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1932－1936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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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Amleto Ve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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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间谍
• 中国近代史
• 谍战
• 历史研究
• 1930年代
• 中日关系
• 情报战
• 军事史
• 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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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间谍为日本情报处工作5年的所见所闻，亲证日本在伪满洲国丧尽天良的血腥统治与滔天罪恶，生活在中国东北的中国人、白俄人等被日本法西斯统治者敲骨吸髓的悲惨往事。

　　真实记述了土肥原贤二、两任伪满洲国情报处处长等日军高官的生活言行及所作所为。

　　可作为“伪满洲国”历史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更可从中窥见日本民族性之一斑。

　　多面间谍五年黑暗经历
　　关东军在“满洲国”罪行纪实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扶植“满洲国”。原为张作霖工作的意大利人万斯白，此后五年中被迫效力于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本书便是他根据当时的亲身经历与见闻而写成。书中披露了日本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中国人、白俄及犹太人的残酷掠夺，为了彻底奴役东北，他们僱用盗匪、贩卖妇女、纵容毒品、草菅人命；而其中日本军官种种或无知或狂妄的言辞，更是彻底暴露了侵略者的本来面目。

　　本书一出版即为日本军方极力否认、诋毁，但正如当时国际记者埃德加•斯诺所称扬：“这是一本揭开重大秘密的书，有着毫无疑问的独特价值”。

　　本书对于了解伪满洲国的历史及佐证日军的罪行，有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作者简介    

万斯白（Amleto Vespa, 1888-1943）

　　中国籍意大利人，国际间谍。1910年参加墨西哥战争，而后成为国际记者，一战期间在远东地区负责协约国之情报工作。1920年为张作霖招入麾下，“九一八事变”后为土肥原贤二所注意，被迫成为日本特务，其间屡次透露情报予东北抗日义勇军。后为日军所不容，于1936年逃至上海，1938年将此书写成出版。1943年于菲律宾马尼拉被日军杀害。

译者简介

康狄

　　本名范国平，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记者、编辑。曾先后任职于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已出版《辛亥革命》《最后的北洋三雄》《刺客：民国刺杀大案》《中国的脉动：近现代史名家讲演录》等着作，在中国内地《炎黄春秋》《环球时报》《读者》《青年文摘》，台湾《传记文学》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共计100余万字。

序一 用扎实的史料还原历史的真相（张宪文）
序二 不仅仅为了重提旧事（马振犊）
导读 满洲歹土—本书的历史背景（步平）
初版序（H. J. 田伯烈）

第一章 我为张作霖工作
入中国籍的意大利人
白俄性奴贩卖者
张作霖是怎样被暗杀的

第二章 我所知道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铁路爆炸
日军强佔沈阳

第三章 我的厄运降临
遭劫的中国人
我碰到了土肥原

第四章 日本“老板”不好惹
日本政策的解释
处长的训示
我的第一件差事

第五章 土匪、扒手成了日本人的工具
匪首老“影”
发了狂的处长
我会见我的伙计们

第六章 日本人的一切目的是搞钱
官厅独佔下的卖淫业
毒品和麻醉剂

第七章 穆棱事件调查员
害人反害己
“托克马达第二”受挫了

第八章 义勇军的突袭
复仇
日本“官报”又打胜仗了

第九章 国联调查团在东北
李顿调查团让日本人忙活
东北各界向调查团递送材料

第十章 我又有了新的利用价值
处长给我的赞语
处长的赏识

第十一章 与义勇军谈判
在义勇军的军营中
有趣的意外事件

第十二章 宪兵们的家常饭
新式绑票
开斯普事件
我被监视了

第十三章 日本人又有了新生意
生财有大道
带着血腥的钱
吸尽了民脂民膏

第十四章 被迫离开东北
将近结束了
在上海的奔走
附：我妻子的自述
结束语
附录
007还是闵希豪生男爵－解析万斯白（萨苏）
英勇的抗战劲旅－《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中的东北义勇军（余戈）
译后记（康狄）

序（一）

用扎实的史料还原历史的真相

　　万斯白此人，为20世纪20—30年代着名的国际间谍。原籍意大利、后来入籍中国的他，经历非常复杂，曾经参加过多次战争，为很多国家的间谍机关效力过。这位冒险家在“一战”期间在远东地区为协约国情报机关工作，后来又被“东北王”张作霖招募，成为张作霖对付东北地区的白人异己分子的得力干将。“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日本特务机关胁迫，成为日本在东北的别动队首领，专门替日本军方搜刮东北的民脂民膏。日本人搜刮的对象，不仅仅是中国人，还包括在东北的白俄和犹太人。与其说本书是一部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史，不如说本书是一部活生生的日本巧取豪夺生活在东北的中国人民和他国侨民的掠夺史。

　　万斯白在本书中披露的很多细节，让人看到日本侵略者无所不用其极的罪恶面目，会令读者怒发冲冠。尤其是万斯白的顶头上司 ── 日本在东北的情报机构的负责人的赤裸裸的表述，更能让读者了解，日本军方的高层是怎样的用心险恶，他们使用一切手段对中国的东北居民和他国居留在中国的侨民进行了残酷的掠夺 ── 他们绑票、贩毒、敲诈、勒索、杀人越货，纵容黄赌毒氾滥……国际公法在他们眼中形同废纸，人性、人权在他们眼中更是一文不值。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无穷无尽地掠夺，用敲骨吸髓来形容也不为过。可是他们的卑劣手段还不止敲骨吸髓，他们为了达成手段，时常草菅人命 ── 不管他是穷人富人，也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人。

