传与接受而获得生命。唐宋以前的文学,包括那些伟大作家的作品,固然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千古绝唱。白居易的诗歌据说平民老妪都能背诵,佛教的宝卷的宣唱,产生了文学的新形式,赢得了低层广大的听众,但那些诗人们的诗作,主要还是在士大夫之间传播,文学的主流是朝廷、士大夫们专有的诗文,流传于民间的作品不算很多。到了宋代,词的兴盛向民间有所靠拢,勾栏瓦舍的演唱、娱乐,不管怎么说,使文学走向了市民与下层,接受面较为宽广。元、明、清时期的戏曲演出日益增多、改用白话写的小说得到长足的发展,使它们拥有众多的普通百姓与识文断字的市民。虽然诗文仍然被奉为文学的正宗,但它们同过去一样,只限于在宫廷、官僚、文人中间流行。随着城市的繁荣与变迁,小说、戏曲的数量日益增多,这些广为流行的文学样式,形成了足以与诗文相抗衡的真正的文学潮流而激动于民间。

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是互为依存的,它们都指向传统文化中的保守、落后的一面。现代性的文化反思与批判,引起了审美现代性的演变,新的审美话语的产生,文学文体的新生,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早在1840年以前,有识见的中国文人就已看到清王朝由盛世而转向国运衰微和「衰世」的来临,他们怀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奋力着述,痛陈社会弊端,要求改革政治。及至1840年之后,中国订下了不少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唤醒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自救图强的愿望,而把目光注向西方。人们介绍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声光、电化、重学、开办铁路、发展矿务实业等,同时也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外出文化考察与西方文化的输入,使得人们开始对世界整体局面有所了解和认识。各种社会势力的斗争与权力的争夺,发展到极其残酷的地步。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讲到:

「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赌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始奋斗;于是以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帜,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

这里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一批有所觉悟的士大夫阶层人物,见到外面世界的开化与进步后所持的清醒态度。开启民智、救亡图存那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中国近代这一阶段现代性的主要内涵。19世纪末的维新派的文学革新运动所导致的文学观念的更新,是由19世纪40年代前后诗文评的思想内在的变化所准备了的,文学自身的发展,已积聚了变革的深刻的动因,同时由于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与碰撞,也就进一步促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深刻的变化。

在杂文学的时代,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往往是一身而兼任的。因此,他们的政治主张常常包含了他们的文学观念,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常常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因素。龚自珍宣导的「尊情」说,表达了对家国不振的忧患之情。魏源则提出文外无道、文外无治、文外无学、文外无教,强调的是文与诗的治国教化功能。相同的意思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也说过:「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王韬广泛接触西学,改革之愿望自然强烈,在文学方面,他反对模仿前人,提倡「自抒胸臆」,要表述诗人面向残破家园的愤郁之情。他针对桐城派的诗文说:

「余不能诗,而诗亦不尽与古合;正惟不于古合,而我性情乃足以自见。」今之所谓诗人,「宗唐祧宋以为高,摹杜范韩以为能,而于己之性情无有也,是则虽多奚为?」严复接触的西学面甚广、甚深,热望科学、民主,用西学实用的目光,反对八股,痛陈弊端,批判过去的文化、政教典籍。在1895年,直接提出在此「救亡危急之秋」,就中土学术的使用价值来说,「曰:无用」。在《诗庐说》中说:「诗者,两间至无用之物也。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挟之不足以为温,国之弱者不以诗强,世之乱者不以诗治。」「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耶?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之失其真甚焉。」他对当时词章的评价,极为激烈,认为词章与经济殊科,词章不妨放达,故虽及蜃楼海市,恍惚迷离,但足可「移情遣意」,「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所以「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富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但一旦赋予其「事功」,则「淫遁诐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乎其政,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其「用」与「不用」之说,是很有见地的。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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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一本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的书,感触颇深,虽然我并非专业研究者,但书中触及的那些观点碰撞,如同在我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民族性”的讨论。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细致地梳理了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如何解读和运用这个概念,从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到新时期以来对“多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塑,每一个论辩的背后,都牵扯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和知识分子的情感归属。书中引用了大量一手资料,那些曾经激昂的文字,那些充满智慧的辩驳,仿佛穿越时空来到我眼前,让我得以窥见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在思想的十字路口上的挣扎与抉择。他们对中国文学道路的探索,对民族命运的关怀,都凝聚在这些字里行间。尤其是对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又如何吸纳外来文明精华的问题,书中不同学者的观点对比,让我看到了问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也引发了我对当下文化发展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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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翻阅了一本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的书,其中关于“现代化”与“文学革命”的章节,着实让我开了眼界。我一直以为,文学革命就是单纯地打倒旧文学,拥抱新思想,但书中的分析却远不止于此。它揭示了在五四时期,当“现代化”成为社会追求的宏大叙事时,文学如何被卷入其中,成为承载民族救亡、启蒙启智的工具。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他们对白话文的提倡,对西方文学思潮的引入,不仅仅是文学形式上的革新,更是对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一次颠覆。书中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思想轨迹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他们如何在激烈的论战中,一步步确立起现代汉语文学的地位,又如何在后续的发展中,因为时代变迁和社会思潮的转变而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对“德先生”“赛先生”如何渗透到文学创作中的讨论,让我对文学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有了更深的理解。原来,文学的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土壤,而每一次论争,也都是一次对自身边界的拓展和对未来方向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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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中关于“革命文学”的探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对一些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学概念产生了新的认知。我一直认为,“革命文学”就是宣传革命、歌颂革命的文学,但书中却展示了它背后更为复杂的理论构建和历史演变。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入,到延安时期“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方针的确立,再到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文学的繁荣与调整,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激烈的思想交锋。作者并没有回避那些颇具争议的论点,比如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革命文学的纯粹性与艺术性的平衡,以及如何处理革命与个体情感之间的关系。书中引用了大量来自不同阵营的评论和批评,让我看到了不同立场和视角下,对同一部作品、同一场论争的截然不同的解读。这种“全景式”的呈现,让我得以超越简单的标签化,去理解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艰难与不易,也让我反思,在任何一个时代,艺术的真诚与时代的责任之间,总是存在着一道需要不断权衡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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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的梳理,尤其是对“民族形式”的讨论,让我觉得十分有价值。过去我总觉得,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学,无非就是继承传统,加入一些新的元素。但书中的内容却让我意识到,“民族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在不断被讨论、被建构的议题。从20世纪初叶,知识分子就开始思考如何在中国文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根”,如何在借鉴西方文学理论和技法的同时,保持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书中对不同时期学者们关于“形式”的理解进行了梳理,有强调传统戏曲、小说结构的,有主张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的,也有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形式进行探索的。这种多角度的解读,让我看到了“民族形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不断被重新定义和丰富。那些关于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创作相结合的辩论,也让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所做的努力和思考,这种历史的厚重感,让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有了更深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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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阅读的一本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的书,其中关于“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碰撞,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启发。长期以来,我总觉得“写实主义”是客观反映现实,“现代主义”则是追求主观表达,界限分明。但书中的分析却揭示了这两大文学思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是如何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又如何在论争中不断演变的。特别是对“革命现实主义”的讨论,让我看到了中国作家如何在借鉴西方写实主义传统的同时,注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革命意识。而“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引入,也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本土文化语境下的变奏,那些对“表现自我”、“心理深度”的探索,也对当时的文学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对具体作品和作家案例的分析,让这些抽象的理论变得生动起来,我看到了作家们如何在不同的创作范式之间游走,如何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经历迷茫与坚持。这种对文学范式演变的梳理,让我对文学创作的多样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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