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教史（全1 册）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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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骥先生，学贯中西，潜心文史，且讲学海外多年，深得科学方法之秘，撰成《唐代政教史》。其书，网罗事蹟，穷竟事理，并自抒所得，当不让陈寅恪之《唐代政治史述论》专美于前矣。

　　本书且以大唐政教激励国人，以裨益当今之世，堪以传世而为人所重。

本书特色

　　1.本书详论有唐一代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史事。
　　2.本书为治史者必备史料。

《东汉王朝的衰亡与士族势力的崛起：一部社会结构变迁的史诗》 导言：黄昏与黎明之际的帝国 本书深入剖析了东汉王朝（公元25年—220年）晚期，一个看似强盛的帝国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以及在其废墟之上，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士族——如何蓄势崛起，最终重塑了中国历史的版图。我们不关注宏大的帝王将相的功过，而是将焦点置于支撑或瓦解帝国运行的社会肌理、经济基础和文化思潮的深刻变革。这是一个关于权力转移、社会阶层固化与地方自主性增强的宏大叙事。 第一部分：外戚与宦官的权力角逐：中央集权的腐蚀 东汉中后期，中央政治的“常态”被定格为外戚与宦官集团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这种斗争的根源，在于皇权在幼主继位时期的真空状态，以及权力核心对皇帝个人权威的过度依赖。 我们详细考察了梁冀专权时代的社会背景，分析了宦官集团如何通过对司隶地区和禁军的控制，逐步架空了朝廷的行政效率。这种结构性的缺陷，使得任何试图进行有效治理的努力，都必然被权力斗争所吞噬。本书通过对具体奏疏、诏令的细致比对，揭示了中央决策流程的低效与僵化，这为地方豪强和新兴士族提供了自我壮大的空间。我们认为，中央权力的衰落并非简单的腐败问题，而是制度设计内在的脆弱性在社会压力下的必然体现。 第二部分：土地兼并与佃农阶层的扩大：经济基础的崩塌 东汉的土地兼并速度在后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本书运用区域史料和实物证据，重建了这一时期地主庄园的扩张模式。大族地主通过“义附”制度和土地抵押，将大量自耕农卷入依附关系，形成了事实上的“部曲”或佃农阶层。 我们重点探讨了“荫庇制”的经济效应。士族家庭凭借其在朝廷或地方的政治影响力，获取了免税特权、司法豁免乃至对地方资源的垄断。这种经济上的不公，直接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锐减，中央政府维护基础设施（如河堤、漕运）的能力下降，进一步恶化了底层民众的生活条件。这些经济矛盾的积累，是后续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的物质基础。 第三部分：经学复兴与士人阶层的分化：意识形态的重塑 与政治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家经学在东汉进入了一个高潮期，特别是谶纬之学与今古文经学的争论，深刻影响了社会精英的认知结构。本书着重分析了“清议”的兴起及其局限性。 士人阶层最初以维护纲常名教、抨击朝政腐败为己任。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清议逐渐异化为维护士族自身利益的工具。我们区分了“名教”与“经济”在士族群体中的内在冲突。那些反对宦官的清流士人，往往自身就是土地兼并的受益者。他们的道德优越感，实际上建立在对底层民众的经济剥削之上。通过对《后汉书·党锢传》的重新解读，我们揭示了党锢之祸不仅是政治迫害，更是传统地主阶级精英对新兴权力结构（宦官）的排斥与清洗。 第四部分：州郡的权力外溢：地方豪强的崛起与“化州”现象 随着中央对遥远州郡控制力的减弱，地方豪强与世家大族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形成了事实上的“化州”现象——即郡县行政权力被地方望族所渗透和私有化。 本书细致考察了颍川、陈郡、琅琊等地的士族聚居区。这些地区形成了半自治的社会单元，内部有自己的宗族法规、教育体系和武装力量。我们认为，这些“望族”不仅是经济实体，更是文化和军事的混合体。他们通过联姻、共享师承，构建起一个超越朝廷体制的社会网络。当黄巾起义爆发后，正是这些地方武装力量，而非中央军，首先成为了平定叛乱的主力，这标志着中央军事垄断的彻底瓦解。 第五部分：黄巾之乱的社会意义：秩序的崩溃与新格局的酝酿 黄巾起义并非简单的农民暴动，它深刻揭示了东汉“太平”表象下的危机。本书将黄巾之乱视为帝国社会契约的彻底破裂。起义的宗教色彩（太平道）表明了正统儒家意识形态的失败，无法提供下层民众的生存希望。 起义的平定，恰恰是地方豪强势力崛起的“催化剂”。为了镇压叛乱，朝廷不得不授予地方士族以军政大权，如曹操、刘备等地方军事首领的崛起，标志着军阀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东汉的政治精英们，在应对生存危机时，被迫摧毁了他们原先所效忠的中央集权体系。 结论：历史的“汉代中衰”转向 东汉的衰亡，是一部社会结构性矛盾爆发的教科书。士族的崛起，是政治真空、经济不公和文化认同重塑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继承了汉代的意识形态遗产，但拒绝接受其中央集权的政治框架。这种内在的矛盾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建立一个稳定的大一统帝国，而是开启了一个长期分裂、注重门阀继承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本书旨在提供一个由下至上、侧重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视角，来理解这一关键的历史转折点。