　　万斯白所做的工作就是帮日本军方敛财，他的对象之一竟然是在东北的日本军宪警员，因为他的上司告诫他，日本从东北抢掠到的财富是属于天皇的，日本的军宪警员如果从受害者那边把钱弄到手，万斯白也要从他们手中再把钱财榨出来。很多日本军宪警员的中国和俄国协从人员，为此丢了命。

　　虽然万斯白一直违心地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 ── 日本特务用他家人的生命安全来要挟他就范，他的工作也是非常“得力”，但是日本人对待他还是非常不好。日本特务机关长期拖欠他的薪饷，逼得万斯白走投无路，只能出卖自己的房产，来获取生活的费用，可是就是这样，他还被日本法官和会计大敲竹槓，最后拿到手的钱少得可怜。

　　万斯白一直是一个非常富于正义感的人。他在为日本特务机关工作的时候，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在为东北抗联服务。他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受害者。在李顿调查团在东北调查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传递出了极有价值的情报。正是由于很多像万斯白这样的人，在秘密地为李顿调查团提供情报，调查团最终的报告书才令日本灰头土脸，在国际上的形象大打折扣。万斯白对日本特务始终充满了痛恨，对于日本特务的帮兇也是同样如此，他也曾巧妙地给予这些人教训。

最后由于万斯白与日军的反对者走到了一起，日本特务准备对他下毒手。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潜逃到了上海，并开始撰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将本书的内容公之于众。万斯白的书稿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令当时的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日本军方，这在当时是日本军队的巨大丑闻。最后在万斯白的威胁和他的朋友的帮助下，他被日本军方扣押的妻儿被解救出来，可是他妻子的全部积蓄和细软被日本特务掠夺一空。

　　日本军方对万斯白的刻骨披露火冒三丈，处心积虑地想要除掉万斯白，可是万斯白这位资深的间谍却远渡重洋，跑到了海外。万斯白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厄运，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偷袭菲律宾，并很快攻佔菲律宾。当时定居马尼拉的万斯白被日本特务发现，并于1943 年被杀害。万斯白虽然被日军杀害了，但是他的反戈一击却将与世长存。他的这部书稿对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东北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生动的揭露。抗战胜利70週年即将到来，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读者认清日本侵略者的本质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序（二）

不仅仅为了重提旧事

　　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虽然初版于76年前，今天看来仍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作用。

　　万斯白所着《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是以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内容所写的一本纪实性作品，曾被当年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北京记者、《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作者H. J. 田伯烈先生（Harold John Timperley）及《红星照耀中国》作者、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Edgar Snow）审读推荐过，尽管日本人曾竭力否认并诋毁诬陷，但这本书内容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本书名为《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但仔细阅读后我们就可发现，书中除了记载作者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在伪满洲国为日军做情报工作的经历外，充斥全书的就是日本人的各种在华阴谋暴行的记录，这对于向世界揭露日本残忍的战争暴行和在佔领区的法西斯统治，揭露日本军阀内部的黑暗，具有实证性的作用。因为其所记录的均为作者的亲历亲闻，其真实可信性高，对日本法西斯的杀伤力强烈，故本书一经出版，作者就受到日方通缉追捕并加以连续刺杀，而日本外交官则甚至无耻地宣称作者不存在。

　　虽然从个人历史的角度全面分析，万斯白是个经历复杂的人物，但他写的这本书能被日本法西斯这般敌视，就一定有其突出的优点与价值。

　　这本书的内容特色有以下几点：一是揭露了若干历史大事件的真相。如日本人在皇姑屯谋杀张作霖、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佔领中国东北、日方破坏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等，这对釐清这段日本侵略史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皇姑屯事件”，万斯白在叙述他所知道的内幕真相后，断然写道：“日军是暗杀张氏的幕后操纵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还揭露了在爆炸前，与张作霖同车的日本军官找借口躲到末节车厢去的一个细节，进一步证明日本人是制造事件的兇手。他指出：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继承了权位，他主张直接反抗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实现他们的计划（指发动‘九一八事变’）就近在眼前了。”这些论断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万斯白在书中揭露：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佔领中国东三省之后，为掩盖侵略真相，曾策动在东北各地的俄国侨民上街欢迎日军，制造侵略有理受到拥戴的假象。但可悲的是，欢迎仪式刚结束，这些俄侨还没清醒过来，就遭到了日军普遍的抢劫、强姦等暴行。如一对俄国母女被日军轮姦后去找日本领事馆控告，结果又被那里的日军轮姦，并关入“伪满”监狱，“罪名是无照卖淫”。一个月后，当其丈夫“从中国人方面得知妻女的遭遇，他被迫出500元把她们赎了出来。日本人收了款⋯⋯对他说，若他再有一个字提到日军，便要枪毙他”。也许，在一般的人看来，日军的这种行径已经是罪恶至极，但看完全书，你就可了解，对于日本军队来说，这件事只不过是太普通的一件小事。作者揭露说：“1932年2月10日早上，在离日本骑兵营不远的地方，我看见两具中国女孩子的尸体，她们是被绞死的。而一位中国先生很勇敢地去报告警察，说他看见有两个日本兵在前一夜将这两个女孩子带走，结果这位先生就被捉住从此消失不见了。”万斯白在书中还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为了实现永久佔领东三省的野心，在军力一时难以达到的农村，有计划地输入带武装的民众，即所谓“日本开拓团”，试图同化满洲，使日本人成为东北的主体民族。

