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皇朝风云实录:血溅龙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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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不讲亲情、不论道义,同室操戈、兄弟相逼、
骨肉相残、保存自身、夫妻恩绝、滥杀无辜,
多少人头落地,终极原因还是为了那顶皇冠!

  皇帝是统治阶级集团的最高代表,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皇帝这一社会角色既有现实性又具神祕性。要登上皇位,略有三种方式:

  第一,靠武装斗争统一天下,自封为皇帝。
  第二,靠继承父兄之业而自然成为皇帝。
  第三,靠发动政变篡夺来的皇帝。

  透过篡权登极的人并不都是坏人,而被篡夺帝位的人也并不都是好人。
  篡夺君权者,不能视为个人罪孽,不能以手段的不正当来否定政治上可能有的进步。
  是何种力量与思潮把篡位者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这种人当了皇帝后,又对社会、历史起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
煌煌盛世,苍凉背影:大明中后期文官集团的权力博弈与社会图景 本书简介: 本书聚焦于明朝中后期(约嘉靖至崇祯年间)这一波澜壮阔、内外交困的历史阶段,以文官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演变、党争的白热化及其对国家治理的深远影响为主线,辅以对当时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变迁的细致描摹,旨在为读者呈现一幅复杂、立体且充满张力的历史画卷。我们不探讨帝王将相的直接争斗,而是将镜头对准那些在朝堂之上、庙堂之侧呼风唤雨的士大夫群体,揭示他们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中寻求自我实现、维护阶层利益,并最终导致大明王朝在结构性困境中走向衰亡的内在逻辑。 第一部分:士大夫的崛起与体制的异化 明朝中后期,随着宦官专权时起时伏,文官集团的权力基础日益巩固,但这种“巩固”并非良性发展,而是伴随着体制的异化。 一、内阁权力的膨胀与制衡的失效: 本书首先剖析了自嘉靖朝“申遗之争”后,内阁首辅权力日益专断的现象。重点研究了以严嵩、徐阶、张居正为代表的首辅如何利用票拟、批红之权,架空六部,形成事实上的“内阁独裁”。然而,这种权力并非集中的线性权力,而是充满了派系斗争的润滑剂。我们细致梳理了内阁阁臣之间的提携、倾轧与联盟,他们如何利用“恩荫”和“举荐”来培植自己的势力,将朝政决策过程“私有化”。 二、清流与伪清流:道德话语权的争夺: 嘉靖、万历年间,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清流”政治思潮高涨。本书将重点考察清流政治的形成机制、思想基础(尤其是宋明理学在政治伦理上的投射)及其对朝政的影响。然而,清流并非铁板一块的道德化身,我们深入分析了“清流”如何演变为一种排他性的政治标签,以及他们如何利用道德高地来打击政敌,甚至在国家面临紧迫危机时,仍沉溺于空泛的口诛笔伐。这种对道德话语权的垄断,极大地削弱了实际行政效率。 三、吏部的考成与朋党之弊: 详细考察了明朝中后期吏部的权力运作,尤其是“京察”和“大计”等考核制度在朋党斗争中的工具化倾向。官员的升降不再完全取决于政绩或专业能力,而是取决于其在特定派系中的站位。本书将通过分析若干著名官员的沉浮录,揭示这种体制下,正直能臣(如海瑞,但我们不聚焦于其生平,而是分析其受到的系统性阻力)为何难以施展抱负,而善于钻营者却能平步青云的结构性原因。 第二部分:社会结构的张力与士绅的“下沉” 文官集团的权力斗争并非空中楼阁,它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动。 