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龟车尬上MINI:英德交流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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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Philip Olt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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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得到大惊喜!!

具体描述

曾经,英国王位面临无子嗣的继承危机,紧急从德国召唤外孙,乔治一世即位时,连一句英文都不会说,根本就是外国人,旁边还需要英文翻译。

  曾经,当欧陆爆发战乱时,英国便张开双臂,欢迎这些落难者,抚平他们的人生,梅特涅、马克思、恩格斯、佛洛依德都是座上宾。

  如果要追溯得更远,英国的Anglo-Saxon文化DNA,可是来自第五世纪,从日耳曼地区迁居英伦岛的部落呢!

  不过,两国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了社会观感,英国皇室将浓浓德国味的名字,改成温莎王朝,好消解英国子民的疑虑。二战时,希特勒和邱吉尔势不两立,德国以闪电战轰炸德国,英国空军也将德国重要城市炸得稀巴烂。

  英德两国曾经如何相互伤害?又如何相互了解?除了沉重的历史大和解,还有哪些两国日常互往时,从文化深处摩擦出的火花?

  《卫报》编辑菲利浦.欧尔特曼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以过去三百年来英德两国在历史上的多次交流经验为主题,重述这两个国家的爱恨情仇。

  欧尔特曼在十七岁正处敏感的青少年时期,就跟着父母从德国汉堡市移民英国。他发现,「准时、一板一眼」是英国人对德国人的刻板印象,但他自己和许多亲友都不是。在「德国工艺,坚若磐石」的当代思维里,他的父执辈却非常崇拜英国,任何英国制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另外,德国人并不像我们认为的,是欧洲国家里对自己最有信心的人民,其实他们一直想转变自己的形象,成为欧洲族群里受欢迎、被喜爱的一群人(想想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德国人所扮演的角色)。

  英、德关系牵扯着整个欧洲的历史、文化,不论是艺术潮流、政治思想、工业发展等。内容包括德国科尔总理试着向「铁娘子」柴契尔夫人解释德国菜餚的轶事,德国福斯金龟车和Mini奥斯汀轿车之间的竞争,英国足球明星基冈和德国足球名将福格茨在足球场上的较劲、英国还有摇滚天团与恐怖组织赤军旅之间那看似不可能的关联等。

  例如:〈德国人学英式幽默〉这章便提到,德国电影史上重播次数最高的,不是德国自己的节目,而是一出英国的幽默短剧。电影在德国上映时,也只有英国片保有原音重现的特权。

  佛洛伊德曾说:笑是一种安全阀。英德两国因为文化传统和语言音韵,而有不同的笑法、笑点。从历史角度来说,德国有默片、歌舞表演(Gabaret)和语言哲学的传统,因此德国喜剧的核心常是肢体语言,例如:夸张的走路方式(看起来比较粗俗)、令人啼笑皆非的假正经(Loriot告白时,脸上除之不去的面条)。而英国人连说笑话的时候,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完全用语言意义本身,达到讽刺目的。移民到英国初期,作者为此吃了很多亏,比如:念高中时,同学说老师要考字汇,结果根本没那回事,因为作者分不清什么是玩笑话。

  又例如:〈金龟车尬赢Mini奥斯汀〉这章提到,欧洲各国的国民车是各国骄傲的来源,德国有金龟车、英国有Mini Cooper、义大利有飞雅特、法国有雪铁龙。当年纳粹资助金龟车的开发,并赐名「从欢乐中获得力量」,像青蛙眼的大灯,愣头愣脑的模样颇受喜爱,连披头四(Beatles)都将金龟车(beetle)入镜在封面照片。不过,如同英国的工业实力一路下坠,Mini cooper后来被德国买走,这意味着大不列颠近百年来第一次没有本国的汽车大厂。遥想十九世纪,「英国制造」在当时如同现今的「德国制造」,可是品质保证的代名词。这之间的工业实力消长,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不论爱憎情仇,透过本书,我们将更了解欧洲两大国之间的相处之道。

国际书评

  这本书把现代德国吸引人的所有特色都写了出来:它除了有一点古怪,也混杂着几分带有犹豫的热忱,而它之所以希望能被他国喜欢,则是因为想要摆脱自己的差劲过往。——《卫报》

  欧尔特曼以巧妙的手法让本书交织着他自己在英国的生活经验以及英、德两国的种种『历史交流』,涉及的人物包括柴契尔夫人、德国前总理科尔、威廉.科伯特、德国诗人海涅,以及哲学家A.J.艾耶尔与阿多诺等人,借此探究两国对于语言、政治、性爱与体育等各种事物的不同态度。——《观察家报》

  如果你对于德国历史的认知仅限于啤酒馆暴动(Beer Hall putsch)与化为瓦砾堆的那些柏林地下碉堡,就该看看这本书里面那些更吸引人的东西。」——《金融时报》