　　关于日方如何阻挠国联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该书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作者写道：“李顿调查团到满洲来调查，当然是要想知道事变的真相。日本人当然不会让调查团知道真相，于是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真相，使调查团陷入他们所设的圈套。他们那种过火的做作，现在已经成为愚蠢的世界纪录，成为许多人谈笑的话柄了。”他揭露说，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按照日本军事当局的命令，这次所逮捕的社会不稳定分子，必须要待离开之后，方可释放。这些所谓的不稳定分子全都被拘禁在土牢中，和一小窝土匪和其他兇犯关在同一地方。”

　　在迎接调查团仪式上，有一个在伪满机构工作的朝鲜籍人士金谷，冒死送递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调查团关注日本霸佔朝鲜的情况，解救水深火热的朝鲜。他立即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当调查团在哈尔滨尽情享受着日方安排的首次宴会的时候，可怜的金谷正在另外一个地方受着酷刑”。“在调查团留在哈尔滨的14天中，就有五个中国人和两个俄国人因为想要呈递信件给调查团而被枪杀。⋯⋯一共有一百五十多个中国青年和五十多个俄国人在马迭尔饭店的附近被捕，有的人根本不是去递信，而可能只是有事路过，也被无处不在的密探跟踪，乃至逮捕。日本人的想法就是，宁可多逮捕一些无辜的人，也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当国联调查团破除阻力完成调查之后，万斯白记载道：“处长⋯⋯高兴地对我说，我们终于能透口气了！那个蠢货调查团已经走了。⋯⋯他们随便怎样报告，我们日本人是一点都不关心的。如果国联承认了‘满洲国’，那很好，如果他们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国联好了。我们已经用武力征服了满洲，国联的一切空话决不会动摇我们吞併满洲的决心。为甚么全世界对满洲都这样大惊小怪呢？真是一群蠢货！当我们佔领了中国、西伯利亚、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等地，我们要让全世界都大吃一惊，他们会看到日本人的伟大。”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随后发表，明确承认东北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东北人民意愿而炮制的工具。书中写道：“日本人恼怒，是因为他们不懂为何整个文明世界都会一致宣佈日本人为侵略者。这怎么可能呢？日本人不是天神的民族、神圣天皇的民族吗？世界怎么敢把罪名加于他们的身上？”

　　二是对日本在佔领区内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疯狂镇压抗日义勇军以及推广烟娼毒残害中国人等罪恶行径有深刻的揭露。

　　日本人对敢于反抗他们的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及民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手段残酷；另一方面，他们还谎报战功，表现出虚伪的自大。“日本人把这些义勇军叫作土匪，但这些‘土匪’的英勇心和爱国心，以及他们对敌人所做的种种事情，知道的人是很少的。1935年，有323个义勇军在黑龙江省离齐齐哈尔一百里的一个小村庄中，被2000多个日军围住了。义勇军死守了三天，坚强地反抗着。日本的飞机往这座村庄里投了100多枚炸弹，把大多数的居民都炸死了。这些中国守卫者的弹药全部都用尽了的时候，60个受了伤的义勇军战士就带了刺刀、佩刀和手榴弹半夜里爬行到日军的营里，偷袭日军。这场夜间的战斗结束后，所有的中国义勇军全都牺牲了，日本兵死了157个，伤了200人以上。”“敌人战得越长久，越勇敢，日本人就越加愤恨。因为他们是只以怨恨和轻蔑对待反对者的，不管这反对者在防御或攻击中是多么勇敢。除日本的英雄之外，其他的民族不能再有英雄；除日本民族的勇敢之外，其他民族不能再有勇敢。”“日本的‘官报’一般都好大喜功，充斥着胜利与辉煌，但它们和事实及真相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日本军人做报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竭力宣扬日本军队及士兵的勇敢和无敌。为达此目的，他们是不怕抹杀事实的，不管那有多夸张。比如说此次发生在横道河子的袭击案，我目睹了日军被打得七零八落，死亡143 人，但在他们的‘捷报’里，死亡人数降到了4个。明明是失败，却说成胜利，越是说得荒唐，军事当局就越会欢喜。”“我发现，在一切说到和敌人会战的日本官报中，一定是要加入一些一名武士杀死2000敌人的日本神话，这种连没有头脑的木偶都会发笑的夸大其词，日本人竟会认真地相信，在他们的这种大言不惭中，我看到了日本真实的民族精神。”“在我为满洲日军工作的四年半中，我从未见过一篇是说日军和土匪或义勇军会战中他们被打败的，假使有人把日军司令部的报告集合起来，这就是一本最可笑的笑话全集。”对于不满与反抗日本的民众，当局也进行了疯狂的迫害与镇压，其例子不胜枚举。“一位27岁的中国女性，叫曹义梅，他们为了逼取她的口供，把她脚背用枪弹打成蜂巢一样，但她依然说实在没有甚么可以招认的，他们便近距离地向她的头部开枪，她脑浆迸裂，悲惨地死去了。还有一位苏俄女性，在她40天的监禁中，每天被各种毒刑拷打，她双手的指头都已经被剁得七零八落了；她的睫毛用火柴烧过，有时候他们还把她的脚倒悬起来，几小时后把她放下来，再把伤痕斑斑的两手绑住吊起来。日本人看到从她的嘴里确实问不出甚么了，才把她给释放了。但她从此成了残疾人。”