作者简介

刘伯骥﹐清光绪三十四年生（西元1908年）﹐广东台山人。

　　1937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系﹐曾任广州市立第一中学教务主任﹐《广州日报》主笔。抗日战争期间赴美国留学﹐获美国史丹福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专攻历史﹐选爲美国教育学荣誉生会会员﹐获纽约中美联谊会文学奖。

　　刘先生学识宏富﹐倾心文史﹑埋首着作﹐主要作品有《广东书院制度》﹑《春秋会盟政治》﹑《中西文化交通小史》﹑《唐代政教史》﹑《宋代政教史》﹑《六艺通论》等。

黄序
何序
导言

上篇  唐代社会概观

第一章    政治变革
一、武功开基创业
二、贞观之政风与治绩
三、武韦专政
四、开元之勤政与盛治
五、安史之乱
六、藩镇之祸
七、元和中兴
八、宦官与朋党之祸
九、大中暂治
十、黄巢之乱
十一、唐室之瓦解与覆亡

第二章    经济生活
一、粮价与民食政策
二、土地改革
三、租庸调制度
四、两税法
五、通货
六、各种杂税
七、户口之增减

第三章    社会风俗
一、京都风物
二、服饰
三、饮食居室
四、婚丧礼制
五、风流韵事
六、嗜好与娱乐

中篇　唐代教育内容

第一章    学校组织与编制
一、中央官学
二、地方教育
三、私人讲学与读书
四、学校行政与管理
五、图籍与图书馆
六、释奠─训导之象征

第二章    贡擧考试制度
一、官吏铨选制
二、贡擧制
三、贡擧人数
四、考试与放榜
五、贡擧习俗
六、主考官
七、舞弊与惩处
八、贡擧之评论

第三章    教育家与教育理论
一、教育家
二、妇女教育
三、家庭教育

第四章    学艺
一、文学
二、经学
三、史学
四、地理
五、法律
六、书法
七、图画
八、音乐
九、医学
十、历算

下篇　唐代文化教育之影响

第一章    对宋元明清之影响
一、学校与贡擧
二、各种学艺

第二章    对日本之影响
一、奈良朝
二、平安朝

第三章    对高丽之影响
一、百济与高句丽
二、新罗

结论
一、建国之特征
二、教育与贡擧之评价
三、外来思想之接受
四、唐代与罗马比较
五、对中国文化之贡献

附插图一　唐高祖立像
图二　唐太宗立像
图三　魏征像
图四　房玄龄像
图五　杜如晦像
图六　唐太宗纳谏图
图七　阎立本职贡图
图八　则天武后像
图九　安史之乱用兵路线图
图十　郭子仪像
图十一　陕西马嵬杨贵妃庙
图十二　唐代通货之铜钱
图十三　长安城图
图十四　唐人文会图
图十五　唐人春郊游骑图
图十六　韩愈像
图十七　开成石经
图十八　唐太宗温泉铭
图十九　唐玄宗鹡鸰颂
图二十　虞世南夫子庙堂碑
图二十一　欧阳询化度寺碑
图二十二　褚遂良倪宽赞
图二十四　孙过庭书谱序
图二十五　张旭肚痛帖
图二十六　释怀素自叙帖
图二十七　颜真卿祭姪帖
图二十八　徐浩不空和尚碑