  就算你不曾,未来也不会遇到任何德国人,这本书也能促使你重新反省英国人的生活。——《泰晤士报》

  本书超越对立,放眼两个国家互相正面肯定之处。也就是说,他所揭露出来的英德关系深入多了,而不只是那因为足球赛与两次世界大战所激发出来的敌意。——《独立报》

  作者对英德两个伟大国家之关系的敏锐观察,而且极其有趣。——《週日版泰晤士报》

  不落俗套,而且有许多洞见的一本书。——《Time Out週刊》

  有趣而充满深思熟虑,重头到尾都能令人感到惊喜。——《每日电讯报》
铁与油的协奏: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制造业的变革与竞争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欧洲大陆制造业经历的剧烈变革与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聚焦于英国和德意志邦联(后来的德意志帝国)这两个工业化进程中的核心力量,本书旨在描绘两大工业巨头在技术采纳、产业结构重塑、人才培养以及国家干预等多个维度上的异同,并探讨这些差异如何塑造了它们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 第一部分:英伦的“先行者”困境与蒸汽的回响 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建立在煤炭、钢铁和纺织业的早期突破之上。然而,本书首先探讨了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所遭遇的“先行者困境”。 一、传统工业的惯性与创新阻力: 英国的成功根基——成熟的煤铁联合体——在面对新兴的电力、化学工业和精密机械制造时,表现出惊人的路径依赖性。我们详细考察了英国学徒制度的僵化如何阻碍了高等工程教育的普及,使得培养能够驾驭复杂电化学和有机化学新技术的工程师队伍进展缓慢。工厂主阶层对既有蒸汽动力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也形成了抵制大规模电气化改造的经济壁垒。 二、金融资本的“虹吸效应”: 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其资本大量外流至海外投资,如铁路、矿山和殖民地项目,而非集中投入到本土高风险、高回报的科学密集型产业(如染料、光学设备)。本书通过分析特定时期的银行贷款数据和公司年报,揭示了金融系统对实体制造业升级的间接抑制作用。 三、教育体系的错位: 尽管牛津和剑桥拥有悠久的历史,但它们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向工业应用转化的效率远低于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我们对比了英国“理工学院”(Mechanics' Institutes)与德国“工业学校”(Gewerbeakademien)的课程设置和行业联系,说明了英国缺乏一个将学术研究与工厂实践紧密结合的制度化桥梁。 第二部分:德意志的“后发”优势与体系化突进 与英国的渐进式发展不同,德意志邦联的工业化是一场由国家战略、集中投资和科学研究驱动的“体系化突进”。 一、国家意志与基础设施的同步建设: 普鲁士主导下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奠定了基础。本书详述了国家在铁路网建设中的主导地位,这不仅是运输工具的革新,更是工业标准的统一和大规模钢铁需求的拉动。政府通过国家订购和初期补贴,有力地扶持了克虏伯(Krupp)等重工业巨头的崛起。 二、科学与工业的无缝对接: 德国的成功核心在于“知识的工业化”。我们深入剖析了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开创的农业化学思想如何迅速转化为巴斯夫(BASF)、拜耳(Bayer)等企业的合成染料和化肥产业的统治地位。特别关注了德国大学体系中,化学系与工业实验室的紧密合作模式,即“从烧瓶到工厂”的短路径。 三、卡特尔化与规模经济的追求: 面对资源相对匮乏和需要快速追赶外部市场的压力,德国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卡特尔(Cartel)的形式进行联合,以稳定价格、划分市场并共享研发成本。本书分析了这些卡特尔的内部治理结构及其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展示了它们如何通过统一的对外策略来对抗英国的自由贸易压力。 第三部分:技术扩散、人才竞争与标准之争 工业的竞争最终体现为技术的扩散速度和人才的储备能力。 一、工程师的“身份”与流动性: 英国的工程师多出自车间实践,而德国则高度推崇获得国家认证的“文凭工程师”。本书对比了两种培养路径对企业管理风格、技术创新方向的具体影响。同时,我们也探讨了技术人才跨国流动的现象,例如,许多拥有先进技术的德国技师被高薪聘请至东欧和俄罗斯,加速了全球工业化的进程。 二、标准化与互操作性的较量: 随着电力系统和机械部件的普及,技术标准的制定成为新的战场。英国倾向于沿用其传统的、基于英制单位的非统一标准,而德国则积极推动新的、更精确的公制体系及其相关的工程规范。这种标准之争,在特定新兴产业(如光学仪器和精密工具)中,直接决定了谁能更快地抢占欧洲大陆市场。 三、企业文化的对比: 本书通过对曼彻斯特的纺织厂主和鲁尔区的钢铁厂家族进行案例研究,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哲学:前者侧重于利润再投资和家庭控制,后者则更强调长期规划、技术官僚的管理以及对科研的持续投入。 结语: 《铁与油的协奏》认为,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工业格局不再是简单的技术模仿,而是国家结构、教育体制和资本配置效率的综合较量。英国的“黄金时代”因未能及时将金融优势转化为高科技制造业的主导权而逐渐式微,而德国则以其系统化的组织能力和对科学的绝对重视,成功地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了挑战既有世界秩序的关键力量。本书为理解现代经济竞争的深层结构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视角。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菲利浦.欧尔特曼(Philip Oltermann)


  生于德国什列斯威-霍尔斯坦州,汉堡人,十六岁跟着父母移居英国,定居伦敦。他的文章涉猎各种议题,且分别以英文与德文写成,发表于《南德日报》(Süddeutsche Zeitung)、《格兰塔》杂志(Granta),目前担任《卫报》编辑。

译者简介

陈荣彬


  一九七三年生,辅仁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目前为台湾大学台文所、辅仁大学外语学院与健行科大语言中心兼任助理教授,研究专业为英、法、美、台等国现代主义都市小说以及小说理论研究。翻译作品《绘画与眼泪》《血之祕史》(两本皆获开卷十大翻译书)等。

图书目录

第一章  来去英伦拜访民主圣地
第二章  从电影《蓝天使》谈起
第三章  哲学哲学苹果派
第四章  狂野的森林和温驯的乡间
第五章  金龟车尬赢Mini奥斯汀
第六章  德国人学英式幽默
第七章  足球魂相遇
第八章  红色叛逆在英德
后记

图书序言

序言

  「妳很漂亮,但还没有人帮我们介绍彼此。」——布勒合唱团 ,〈女孩与男孩〉(”Girls and Boys”)  


  那一天,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温布利足球场(Wembley Stadium)正在举办欧洲国家盃的准决赛,上演的是德国大战英格兰的戏码。当时我家在汉堡市郊区的诺德施泰特镇(Norderstedt)。我坐在家中客厅里那一张蓝色沙发上,爸妈分别坐在我的左右两边。我们前面的桌子上摆着三个玻璃杯装的苏打水。苏打水冒泡时的啪啪声响清楚可闻。五分钟前,我爸刚刚跟我说,公司要把他派到伦敦的分公司去,他也答应了。接下来的几週内,他跟我妈就要开始找公寓了。当年我十五岁,显然,要我自己生活还太年轻,如果要搬去跟祖母一起住,我也不愿意。

  「跟同年龄的小孩相较,你算是很成熟的,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像三个大人一样,一起谈这件事…」

  「我知道你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但是…」

  「你知道那个比你高一年级的莱娜吗?她到美国去住了一年,如今回国后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