一、土地兼并与财富的重分配困境: 本书深入探讨了中后期“赋税制度的结构性失灵”,重点分析了土地兼并的加速与“一条鞭法”在地方执行中的层层加码,导致国家财政的压力最终转嫁给自耕农。文官集团中的不同派系,其经济基础和阶层利益存在差异,这使得他们在税制改革等核心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僵局。 二、乡绅阶层的“士绅化”与基层治理的真空: 明朝中后期,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士大夫的途径日益狭窄,大量拥有儒学素养但无法入仕的精英沉淀于地方,形成了强大的“士绅”阶层。本书关注士绅如何利用其文化权威和宗族势力,在地方上架空地方官府(尤其是县一级),形成事实上的“平行权力结构”。这种“士绅治县”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稳定,但也使得中央政令的推行和紧急税赋的征收面临巨大阻力,为后来的流民起义埋下了伏笔。 三、思想的困顿:程朱理学与公安派的余波: 在政治日益保守、党争激烈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思想空间受到挤压。本书将考察当时的学术思潮,特别是阳明学“心学”在政治领域影响力衰退后,士人如何在僵化的程朱理学框架内寻求精神慰藉和政治批评的出口。这部分将侧重于分析士人对“气节”的推崇,这种对形而上道德的过度关注,如何分散了他们对具体国家危机的关注。 第三部分:外部压力与内部耗竭的交织 文官集团的内耗,使得国家在面对外部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 一、边防策略的文官化: 本书分析了明朝中后期,特别是万历三大征之后,文官集团对军事权力的钳制如何演变为一种常态。军事将领的调动、军饷的拨付,无不受到内阁和兵部的掣肘。我们将考察在辽东边疆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文官集团内部关于“主和”与“主战”的论战,以及这种论战背后,是基于对财政的审慎考虑,还是对军事将领权力扩张的恐惧。这种过度谨慎最终导致了错失战机,让后金的势力得以坐大。 二、崇祯朝的“独裁”尝试与文官集团的反弹: 崇祯帝试图重振皇权,绕开内阁与六部,直接与清流士大夫接触。本书将分析这种“独裁倾向”为何最终以失败告终。关键在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文官集团的组织性、惯性与既得利益已经形成强大壁垒,皇帝的个人意志难以穿透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皇帝的猜忌与士大夫的文过饰非相互作用,共同加速了决策链条的断裂。 结论:体制的惯性与历史的悲剧 本书最终认为,大明中后期的衰亡,并非单一皇帝或某位权臣的罪过,而是文官集团在权力结构固化、社会矛盾激化、外部压力增大的三重挤压下,其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彻底内卷化的必然结果。士大夫们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去争夺和维护那件象征身份与权力的“官袍”,却无力修补那件“龙袍”下日益腐朽的国家躯壳。本书试图描绘的,正是一群最受教育的精英,如何因为对权力格局的过度敏感和对既得利益的紧紧抱持,最终错过了力挽狂澜的最后时机。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前言 
刘邦铲除异姓诸王 
刘濞倡乱 
汉武帝杀太子
上官父子与霍氏母子
王莽篡汉 
司马昭之心 
刘裕取代东晋 
萧道成坐收渔利 
高氏篡东魏,宇文氏篡西魏
篡位系兴亡
血溅玄武门 
武则天称帝 
辽世宗之死 
赵匡胤黄袍加身 
海陵王刺杀金熙宗
元朝的皇帝们
建文帝当了和尚
康熙皇帝废太子