推荐序

黄序
   
　　抗战初期，文山与刘石涛先生初遇于广州，承以所着《广东书院制度沿革》见示，展而读之，觉其对岭南文献，如数家珍，欣忭不能自己，当即为修函请王云五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后石涛来美，好精研教育学及史学，今且逾十年，又以所着而在台湾出版之《中西文化交通小史》见寄，山见其对六朝隋唐各代间东西交通发展与文化接触之经过，捃摭遗言，旁证衍引，作系统之叙述，至其搜讨之博，条贯之密，求诸东西并世作者之林，实罕其俦。石涛渊渊以思，尝致函于山，谓我国介绍西方近代文化已亘五、六十年，仿欧效美，或则主全盘西化，虽然採用，多不免张冠李戴，削足适履；或则高谈本位文化，而独对大唐昔日声教之隆，不唯不继往开来，发扬蹈厉，抑且数典忘祖，失所依据。石涛既慨乎言之，乃穷数年之力，发奋着《唐代政教史》，书既竣，征序于文山。山忆二十年前在美读书，稍稍治中国文化史，其时对英史家韦尔斯(H. G. Wells)初版之《世界史纲》，卓识新见，赞佩莫名。其书对唐代文化之隆，最所重视，认为第七、八世纪中国乃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之国家，其时欧洲人民，住在茅舍小城或捍盗的堡垒中，正苦于宗教桎梏的黑暗，而中国人民生活已进到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舒爽之境。中国船只同时已在海上航行，海外贸易，极为发达。中国人在六世纪时亦已知利用火药、用煤，此殆较欧洲早进数百年，而桥樑建筑，水利工程尤为进步。欧洲人直到一千年后的十六、七世纪，发现了美洲，乃至印刷书籍及教育之广播，现代科学的发明，然后敢相信自己超迈中国而上之。韦尔斯指出中国文化以唐为最伟大，实可比隆罗马而未遑多逊之后，尝进一步追问中国文化在漫长的时期中，占有领导地位，顾何已转至现代，不能在文化上、政治上之配世界？世界现代科学之发达，有赖于系统的记录，合作研究的组织，顾中国学人对此独多忽略，而纯正科学卒不扬，又何故？山对韦尔斯所提出之问题，二十年来始终未能忘怀，国内学人如钱宾四(穆)、罗元一(香林)、严耕望等对于唐代文化之伟大，均能在韦尔斯之后，阐扬尽致，但迄今尚未有作精详之列举，比较之说明，功能之分析与综合之研究，今石涛独能从事于此，将唐代文化之全貌，通盘托出，而对于韦尔斯所提出之问题，亦作直接间接之解答，名言络绎，故山认是书不仅为学院式之探索而已，而实亦可为光复华夏与建设中国文化呈献一宝典。

　　且文山对于石涛的唐代文化研究，认为可以提出若干根本假定，为之评量：
　　一、    史学最高之理想，在乎对过去事变，作想像上的重建，重建的历程，在决定上则为科学的，而在表现上则为艺术的。石涛根据科学方法，分析唐代文化，确能达到相当的客观性，而在艺术的表现上，华实并茂，生气盎然。过此种重建后，吾人乃深知唐代确能完成一创古未有之大国家，在政府组织上，以中书门下三省制，确立内阁的行政系统，以租庸调制，奠定全国农民的经济生活，以府兵制，建立健全的武装，以贡擧治，甄拔人才，开放政权，消融阶级，促进全社会的平民教育。在法律上，《六典》唐律，完成有组织有秩序的社会。至于唐人之诗文、艺术、宗教、哲学、工业，在唐代盛况下孕育出来，凝造成伟大而匀称的文化体系，经石涛一一指出后，真可称「经天纬地，震烁古今」。石涛认为自秦汉以来，一切文化质素，至唐实为大综合，开启宋元明清四朝之大机运，诚非虚语。亦惟如是，而大唐文化之全貌，乃毕呈于读者之前，史家之能事，始告成功。

