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贴近生命消逝的谜团，偷瞄死亡的禁忌疆界，都令人血脉贲张。
　　我坚信登山是伟大的活动，固有的危险非但无损其伟大，反而正是登山伟大的理由。」

　　1996年5月，尼泊尔放宽圣母峰登山人数的限制，世界最高峰迎来史上最热闹的登山季。全年孤寒的山谷，一口气涌入上百名雄心勃勃的登山者及雪巴。圣母峰毒药般的魔力，吸引了全球各种野心、幻想、国家期待，以及商业企图。

　　5月10日，全年吹袭着圣母峰的狂风停了，天空一片湛蓝，一丝风也没有，登山者梦寐以求的「窗口」打开了，山神彷彿拿出了奖牌向所有人招手。四号营中，34人于午夜出发攻顶。但等着他们的，不但有全年最适合攻顶的天气，还有圣母峰史上最严重的塞车，以及鬼魅般默默来袭的暴风雪。攻顶的安全时限早已过去，大部分攻顶者却还被困在氧气稀薄的「死亡地带」，当山神收回奖牌，最顶尖的向导连自己的命都救不了……

　　在这场夺走十二条人命的山难中，传奇登山家暨畅销作家强．克拉库尔，正是成功登顶的倖存者之一。他抱着强烈自责回溯整场山难，以分钟为单位，试图一层层挖开生死谜团：在山难发生前，谁嗅出了危机？最谨慎老练的向导为何无视危险，带领客户一步步走入死亡陷阱？成功逃过一劫的人，又是做了什么决定救了自己一命？当作者不停逼自己及倖存者回想山上发生的一切，挖出一件件看似微小但影响重大的细节，剖析每个人的作为，我们发现，真相往往深埋在表面事实下方两三层。

　　本书一出版，便登上美国《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第一名，十多年也来一直畅销不辍，引发无数网路讨论，甚至带动八本相关书籍出版、两部相关电影拍摄。原因便在于，作者不仅试图揭开山难真相，更以文学笔力带领读者重新认识登山，理解登山者为何执着把自己丢入险境。登顶的意义、登山的价值，就在死神的一秒秒逼近中显现。

　　圣母峰上的每具白骨，都代表一个梦想的蒸发，一场勇气的挣扎。作者虽然没能透过写作获得平静，却也成功完成招魂，让全球读者记住那些奋不顾身的梦想家，以及无数慷慨助人、自我牺牲的英雄身影。

　　这部「登山文学」，却不只是「灾难纪实报导」而已，它包含了伦理辩证、生死凝视，包含了恐惧与希望──正如每个人的生命，都曾到达过空气稀薄处，而这本书，或许可当做那一瓶备用氧气。──刘梓洁

　　（本书于1998年曾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巅峰》，本版新增一篇作者后记）

得奖记录

　　《时代》杂志年度最佳选书

名人推荐

　　吴夏雄（台湾山岳杂志总编辑）
　　连志展（欧都纳全球14座八千探险计画专案执行）
　　冯建三（政大新闻系教授）
　　詹伟雄（作家）
　　刘梓洁（作家）

　　他的报导考证严谨、铺陈精巧。他的叙事步步进逼，全然不同于缓慢的远征。但或许克拉库尔最大的成就，是他招回了这场暴风雪的死者灵魂，是他用清明的眼睛和无比逼近的距离，重现暴风雪的影响和后果。──《纽约时报》书评

　　这是近年来最多人阅读的登山书，深深影响了我们对极限探险的看法。──《国家地理杂志》

　　在这本令人心惊胆跳的书中，英雄事蹟和牺牲精神凌驾了愚昧、致命误判和脆弱人性。──《美国学校图书馆期刊》

　　这是史上最伟大的登山鉅作之一，和另一本书有着相同的主题，那是一本小说，名叫《大亨小传》──《华盛顿邮报》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强•克拉库尔（Jon Krakauer）