  「不然,你就先去英格兰的学校读个一年,如果你不喜欢,一年后我们就回来,你说怎样?」

  一直等到球员们聚集在球场中圈(centre circle)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爸妈还在等待我的答案。电视萤幕上的比数是一比一。我应该先解释一下:其实小时候我从未对足球感到特别有兴趣──事实上,我对任何运动都没兴趣,甚至能躲就躲。但是,那天晚上我用全新的观点目睹了电视萤幕播放的一场戏剧性球赛。艾伦.希勒(Alan Shearer)早早就帮英格兰队先驰得点,但是在中场时间来临前,隶属于德国凯撒斯劳顿足球队(Kaiserslautern)的国字脸前锋斯特凡.昆茨(Stefan Kuntz)也设法把比数扳平。到了下半场,因为显然犯规,昆茨踢进的第二球被判不算分,加赛时英格兰队的保罗.加斯科因(Paul Gascoigne)一脚轻轻踢出,令人懊恼的是,球只差一吋就进去了。一百二十分钟过去后,球赛还没分出胜负,球评说,一场PK大战即将展开。

  我们三人都各自小啜了一口嘶嘶作响的苏打水。我仔细地看看聚集在中圈的球员。英格兰队身穿单调的灰色球衣。他们的T恤看来很奇怪,像是褪色的丹宁布,每个人的神情都好严肃。当他们奋力把球踢进球门时,大家的脸色都因为太高兴而严重扭曲变形。留着一头蓬乱金发的英格兰队后卫史图亚特.皮尔斯(Stuart Pearce)本来的眼神像是要杀人,得分后他对着观众们眨眼微笑,两手大拇指朝上,比出一个夸张的手势,活像个刚刚在伦敦西区喜剧俱乐部登台的演员。保罗.加斯科因则是勐然把双手的拳头往下一挥,然后把胸口挺出来。

  相较之下,德国球员的脸上则都是一副不忧不喜的神情。托马斯•哈斯勒(Thomas Hässler)往左边踢了一记低球,托马斯.史图恩斯(Thomas Strunz)往球门的左上角重击一球,斯特凡.昆茨往右边调了一记高球,而斯特凡.罗伊特(Stefan Reuter)以及克里斯蒂安.齐格(Christian Ziege)两人的球则是都往英格兰队门将大卫.西曼(David Seaman)的手掌旁边斜切过去:每个人都在极度紧迫的情况下以最高的精准度拿下分数,他们就像是一群想要完成某个重要实验的科学家。

  盖雷斯.索斯盖特(Gareth Southgate)是下一个要踢球的英格兰队队员。当他把球摆到定点时,是不是皱了一下眉头?德国电视台的球评葛德.鲁本鲍尔(Gerd Rubenbauer)说,「相对来讲,他是一个比较菜的球员。英格兰队阵中最弱的后卫,就连他们的教练也是这样讲。」当索斯盖特起跑时,他又补充了一句,「现在该是他硬起来的时候了。」德国队门将把索斯盖特的球挡了下来,现在比赛结果如何,就看德国队踢的下一球了。德国电视球评鲁本鲍尔的声音终于开始紧张了起来,他说:「如果穆勒得分的话,德国就踢进冠军赛了。穆勒,居然是他!」

  容我稍微简介一下安迪.穆勒(Andi Möller)这个人。安迪.穆勒是个速度很快,擅长运球的中前卫(midfielder),德国媒体都很不喜欢他,过去因为在某次赛后访问中落泪,被一些小报取了「爱哭的苏西」这个外号。从一九八○到九○年代,穆勒效力过的球队包括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Eintracht Frankfurt)、杜林的祖文特斯(Juventus Turin)、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Borussia Dortmund)以及沙尔克04足球俱乐部(Schalke 04)等球队;那天晚上他是德国队队长。他有一头棕色卷发,剪了一个像鲻鱼的发型 ──这种发型在德国足球员之间一直流行到一九九○年代末期,但加斯科因等人则是已经开始留起比较符合流体力学的短发。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晚上大概十点在温布利足球场,安迪.穆勒的脚扫出去,那剧力万钧,勐烈而几近完美的一球就这样射进英格兰队球门上缘的下方。穆勒的这一球把地主英格兰队淘汰掉,让德国杀进决赛。但我却不觉得特别兴奋或愉快。我的胃部还是揪在一起,没有稍稍舒缓。这一切都是因为安迪.穆勒庆祝的方式。

  在国际体坛上,球员得分后有各种奇怪的庆祝方式,其中以足球最为特别。检视一九九○年以前足球联赛的影片画面,得分的球员往往都是跑回属于球队的那个半场去拥抱队友。有时候如果比较夸张一点,也只是跳到空中去挥舞双臂。例如,每当凯文.基冈(Kevin Keegan)得分时,也只是站在某个定点,一直高举两手的拳头,直到腰桿往后弯,让身体变成一个反过来的C字形。这看起来像是喜悦的真情流露:他是为自己喝采,而不是表现给身边的人看。

  到了晚近的足球界,情况就不一样了。庆祝的方式开始往场外,而非场内发展──球员会冲向场边角旗旁的球迷,或者是聚集在边线旁的摄影记者群,而这可以说是一种有意识而爱现的演出。先前在保罗.加斯科因进球时,一九九六年欧洲国家盃的场上演出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点,他跟队友们像一群酒客似的,玩起了一种叫做「牙医看诊椅」(”dentist chair”)的游戏:在第一轮靠着他的致胜一球淘汰击败苏格兰队时,队友们聚集在他身边,玩起了那种如今被认为很不得体的饮酒游戏,只是他并非被灌伏特加酒,而是被人用塑胶水瓶灌水。听起来虽然很不可思议,但德国球员的庆祝方式,比这个更加过分。

  安迪.穆勒的球打在球门的网子上之后,他冲向右边角旗旁的德国球迷。到了角旗旁边,他突然停下来,挺起胸膛,两手插腰,做出像健美先生一般的倒三角姿势:看起来就像一只刚刚赢得大奖的臭屁公鸡。世人从来没有见识过这么招摇而奇怪的庆祝招式。就算我的英文讲得不够好,我也知道,安迪.穆勒做了这个举动过后,我甭想在英格兰交到多少朋友了──不过,如果我的英文能力稍稍高明一点的话,我就知道当晚在温布利球场上的德国人本来都像昆茨一样沉稳,后来一个个都臭屁了起来。

