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影响与被影响,选择与被选择 本书的英文书名是「Nudge」,原意是用手肘轻碰对方,以达到提醒或推动的作用。那是一种似有若无的、很轻的、不可能推动对方的力道;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在无形中产生作用而明显影响结果。这就像武侠小说中,形容武林大师轻轻一「点」就能打通任督二脉,令人功力大增;其所产生的涟漪效应,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想起1995年春节,我在纽西兰南岛皇后镇生平第一次的高空弹跳(Bungy Jump)经验。我原本以为那是活得不耐烦的人才会做的疯狂行为,后来是被高空弹跳的风险比高速公路开车更低的数据给说服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但站在吊桥上要往下跳的那一剎那,才知道自己有多恐慌。教练喊:「一、二、三,跳!」但我的双腿好像负重千斤,就是跨不出那一步。这时教练只是很轻松地说:「没事,第一次都这样。我们再来一次⋯⋯一、二、三,跳!」然后用食指在我右肩轻轻一点⋯⋯我就跳下去了。教练的轻轻一点,就是「Nudge」,就是那种似有若无的推力。它本身的力道不足以移动我一丝一毫,却能让我不再犹豫,往前跨出那艰难的一步,纵身跳下数百英尺的山谷,帮我完成这辈子永远忘不了的壮举。快二十年了,我还清楚记得那轻轻一点的感觉,以及它帮我纵身跳下的影响力。
这种情境就是本书作者所说的,做出选择或行动的惰性(inertia),是我们跨出舒适区的心理门槛。尤其不确定性越大时,门槛越高,障碍越大。这时我们的反射性思维(reflexive thinking)或书中说的自动系统(系统一),往往就会直觉但不自觉地、且是理所当然地做出我们习惯的选择,或跟着大家的选择(从众心理);也或者不做选择,而没意识到那也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此时那种似有若无的「推力」,会对我们的抉择产生关键影响。这种「推力」可能来自内心,也可能是外加的。
其实只要意识清楚,我们可以用反省性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或书中说的省思系统(系统二)做出理性的选择。作者提出「经济人」与「一般人」的区别,「经济人」就是能善用系统二做理性选择的。但事实上,因种种因素形成的思维惯性或盲点,有时我们自以为是以「经济人」的理性思维做有意识的抉择,却在无意识中掉进了「一般人」的非理性抉择。
「选择设计师」(Choice Architect,即游戏规则制订者)就是利用自身对人性的理解,来影响人们的选择倾向。就像高空弹跳教练轻松地说「没事,我们再来一次」,然后轻轻一点,我就跨出了关键的一步,纵身跳下。在人生中,我们经常受「选择设计师」所影响,也经常有意或无意地扮演「选择设计师」的角色,以影响别人。
能真正把这个过程搞清楚,我们才能有效管理「系统一」和「系统二」的思维模式,在关键时刻、关键事件做出明智理性的抉择,有效地避免无意识地「被选择」。反之,我们同时又扮演各种影响别人的角色,比如家长、朋友、官员、主管、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等,所以我们也要更有意识地思考如何扮演「选择设计者」的角色,更有效地帮别人做选择。
作者提出「自由家长制」的概念,运用对人性的了解,在设计上利用「推力」,协助其管理或服务对象做出有利的选择,以提高管理或服务的效益。但为了同时维护他们还是有选择的自由,要重视资讯的透明度和告知的义务,并保留退出「预设选择」的机制,使当事人有拒绝「被选择」的自主权。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选择设计」的影响。小至影响消费行为的各种行销(如折扣或集点)或产品的预设值(如手机预设的App);大至影响国家政策的选举办法(如一区一席 vs 一区多席)或公投命题(如赞不赞成核电 vs 反不反对核电 vs 赞不赞成废核)。