图书序言

前言
  
  皇帝这一名词,秦始皇时才出现。秦二十六年(前二二一年),平定六国,统一了天下。秦王嬴政在称帝前夕,下令:「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遵令议定「名号」。他们三人找来一些博士,反复研讨,参照古代三皇五帝的名号,最后确定上尊号为「泰皇」,「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嬴政对此议案批示:「去泰着皇,采上古帝号,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以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由是,才有了至高无上的皇帝之称,以及体现皇帝威严创礼仪。为了万世一系、传之久远,嬴政称始皇帝,其后则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
  
  在秦始皇称帝之前,皇与帝通用,且不连缀使用。比如有天皇、地皇、泰皇(人皇);有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统称为三皇五帝。皇、帝都是君。君是占有一定地盘、发号施令的尊者。天子、诸侯、卿、大夫都可称君。
  
  随着皇帝这一新名词作为至尊之称出现之后,君也只限于偏指四海之主,进而与主连缀,成为君主(或君王),是皇帝的另一种说法了。而且皇帝是法定的书面语,君主则为习惯用的口头语。
  
  汉承秦制。「汉五年,已併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史记.叔孙通传》)「汉天子正号曰皇帝。」(《独断》上)刘邦称皇帝以后,废除了秦朝的礼仪法规。因此,皇帝的至高无上尊严也不复存在了。「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唿,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史记.叔孙通传》)当年曾当过秦朝博士、熟悉秦朝及古代礼仪的叔孙通,在降服刘邦以后,因是一介书生,一直没有什么建树,甘臣下僚。他一直在等待能发挥特长的时机。如今时机到了。他针对朝廷之上无礼仪的混乱状态,建言刘邦制礼定乐,建立一套规章制度,先从树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开始。正为无礼仪而不堪群臣骚扰的刘邦,当即命令叔孙通制定礼仪。
  
  叔孙通「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率领一群儒生及弟子演习礼仪,告成之日请刘邦「试观」,得到了首肯,并在汉高祖七年(前二百年)正月,长乐宫建成群臣朝贺之时,按新制定的礼仪朝见皇帝。「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侯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譁失礼者。」(《史记.叔孙通传》)面对尊卑有序,肃穆威严的场面,刘邦飘飘然了。他不由得脱口而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因制定礼仪有功,升为太常,主管礼仪,还得到五百斤黄金的赏赐。
  
  从秦汉至明清,皇帝的称号一直未变;显示皇帝独尊的礼仪,代有增华,一直沿用。
  
  秦始皇提出皇帝之称,刘邦再定朝君之礼仪,决非偶然,是有其必备的历史条件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称皇帝起码要有三个条件:天下统一,政令统一,实行郡县制。凡是做不到这三点,或缺其一二,皇帝的名实就不相符了。
  
  皇帝做为至尊,权威是绝对的,权力是无限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皇帝所具有的一切,都具有排他性,不可比拟性。皇帝的言词、服饰、器物、行动等等,都有独特的规范。比如:皇帝自称为朕、孤家、寡人,皇帝的命令称制、诰、诏,皇帝戴的帽子称冕,使用的印章称玺,朝见群臣的宫殿称金殿或金銮殿,与后妃寝息的房子称宫(正宫、东宫、西宫之称按后妃的地位而别),皇帝的车称辂、辇,皇帝的仪仗尽管代有异同,但基本上分为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三种(或称法驾卤簿、銮驾卤簿、骑驾卤簿),分别用于不同场合,而各种旗帜、礼器、乐器、兵器及随从人员等均有详细规定。皇帝的后妃、宫女、太监的数目及品级也有明文规定。
  
  总而言之,皇帝的衣食住行言语甚至嬉戏均独具一格。无论什么人,如果效法,则罪在不赦,属于僭越叛逆性质。御用即皇帝专用,不许丝毫侵犯。之所以如此塑造皇帝这一社会角色的外部形象,制造独一无二的效果,完全是为了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皇帝的内涵则是以无限制的权力来表现的。皇帝的话是最终的裁决,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法律、法令。任何人的富贵生死,任何事的可行与否,全凭皇帝一人而定。俗话说「金口玉牙,说什么是什么」,便是数千年来皇帝权力的形象写照。
  
  皇帝的权力不仅有主宰国家的作用,而且还被涂上了神祕色彩。尽管中国封建时代政教分离,但是抽象的天意。从来就是绝对的真理,而天意则往往体现为皇帝的意志。因此,皇帝又称天子。皇帝是集神权、政权、族权、夫权于一身的独一无二角色,权力是无限的。
  
  皇帝是统治阶级集团的最高代表,其社会地位是无以复加的,处于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高点。任何人不敢列在皇帝之前。晚清西太后掌政时,西洋汽车传进中国,只因为司机座位在前面,西太后就从不坐汽车。这一事例今天看起来实属荒唐滑稽,但当时囿于皇帝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这种意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汽车」,在洋务运动的时代竟被拒之于宫廷大门之外,此被视作是天经地义的事,国内的一切都属于皇帝,一切均归皇帝支配。
  