　　1954年生，八岁在父亲的带领下登山，大学毕业后以木工及捕鱼维生，一存到旅费，便出发登山，屡次挑战艰难路线。生命中有二十多年以登山为中心，之后投入写作，1996年以《阿拉斯加之死》成为全球顶尖探险作家，同年前往圣母峰登山，报导圣母峰商业化的问题及争议，却意外碰上暴风雪，亲身经历圣母峰史上最大的山难（直到2014年雪崩意外）。

　　他以这场山难写成分析报导，赢得美国「国家杂志奖」。之后扩大写成《圣母峰之死》一书，不但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第一名，也当选当年《时代》杂志的年度最佳选书、入围普立兹奖。

　　1998年，为纪念死难山友，他捐出《圣母峰之死》版税，成立「圣母96年纪念基金」（Everest '96 Memorial Fund），提供喜马拉雅山区居民人道援助，并协助保存自然环境、推动儿童教育等。至2012年为止，该基金共捐出170万美金。

　　文章见于《户外》《GQ》《国家地理》《滚石》《建筑文摘》《花花公子》《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刊物。

　　除《阿拉斯加之死》《圣母峰之死》，还着有《艾格之梦》（Eiger Dreams）、《天堂的旗帜下》（Under the Banner of Heaven）《三杯骗局》（Three Cups of Deceit）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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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导读

为什么要爬山？

　　贴近生命消逝的谜团，偷瞄死亡的禁忌疆界，都令人血脉贲张。我坚信登山是伟大的活动，固有的危险非但无损其伟大，反而正是登山伟大的理由。

　　为什么要爬山？

　　这是每个登山家、登山爱好者都曾自问、或被问到的问题。

　　我大学时参加登山社，轻松惬意地走过郊山山径，挑战过十多天的高山纵走，曾在冬季穿着冰爪踢着雪阶前行，曾跟着老手学长溯勘高山溪流，也曾在倒木横陈的中级山泥泞里滑得稀巴烂，一直到近年，开始海外远征：到尼泊尔的喜玛拉雅山区、云南的梅里雪山山区健行。

　　但是，为什么要爬山？我仍无法给出最精准、最确切的答案，也许，可以很取巧、也很诗意地，挪用这本登山经典着作的书名：为什么要爬山？为了into thin air。

　　为了进入稀薄的空气之中？

　　是的，没错。任何到过高海拔的人，都能体会到那种从头痛欲裂、恶心呕吐的高山症中，一点一点调和适应，像在寻求与巅峰之境的频道般，慢慢学会在稀薄空气中吐纳、前行，而感受到的清明、澄澈、开阔、释然，而那绝对来自对大自然、对稀薄空气的臣服与谦卑。

　　而我的另一位登山同好，更直接地告诉我，她不是为了山登山，而是为了人，她喜欢人与人在山上相处时的不分你我，喜欢走了一天双脚铁腿起水泡而终抵营地之后，与队友们吃饭、喝酒、观星、谈心。

　　在空气稀薄之地，物资匮乏的深山，甚至动辄与死亡错身的冰壁上，如何自保自救，又友爱互助？更是对人性的一大考验。我曾走过缺水缺粮的路线，走到眼冒金星，靠意志力拖着步伐，突然，在前方山径拐弯的学长转头对我喊：「看妳前面那颗大石头，休息一下再走！」我低头，上面有半盒学长留下的保久乳。这50CC的天堂甘露，果然支持着我走到营地。

　　也曾在水管冻结的高海拔山屋住下，主人融了冰雪烧了一桶水，所有入住的登山客整晚刷牙洗脸就靠那一桶水，但别队的队友两三下就拿保温瓶分个精光，我们只能在单人铺位上，愤愤不平嚼口香糖刷牙、以湿纸巾擦脸。