影响力愈大的「选择设计师」,滥用其影响力的风险愈高。如果社会文明程度较高,大家都有互信,而且有一套公正有效的机制来选拔有良善动机及强烈责任感的「选择设计师」,再辅以有效的监理机制,确实可提高效益,减少许多无谓的虚耗。
我认为釐清以上这些核心观念是本书最大的价值,作者提出许多具体的想法和做法,你我不一定都认同,但可以作为更进一步理解这些核心观念的具体实例。
我相信本书能帮读者更清楚自己如何被他人影响,并影响他人——更清楚自己如何做选择、该如何做更好的选择、该如何帮他人做选择、该如何避免自己或避免误导他人不当地「被选择」。这将使我们的工作效益更高,也会让彼此的生活更幸福。
政大商学院领导学与组织管理学教授/李瑞华
前言
|自助餐厅| 我们的朋友卡洛琳负责某大都市的学校营养午餐事务,每天都有数百所学校的数十万名学童在她的自助餐厅吃饭。卡洛琳曾接受营养学的专业训练(毕业自某州立大学)且极富创意,经常能跳脱传统思维。
她的朋友亚当是个很有统计概念的管理顾问,在连锁超市服务。有天晚上喝了几杯酒之后,两人想出一个有趣的点子。他们要在学校餐厅进行一项实验:菜色不变,但改变食物的排序与展示方式,看是否会影响孩子的选择。卡洛琳找来数十所学校的自助餐厅管理人,请他们按照特定方式安排,例如有些餐厅的甜点要排在最前面,有些在最后面,有些则排在另外一列。其他食物的排列也都各不相同,有些将薯条摆在与眼睛同高的地方,有些则在同样的高度放置胡萝卜。
亚当依据他在超市的平面设计经验,预期实验结果会很惊人。他的预测是对的。卡洛琳只不过是调整食物的排列组合,便能让许多食物的摄取量增加或减少25%之多。她因此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孩子和大人一样,可因环境的微小改变受到极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正面,也可以是负面的。举例来说,卡洛琳知道她可以借此让孩子多吃点健康食物,少吃不健康的食物。
她不仅有数百所学校可以实验,还有一群研究生志愿协助蒐集与分析资料,她自信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影响孩子的饮食习惯。卡洛琳开始思考该如何运用此一新发现的力量,她那些平常很真诚但偶尔会恶作剧的朋友与同事纷纷提供以下建议:
1. 考量所有的因素之后,以最有利学生的方式安排。
2. 随机排列。
3. 依据学生自行选择的方式排列。
4. 以供应商提供最多回扣的食物能卖得最好为原则。
5. 追求最高利润,其他免谈。
选项1有明显的优点,但似乎有侵扰学生权益之嫌,甚至可说是一种家长制(paternalistic)的管理方式。但其他选项更糟糕!
选项2看似最公平最有原则,从某种意义来说也确实很中立;但如果各校都是随机排列,必然会有某些学校的孩子比其他学校的学生吃得更健康。这样合适吗?如果卡洛琳可以轻易改善多数孩子的健康,她应该追求这样的中立吗?
选项3——尽可能仿效孩子会自行选择的排列方式——似乎最能避免侵扰学生。也许这才是真正中立的选择,或许卡洛琳应该让孩子们随心所欲(至少在面对较年长的孩子时)。但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很难落实。亚当的实验显示,孩子的选择与食物的排列方式有关。那么孩子的真正好恶是什么?所谓依据学生「自行选择」的方式排列是什么意思?任何自助餐厅都无法避免用某种方式排列食物。
选项4是贪官污吏的最爱,使操控食物项目的排列不啻是另一项得以滥用权力的武器。但卡洛琳是正直的人,完全不考虑这个选项。但假定卡洛琳认为最赚钱的餐厅就是最好的餐厅,选项5就会跟选项2、3一样吸引她。可是如果会因此损及孩子的健康,卡洛琳还应该追求最高的利润吗?更何况她的职责是为学区效力?