  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皇帝这一社会角色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神祕性;既是不可离开须臾的,又是高不可测的。皇帝被视作圣人、神人,其权威、权力、地位是天赋的。皇帝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必然产物。
  
  正因为如此,皇帝的政治活动与私人生活都直接关系到国家兴亡,社会安危。所以统治阶级、统治集团在神化皇帝的同时,也制定出一整套皇帝的行为规范,其核心则是封建的伦理,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而皇帝吸收经验,学习规范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在即位之前由师傅辅导,二是在即位后由大臣辅佐。
  
  一般说来,历代皇帝都比较重视皇子教育。太子宫中设有专门的官职,而负责皇子读书的均是当代大儒。以清朝为例,亦可见一斑。清代对皇子的教育制度承袭明朝,明朝的太师、太傅、太保等官,专为太子而设,「掌以道德辅导太子」(《明史.职官志》)。清代的皇子从六岁起便在上书房读书,「选翰林官,分侍讲读,日有课程,特命大臣为总师傅,以综领其事。」(《皇朝掌故汇编.官制》)「定制,卯入申出,攻五经、史、汉、策问、诗赋之学。」「日课诗赋,虽穷寒盛暑不辍。」「故列圣学问渊博,固皆天纵,亦一时师保训迪力也。」(《啸亭续录.上书房》)。
  
  皇帝虽说是至尊,但大臣们对皇帝的决策或失德均有义务进行谏诤。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碍皇帝的权威,其实不然,因为谏诤可以避免皇帝的过失,对国事及皇权乃是最不可少的维护。劝谏制度有时确实令皇帝难堪,例如汉成帝时的槐里令朱云,在诛杀奸臣的问题上与皇帝发生争议,朱云的劝谏惹怒了汉成帝,命武士把朱云拉下殿斩首。朱云拼死力用双手抓住殿上的栏杆不放,口中仍不住地谏诤,结果把栏杆都扯断了。此举震动了皇帝,不仅没有杀他,而且还下令不要修复栏杆,以此表彰敢于犯颜直谏的朱云,并倡导众臣向朱云学习。再如,唐太宗的大臣魏征,屡屡犯颜直谏,唐太宗盛怒之下,数次要杀他,但终为他的正直忠贞所动,不仅未杀他,还宠信有加,在魏征病死之后,感慨道自己从此失去了一面镜子。类此劝谏匡辅皇帝的直臣事迹历代多有,无论是因触龙鳞而死或直谏而擢升,都被视为忠臣义士,为封建伦常所推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谏诤既可匡正皇帝的一时失误,又可起到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因此,谏诤成为封建王朝一项不成文法,深受君、臣、民的重视。
  
  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其社会职能自然是多方面的,人们常用「日理万机」来形容。其实概括起来,则主要有两项,一为祭神,二为治人。祭神是天子的义务,治人则是君主的权力。祭神也包括祭祖先,因此可以称作「敬天法祖」,含有神祕性;治人则是统驭臣民,尤侧重在驭臣,通过臣去统民,带着强烈的现实性。
  
  如果按人的社会职能划分,在封建社会,人可分为君、臣、民三种类型。君只有一个,臣有一定数量,而民则是多多益善了。君是统治者,民是劳动者,臣既是君之意志的执行者,又是民情的上达者,属统治者范畴。君臣民构成了君民、君臣、臣民三对矛盾。君臣矛盾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个别情况下也可以变为对抗;君民、臣民这两对矛盾属于阶级矛盾,其本质是对抗性的。在君民、君臣的矛盾中,君总是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在评论皇帝时,总离不开对君民、君臣矛盾的分析。
  