　　二、    史象因果，素称复杂，庄生所谓变动不居。中国文化入唐以后，早已由门第社会变为科举社会，举凡宗教、文学、艺术、理学、经济、工业以及一切生活思想，都在变迁，由贵族门第转而落到群众之手，俨然成为簇新的文化体系。顾此种文化体系何以在中古时代突兴，其因素究出诸物理，抑出诸生物？究出诸心理抑为纯文化的表现？曩者傅孟真(斯年)为韦尔斯着《世界史纲》作说明时，则列举中国自由文化，古典主义，北方勇气与新血轮之输入为创造唐代新文化之主要因素。石涛对此一问题之解释，则异乎是，而谓「唐代文化之发达，实由于唐代文化自己有固定之文化体系，对外来文化之传入，如非排拒，则为吸收者，扬精弃粕，引为己用，外来文化之传入，始能咀嚼而消化之。」对于外来文化之接受，则谓「西方宗教及文化思想之传入，如佛教、伊斯兰教、景教、祆教、摩尼教，流行无禁，遍于中国。」又谓「儒家政治为治国之准绳，行成一种精神文化体系，由此种文化体系所孕育陶铸之人物类型，为国家政治社会之领袖。」「全国民性，由唐代声灵，范铸为一。」此种看法，实与山多年来在文化学上所主张之文化决定论互相发明。诚以唐代文化为一复杂而匀称之体系，其变迁原因，盖出于体系本身，恍如有机体之内在的作用，不断发生系列的内在变迁，结果不但改变环境，且改变体系自身，而体系的命运，不啻为体系本身内在潜能之次第开展。外在的力量虽然影响文化的构成，但不能根本改变体系的内在潜能及其常态命运。故文化一方对人类的文化行为既有决定的力量，而其自身亦是自己决定的，外在的因素，对于文化体系之影响，所以不是永恆的；体系之愈匀称、愈合理、愈统整者，其自制之力愈大。唐代文物制度之璀璨，诚如石涛所谓「睥睨秦汉，而示范宋明」，其发生之历程，似不能求诸地理环境，种族血轮，或经济条件，而仍应求诸文化因素本身。

　　三、一种文化体系进至灿烂极盛以后，必渐趋没落，此殆为史家及文化学者所周知的事实。唐代，经初唐、盛唐、中唐以后，转入晚唐便造成大时代之没落，其原因安在？法国汉学家马伯乐(Maspero)尝谓中国在八世纪末叶，地主阶级仅占全人口百分之五，农民因赋税繁重，兵役频数，强迫征工，债台高筑，乃至一变而为农业的无产阶级。格鲁思(Grousset)继起，亦以七八一年至七八三年左右，全国商业频于破产，长安为印度、波斯与中国贸易交通之起点与终点，至是亦一蹶不振。此种舞台，乃为导演革命之先声，黄巢为当时富有活力之知识份子，屡擧进士不第，结果乃发动及组织一空前之农民革命，不数年而袭沂州，过淮南，略襄邑、雍邱。从宣州寇浙东，踰江西，破虔、吉、饶、信等州。趋建州，陷桂管，进寇广州，会大疫北还。自桂沿湘下衡水，破潭州(长沙)，渡江，攻鄂州(武昌)转掠江西，由采石渡江，又渡淮攻汝州，陷东都，攻潼关，陷京师，群臣迎谒灞上。巢从骑士数十万，国号大齐。唐以沙陀之援，巢不敌，败而东，众犹十万，东入徐衮，先后七年而亡，而时代遂向另一方趋近，唐代亦至是而中斩，不复保其残垒。此种解释，大抵偏于经济的。石涛异是，曾列擧当时阉竖擅权，藩镇作乱，党争频仍，流寇作乱，为唐代倾覆之要因。总之，唐经百余年之昇平，百余年治乱相乘，卒至鱼烂鸟散，吾人从文化学上作比较之决定，相信文化历程之重演，故无可能，而有一定的限度，其原因在此。故唐代文化之没落，谓为受文化的有限可能性所限制，谁谓不然？从科学的、美学的、道德的兴趣言，虽不能产生「方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绝对真理，但文化的普遍法则之寻求，则为研究唐代文化所不能不有的大胆的尝试。文山读石涛之《唐代政教史》，从历史哲学或历史社会学乃至文化的观点看，由唐代文化编千，似可以推知文化法则者有数端：

　　四、从科学的、美学的、道德的兴趣言，虽不能产生「方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绝对真理，但文化的普遍法则之寻求，则为研究唐代文化所不能不有的大胆的尝试。

　　文山读石涛之《唐代政教史》，从历史哲学或历史社会学乃至文化的观点看，由唐代文化编千，似可以推知文化法则者有数端：
　　
　　(一)一民族的文化，在文化领域上的活动，从数千年历史观察，绝不止一次，反过来看，却可达到二次、三次以上。中国文化，在唐以前之商、周、秦、汉及以后之宋、元、明、清，其文化体系之辉煌，仍为全世界所重视，但均不及唐之恢宏而伟大，凝