　　万斯白在伪满日本情报机关工作，接触到许多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内幕。最典型的是他们用大烟、妓院和毒品来残害中国人。请看：

　　“在一本日军司令部发给在满日军的小册子中，可以看到以下的规则：‘第十五条：毒品是不配于日本人这样的优秀民族的。只有像中国人、欧洲人和东印度人这样颓废的劣等民族才会沉溺于毒品当中。这就是他们注定要成为我们的奴隶以及终将被消灭的原因。’”“朝鲜人将败于恶行，中国人将成为鸦片及其他毒品的牺牲者，俄国人将为伏特加所灭。”“那些警察、军官都得不到饷银。所以有门路的警察和宪兵只能靠抢劫、走私、赌博、贩毒、开妓院去弄钱。”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万斯白的上述记载，对于读者们全面了解日本在东北佔领区的行为是有很大作用的。

　　三是本书对于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的大肆掠夺与残害中俄朝人民有明确而深刻的记录。这对于进一步彻底揭露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具有独特的作用。

　　作者感慨道：“驻满洲的日本军官，在期满之后不带四五万回日本去的是很少的。关于日本军官敛财的情况，朝鲜、台湾和满洲的无数受害人能够提供许多证据。”本书中记载了哈尔滨马迭尔饭店俄籍老板约瑟．开斯普之子被日本宪兵绑架勒索巨款，因开斯普不肯低头，其子最后在遭受割耳斩手酷刑后仍被杀害等许多事例，以及日本警局发明“户籍调查”、制换“门牌”、在松花江上“取冰专卖权”、“打扫烟囱独佔权”等林林总总敲诈勒索民众的手段，攫取不义之财的事实，“不仅百姓聚会会被抓，甚至老百姓玩纸牌、打麻将、唱歌跳舞也被日本警察冠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其目的，当然是要钱”。“绑票、拘禁、暗杀、抢夺，日本人用尽一切暴力的手段征服满洲，现在满洲似乎已经成为日本人口中的一块肥肉了。”这就是在日本统治下所谓“大东亚共荣”、“王道乐土”的真相。

　　书的最后，万斯白记述了他因日本人长期扣发他的薪金使他不得不卖房度日却横遭盘剥勒索的经过，以及他决定出逃被日方恐吓追捕，截捕他的家眷关入牢房，直到他运用关系请求抗日义勇军出兵以日俘交换才得以使家属脱身的惊险经历，为全书作了精彩的结束。

　　万斯白最后总结说：“我在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全部都是事实，我差不多都参与其中。不熟悉日本人的读者读到这些，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场可怕的噩梦，让人难以置信。但对于曾经接触过日本人且对他们很熟悉的读者，一读到这些就知道我所说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世界对于日本的认识错误的记录，可成巨帙。英国盛赞新兴的日本民族虽矮小但勇敢，勤勉努力，世界各国也都为之迷惑。但我知道，日本以及日本的一切东西，都像是海市蜃楼，在骗人的光学作用下，五光十色，极为壮观，但当你走近时，才发现这是一个幻觉。你越走近，越觉得这幻觉背后的虚假与可怕。”“日本人爱好鞠躬，看上去彬彬有礼，但很多人是在装模作样，他们的客气像是包着一层纸。日本的武士道认为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拿来用，即使是说谎、诈骗、密谋、背叛、伪善，只要有利可图都可以干。而且，我认识的日本军官，对于他们人性中的这种兽性，并不感觉卑劣，而是觉得再自然不过。⋯⋯日本还是一个‘抄袭’的民族。他们的文学、伦理、宗教、美术，全都是抄袭别的民族。⋯⋯至于道德这个方面，一个把数万名少女卖给贩奴者做娼妓的民族，还有甚么道德可言呢？他们将少女的贞操‘租’给妓院老鸨数年，然后合约期满后又让少女们回家嫁人，装作若无其事一般，除了日本，还有哪个民族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呢？”

　　“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把有一百万士兵和巨量的军火投放到中国的土地上，数百万无辜的人民被屠杀，不可计数的财产被摧毁。但这个民族对中国人的暴行才刚刚开始，日本人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人变成奴隶，就像他们已经把满洲人民变成奴隶一样。现在时间还不太晚，我向世界提出警告，我们要把日本民族的真实面貌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我希望中国大众像我一样，能在这本书里亲眼看到日本军阀的丑恶形象，了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根本目的。”

　　作者的上述结论，已经充分地说明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与意义，而其价值至此自不必再加赘言。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万斯白个人并不是一个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勇士，他经历复杂，甚至违心地为日本侵略者做特务工作。可是日本人还是亏待了他，又要置他于死地。但无论如何，万氏在这本书中所记述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可信的事实，并且通过这些史实揭露了日本军阀的丑恶，暴露了日本人本质的阴暗面，这就体现了本书的重要价值，就这一点而言，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