  古往今来,对皇帝均有评论。而在评论的过程中,又主要针对皇帝的政治行为及人格。在判定皇帝的政治行为时,历史上的用语很多,诸如有道、无道,英明、昏聩……都着眼于君对民、对臣的态度。而在判定皇帝的人格时,则简单得多,只重仁、暴,勤俭、荒淫,仅着眼皇帝以礼自律的情况。古代中国,颂扬有文治武功的皇帝、勤政爱民的皇帝、纳谏如流的皇帝;抨击残暴的皇帝、昏庸的皇帝、荒淫的皇帝。
  
  在现代,以辩证唯物主义来评论皇帝,则着眼于他的政策与行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及社会进步。在辩证唯物主义史学家看来,那种以英明、昏聩,仁义、残暴,勤俭、荒淫来作为衡量皇帝的尺,实在是失之过分的简单化了。因为,这种类型区分能否概括得了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姑且不论。仅以英明、仁义、勤俭与昏聩、残暴、荒淫两大类或六种,也不是依据明确、界限清楚的。这些概念,往往是交叉的。比如,秦始皇是暴君,也是明君,更是勤而不俭之君;唐太宗是明君,但不能算作仁君,而说他淫乱也不算过分;明成祖朱棣自然不是仁君,但绝不昏聩;康熙皇帝可谓英明,仁义,但也有煳涂、残忍的一面。更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皇帝在其早年与晚年又判若二人。所以,不能对皇帝进行机械的区分。
  
  那么,今天如何才能避免对皇帝评论的简单化倾向呢?首先,研究者必须克服长期形成的左派观念影响。既要承认历史不是皇帝的家谱,也要充分认识皇帝在历史上的作用。要敢于正视祸国殃民的皇帝确实有,但是富国强兵的皇帝也同样存在。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但不能据此便把皇帝一律视作罪恶的渊薮。要想肃清左的影响,归根结底还是人,人都会说而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那四个字:实事求是。如果不能真正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对皇帝的评论就不能深刻,更不能正确。
  
  其次,还必须注意研究方法。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脱离历史背景。长期泛滥的贴标签式的方法必须废止。具体分析,决不是单一分析,相反,应是综合分析,诸如阶级分析、人格分析、角色分析、心理分析……都是不可或缺的,切忌单打一。
  
  最后,必须避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结论。不能以静止、孤立、不变的好、坏二字对皇帝进行盖棺论定,而是要透过皇帝的社会地位看其历史作用,也就是说,对皇帝的政治行为、性格特征都要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来。
  
  近年来,对皇帝的研究大有形成热潮之势,有关皇帝的传记出了一些。虽然对简单化的研究有所突破,但仍感不足。主要表现是对皇帝的政治行为谈论的多,而对皇帝的性格特征分析的少;对皇帝的历史作用谈论的多,对皇帝的社会角色分析的少;对皇帝的社会活动谈论的多,对皇帝的心理分析的少;对皇帝作为具体的历史人物研究的多,而对皇帝作为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普遍存在的政治制度研究的少。如果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来研究皇帝,当会弥补对皇帝问题研究的不足,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
  
  研究皇帝,还不应忽略皇位的变迁。从西元前二世纪的秦始皇到西元二十世纪初期的溥仪,中国共出现了二百九十九个皇帝,如果加上袁世凯,则整整三百个。这些人是如何登上皇位的呢?
  
  概括起来,有三种情况。第一,靠武装斗争统一天下,自封为皇帝。如秦始皇、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唐高祖李渊、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及清世祖福临等开国之君都属此类。第二,靠继承父兄之业而自然成为皇帝。如汉惠帝刘盈、汉武帝刘彻、汉明帝刘庄、晋惠帝司马衷、唐高宗李治、宋钦宗赵桓、明毅宗朱由检、清圣祖玄烨等。第三,靠发动政变篡夺来的皇帝。如西汉末的王莽、南北朝的刘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宋太祖赵匡胤、明成祖朱棣等等。
  
  第一种情况,新皇帝上台往往借用农民起义的力量,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这些开国之君一般多有建树,大有作为,起到了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作用,使残破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有利于社会前进。第二种情况,新皇帝多是嫡长子,或兄终弟及,或为族人继统,但基本上通过合法的形式,获得朝臣们的认同。第三种情况,则较为复杂了。新皇帝获得帝位的手段基本上不是光明正大的,伴有阴谋诡计。他们或杀死在位之君,或搞掉应当继位之人,取而代之。
  