　　(二)成最大的综合。此种事实，证明斯宾格拉(Spengler)及唐比(Toynbee)所谓每种文化只有一次的真正「艳花怒放」，虽非尽确，亦不无正当根据。
　　
　　(三)一切伟大的文明，其创造成果，不只显见诸一个特殊领域，例如印度之于宗教，希腊之于美术，而可以显见诸多方的领域。试寻绎唐代政教史，便可证明当时的政治、法律、教育、美术、宗教辑哲学思想均有伟大的创造。
　　
　　(四)然而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当然不会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唐代对于各种文化领域，虽然创诣达于颠点，形成奇造之局，但对于科学的创造力，则薄弱以致不能张其军。
　　
　　(五)文化的创造力不会是永恆的，而必然是变动不居，有时如春花艳放，如惊涛拍岸，有时则又如落叶草枯，机运全变。大唐一代文化在粗枝大叶上，可划分为初唐、中唐、晚唐各阶段，便可概见。
　
　　(六)整个文化体系的绵远，必比次文化体系的生命线延长得多。大唐整个文化体系几达三百年，而法律、兵制、经济制度等次文化体系之生命，则未及三百年而趋于崩溃。
　　
　　(七)文化变迁及创造，绝不如马克思派之所设想，谓物质文化(技术、经济、生产工具)的创变，必比非物质文化早。在唐代文化的历程中，总可看出民族文化的创造，首先见诸政治、军事、教育、法律、宗教、文学，后来然后有工艺(印刷术、茶、糖、陶器)之发达。
　　
　　(八)由唐代文化的发达，可证明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皆为累积的，而一种新的文化价值，经本民族或集团创造以后，往往可以分播到其他民族或集团。所谓一波才起万波随，唐代法律集秦、汉之大成而加以改进，其影响可以比美罗马法，曾广被日本、朝鲜、安南、高昌、于阗、契丹、蒙古，实非偶然。其次，李翱复性论之兴起，慧能禅宗之创造，经宋儒摄取其要义，而别创新儒学之理学后，不特支配千余年的思想界，而且激发欧洲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德国观念论的哲学，海波盪漾，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均受其影响。至考试制度之被近世英、法、美等国之採取，更为有目共睹之事实。

　　(九)文化现象在各该领域上之创造，例如政治、法律、教育、艺术、哲学、宗教、文学、戏剧、伦理等，皆互相联系，凝成整个的统合的匀称的文化体系。吾人从唐代文化的轮廓上，总可窥见其调和性、连系性、交光互涉，不能分离。文化在空间上之分播，有如时间上之传递，有其同样的重要性。因为如此，所以文化分播的历程，辄引至文化体系之内在发展与外来质素混合，凝成一致的体系。人类学上所说「刺激的分播」，尤为簇新的文化模式产生之因素。唐代文化模式之创新，一方固然出自文化体系之内在发展，而外来文化之激发固有莫大之助力。天宝盛时，首都人口殆二百万，殊方民族如犹太人、希腊人、波斯人、鞑旦人、叙利亚人、回纥人、突厥人、印度人、日本人、高丽人等皆奔赴来归，其所输进之文化质素，模式复杂而众多，自可推见。至玄奘游印，传入唯识学，影响整个的文化宗教思想，迄今未替，更无论矣。
以上为文山读《唐代政教史》所推论而获知之诸种文化法则。最后文化当切国情而不能无所依据，文山虽亦随石涛先生而有所觉悟，在抗战时期且曾以创造民族文化相唿号，然而时至二十世纪的原子时代，诚如英史家唐比所云，吾人由过去伟大的历史建树，因而恍然于创造历史时，吾人实已超过自己的历史，进而为世界治序之建立，为人类联合开新路。吾人今日一方向回顾过去，一方瞻望欧美，因而对于过去与现在均有更客观更圆满的了解，自不能不转像实证的价值与更新的观念往前追求，则石涛先生热情所注，畅谈唐代文化，既可为建立现代国家与民族文化楷模，且亦可据以进一步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为世界和平奠永久的基础。文山读先生书，循诵再三，附加一言，为新时代祈祷。至先生本书之发明尚多，不一一详擧，当世君子不难于原着得之。

