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以来，在中国崛起与金融危机的双重背景之中，谁才是定义中国「大众文化」的社会主体？

　　新世纪之交，「新中产」及「农民工」这两个社会主体，同时在中国大众文化的书写中被突显：前者被认为是「橄榄型社会」的中坚力量以及民主化的推动者，而后者则是在社会想像中佔据边缘位置的弱势群体及「差异性」存在。如果说「新中产」是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获益阶层，那么农民工/新工人就是九Ｏ年代以来，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前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为消费社会的「主人」，后者则隐藏在消费主义舞台背后，是不可见的全球化时代的生产者。这两个社会群体都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人」，他们如何被突显，又是如何佔据了各自举足轻重的位置？

　　本书从多个在电视节目、杂志、报纸上「火红」的现象切入，深入探讨大众传媒如何把「新中产」/「公民」想像为社会主体、把「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想像为被救助对象的意识形态，并从而论证新主流文化如何重塑自身的内在意涵。

本书特色

　　本书由多个大众媒体的火红现象切入，抽丝剥茧，深入地分析了这些在网路或电视上爆红的人事物的成因与背景。

作者简介

张慧瑜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专长为中国电影史和大众文化研究。着有《视觉现代性──20世纪中国的主体呈现）（人民出版社）、《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墓碑与记忆——革命历史故事的偿还与重建》（秀威出版）等专着。在《读书》、《天涯》、《天下》、《开放时代》、《战略与管理》、《电影艺术》、《艺术评论》、《南风窗》、《文化纵横》、《文化研究等刊物皆有论文发表。
 

绪论
一、「崛起」中国
二、主体位置的置换
三、危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第一章
「爱的奉献」的霸权效应、公民社会的想像及批判的位置―关于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的文化解读
一、「爱的奉献」的霸权效应
二、公民社会及其「公民想像」
三、批判的位置，甚或尴尬

第二章
遮蔽与突显：作为社会修辞的「农民工」
一、「农民／工」的知识谱系
二、关于「民工潮」的三种文化转喻
三、外来妹、打工文学与流浪之歌
四、「阶级兄弟」、弱势群体与底层想像
五、「民工剧」的文化位置
六、「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七、「视而不见」的主体

第三章
社会「主体」的想像与「体制化」规训
一、央视的新闻再现
二、社会的「主体」与「客体」
三、「反」体制的想像与体制的重建
四、 主持人／中间人的位置与国家／体制的三重角色

第四章
「拳头」、「谁」与「冒犯者」―当下公民与公民社会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
一、「公民之年」和「中产之殇」
二、「拳头」的故事
三、这个「谁」是「谁」？
四、公民韩寒＝冒犯者＝意见领袖＝模范公民＝反体制者
五、「我们」与「官方说法」的合谋

第五章
房产之痛、市场隐喻与国家的位置
一、「房产之痛」与「市场经济」的双重想像
二、国有／民营、人治／法治、体制／职业化的二元争论
三、「推手」、「罪恶之源」和「拯救者」

第六章
「进不来」，「回不去」―蜗居、蚁族与「中国工人」的「N连跳」
一、「迟到」的命名
二、为何「进不来」，为何「回不去」？
三、一个「老」故事

第七章
旧瓶装新酒：从「学习雷锋好榜样」到「法治的力量」
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二、旧瓶如何装新酒：意识形态的分裂与整合
三、以法治的名义：「法治人物」的「除魔术」

第八章
「见证奇迹的时刻」：草根达人的显形术与屌丝的逆袭
一、「我是草根，我怕谁」：草根的「显形」
二、网路红人的迷思：芙蓉姐姐成名记
三、草根与体制：从「人民艺术家」到「草根艺人」
四、草根的文化功能：从「傻根」到「许三多」
五、「见证奇迹的时刻」：被凝视的草根达人
六、屌丝逆袭：谁是「幸运」之星

第九章
与「孔夫子」和解：主流文化的重建与裂隙
一、「孔夫子」的文化「软着陆」
二、「新国博」的重修
三、「发现你的心灵」
四、与「孔夫子」的政治和解
五、孔夫子的幽灵

第十章
「舌尖」上的视觉「乡愁」
一、「文化中国」的想像
二、舌尖上的「秘密」
三、「美食家」的登场
四、「幻象」的功能

结语
参考文献

第八章

「见证奇迹的时刻」：草根达人的显形术与屌丝的逆袭

随着旭日阳刚、西单女孩等草根明星登上2010年春节晚会的大舞台，他们也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成功神话，春节联欢晚会过后，许多电视栏目把他们作为访谈嘉宾，让其现身说法讲述梦想成真的故事，但没过多久，这些草根明星的娱乐潜能似乎就被耗尽了（大众文化没有「不老的传奇」，「速朽」正是常态）。

不过，近几年来《星光大道》、《中华达人》、《中国达人秀》、《我是大明星》、《你最有才》、《我要上春晚》、《中国梦想秀》、《天下达人秀》等电视栏目纷纷以草根选秀或草根达人为主角。如果说「超女快男」作为草根阶层走的是青春靓丽的帅男美女路线，那么这些被猎奇化的草根明星、草根达人为什么也会分享「草根」这个命名，并成为时下电视萤屏的「宠儿」呢？或许，值得追问的不是草根是谁或者草根包括哪些群体，重要的是草根被定义的方式以及草根作为社会修辞的文化功能。

一、「我是草根，我怕谁」：草根的「显形」
尽管「草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进入中国，但其成为一种社会流行语，是2005年前后才出现的文化现象。在此之前即使那些以草根为主角的娱乐节目，也很少使用草根，而用老百姓、平民、普通人等词汇，这些表述往往与人民、党、干部、基层、群众等命名方式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延续至今的毛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政治实践方式（在空洞的官方新闻报导中，这些词汇依然被使用，只是其特定的政治性已经很少被提及）。改革开放以来，个人、个人主义被作为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的政治实践逐渐深入人心，再加上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公民、公民社会、中产阶级社会的讨论，公民／「审慎而理性的中产阶级」取代了人民成为新的社会想像的基础，与此同时，底层也取代了基层成为弱势群体的代名词。而9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所催生出的「大众文化」也被认为与官方／政治文化、精英／知识份子文化不同的样态（「人文精神论争」某种程度上是人文知识份子被大众文化边缘化的微弱反抗）。不管是80年代的个人主义（人性论），还是90年代的公民社会、大众文化的讨论，都建立在对官方／体制及其相关的政治经济实践的反抗和批判之上（这种非体制／非官方的想像是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论述的基本姿态，在经济上推崇自由放任、在政治上主张宪政民主、在文化上支援市场逻辑下的大众文化）。可以说，「草根」的出现延续了个人、公民、大众等社会修辞方式关于「非体制」、「民间」的文化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