  我偶尔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到了我这个世代,英国人对于德国的痛恨是否更胜于一九一○或者一九四○年代?这听起来也许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透过体坛活动来检视实际的国际关系,撇开假惺惺的外交场合表现不论,有些证据是令人难以忽视的。法国人之所以痛恨德国,是因为一九八二年世界盃足球赛的时候,德国门将,绰号托尼的哈拉尔德.舒马赫(Harald “Toni” Schumacher)曾经用身体把法国后卫帕特希克.巴帝斯东(Patrick Battiston)给撞倒──他那招式就算是使在老练的美国职业摔角选手身上,也会让他们痛到哭出来。当时巴帝斯东断了几根牙,倒在一摊血里面,昏迷不醒,全世界有数以百计的观众担心这个法国人会不会挂掉,肇事的德国佬却好整以暇地站在门柱旁,嘴嚼口香糖,脸上流露出毫不掩饰的不屑神情。舒马赫跟传统的德国门将一样,脾气暴躁,在这方面他们可以说都得到了「欧洲狂人」,德皇威廉二世 的真传。阿尔及利亚人也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门将,而是因为同一年的世界盃,德国队放水,仅仅以一比零击败奥地利队,此一结果让奥国取得了晋级下一轮的门票,也淘汰了阿尔及利亚队 ──这就是在体育史上极不光彩的一九八二年「德奥合併事件」。阿根廷人痛恨我们,则是因为我们在一九九○年的决赛中击败了他们。匈牙利人痛恨我们,只因他们认为德国队是靠吃了禁药才能够在一九五四年的决赛中击败他们。西班牙人呢?西班牙人其实私底下很钦佩我们的运动成就,但也痛恨我们,主要是因为他们就是讨厌德国人。(我曾看过一份年代久远的西班牙《国家报》,里面有一张两位德国足球员的照片,照片说明的措辞非常直白:「保罗.布瑞特纳与乌里.史提利克,两个丑陋的德国佬。」)荷兰人呢?荷兰对于我们的痛恨比任何国家都还要明显,至于有多痛恨呢?曾经有个荷兰球员在电视转播的镜头下对着德国球员的卷发吐口水,而且不只一次,而是在同一场球赛中吐了两次。还有,曾有个德国球员在一九八八年的某场球赛后提议与荷兰对手交换球衣时,荷兰球员居然边走边把白色的爱迪达球衣脱下,假装拿来擦屁股。到了一九九○年代,此趋势顺理成章,在足球界,痛恨德国队变成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你同情德国队,那就好像你看到死星(death star)在《星际大战》(Star Wars)片尾被人炸掉时,居然哭了出来──这不但是不太可能的事,也违反了自然。

  英国人痛恨德国的态度本来就含蓄,虽然到了一九九○年代完全不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德国战犯的起诉早就订下了两国的和解基调,到了一九六六年,温布利球场的冠军战上演英德大战戏码时,德国报纸还注意到英国球迷表现出一种「公平竞赛的态度」,球场响起德国国歌歌声时,也没有像后来那样总是嘘声四起;只有《每日邮报》表示:「如果德国人今天下午在温布利球场用我们的国球打败我们,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说,最近他们也曾在自己的球场上输过我们两次。」如果把同样的场景拉回到四十年前,气氛就比较不友善了。《镜报》的头版版面已经变成媒体总部林立的舰队街的一则传奇:该报把保罗.加斯科因与史图亚特.皮尔斯的照片用绘图软体Photoshop加上了《星际大战》里的白兵 头盔,配上这样的标题:「Achtung! 投降吧!」《每日星报》则是写道:「德国佬,注意啦!英格兰队即将把你们炸烂!」至于《太阳报》则是插入了这么一句话:「让我们以闪电攻势痛击德国佬吧!」

  如果太认真看待这些新闻标题,也许会失之于不公平,忽略了英国媒体喜欢玩文字游戏的传统,还有他们那种「绝不饶过任何人」的平等主义路线。然而,安迪.穆勒罚进那一球之后所发生的状况,是历史脉络或者任何借口都不足以解释的。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到二十七日之间的夜里,全英国发生了两百多起敌视德国的暴力事件,许多人遭到逮捕。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发生暴动,六十六人受伤,一个三十几岁的男子被碎玻璃瓶划破喉咙。德文郡的艾克斯莫斯镇(Exmouth)有一辆福斯轿车被一群年轻人给毁掉,有人听见他们于事发时高喊:「你们看!那里有一辆德国车!」伯明罕市一家BMW汽车专卖店的窗户遭人打破。萨塞克斯郡霍夫镇(Hove)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青少年,因为被当成德国人而遭人在脖子与脸上戳了五刀。结果他是俄国人。

  你可以把这一切归咎于足球,因为这种运动本来就具有一种透过群众凝聚出来的部族精神,再加上脑内啡与失望情绪的催化,才会出事。但这并无法解释为什么即使就商界的上流社会而言,一九九○年代也可以说是英德关系的历史低点。一九八九到九○年之间的东西德统一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欧洲大陆的大多数政坛人士都欢迎此事,即便在东欧也是如此,但是英国政府却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的一次午餐会议中(几週后,东柏林与西柏林人一起在欢乐的气氛中目睹柏林围墙倒塌,大家都手舞足蹈),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对苏俄的「经济改革之父」戈巴契夫说,「英国与西欧对于两德统一并不感兴趣。」结果,英国驻德大使向政府回报,在西方盟国里面,英国是被视为最不友善的三个国家之一,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个。根据他在一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对英国白厅 的报告指出,英国的形象「正陷入了多年来的最低点」。同样地,德国在英国的形象也正在快速恶化中。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六日「黑色星期三」(”Black Wednesday”)过后,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兑机制,英国媒体普遍都把这件事归咎于德意志联邦银行,即德国的央行。根据一九七七年的一项调查指出,有百分之二十三的英国人担心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复辟,到了一九九二年,更是有百分之五十三的英国人认为德国的统一值得忧虑,也许会带来威胁。