何序
   
　　造史难，造通史尤难，其难，在科学方法之运用耳。其方法为何？分析与综合是也。法国史学家朗格洛埃(Charles V. Langlois)与塞诺布(Charles Seignobos)二氏着《史学绪论》一书，于历史科学之方法，独具创见，发前人所未发，今之治史学者造通史者，多推重之。吾友刘伯骥先生，学淹中西，潜心文史，撰《唐代政教史》，将以问世。余受而读之，其书，网罗事蹟，穷原竟委，博取精裁，自抒新得，洵为不刊之典，当不让陈寅恪之《唐代政治史述论》专美于前矣。有识之士，作一书，桓数十年而后定稿，始足以传世而为人所重。刘先生讲学海外，积多年之功，深得科学方法之秘，凡数易稿而书乃成。其用心之审，致力之勤，有如是者！且以大唐政教激励国人，有裨世道，宁浅鲜哉！故乐为之序，以介绍于读者。

评分☆☆☆☆☆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非常独特，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也不是那种轻飘飘的普及读物，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阅读的流畅性。作者在讲述历史事件时，常常能够运用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将复杂的概念解释得清晰易懂。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于一些唐代官员和宗教领袖的心理刻画，虽然是基于史料的推测，但作者的分析却显得合情合理，入木三分。通过这些人物的刻画，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当时决策的背景和动因，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书中对一些文化现象的解读，比如佛教对唐代文学艺术的影响，道教在统治阶层中的地位，都充满了 insightful 的见解。这本书不仅让我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我对历史的进一步探索欲望，让我渴望去了解更多关于唐代的细节。

评分☆☆☆☆☆

这是一本非常“厚重”的书，不仅体现在其篇幅，更在于其思想的深度。作者在梳理唐代政治制度的同时，没有忽视宗教在其中扮演的潜移默化的角色。书中对于一些关键历史转折点的论述，比如安史之乱前后，政教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都写得鞭辟入里。作者的分析角度非常独特，他能够从细微之处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将之与宏观的政治格局相结合。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一些史学界争议问题的探讨，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站队，而是引经据典，层层剖析，展现了多角度的学术视野。阅读过程中，我感到自己就像在与一位经验丰富的史学家进行一场深入的对话，不断被激发思考，不断产生新的疑问，也不断在书中找到解答。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认识唐代历史的新维度，让我看到了政治与信仰之间错综复杂、相互塑造的微妙联系。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相当考究，那种古朴又不失大气的风格，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了那个辉煌的时代。翻开第一页，就被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扎实的史料运用所折服。从开篇对于唐朝政治体制的梳理，到对宗教信仰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的角色进行的细致分析，都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功底。书中对各个时期代表性的政治事件和宗教思潮的解读，如同拨开迷雾，让我对唐朝复杂的政教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尤其是一些鲜为人知但影响深远的史实，作者通过细致的考证，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拍案叫绝。不仅仅是宏观的叙述，书中对于一些具体人物的刻画也十分生动，比如某个官员如何巧妙地平衡政治权力和宗教领袖的诉求，某个僧侣如何凭借其智慧和影响力在朝堂上获得一席之地，这些细节的描绘，让历史人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反复咀嚼作者的观点，并尝试将书中的论述与自己已有的知识进行对比，这种“碰撞”的过程，极大地激发了我对唐代历史的兴趣。

评分☆☆☆☆☆

我一直对唐朝的社会文化特别着迷，而这本书恰好满足了我对那个时代政教交织的深层探究。作者并没有局限于冰冷的史料和枯燥的理论，而是以一种非常生动的笔触，将历史事件娓娓道来。我尤其喜欢书中关于一些具体社会现象的描写，例如，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宗教故事是如何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寺庙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的经济和社会角色，以及政府在处理宗教纠纷时的策略。这些生动的案例，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政教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书中对于历史文献的引用和解读也十分到位，让我能够感受到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也能从中学习到如何去理解和分析古代文献。读完这本书，我感觉我对唐朝的理解不再停留在表面的王朝更迭和著名人物，而是能更深入地理解其内在的社会肌理和文化脉络。

评分☆☆☆☆☆

这本书就像一位博学的朋友，在我对唐朝的历史进程感到有些迷茫的时候，它总能适时地提供清晰的思路和详实的证据。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深入挖掘了政治权力与宗教信仰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机制。我特别欣赏书中对不同宗教派别在唐朝政治舞台上所扮演角色的分析，无论是佛教的兴盛与衰落，道教的起伏，还是景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的传入与传播，作者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将其与当时的政治格局紧密联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孤立地看待历史事件，而这本书则提供了一个更宏观、更具联系性的视角。书中对一些重要制度的演变，比如科举制度对宗教人士的选拔和影响，以及中央政府如何利用宗教来巩固统治，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分析让我认识到，政教关系并非静态的存在，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并对整个社会的走向产生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