　　中国有句俗语，形容坏人之恶劣叫作“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然而看了这本书及其他记载日本侵略者暴行的资料后，我们只能评价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的行为是“谎恶说尽，坏事做绝”。

　　对于七十多年前的那段侵略历史及其所犯下的滔天罪恶，如今的日本政府不仅不加反悔，反而蠢蠢欲动试图翻案，在他们的大力鼓噪宣传误导下，整个日本社会急剧右转，两国老一辈领袖和人民努力培育起来的中日友好形势发生逆转，当年侵略军的旗帜、军歌、膜拜天皇仪式乃至被击沉军舰的名号，如幽灵般再现，种种恶行，令人作呕，不禁使当年被害国人民义愤填膺，全世界为之愕然。

　　在这种时刻，万斯白《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一书的再版，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回顾历史与旧事重提，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以史为鉴的警示作用。

　　历史已经证明，不接受教训，悲剧就会重演。


导读    

满洲歹土
── 本书的历史背景

　　《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的作者万斯白是一个经历相当丰富、背景也十分复杂的人物。而他在这本书中描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东北，也是列强在那里逐鹿争夺，导致国际关系犬牙交错的地方。译者康狄嘱我为本书写一篇导读，以方便读者读懂书中涉及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在通读本书的精彩内容之前，读者朋友们预先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中国东北很有必要。

　　中国东北在地理位置上与俄罗斯交界，所以是沙皇俄国从17世纪以来就一直觊觎的地方。虽然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曾一度阻止了沙皇向东扩张的步伐，但随着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打开国门，俄国的势力也迅速地扩展到黑龙江、乌苏里江一线，俄国成为当时佔领中国领土面积最大的列强。越过那两条江进入中国东北，对于俄国来说轻而易举。当然，俄国在这一地区佔有的优势地位自然也引起同样觊觎中国东北的其他列强的担心与不满。开始，英、美也认为自己在中国东北有自己的利益，认为俄国的扩张是对其利益的威胁。而作为近邻的日本则更视俄国为该地区竞争的劲敌。于是，围绕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列强间的矛盾不断，冲突频仍。

　　1895年，日本在取得了甲午战争的胜利后，迫使中国割地赔款。但是，由于开始的条款中涉及辽东半岛，成为列强干涉的口实。俄罗斯联合其盟友法国及德国先迫使日本退出对辽东半岛的佔领，同时又借款给中国以偿还对日赔款，取得了中国清政府的信赖，达成了“共同”修筑中东铁路的协议。

　　1903年开通的中东铁路的线路在地图上呈丁字形，西起满洲里，与俄罗斯境内自莫斯科开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东至绥芬河，接俄罗斯境内乌苏里铁路直抵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从满洲里与绥芬河的中间位置的哈尔滨，铁路开始向南到达大连。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中东铁路构成了横跨俄罗斯西部到东部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部分，因为那时俄国的统治者认为中国东北地区像楔子一样插入俄国的远东地区，所以不想绕道黑龙江北部地区从俄国境内将西伯利亚延伸到海参崴，而要穿过中国东北走一条“捷径”。这种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己领地的做法显然打破了列强在这一地区的平衡，英、美先是在铁路建设方面与之对抗，而当俄国利用中国国内发生义和团运动的机会出兵佔领中国东北后，日本更找到了借口，通过1905年的日俄战争终于达到了与俄国分据中国东北南北部的抗衡局面。中东铁路也相应地分为两部分，日本控制了自长春到大连的纵向部分，即“南满铁路”，俄国保留了满洲里到绥芬河的横向部分，即“北满铁路”。

　　到1907年，日俄依据第一次密约，更明确地瓜分了中国东北及外蒙古和朝鲜。即中国东北南部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东北北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日本与俄国，以及与这片土地有千丝万缕联系和利害关系的列强各国有勾结、有争夺，这种局面就构成了本书作者在中国东北活动的历史背景。这一历史背景说明：列强之间围绕中国东北的权益存在诸多的利益冲突与矛盾，这些冲突与矛盾的激化甚至导致了战争的发生。但是战争的结束，几乎都是通过牺牲中国东北的利益得到实现的。

　　另一方面，在那一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列强在中国东北的为所欲为则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清末的改革虽然力图振兴东北，但在对外关系上官员们要么主张“联俄拒日”，要么唿吁“联日拒俄”，最后则提出“放任列强进入，在列强竞争的缝隙中寻找机会”的无奈的建言。虽然这些主张的思想与理论基础都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以夷治夷”思想，但是，处于朝气蓬勃的强盛的汉唐时期中国的“以夷治夷”，和没落到对列强的进入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清末民初时期的“以夷治夷”，显然不可能有同样的结果。寄希望于列强竞争的“以夷治夷”，其结果必然是“为夷所制”。从这个意义上，没有任何列强能够真正考虑中国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列强只有获取利益的多少之分，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东北的开放程度相对比较高。从地域上看，特别是中东铁路沿线，尤其是哈尔滨和大连这两个城市，哈尔滨与俄罗斯的关系、大连与日本的关系，都是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本书的许多事件在哈尔滨发生，因为哈尔滨自中东铁路修建后，就成为很重要的中心城市。哈尔滨自1906年对外开放，从那时起，东正教传入，先后建设了二十余座教堂；大量侨民流入，先是来自俄国，继而来自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