卡洛琳就是我们所谓的「选择设计师」(choice architect),一个选择设计师有责任安排人们做决定的环境。卡洛琳虽是我们虚构的人物,但真实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人在扮演选择设计师的角色,只是多数人都不自知。如果你是选票的设计者,你就是选择设计师;如果你是医生,必须告诉患者还有哪些疗法,你就是选择设计师;如果你必须设计表格让新进员工填写后加入公司的医疗保险计画,你就是选择设计师;如果你为人父母,必须告诉子女有哪些教育上的选择,你就是选择设计师;如果你是个销售员,你也是选择设计师(想必你早已经知道了)。
选择设计与建筑设计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很重要的相似处是不存在所谓「中立的」设计。试以设计新的学术大楼为例,建筑师可能被告知必须达到某些条件,例如必须有120间办公室、8间教室、12间学生会议室等等;大楼必须座落在特定地点,另外还要注意法律、美学、实务等各方面的许多限制。建筑师终究必须设计出一栋具体的建筑,要有门、窗、楼梯和走道。优秀的建筑师很清楚,看似任意形成的决定——如厕所的位置——对建筑使用者的互动将产生微妙的影响,因为每一次去洗手间都有可能遇见同事(不论这是好是坏)。成功的建筑不只要美观,还要兼顾「实用」。
下面的讨论会告诉读者,看似不重要的小细节也可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理想的经验法则是假设「每件事都很重要」。很多时候,小细节的影响力源自让使用者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个方向。一个让你想不到的绝佳例子是荷兰史基霍机场(Schiphol Airport)的男厕,设计者在每个便池里刻了一只黑色苍蝇。很多男性小便时不太注意瞄准,结果当然是搞得一团糟;但当他们看到一个标的时,自然会专注起来,瞄准率也就提高许多。想出这个点子的基布恩(Aad Kieboom)觉得效果太神奇了:「瞄准率改善不少。当人们看到苍蝇时,自然会瞄准直射。」基布恩是经济学家,主导史基霍机场的扩建,他的团队进行苍蝇实验后发现外溅情形减少了80%。
「每件事都很重要」的道理,一方面会让人觉得绑手绑脚,但同时又让人感到十分振奋。优秀的建筑师很清楚,自己虽无法建造出完美的房子,却可透过某些设计发挥正面的效果,例如开放的楼梯可增进人们工作时互动与走路的机会,而这两者都是有益的。正如建筑师终究必须决定某种建造方式,像卡洛琳这样的选择设计师也必须选择某种排列食物的方式,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学生的饮食习惯。换句话说,她可以发挥轻推(nudge)的力量。
|自由家长制| 如果在考量所有的因素之后,你认为卡洛琳应该运用推力让学生选择对他们最有益的食物(亦即选项1),那么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新运动——自由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我们很清楚,这个名词恐怕不易立即引起读者的认同。受到流行文化与政治刻板印象的拖累,这两个字确实让人有些反感;更糟糕的是,其中两个概念似乎自相矛盾。那么我们为何要将两个饱受批评又互相矛盾的概念放在一起?其实只要大家有正确的理解,就会发现这个名词只是反映一般常识——而且两者加起来比个别来看更正向,问题出在这两个词已被教条主义者挟持。
先看第一个字「自由意志主义」——这部分代表我们坚信原则上每个人应该都能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事,遇到不合意的安排也可以选择退出。自由家长制主张人应该有「选择的自由」——套用已故经济学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用语,我们希望设计出的政策能维持或增进选择的自由。我们用自由意志主义来修饰家长制,纯粹是表示维护自由;而我们所谓的维护自由,绝对是非常认真的。自由家长制认为应该让人们轻松决定自己的选择,凡是想要行使自主权的人都不应该觉得受到阻碍。
再看第二个字「家长制」——我们认为选择设计师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让人们享有更长寿、更健康、更美好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赞成政府或民间机构刻意引导民众朝对其有利的方向做选择。依据我们的理解,「家长制」是指透过政策影响人们的选择,使人们享有更好的生活,且所谓的「更好」系依据人们自身的判断。从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来看,很多时候人们会做出极糟糕的决定——原因在于人们没有充分注意该注意的事项,或掌握的资讯不够完整、认知力不足、自制力太差。