  更具体来讲,越来越多英国人害怕英国加入欧盟后碰到纳粹再起:这种幻想也许是太过牵强了,但是在整个一九九零年代有越来越多英国人受其影响。而且,政坛也总是不乏可敬的人士为这种偏执的看法火上加油。一九九○年三月,柴契尔夫人把全英国最顶尖的历史学家都聚在契克斯别墅 ,要他们为她上一堂速成的德国历史课。一份遭人洩漏给媒体的备忘录写道,「典型」的德国人特质包括「焦虑不安、侵略性、魄力、恃强凌弱、自负、自卑,还有感性。」一九九零年七月,保守党政府的贸易及工业大臣尼可拉斯.雷德利(Nicholas Ridley)在一篇发表于《观察者》杂志的文章里表示,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是「德国为了接管全欧洲而设计出来的一场骗局。」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温布利足球场举行准决赛的那一天,约翰.瑞德伍(John Redwood)在《泰晤士报》的民意论坛上投书,要读者们「重新思考德国的问题」,只因先前德国总理柯尔(Helmut Kohl)建议英国应该在欧盟里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如果把那篇文章的最后一个句子挪用到一九三九年的战争公债海报上,也会是一个完美的标语:「不管在场上或场下 ,我们都该挺身对抗德国。」因为德国人持续在温布利足球场与温布敦网球场上取得胜利(从一九八五到一九九六年,在这项传统最为悠久的网球锦标赛中,至少有十四次是由德国人拿下冠军),就连旁人也能明显地感受到英国首相的怒气。有一位她的阁员曾于一九九○年对记者透露:「如果今年又是贝克(Boris Becker)夺得冠军,隔天玛格丽特一定又会在内阁会议上发飙了。」

  如果把这一切归咎于柴契尔夫人的个人看法,也许是把事情看得太过简单了。因为德国在一九九○年的处境并不只是被所有的欧洲邻国痛恨而已。如同美国诗人C.K.威廉斯(C. K. Williams)在二○○二年于《时代週报》(Die Zeit)上发表的文章上所写的一样,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它就像是一张空的画布,任何国家只要对这世界有所不满,就可以把情绪宣洩在画布上面。事实上,德国简直就像是那种永远扮演反派角色的演员,就连德国人也开始讨厌德国。如果你曾经走过横跨柏林华沙街(Warschauer Strasse)火车站铁轨的那一座桥,如果你在下一班快速铁路列车进站前还有一点时间,请你转身往北看。虽然位于几英哩外的荒凉工业区地景中,但你可以明显地看见有人在几间房屋的屋顶上写下了一句话,每个字母都有谷仓的门那么大:「德国!去死吧!」如果是在伦敦市中心某个那么公开的地方,我很难想像自己会看见有人写下「英国!去死吧!」这种句子。的确有人讨厌王室与政府:谁都记得性手枪合唱团(Sex Pistols)是怎样怒呛政府,还有国会广场上邱吉尔雕像的头部被人披上绿草,打扮成莫希干族印第安人的模样。但是,有谁会说「去你妈的英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连英式红茶与茶点,还有英式早餐也骂进去?还有古典音乐家艾尔加连同史密斯乐团?伊妮.布来敦连同哈洛.品特? 英国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大到足以囊括各种官方与非官方的历史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版本的英国,激进而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都会地区是英国,彬彬有礼的英格兰中部地区也是英国──你可以选择效忠任何一种英国。但如果你是德国人,选择就单纯多了,如果你不是支持德国,就是反对它。过去十年间每次我到柏林市都会看到那一排涂鸦的字:「德国!去死吧!」显然,大家对这一排字都没什么强烈的感受,所以没有人把它擦掉。

  一九九○年代初期并不是只有绰号「铁娘子」的柴契尔担心德国极右派重新站起来,就连德国人也担心。一九九二年的夏天与秋天发生了一连串少数族裔移民遭到攻击的案件,此事震惊全国。德国东部罗斯托克市(Rostock)郊区一家有大概一百五十个越南移民投宿的青年旅社遭到一群年轻人纵火,接下来他们又闹了好几晚;什列斯威—霍尔斯坦(Schleswig-Holstein)以及北莱茵—西发里亚(North Rhine-Westphalia)两个邦也发生了类似事件。那些新闻画面在联邦共和国的国民心中挥之不去,宛如化为梦魇的往事。某张照片一再出现在报章杂志上:一个旁观者身穿德国足球球衣,一只手垂下,摆在身上那一件沾有尿渍的运动长裤旁边,另一只手则模仿着纳粹敬礼的姿势,高高举起。对我来讲,罗斯托克市的那些照片特别惊人,主要是因为那与我的生活处境实在相差太远。当时,我的姊姊刚刚开始跟一个我很尊敬的祕鲁人开始约会,而我的哥哥则搬去跟他那个德日混血女友同居。就算我对足球没有兴趣,我也知道我们班同学在国际比赛期间没有人支持德国队。一九九二年冬天某一晚,我跟爸妈与姊姊们一起到汉堡市中心去参加了一场沿着阿尔斯特湖(Alster Lake)举行的示威游行活动,大家都手持蜡烛。当晚我们五个人与其余将近一百万人站出来反对种族主义与仇外情绪,许多德国的城市都有这种活动,就这样串起了一条Lichterkette,也就是「光的连线」。我知道我们不隶属于德国丑陋的那一部分。我深信,不管是我,我的亲友都与那个穿着运动长裤的家伙没有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还记得有人在街上分发贴纸,上面写着:「外国朋友们,别走,不要让我们只能跟德国人待在一起。」全世界的反德情绪最为高涨的那十年,也就是我们德国人最渴望被喜爱的时候。

  当然,加薪是我爸决定到伦敦去工作的原因之一。但是也许有另一个心理层面的动机:他心底隐隐希望自己不要再只是一个「德国人」,他渴望摆脱那个反派的角色,投向伦敦的怀抱,因为那里似乎是全欧洲最能体现「个人自由」与「跨文化交融」这两大理念的地方。我觉得当时我每两个亲友里面就有一个人决定要离开德国,或者正在考虑。一九九六年的时候,想要搬到国外的德国人当然不只我爸妈。到了一九九七年,在英国的德裔人士总数攀升到二十二万七千九百人之谱,这让我们成为英伦三岛上第三大的外国族群,数量远远超过巴基斯坦人、波兰人、牙买加人、迦纳人、澳洲人以及美国人(不过,在这数字里面有为数不详的人其实是在德国出生的道地英国人,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德国工作而在那里出生)。