　　俄国侨民的流入伴随铁路的修建，由于中东铁路公司设在哈尔滨，所以铁路公司在这里掌握有相当多的附属地，开始有大量俄国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定居，然后是各种行业人员陆续进入。所以，中东铁路公司提出在附属地建立自治公会，即将该地作为“国中之国”的自治地区。当时主要分为道里区、南岗区和道外区三大部分的哈尔滨市区中，前两部分都属于自治会管辖，可见其势力很大。

　　日本侨民也不甘示弱，从中东铁路建设开始也迅速进入，在俄国自治会控制的道里区建立了侨民团体松花会。到1916年，共9万人口的哈尔滨市内有俄国、日本、波兰、英国等侨民4万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大批俄国侨民迁居中国东北，特别是哈尔滨，形成俄国侨民迁居的高峰时期。1923年定居哈尔滨的俄国侨民竟然达到20万人，甚至超过当地中国居民的数量，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俄国侨民聚居中心。

　　哈尔滨市自然成为重要的国际大都市，先后有二十多个国家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以照顾管理本国侨民，也充当了干涉中国正当权益的先锋。大量居住在中国东北的外国侨民产生的种种需求促使东北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其中很有特色的是外国报刊书籍的出版与发行，当然，大量外国侨民的流入呈现的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也为许多不逞之徒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这是作为国际间谍的万斯白在当时的中国东北活动起来并不显山露水，没有丝毫障碍，甚至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

　　万斯白在东北地区活动的那一时期，也是东北政局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趁其国内战争混乱无暇顾及周边，并曾宣佈废除沙皇俄国和一切国家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北京政府有可能改变对苏俄政策，解聘俄国的铁路局长。但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改变了态度，不愿将中东铁路让与中国，宣佈铁路所有权属于苏联，任命新的苏联方面的铁路公司会办和铁路管理局局长。通过与中国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在哈尔滨临时开设总领事馆，苏联一方面继承了沙皇时期奠定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另一方面则要求在哈尔滨的俄侨选择是否加入苏联国籍，导致在哈尔滨的俄国侨民大批南下迁居，留下的则面临生活的艰辛，产生巨大动盪。这一动盪则直接影响了当时中国东北的社会环境，削弱了苏联在中国东北北部的影响。

　　民国初年，东北政局的混乱造就了各路军阀势力走马灯式地上场下场，逐渐显露出张作霖的能力与手腕，同时他也要应付来自国内外的种种压力，特别是与各列强周旋。所以在他的周围也聚拢了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各色人等，其中就包括万斯白。万斯白也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东北政局的变化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特别是东北地方当局与日本人之间的斡旋与交涉。

　　在这一过程中，从铁道守备队发展起来的关东军代表了狂热的以佔领“满蒙”利益线为目标的日本军部少壮派的政治主张，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东北的政局。在东北三省逐步被日本军队佔领，并在日本的控制下成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的过程中，日本与苏联及各列强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935年3月，苏联把中苏共同经营的中东铁路北段（北满铁路）以1亿4000万日元卖给了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终于使东北成为日本完全排他的“一统天下”，包括万斯白在内的长期生活在中国东北的外国政客、间谍及各色人等也失去了浪迹生活的空间。

　　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东北历史，对于认识日本与列强在争夺东北权益方面的种种手段，认识日本军人和特务在东北的卑劣行为，万斯白的这本书确实是值得一读的。


初版序    

　　我被邀为这本书写序言，就冒昧地将此书出版的情形作一简略说明，并叙述一点着者万斯白君的情况。

　　我是1936年秋在上海初识万君，他找我，是因为他的太太由大连乘船来上海与他会面，却在青岛被日本当局扣留了，要我帮他发佈这一消息。我写了一个字条介绍他去见当地办报的一位同业，过后我就不知道他到哪里了。

　　1937年末，万君又来见我，告诉我他已写了一本书，叙述他在满洲受雇于日军特务机关的经历，并让我设法替他出版。我问他为甚么要来和我商量这件事，他答道：“因为你知道这些事情，更因为你也与日本人发生过纠纷（註：1937年的12月，我在和日本当局打官司，因为他们将我发给《曼彻斯特卫报》的电讯扣留了，而他们没有权力这么做），所以我相信你不会对这件事置之不理。倘若日本人知道我写了这本书，他们会马上置我于死地的。现在我已脱稿，我想尽快将它出版，然后我就可以带家眷离开上海了。”

　　我答应他考虑一下，但这是随口敷衍的，因为我自己也正有一本书在手头，我知道我是分不出时间去阅读万先生所写的稿子的。

　　过了一两天，他将原稿送来给了我，我把它交给一位有批评能力的报界同业，请他给我一个坦白的答案。使我惊异的是，我接到了一个极其热忱的回覆，但是我还是不满意，决意再测验一下。我对一位心腹朋友说明了情形，他是一位外国官员，因为地位的关系有便利的机会查明万氏的叙述是否真确。读完原稿后，那位官员问我能否约着者见面。他们见面后，经过几次长谈，他深信万氏说的是实情。

　　那位外国官员写信给我说：“对于书中所述的许多恶行，我虽然在调查中知道了事实，但读到其中揭发出来的日军在征服中国人所用的那些野蛮的方法时，还是感到非常震动。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命是西方文明的保卫者，这书对他们乃是一种大大的谴责。我相信就是他们，倘若他们读到这本书的话也将非常吃惊吧。