自由家长制是一种相对微弱、温和、非侵扰性的家长制,因为人们的选择并未受阻或必须承受额外的负担。如果人们想抽菸,或吃很多糖果,或选择不适当的医疗保险,或不存退休金,自由家长制不会强迫他们改变——甚至不会增加他们做那些事的难度。但这终究还是一种家长制,因为公私领域的选择设计师都不只是追踪或落实人们期望的选择,而是刻意让人们朝对其有利的方向做选择,这正是我们所谓的推力。
选择设计中若有任何元素尝试让人们的行为朝可预期的方向改变,但没有禁止人们做其他选择或大幅改变其经济诱因,便可称之为推力。既然是轻轻的推力,就表示这样的介入可以用很少的成本轻易避开。推力不是命令,例如将水果摆放在与眼睛同高的架子可称为推力,禁止垃圾食物则不是。
我们推荐的许多政策其实已在民间实施(有些是在政府的轻推之下,有些没有)。本书探讨的许多例子里,雇主便是很重要的选择设计师。在医疗与退休计画这两个领域里,我们认为雇主确实可以提供员工很有助益的推力。有些民间企业除了赚钱之外也有心为善,这些企业甚至可以从环保推力中得益,有助于减少空气污染及温室气体排放。事实上,民间机构适合採行自由家长制的理由同样适用于政府部门,后文会有更详尽的讨论。
|一般人与经济人——推力为何能发挥作用| 反对家长制的人常说人类很善于选择,即使不能做到十全十美,至少也比他人代为选择更好(尤其当那个「他人」是政府官员时)。不论有没有学过经济学,很多人似乎都认同(至少暗地里认同)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概念——亦即相信每个人的思考与选择永远是理性的,符合经济学教科书对人类行为的描述。
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经济人具有爱因斯坦的思考力、IBM深蓝超级电脑的记忆力、甘地的坚强意志。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周遭好像没有这样的人。真实的情况是,很多人若没有使用计算机根本不会长除法,有时会忘了配偶的生日,新年夜往往毫无节制地喝到挂。这些人不是经济人,而是很普通的人类(homo sapiens)。为了避免使用太多拉丁文,从现在开始我们提到这两种想像与真实的人类时,将分别称为经济人与一般人。
试以肥胖的问题为例。美国的肥胖者比例已逼近20%,超过60%的人被视为肥胖或过重。全球约有10亿成人体重超重,其中有300万人达肥胖程度。肥胖盛行率在日本、中国及非洲部分国家不到5%,但在萨摩亚都会区却及中国的一些地方,肥胖盛行率自1980年以来增加了三倍。已有太多证据显示肥胖会提高心脏病与糖尿病的罹患机率,且经常导致早夭。如此要再说人人都会选择正确的,或者要有一些推力才会有人选择的饮食方式,那真的是天方夜谭了。
当然,一般人在意的不只是健康,还有美味,况且吃本身就是快乐的一大来源。我们并不是说过重的人都必然不理性,但我们确实不认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在饮食上都能做最好的选择。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具有风险的行为,如吸菸或喝酒——每年超过50万人因菸酒提早结束生命。以饮食与菸酒而言,人们目前的选择实在不能称为增进健康的最佳方法。事实上,许多人愿意付钱给第三人帮助他们在这些方面做更好的决定。
本书的主要资讯来源是新兴的选择科学,以过去四十年来社会科学家的审慎研究结果为基础。这些研究让我们对人类许多判断与决定的理性成分产生严重的怀疑。所谓的经济人并不需要有能力做出正确的预测(只有无所不知的人才能做到),但必须要能做出客观的预测。也就是说,预测可能会错误,但不会常态性地朝可预测的方向出错。一般人不同于经济人的地方在于他们会犯下可预期的错误。试以「规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为例——这是指对计画完成所需的时间一贯抱持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任何人只要雇用过承包商都知道,所有的工作都会比你预期的时间拖得更久,即使你早已知道规划谬误也无法避免。
太多研究证实人类的预测充满瑕疵与偏见,人类的决策能力也好不到哪去,「维持现状的偏见」就是一个例子(意思就是惰性,只是换个较花俏的名词)。基于以下将要探讨的种种原因,人类就是有强烈的倾向要维持现状或预设的选项。
例如当你买新手机时,你要做一系列的选择。手机愈花俏,可以选择的项目就愈多,包括萤幕背景图片、铃声、响几声开启语音信箱等等,制造商已就每一项目选定一个预设值。研究显示,不论预设选项是什么,很多人都不会更改,即使面对的是风险高很多的事(而不只是铃声而已)。
这些研究带给我们两个重要的启示。第一,绝对不要低估惰性的力量;第二,这个力量可以被运用。