  长期以来,对于君权的转移问题研究得很不够,而对于篡夺君权的问题研究得更不深。君权的转移实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围绕财产与权力再分配斗争的一种表现。不研究或少研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就不可能全面深透地理会社会矛盾。
  
  无论为了全面理解社会矛盾,或为了深刻认识阶级矛盾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研究篡夺君权问题都是必要的。鉴于广大读者的实际情况,写一本有关的通俗读物尤为必要。
  
  本书通过再现历史上篡夺君权的事例,展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侧面。于再现与展示的过程中,力求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历史的发展规律。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描写均有历史依据,而没有虚妄之辞。对人物与事件的评议,则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
  
  篡夺君权是以阴谋手段达到非常目的的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仅从靠篡位上台的皇帝来看,也足以证明那种简单地把皇帝划分好、坏两类的偏颇,因为通过篡权登极的人并不都是坏人,而被篡夺帝位的人也并不都是好人。例如:隋文帝杨坚决不是坏皇帝,尽管他是靠篡位上台的;汉平帝的帝位被篡夺,可是他却不是个有作为的好皇帝。隋炀帝既是个篡位者又是个被篡位者,他虽有一定作为,却不是好人。因此,对于篡夺君权的人,就不能视为个人的罪孽,不能以手段的不正当来否定政治上可能有的进步性。而应重在探讨是何种力量与思潮把这种篡位的人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使他成为时代宠儿。要看这种人当了皇帝后,对社会、对历史发挥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
  
  当然,限于作者的水准,能否实现上述愿望,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有赖于读者的批评。
  

图书试读

刘邦铲除异姓诸王
 
刘邦平定天下以后,为了稳定局势,确保自己的统治,便大封功臣,以一些财产、部分权力来安抚那些跟随自己出生入死打天下的人们。曾几何时,「功高震主」犹如恶梦一般缠绕着他,令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当年,自己那些手下为自己争天下,大效犬马之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如今,倖存者被自己封为王爵,坐镇一方。有谁能保证这些与自己一样的「无赖」们不会对自己捣蛋,又有谁能料定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在自己死后不起来争夺皇帝的宝座?
 
「怎么办?自己应该怎么办?」深深地困扰着当上西汉皇帝的刘邦。终于,他从「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古训中受到了大大的启示。
 
刘邦把他的「三尺剑」指向了他亲封的那些手足般的异姓诸王。
 
首当其冲的是功劳最大的齐王韩信。
 
韩信是个奇才。刘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大半是韩信的功劳。韩信为刘邦制定了建功立业的大计,平定三秦,擒魏王豹,夺取代国,征服赵国,吞併燕国、齐国,最后垓下一战灭了楚国。刘邦对韩信则是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言听计从,情过兄弟。两人之间裂痕的产生,是在汉高祖四年(前二○三年),韩信率军灭掉齐国之后。韩信俘虏了齐王田广以后,派人给远在荥阳,正与楚军苦战的刘邦送去一封信。韩信在信中说,齐国一向诡诈多变,是个有名的反复无常的国家。如今虽然已被攻下,但局势不容乐观。其南部边界与楚国为邻,请求批准自己为代理齐王,坐镇这里,否则难以安定齐国。从当时的全局看,韩信的这个主张没有错误,如果说有点问题,就是韩信要求权位之心太急了一点,尽管如此,韩信也还是留有余地的,他只要求当个代理齐王。
 
刘邦接到这封信时,正与张良、陈平研究如何突破楚军的包围,军情很急,心情更急。刘邦一见韩信要当代理齐王,不由得把桌子一拍,怒沖沖地骂道:「老子被围困在这里,日夜盼望你小子来解围,你小子却要当什么代理齐王!」
 