　　“因为保守主义笼罩英国，英国人习惯于绥靖政策，本书将给那些姑息养奸、养虎为患的人们一个教训，如果英美等国还在太平洋地区实施孤立主义政策，坐视日本侵略亚洲而无所作为的话，日本军国主义的炮口也定会转向他们。日本的侵略暴行已经违背了西方国家的法律观念，也侵犯了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如果他们任由日本肆行无忌，而不对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民施以援手，他们在亚洲的利益也难以保障。”

　　“这是我读过的一个民族对异族侵略的最有力的控诉状。日本侵略者的少数头目建立了一个非正义的掠夺财富的精密体系，中国东北数千万民众生活在黑暗之中，他们的血汗养肥了成千上万的寄生虫。日本侵略集团内部的倾轧也非常严重，大鱼吃小鱼的现象比比皆是。日本人在东北粉饰太平，可是广大民众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求生，生活在秽乱和饥饿之中。”

　　为得到第三个人的意见，我请了我的朋友、《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将原稿阅读了一遍。他交还给我时附有下列评语：“据我所知，书中提及的几桩事情都具有十分真确的内幕实证。这是一本揭开重大秘密的书，有着毫无疑问的独特价值。”

　　此后，我便亲自逐字逐句阅读那原稿，以我于1933年至1935年担任《曼彻斯特卫报》 及《亚细亚杂志》採访记者游历满洲所获当地情况的知识为标准，我深信万君的为人，大体上承认他写的是真确的。

　　关于这本书本身已经说得够了，读者无疑想知道些着者的背景吧。

　　万斯白于1888年生于意大利阿基拉。22岁服满军役后便加入墨西哥革命军，在玛德拉将军部下当军官。在墨西哥服役期内曾两度受伤，并升至上尉军衔。据万君自述，他于1912年离开墨西哥从事新闻记者的工作，遍游美国、南美、澳洲、印度支那等地，足迹曾远至中国的西藏、蒙古和俄国的东西伯利亚等边地。

　　1916年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联军情报处看重他对于中国军队的了解，将其招募，在俄国贝加尔地区、滨海省和阿穆尔省、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地工作。在这几年内，万君结识了许多中国要人，其中有时任东三省督办的张作霖，并于1920年做了张作霖的幕僚。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满洲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

　　但是不久，万君就与意大利当局发生冲突，因为有意大利军火私运入满洲，张作霖若要维持其辖境内治安的话，万君因职务的关系就应当制止意大利军火贩卖。最后，在中东铁路督办朱庆澜的引荐，并在东三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处长魏永兴、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姚志曾的保证下，他改换国籍成为中国人。1932年，日本人做了满洲的“主人”后，用威胁他家室人身安全的方法，迫使万君为日军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效力。这也就是他这本书对世界产生影响的重要理由，他所言种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他有勇气发表他这些惊人的经历，也是让我们钦佩的。

　　因家人的命运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所以他必须听命于日本人，但他对日本人企图压服满洲所用的方法非常反感，这种反感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来了。万君用他那别人模仿不来的风格叙述故事，他怀着愤怒记叙他痛恨的事情。但是注意，他在书中对于一两个日本官员，如武藤大将与尾井大佐，因他们品性笃真，他也会盛加推崇。

　　在我个人看来日本民族大都是吃苦耐劳的，很像中国、印度或欧洲的农民。少数握大权的军阀所干的种种罪行，日本人民不能负其咎责。日本人民对于这种种恶行，看上去似乎居于帮兇或唆使的地位，其实他们是被真相所蒙蔽。我真诚地期望人们在读完这本书后，对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也期望书中提及的种种暴行不要再重演。

第一章　我为张作霖工作
 
入中国籍的意大利人
 
我从1916年开始在远东做间谍，在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认识了许多中国军政官员，其中一位是东三省的军阀张作霖大帅。他知道我工作的性质，好几次要求我报告一些在俄国的中国人生活的实情，以及其他有用的情报，那些材料我是愿意提供给他的。他又一再对我说，倘若我决意留在东方的话，那他邀请我去为他工作。他的条件很动人，巨大的物质优惠令我难以拒绝，我又想到了战后欧洲惨象，决定接受邀约。所以在1920年9月24日，我加入了张作霖的特务机关，张氏那时在满洲，是人所共知的东三省督办。
 
大帅对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除了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外，要我不得让其他人知道我是在为他工作。因为吴俊升是他的好友，所以吴就成了我的直接上级。对外，我仍应假装着是为自己的政府或协约国列强工作的。在“一战”期间，我是由联军情报处雇用在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处从事各种指定工作的。
 
我与张作霖大帅见面的次数不多。张大帅在沈阳召见我的时候，通常都是在晚上，我得装扮得像一个中国人，戴上黑眼镜，头上戴顶西式的呢帽，把帽子拉下遮住眼睛，由他的一个亲信带着我去。
 
我为大帅工作了八年，我觉得他是一个高尚且勇敢的人，他言出如山，对忠心的下属来说他绝对是一个好上司，但对犯错误的人以及那些企图辜负、滥用他的信任的人来说，却非常严厉，他不能容忍那些背叛了他的人。
 