　　是的，领队的专业与爱心，山友的个性与操守，影响了整趟攀登之旅。这亦是这本书最受讨论与争议之处。

　　一位爱好登山的撰稿者，受杂志之邀，前往圣母峰，针对「登山商业化」做专题报导。未料，这位主角，即本书作者，目睹了这神圣山峰规模最大的一次山难，十二人丧生，其中一名日本女性登山者的丧生地离他只有三百多公尺。而当採访报导者的角色，变成了「生还者」归来，他有没有权力与义务记录下一切？

　　文章刊出后，作者收到了罹难者家属来函抗议：如今你平安健康回到家了，你批评了别人的判断，分析他们的意图、行为、个性和动机。你评断领队、雪巴人、客户应该做什么，并傲慢地指责他们的过失……

　　作者克拉库尔的立场，在原着书名的副标表达得很清楚：「圣母峰山难的个人记录」（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Mt. Everest Disaster），然而，到了改编电影（台译《巅峰极限》，副标则变成耸动的「圣母峰上的死亡」（Death on Everest）。

　　为什么要写？

　　正如所有写作者都可以现身说法：唯有透过书写，才能疗癒与解脱。克拉库尔说：「山上发生的事不断啃噬我的勇气。我认为撰写本书或许可将圣母峰赶出我的人生。」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看这本书？

　　不登山的人，会看登山电影，往往是将之当做灾难片来看，看里面的冒险犯难、千钧一发；这部「登山文学」，却不只是「灾难纪实报导」而已，它包含了伦理辩证、生死凝视，包含了恐惧与希望──正如每个人的生命，都曾到达过空气稀薄处，而这本书，或许可当做那一瓶备用氧气。

刘梓洁／文

图书试读

第一章

圣母峰顶 1996年5月10日海拔8,848公尺

这些巍峨高峰的上半部彷彿划出一条警戒线，谁也越不过。症结在于，到了海拔七千六百公尺以上，低气压对人体的影响极为剧烈，根本不可能进行真正艰困的登山活动，一场轻微的暴风雪就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唯有最完美的气候和积雪情况能提供些微的成功机会，而在攀登的最后阶段谁也不可能挑日子……

不，圣母峰在一开始没让人轻易得逞，这并不足为怪。说真的，圣母峰若轻易投降才叫人吃惊，而且将非常可悲，有失大山风范。也许我们有了冰爪和橡皮便鞋等优良新科技，有了长年以机械轻松征服万物的历史，变得有些傲慢了。我们忘记高山仍握有王牌，只在自己觉得恰当的时机颁出成功的奖牌。否则登山怎么会深深蛊惑人心呢？

席普顿，一九三八年，《那座山上》

Eric Shipton, in 1938, Upon That Mountain

我跨在世界之巅，一脚踩着中国，一脚踩着尼泊尔，伸手清除氧气罩上的冰雪，弓起一肩挡风，茫然俯视广袤的西藏，恍惚地意识到脚下是幅极为壮阔的景观。对于这一刻以及随之而来的激动情绪，我已想像了许多个月。然而，等我终于置身此地，真正站上圣母峰顶，却硬是使不出力气来感受什么。

时当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下午，我已五十七个钟头没有入睡。前三天我什么都吃不下，只勉强吞下一碗拉面汤和一把 m & m花生巧克力。剧烈咳嗽了几星期后，我有两根肋骨分离，连正常唿吸都像惨烈的考验。在标高八八四八公尺的对流层，送到脑部的氧气实在太少，我的智能只及一个发展迟缓的儿童。此情此境，我除了寒冷和疲倦，实在无法有其他感受。

我抵达峰顶，比另一支远征队的俄籍登山向导波克里夫慢几分钟，比我所属的纽西兰队向导哈里斯早一点点。我跟波克里夫的交情不深，跟哈里斯则在前六个礼拜混得很熟，而且很喜欢他。我抓拍了四张哈里斯和波克里夫摆出的登顶英姿后，立刻转身下山。我的手表指着下午一点十七分，也就是我在世界屋嵴总共停留不到五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