张良、陈平不约而同地踢了踢刘邦的脚尖,示意他不要再当着送信人的面说什么了。刘邦立即止住了话头,瞅了二人一眼。张良、陈平凑到刘邦的耳边说:「目前我们陷入包围,情况很不利,难道还有法子约束韩信吗?不如送个顺水人情,让他当齐王,使他全心全意守住齐国,否则,他要叛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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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皇朝风云实录:血溅龙袍》这个书名,着实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了期待。它不像很多历史书那样枯燥乏味,而是直接点明了核心的冲突点——“血溅龙袍”,这瞬间就勾勒出了一个充满权力斗争、阴谋诡计和血腥厮杀的画面。我一直认为,历史最迷人的地方,不在于那些冰冷的年代和事件,而在于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人物,他们的野心、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爱恨情仇。我希望能在这本书里,看到那些叱咤风云的帝王,他们如何在风雨飘摇的朝代中稳固统治,又如何在权力的漩涡中走向毁灭。也希望看到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的文臣武将,他们的忠诚与背叛,他们的智慧与愚昧,是如何共同谱写了那一段段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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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拿到这本《历代皇朝风云实录:血溅龙袍》,就被它沉甸甸的质感和古朴的封面设计吸引住了。我一直对历史题材的作品情有独钟,尤其喜欢那些能深入剖析王朝兴衰背后的人物命运和时代洪流的书籍。这本书的名字就带着一种史诗般的悲壮感,仿佛预示着其中充满了权力斗争的残酷、英雄人物的挣扎以及王朝更迭的血泪。从书名推测,它应该不会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史实罗列,而是会着重于描绘那些影响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以及身处其中的帝王将相们是如何被命运裹挟,又如何试图扭转乾坤的。我期待着能够在这本书中看到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故事,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风云变幻,并从中获得对人性、权力和历史的更深刻理解。希望它能像一本陈年的老酒,入口醇厚,回味悠长,让我沉醉其中,仿佛穿越时空,亲历那些波澜壮阔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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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那些王朝的更迭和权力中心的斗争有着浓厚的兴趣。当看到《历代皇朝风云实录:血溅龙袍》这本书名时,我立刻被它所吸引。名字本身就充满了张力,仿佛能让人嗅到历史的硝烟味和宫廷的血腥味。“血溅龙袍”这几个字,更是点燃了我对书中内容的好奇心,它预示着书中必定不乏惊心动魄的事件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能深入剖析每一个朝代的兴衰原因,探讨那些影响历史走向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决策、他们的欲望,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如果能从书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并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那将是这次阅读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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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一开始被《历代皇朝风云实录:血溅龙袍》这个书名震慑到了,总觉得“血溅龙袍”四个字就充满了戏剧性和冲击力。这让我联想到那些历史书上常常提到的宫廷政变、权力斗争,甚至是血腥的夺位战争。这类题材的书,最怕的就是流于表面,只是简单地讲述谁是谁的儿子,谁又杀了谁。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作者能够挖掘出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分析那些人物行为的动机,以及那些看似偶然的事件是如何一步步将整个王朝推向风口浪尖的。如果这本书能做到这一点,深入剖析那些在权力巅峰上的人物,他们内心的挣扎、欲望以及最终的宿命,那将是一部非常引人入胜的作品。我期待它能展现出历史的厚重感,以及那些在历史洪流中,个体命运的渺小与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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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历代皇朝风云实录:血溅龙袍》,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本书的标题大气磅礴,带着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我一直对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很感兴趣,特别是那些能够将零散的历史片段串联起来,形成一条清晰的脉络,展现出整个时代变迁的书籍。从书名来看,它似乎聚焦于中国古代皇朝的兴衰史,而且“血溅龙袍”更是点出了其中不乏残酷的权力斗争和王朝的动荡。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超越简单的历史事件记录,而是深入挖掘那些导致王朝更替的根本原因,比如政治体制的弊端、社会矛盾的激化、经济基础的动摇等等。同时,我也期待作者能够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让我们看到那些帝王将相们是如何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的选择如何影响了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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