在俄国、蒙古、朝鲜、中国的那几年内，我是以不同的名字、用不同的护照去执行工作的。这是这套勾当中必要的一部分啊。
 
我的活儿很多，也很杂：搜集政治情报，监视别国特务人员的动静，追捕土匪和偷运军火毒品的人，密查贩卖白俄青年女子的人贩（白俄是因为俄国革命逃到中国东北的），以及时刻观察、记录、破坏日本和苏联方面的活动。

评分☆☆☆☆☆

这部著作无疑是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日关系的关键读物之一。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从未如此清晰和具象化的日本在华情报网络。我之前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可能更多地集中在大的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上，而这本书则将焦点放在了那些隐藏在暗处，却同样至关重要的情报活动。我非常喜欢作者在分析日方情报机构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时，那种条分缕直的叙述方式。书中对不同时期、不同部门在华情报活动特点的区分，以及它们之间的联动关系，都描绘得非常到位。读到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日本特务如何利用报纸、电台甚至个人关系来传递和获取信息，让我不禁感叹情报工作的细致和隐蔽。而且，书中并非一边倒地指责，而是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解读，这使得论述更加客观和深刻。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文中对一些历史文献的引用，这些原始资料的出现，无疑增强了本书的厚重感和说服力。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沉浸式的，你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暗流涌动，以及情报战对国家命运的深远影响。

评分☆☆☆☆☆

这部书让我对那个特定时期日本在华的情报活动有了全新的认识，远超我原先的模糊印象。作者在梳理历史脉络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不仅仅是罗列事实，而是将零散的事件串联起来，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并没有简单地将日方情报人员描绘成脸谱化的反派，而是试图剖析他们行动的动机、组织结构以及在当时复杂政治环境下的运作模式。读这本书，仿佛是在看一部扣人心弦的谍战片，只不过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那些为了获取情报，在中方社会潜伏、渗透的细节，读来令人心惊，也让我反思，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如何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对手摸透。书中对一些关键人物的描写也相当生动，他们的性格、决策和最终命运，都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更多的人性色彩。我特别喜欢作者在分析情报网络时使用的图表和示意图，这对于理解错综复杂的关系非常有帮助。而且，书中引用的许多一手资料，比如当时日方的内部报告、特工的手记等，都让内容的可信度大大增强，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总而言之，这本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叙述引人入胜，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史学佳作。

评分☆☆☆☆☆

坦白说，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间谍活动”这个概念的理解可能还停留在一些戏剧化的想象中。然而，《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1932－1936》则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作者并非仅仅呈现了一些惊心动魄的“特务故事”，而是将这些行动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展现了日本方面在战略层面上是如何运用情报手段来影响和操纵中国局势的。书中对于情报搜集的方式、渠道以及对情报的分析利用，都有细致入微的描写。我尤其欣赏作者在书中对一些“软性”情报渗透的分析，比如通过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等看似无害的途径，实则是在为日后的军事行动打下基础。这些细节的揭示，让我对国家安全和信息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书中的案例分析非常精彩，每一个都好像是一则独立的短篇小说，但又都服务于作者构建的整体叙事。读到书中对于一些关键人物的心理刻画，以及他们在做出某些决策时的考量，都让我觉得非常真实和富有启发性。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日本的间谍活动，更是关于历史洪流中，权力、利益和信息如何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一个时代的命运。

评分☆☆☆☆☆

《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1932－1936》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如说是一次引人入胜的侦探之旅，只不过侦探的是历史的真相。作者的笔触极为细腻，他没有回避那个时期日方情报活动中的阴暗和复杂，而是以一种冷静而客观的态度，将这些历史碎片拼凑起来，还原出一幅令人警醒的画面。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书中对情报人员的描绘，并没有将他们简单地脸谱化，而是试图去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压力。这使得整个叙述更加立体和真实。书中对情报搜集手段的多样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传统的监听、跟踪，到利用科技手段，再到渗透社会各个阶层，都描绘得淋漓尽致。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对于一些细节的处理，比如某个情报人员是如何伪装身份，如何与联络人接头，这些生动具体的描写，让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起来。而且，书中对情报成果如何被运用到实际的侵略策略中，也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让我看到了情报工作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总而言之，这是一本能够让你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思考，并且对历史产生更深刻理解的优秀作品。

评分☆☆☆☆☆

《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1932－1936》这本书，真的像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窗户，让我得以窥见一段被刻意掩盖或被忽略的复杂历史。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抽丝剥茧地揭示了那个动荡年代里，日本情报机构是如何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悄然布局，网罗信息，为侵略扩张铺平道路的。让我震撼的是，书中并非简单地列举了多少次暗杀、多少次渗透，而是深入分析了其背后的逻辑和策略。例如，书中对日本如何利用当时的中国社会矛盾、民族分裂以及官僚体系的漏洞来安插眼线，进行情报搜集，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读到这些内容时，我不禁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感到一丝担忧，但也更加钦佩作者的洞察力。书中对一些具体行动的描绘，比如某次关键情报的获取过程，或是某个特工在特定环境下如何完成任务，都写得极具画面感，仿佛我亲身置身于那个紧张的氛围之中。而且，作者在处理敏感历史问题时，保持了客观的态度，没有过度煽情，而是用事实说话，这使得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都非常高。对于任何想要深入了解那段历史，或者对谍战题材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绝对不容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