如果民间企业或政府官员认为一项政策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只要将该政策订为预设选项,就可大幅增加该结果实现的机率。设定预设选项或其他看似琐碎的类似策略(如改变选单),对结果会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提高储蓄、改善医疗保险、鼓励器官捐赠等等,后文都会有详尽的讨论。
温和的推力就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预设选项的效果只是其中一例。依据我们的定义,推力是指任何能有效让一般人改变行为的做法,虽则对经济人可能毫无效果。经济人主要受诱因影响,如果政府课征糖果税,他们就会少买糖果,但他们不会受选项排列顺序这类「不相干」的因素左右。一般人也受诱因牵引,但同时受推力的影响。我们若能适度运用诱因与推力,将更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解决社会上许多重大的问题,而且不必牺牲每个人的选择自由。
|错误的假设与两种误解| 很多主张自由选择权的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家长制,希望政府能让人民自己选择。这种观念衍生出的标准政策就是尽可能提供最多的选项,然后让人民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过程中政府尽量不要干预或施加推力)。这套思维的优点在于为许多复杂的问题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只消尽可能扩大选项就好了(即提供种类与数量最多的选项)——其他一概不用管!从教育到处方药保险计画——很多领域都有人推动这样的政策。很多时候,「尽可能扩大选项」甚至变成了政策紧箍咒。有些人认为若不这么做,就只剩一条路可走——透过政府命令採行「一体适用政策」。这些人忽略了尽可能扩大选项与单一命令之间还有很多空间,他们反对(或自以为反对)家长制,对推力充满怀疑,我们相信这种怀疑导因于一种错误的假设与两种误解。
所谓错误的假设,是误以为几乎所有人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都会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或至少会比他人代为选择更有利。我们要指出这是错的——而且错得很明显。事实上,多数人只要略加思索一定会发现。
请想像一个新手要和老手对奕,可以预见前者会因选择不当而败北——但只要提供一些提示,就可以轻易改善他的选择。很多时候,一般消费者就像那位新手,必须与许多试图卖产品给他的老练专家交手。一般而言,人能做出多好的选择是经验问题,答案要视情况而定。照理说,如果人们具备做这件事的经验、掌握充分的资讯且能得到立即的反馈,应该可以做出较佳的选择——如选择冰淇淋口味时。反之,当人们对于所选择的事物没有经验、掌握的资讯不多、未能快速或经常得到反馈时,则会选得比较差——例如要在水果与冰淇淋之间做选择(无法快速明确得知长期下来对健康的影响,且很难获得清楚的反馈),或者要在不同的治疗方式或投资组合之间做选择时。如果你必须在五十种处方药计画之中做选择,且每一种各有不同的复杂特点,你可能会需要一点帮助。只要人们无法做出完美的选择,调整选择设计就可能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好(所谓「更好」当然是依据当事人的判断,而非官僚的标准)。透过选择设计改善人们的生活不仅可行,很多时候甚至可以轻易做到,后文会提供许多例子。
接下来再谈两个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以为我们可以避免影响人们的选择。很多时候,有些机构或个人不得不做出影响他人行为的选择。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运用推力让人们朝某个方向前进,不论有心或无意,这些推力总会影响人们的选择。以前述卡洛琳的餐厅为例,人们的选择必然广泛受到选择设计的影响。诚然,有些推力是无心的,例如雇主决定按月或双週付薪一次并不是为了提供任何推力,但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后者可以让员工存下较多钱,因为每年会有两个月收到三张支票。公私机构也确实可以努力维持中立——例如採取随机选择制或努力了解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但无心的推力也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时候这种形式的中立并不可取,下面会举很多例子说明。