  这二十二万七千九百人里面包括了爸妈与我等三人。就这样,安迪.穆勒那一球进了,保罗.加斯科因拥抱了正在哭泣的盖雷斯.索斯盖特,成千上万的英国球迷也离开酒吧,想要找德国车辆出气,而我终于回答了爸妈的问题:好,我愿意试试看。条件是先住一年。如果我不喜欢,我们就回来──这是我们的约定。我们握握手,用苏打水干杯。

  在温布利球场击败英格兰队后,德国队接着又在决赛赢了捷克共和国。最后的哨音响起后,顶着一头蓬乱金发的德国队队长尤尔根.克林斯曼(Jürgeb Klinsmann)走到皇家的包厢,从女王手里领取冠军奖杯。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因为当时克林斯曼是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Premier League)的球员,在托登罕姆热刺队(Tottenham Hotspur)担任前锋,而且是史上第一个获得英超年度球员头衔的外国人,他象征着不同面貌、比较没那么一板一眼的德国──这从他在希尔斯堡球场(Hillsborough)踢进第一球后的庆祝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像在跳水似的往湿漉漉的草地纵身一跳,大家也都知道他本来就有「跳水选手」这个外号。但我不相信我的新同学们能够察觉到这么细微的差别。当老师介绍我是个德国人的时候,难道他们心里想到的,不会是安迪.穆勒,还有穿着运动长裤的那个家伙?

  在社交场合上,大家总觉得德国人给人一种冷冰冰的距离感,坦率到令人觉得不舒服,而在碰面或者道别时,总是坚持必须认真地用力握手,即使是好朋友也不例外(一位多年的德国同学就因为我的英国女友于初次见面时就在他脸上啵了一下,而留下难以抹灭的创伤)。但是我可以坦白地说,德国人内心深处对于朋友的态度是极为浪漫的。就像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 曾说过的,对于德国人而言,「朋友」(Ein Freund)不只是个友伴,而是一个思想范畴,一个「神圣的德式观念」。朋友是毕生情谊永存的同志,是精神伴侣。一九三○年代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就有这么一段歌词:”Ein Freund, ein gutter Freund, das ist das Schönste was es gibt auf der Welt”──意思是,拥有一个好友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任何德国青少年都看过卡尔.梅伊(Karl May) 所写的一系列平装本西部小说。小说叙述的是两位「拜把兄弟」的情谊,一个是叫做韦内托(Winnetou)的印地安人,另一个则是牛仔老残手(Old Shatterhand)。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的奖杯上面刻有这么一句话:”Elf Freunde must ihr sein, wenn ihr Siege wollt erringen”──意思是,如果你们想赢,你们全部十一个人就必须先成为朋友。英国足球的最高指导原则是「公平竞赛」:也就是球场上的所有球员必须受到你的同等尊重,不管是队友或者对手都一样。而德国足球的核心精神,则是「团队」(Mannschaft):众志成城。这必须以一种更为紧密的情感联系为基础。在这方面我是个十足的德国人,因此当我在思考是否要搬去英国时,我心里只有一个问题:在英国我能交到朋友吗?

  据说在柏林围墙倒塌的不久之前,德国总理柯尔曾邀请英相柴契尔前往他的故乡莱茵兰—普法尔茨邦(Rhineland-Palatine),一起到他最爱的酒吧吃饭。柯尔是很少见的政治人物:自大的政治人物太多了,但很少人像他那样身材也如此硕大,他那庞大的腰围以及奇怪的头型帮他赢得了「西洋梨」的外号。他很想跟这位以好斗闻名的英国领导人建立友好关系。先前他们见过几次面,他自己挑的礼物都无法在柴契尔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于是这次柯尔决定再度加码,让她见识一下德国菜餚不为人知的暗晦秘密。柯尔坐下后,把一条餐巾绑在腰际。柴契尔开玩笑地问他说,那条餐巾是投降的象征吗?接着他们的菜餚端上来了。四周陷入一片寂静。众所周知的是,德国菜向来都过于依赖水煮的烹调方式,而且用了大量的肉、马铃薯与甘蓝菜等食材,柯尔(这个德文字汇的意思就是「甘蓝菜」)选择的菜餚组合比其他人的都还要多肉,口味也更重。他点的是Saumagen,也就是猪胃,没有任何东西比这道菜更能体现deftig这个形容词的涵义了──意思就是,极其平淡,但却又能舒缓人的情绪:那道菜里面有用来做香肠的碎肉、水煮马铃薯,全都包在猪肠里,配菜是水煮红萝卜与德国泡菜。根据柴契尔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查尔斯.鲍尔(Charles Powell)的说法,首相把那些菜在盘子里推来推去,她没有吃,只是想要做出好像有吃一点的样子。

  饭后,柯尔带着柴契尔去参观斯拜尔大教堂(Speyer Cathedral),那是一间令人赞叹的罗马风格教堂,最早统一欧洲的那些人,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最初那几位皇帝的坟墓就位于此地──那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地方,至少柯尔是这么认为的。当柴契尔在教堂里四处闲晃时,德国总理把鲍尔拉到一根柱子的后面,对他说:「如今她来到这里,来到我这位于欧洲核心的家乡,与法国如此相近,她一定会认为我的德国味其实没那么浓,应该把我当成欧洲人才对。」不久后,这两位政治人物就分道扬镳了,柴契尔搭车前往法兰克福机场。柴契尔登上专机,坐进她的位子,把高跟鞋踢掉,接着就对她的外交顾问说:「查尔斯,那个人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德国佬。」

  我喜欢这个故事,一方面它展现出德国人渴望被喜爱的心态,同时也是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国籍的人相处时,其感受往往受到许多细微的因素影响。把自己最爱的一道菜呈现到柴契尔面前的时候,柯尔的感受一定很像是某个参战的国王,在战役中把自己的盔甲丢到敌人面前,就像莎翁笔下奥赛罗说的:「我的言辞鲁莽/不擅长文诌诌的温言软语」:向对手示弱,以便创造出某种政治氛围上的改变。对于柴契尔来讲,那一堆碳水化合物只说明了德国人的胃口奇大无比,难道他们不会把英国给吞了,当点心来吃?

  自从我来到英国后,这种场合的奇闻轶事向来让我感到着迷不已。透过这些故事,我们也许能够用一种更为微妙与细致的方式来看待长久以来的英德关系,而这一点是任何调查或者统计都做不到的。当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遇时,两个民族的刻板印象清楚地呈现了出来,我们也可以借此测试其真伪。有时候,被揭露出来的是一些陈腔滥调:例如因为看电影或者读书而产生的偏见与成见。有时候,像是柯尔与柴契尔见面之后,或者是英德两国在温布利对决过后,人们重新确认并且深化了刻板印象。

  透过本书所选择的种种接触经验,我想要探究的是英德两国的民族性,同时呈现过去几十年来两国在态度与观念上的改变。有些接触经验是公开的活动或者国家大事,像是这篇序言里面所提到的那些。但也有许多接触经验没那么了不起,只是偶然的邂逅,两者在历史的进程中擦身而过,还有一些本来应该发生,但实际上却没发生的相遇经验。有些接触经验是成功的,有些则失败了。有些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教诲,有些不能。你还可以注意到,其中与两次世界大战有关的接触经验较少,因为在这两个时期里英国与德国没什么机会能够产生如此密切的关系:两次大战之间的那四十年,英德关系的确紧张无比,但在那段时期之前或之后,双方在意见、货物以及人民等更方面的交流,其实都比你我所想像的还要多。

  本书提到的几次交流经验甚至也与我有关。理由在于,我们在史书中所读到的东西有时候只是印证了你自己的亲身体验。例如,在我还不知道柯尔与柴契尔两人那一次关于「猪胃」的轶事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德国与英国人民对于食物这个领域是没什么共识的。