很多人谈到民间机构时很乐意接受这一点,却强力反对政府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目标来影响民众的选择。他们唯恐民意代表与官僚将自己的利益摆在前面,或只着眼于某些民间团体的狭隘目标。这些意见我们都能理解,政府部门当然可能会犯错、怀有偏见或逾越分际,有时甚至相当严重。我们之所以认为推力优于命令、规定、禁令,一部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但就像自助餐厅一样(事实上很多自助餐厅都是政府经营的),政府总得提供一个起始点,这是无可避免的。后文会一再提到,政府时时透过某些规则提供起始点,也就会影响人们的选择与后续的结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反对推力的立场毫无助益——只会让人钻进死胡同。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家长制必然会涉及强迫手段。以前述自助餐厅的故事为例,选择食物的排列顺序并不会强迫任何人吃什么食物,但卡洛琳(或身处该职位的任何人)确实可依据我们所定义的家长制思维做特定的安排。话说回来,如果在小学的自助餐厅里将水果与沙拉摆在甜点之前,从而促使孩子们多吃苹果、少吃奶油夹心蛋糕,有人会反对吗?如果顾客不是小孩而是青少年或成年人,本质上有任何不同吗?既然这之中并未涉及强迫,我们认为即使对那些最强力拥护自由选择权的人,某种形式的家长制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以下会就储蓄、器官捐赠、婚姻、医疗保险等各种不同领域提供立场一贯的建议。我们既然坚持选择权不能受限,因此设计不良或甚至贪污腐败的风险应可大减。一旦遇到低劣的选择设计,自由选择还是最佳保障。
|选择设计实例| 选择设计师若能设计出对使用者很友善的环境,便可大幅改善人们的生活。很多成功企业能对社会有贡献或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有些选择设计非常明显,能让消费者与雇主感到满意。(iPod与iPhone是很好的例子,不仅造型很炫,也能真正满足使用者的需求。)有些选择设计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情况下若能唤起大家的注意,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
试以芝加哥大学为例。就像许多大企业一样,芝加哥大学每年11月有一段「开放加入期」,期间员工可就健康保险、退休储蓄等福利修正参加的条件。员工必须上网选择(无法上网的人,可利用学校提供的公共电脑)。学校会以传统的邮寄方式寄给每位员工一份资料,告知如何登录与选择;员工另外还会收到书面与电邮提醒。
员工都是凡人,总有些人会忘了登录,对那些较忙碌或健忘的人来说,预设选项的设计便显得格外重要。为了简化问题,我们且假设没有上网选择的人有两种结果:一是维持前一年的选择,一是回复为「零」。假设有一位员工珍妮去年提拨1,000美元到退休金帐户,新的一年她没有做选择。预设选项的设计可以有两种,一种是预设为继续提拨1,000美元,另一种是设定为不提拨。我们不妨分别称为「维持现状法」与「归零法」,选择设计师应该选择何者作为预设选项呢?
主张自由家长制的人会先探讨,像珍妮这样有思考力的员工真正希望的是什么。这个原则未必能导出清楚的选择,但绝对优于随机设计预设选项,或不论碰到什么情况都将「维持现状法」或「归零法」设定为预设选项。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多数员工不会想取消有优渥补助的健康保险,因此将预设选项设定为维持现状(与前一年相同)绝对优于归零(即没有健康保险)。
再拿员工的「灵活运用帐户」来做比较,这是指员工每个月拨出一笔钱来支付特定支出(如未保险的医疗费或育儿费)。这笔钱必须在一年内花掉,不能留到隔年,且每年的预估金额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孩子上学之后育儿费便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预设选项採取归零法会比维持现状法合理。
这是很具体的问题。我们曾与芝加哥大学三位高阶主管讨论相关问题,会议举行的时间正好是员工「开放加入期」的最后一天。我们询问三位主管是否记得登录的期限,有一人说他打算当日完成,很高兴我们提醒他;第二位承认自己根本忘了;第三位说希望他太太没有忘记!接着我们便开始讨论补充薪金扣减计画的预设选项如何设计比较恰当(那是一种可节税的储蓄计画)。在此之前预设选项一直是「归零制」,但考量提拨的动作随时可停止,大家一致同意最好转换为「与前一年相同」的维持现状制。我们确信很多心不在焉的教授将因此享有较舒适的退休生活。
这个例子凸显出高明的选择设计具有一些基本特点:做选择的都是凡人,设计者应尽可能让选择的过程方便简单。除了寄发提醒通知之外,也要知道不论设计者(以及当事人)多么努力,总有些人会搞不清楚,在设计选择机制时要尽量减低这些人的负担。上面所探讨的(以及更多的)原则都可适用于公私领域,除了目前的作为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