图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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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看书名《当金龟车尬上MINI:英德交流三百年》,就觉得这是一本充满趣味和深度的书。我脑海中已经勾勒出了一幅画面:圆润可爱的甲壳虫,和灵巧时尚的MINI,它们仿佛是两个不同性格的朋友,在历史的长河中“相遇”了。提到甲壳虫,我立刻想到的是德国的严谨、可靠和大众化的精神,它不仅仅是一辆车,更是德国经济复苏和国民自豪感的象征。而MINI,则唤起了我对英伦风情的想象,它的复古设计、精巧空间和独特的驾驶乐趣,都深深吸引着我。这本书的标题中“尬”这个字,非常有意思,它暗示着这两款车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竞争、碰撞,甚至是“暗自较劲”。“英德交流三百年”这个时间轴,更是让我对接下来的内容充满了期待。我很好奇,作者会如何通过这两款汽车的演变,来展现英德两国之间长达三个世纪的交流史?这段历史中,一定充满了技术上的相互借鉴,设计上的相互启发,甚至是文化上的相互渗透。这本书会不会像一个巧妙的切入点,让我们从汽车这个载体,去窥探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复杂而又精彩的互动关系?我希望它能提供一些我未曾了解过的视角,去理解这两个国家是如何在汽车工业的舞台上,共同书写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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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龟车尬上MINI:英德交流三百年》——这个书名,简直太有画面感了!一辆是皮实耐用、承载着德国工业精神的甲壳虫,另一辆是小巧精致、充满英伦风情的MINI,它们“尬”在一起,听起来就充满了故事。更别说后面还跟着“英德交流三百年”,这一下就把主题升华到了历史和文化的层面。我脑子里立刻就冒出了很多问题:这两款车,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对方的影响?它们的设计理念、市场策略,会不会折射出英德两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汽车工业和消费者需求的理解差异?“三百年”的时间跨度,更是暗示着这本书会是一部宏大的叙事。它会不会从早期两国之间的技术交流,到后来在汽车设计上的相互借鉴,再到品牌层面的竞争与合作,都一一梳理?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将汽车这个相对具象的物品,与英德两国之间抽象而又悠久的文化、经济、政治交流联系起来的。这本书会不会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让我们通过两款经典汽车的视角,去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英德情谊(或纠葛)?我期待着,它能给我带来一些全新的、意想不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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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题目,起得太有意思了!“当金龟车尬上MINI”,光是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就足够让人产生无穷的想象。一边是源自德国、代表着大众化和生命力的甲壳虫,另一边是来自英国、充满设计感和个性的MINI,它们“尬”在一起,听起来就充满了故事性和戏剧性。更让我眼前一亮的是“英德交流三百年”这个副标题。这不仅仅是关于两款车的历史,更是关于两个国家之间漫长而复杂的互动。我猜测,书中可能会通过这两款车的诞生、发展、甚至市场的接受程度,来折射出英德两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在经济、科技、文化上的交流与碰撞。是相互模仿?还是相互竞争?抑或是彼此成就?“三百年”这个跨度,意味着这本书的内容绝不会浅显,它可能会深入挖掘两国在汽车制造领域的历史渊源,探讨设计理念的演变,甚至分析两国人民在汽车消费上的偏好差异。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将汽车工业的细节,与宏大的历史叙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本书会不会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充满趣味的方式,去了解英德两国之间那段绵延了三个世纪的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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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题目,就像是给我抛来了一个充满诱惑的钩子:“当金龟车尬上MINI”。这两个名字,本身就代表着汽车界的两段传奇。一边是德国大众甲壳虫,那个圆圆的、几乎遍布全球的国民车,承载了无数人的记忆,也见证了德国工业的辉煌。另一边,则是英国MINI,那个小巧灵活、设计感十足的经典,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英伦风格和生活态度。仅仅是这两个形象的碰撞,就已经足够引人遐想。而更让我着迷的是,题目中还点明了“英德交流三百年”。这三个世纪的跨度,意味着本书绝不是一部简单的汽车历史介绍,它更像是一次深入的文化与历史探寻。我想象着,作者是如何将两款车的命运,与英德两国之间漫长而复杂的互动联系起来的。从早期的技术引进,到后期的品牌竞争,再到如今的设计融合,这其中一定有无数精彩的故事和不为人知的细节。这本书会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通过汽车这个具体的载体,带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去理解这两个欧洲大国之间的文化、经济、科技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我期待着,它能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揭示出一些关于英德交流,我从未想过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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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们身上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设计语言、社会思潮,甚至是国家民族的精神气质。当“金龟车”——大众甲壳虫——遇上“MINI”,这两个名字在汽车史上都具有传奇色彩,它们的相遇,本身就充满了故事性。甲壳虫,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浓厚的德国工业烙印,它的“国民车”定位,它的简洁实用,它的庞大产量,都与战后德国的崛起和经济奇迹紧密相连。而MINI,则代表着英国的创意、灵活和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它的“小而精”,它的经典设计,在汽车爱好者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这本书的书名“当金龟车尬上MINI:英德交流三百年”,立刻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象着,作者是不是会从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车型入手,去挖掘英德两国在汽车工业发展历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对话”和“竞争”。“三百年”这个时间跨度,更是引人深思,它意味着我们要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去理解两国文化、科技、经济上的渊源,而这两款车的诞生和演变,很可能就是这段漫长交流史的一个缩影。这本书会不会像一位睿智的老者,娓娓道来,通过汽车的视角,展现两国人民的智慧、创造力,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的碰撞与融合?我对此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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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真是太抓人眼球了!“当金龟车尬上MINI”,这两个名字一出来,我脑海里立刻就蹦出了各种画面。一个是圆滚滚、憨态可掬的大众甲壳虫,另一个是小巧玲珑、充满个性的MINI。这俩“冤家”凑到一起,光是名字就足够有趣了。更何况,它还加上了“英德交流三百年”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我一直在思考,这两款车,它们各自代表着怎样的汽车文化?甲壳虫,是德国工业实力的象征,它的普及程度,它的生命力,以及它在德国战后经济腾飞中的作用,都是一个值得深挖的话题。而MINI,则像是英国人骨子里那种不羁和创意的体现,它的小尺寸,它的独特操控感,都让它在汽车世界里独树一帜。这本书会不会就以这两款车的历史为主线,去讲述英德两国在汽车制造、设计理念、甚至文化价值观上的交流、碰撞和相互影响?“三百年”的时间跨度,让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绝不会浅尝辄止,它可能会深入到历史的细节里,去探寻两国在科技、经济、文化上那些你来我往的印记。我尤其好奇,作者是如何将如此宏大的历史叙事,巧妙地融入到两款车型的故事中去的。它会不会像是用汽车的眼睛,去观察和解读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塑造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汽车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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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题目,《当金龟车尬上MINI:英德交流三百年》,瞬间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两个汽车界的标志性符号,一个代表着德国工业的经典与普及,另一个则象征着英国的创新与个性,它们的“相遇”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可能是关于这两款车,以及它们背后所代表的国家和文化之间,一段长达三个世纪的“对话”。“尬”这个字用得非常巧妙,它暗示着可能存在竞争、对比,甚至是某种形式的“较量”,但同时也为它们的“融合”和相互影响留下了空间。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将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与英德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经济交流联系起来的。从技术上的引进与创新,到设计理念的相互启发,再到市场上的竞争与合作,这其中一定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会不会就像是一扇窗户,让我们透过这两款经典汽车的视角,去窥探英德两国之间漫长而精彩的交流史?我期待着,它能带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让我对这两个国家,以及它们共同塑造的汽车世界,有更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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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光听就觉得很有意思!“当金龟车尬上MINI”,这两个可是汽车界响当当的名字,一个是国民神车,一个是经典小车,它们的“尬”在一起,我脑子里已经浮现出无数画面感了。再加上“英德交流三百年”,这跨越的时间长度,简直是历史教科书级别了。我一直对二战后的欧洲格局很好奇,特别是英国和德国这两个老对手,它们在文化、经济、科技上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交集?这两款车,一个代表着德国的工业精神和经济奇迹,另一个则承载着英国的复古情怀和设计美学,它们的历史渊源、设计理念、市场定位,甚至发展历程,有没有可能映射出两国之间微妙的关系和互动?我猜想,书中可能不会仅仅停留在汽车本身,而是会借由这两款车的演变,去解读更宏大的历史叙事。比如,大众甲壳虫的平民化策略,是否也折射了战后德国重建中对大众市场的考量?而MINI的出现,又是否是对英国社会变革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回应?“三百年”这个时间跨度,更是让我遐想联翩,难道这中间还会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碰撞”和“融合”?我非常期待能从这本书中,看到一些出人意料的联系和解读,就像是透过两扇窗户,分别窥见了德意志民族和英伦三岛的灵魂,而这两扇窗户,恰恰又连接着同一片历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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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看这个书名,我就被深深吸引了:《当金龟车尬上MINI:英德交流三百年》。“金龟车”和“MINI”,这两个名字在汽车界可是响当当的经典,它们各自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汽车文化和设计哲学。大众甲壳虫,圆润可爱,象征着德国的务实、大众化和经济奇迹。而MINI,则代表着英国人的创意、灵巧和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这两个“冤家”碰在一起,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尬”这个字用得太妙了,我能想象出它们之间的竞争,或许还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更别说后面加上了“英德交流三百年”,这一下子就把故事的格局拉得非常大。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通过这两款车,来解读英德两国之间跨越三个世纪的复杂关系。这段历史中,一定充满了技术上的你来我往,设计上的相互启发,甚至可能是文化观念上的碰撞与融合。这本书会不会就像一本穿越时空的百科全书,用汽车这个载体,为我们讲述一段段关于英德交流的精彩故事?我非常期待,它能带我进入一个我从未想过的视角,去理解这两个国家在汽车工业发展史上,以及更广阔的文化交流领域里的种种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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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龟车尬上MINI:英德交流三百年》——这个书名,光是听着就让人觉得有意思!“金龟车”和“MINI”,这两个名字在汽车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理念和文化内涵。我猜想,这本书很可能不仅仅是关于这两款车的历史,而是会以它们为线索,去深入探讨英德两国之间长达三个世纪的交流与碰撞。甲壳虫,作为德国工业的代表,它的普及和成功,或许折射出德国战后经济的崛起和对大众市场的理解。而MINI,则充满了英式的创意和个性,它的出现,可能代表着英国在汽车设计上的独辟蹊径和对生活方式的独特诠释。书名中的“尬”字,更是引人遐想,这是否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竞争、对比,甚至是一种“亦敌亦友”的关系?“三百年”的时间跨度,让这本书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我期待着它能为我揭示出,英德两国在汽车工业、设计美学,乃至更广泛的文化交流领域中,那些不为人知的互动与影响。它会不会像一部精彩的纪录片,用生动的笔触,描绘出这两个国家如何在汽车的世界里,书写彼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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