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世消磨:日治时期香港人的休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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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岁月中,香港市民生活在吞声忍语的环境下,只能靠个人的意志、家庭的支持,以及朋辈的关怀苟为度日。探讨日治时期的休闲生活,除了能呈现出处于「无常」的困境,市民如何「如常」地生活,又如何借助「休闲」活动来排遣心中的愁闷和哀痛外,也能从侧面道出日治政府为了营造出歌舞昇平的假象,如何透过不同形式的活动,使人错觉香港市面运作如常。

  本书透过历史档案、日治时期的报刊、口述历史访问,以及自传笔记等历史文献及其他有关资料,深入考察日治时期香港的体育活动、饮食文化、情色事业、文化活动及相关法规。人间光影,记忆刻痕,也许上述种种,能将沦陷时期的真像更立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为香港沦陷历史补白填空。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周家建


  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文学士、香港大学文科硕士、哲学硕士、哲学博士。现职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项目主任、拔萃男书院校史博物馆名誉顾问。曾任职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古物古蹟办事处、香港海事博物馆等机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香港沦陷史、加拿大华人史、香港足球运动发展史、香港历史建筑物等。主要着作包括《吞声忍语──日治时期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合着)、《建人‧建智──香港历史建筑解说》(合着)、《九龙城区风物志》(合着)、《濬洪净流──香港渠务今昔》(合着)等。

图书目录

刘润和序──浊世消磨
前言

第一章  日治时期香港人的休闲生活
沦陷前后香港人的生活面貌
居港日人的生活状况

第二章  体育活动
各式各样的球类活动
别具象征意义的赛马活动

第三章  社交活动
暂且忘忧的茶聚联谊
塘西变貌  风月犹存

第四章  文化活动
电影内外的政治意识
政治播音筒──广播
「如常」举办文娱活动
被收编和监控的报章杂志

第五章  日治时期消闲娱乐的法规
日治时期消闲娱乐的法规

结语
附录一 区域名称
附录二 主要街道名称
后记
参考文献

图书序言



浊世消磨


  日治时期的岁月是一个浊世,而浊世即风雨飘摇的乱世,一如继屈原之后的《楚辞》大家宋玉在《九辩》中说的「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的世代。本书名为《浊世消磨》,其中指意,显然是 「浊世」 催生了「消磨」现象之意,那么「消磨」一词又作何解说?

  「消磨」一般有三种说法,都与本书有关。首先是「琢磨」,即思考、探求、发掘、研究的意思,这方面的功夫由本书作者替我们完成了。由于其中涉及的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主题:日佔时期香港人的日常生活面貌,题材既少学者触及,应属开创之作,资料更是分散而难以掌握,是作者以极大的专注力,例如从整个日佔时期的《华侨日报》及《香岛日报》中把相关的材料逐日摘录而来,最后写成此书。因此作为读者,我们应该感谢作者所费的心力与耐性。

  「消磨」另一说法是消耗、磨灭、耗尽,特别是指个人的意志、精力方面而言。有人以为世上最大的折磨就是志气消磨净尽,沉沦不起,处于本书特定的时空之中,就正好有如此的一个典型例子:汪精卫。汪精卫年轻时满腔热血,为反清而不惜投身革命,晚年却志气消磨殆尽,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名最典型的卖国汉奸。

  若以任何人出卖国家主权就是卖国汉奸作标准而论,汪精卫当然是汉奸,因为他以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与日本签定《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承认了满洲国的独立。满洲国位于中国的东北三省,自1368 年明朝建国以后,就是中国的领土,因此任何承认东三省独立,即等于出卖了国家的主权与利益;就算不谈条约内其他出卖国家主权的细则,单以此点就足够证实汪精卫的汉奸身份。

  中日开战之后,两国曾举行过多次秘密和谈,奔走其间的就有高宗武、陶希圣二人,最后当知道和谈结果将与卖国无异时,两人双双逃离汪精卫集团。根据代表日方谈判的犬养健的回忆,高宗武曾说过,他个人受甚么屈辱也可以,但不能实际沦为汉奸。陶希圣是胡适的学生,在写给老师的信中也透露了同样的心声。

  当时汪精卫提出「和平、反共、建国」的政治纲领,主张推动停止抗日的「和平运动」,与日本共存共荣,并为了配合宣传「和平运动」制造舆论,更组织了「和平文艺」,又称「和平文学」或「和平建国文艺」阵营,而这个运动在香港的宣传中心就是《南华日报》。从《南华日报》刊登的文字而观,「和平文艺」阵营中的主要作者包括娜马、陈槟兵、李志文、李汉人、萧明及罗玄圃等人。既是同路人,他们所走的消磨志气道路,当然与汪精卫的无异,稍有不同的,或许只是程度深浅之不同,大概尚未至一沉到底而已。

  战前不少文艺工作者都反对亲日主张的「和平文艺」论,戴望舒、叶灵凤就是其中两个例子,但于日治时期,为了苟存性命于浊世,及为了生活,也难免走上同一消磨志气的汉奸路途上。话虽如此,由于叶灵凤始终没有片言只字交代过这段岁月的经历,我们怀着对他至深的同情与敬意,才说了上面「为了苟存性命于浊世,及为了生活」的结论,其实单看一些他当时刊于《大众周报》的社论及小说评论如〈中国人之心〉、〈骑虎果难下乎〉、〈圣战礼赞〉等等篇章(参看卢玮銮、郑树森主编,熊志琴编校:《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页44–46、页50–52、页74–75),其中的汉奸嘴脸实在难看,而他所负的汉奸污名,最多只能算是一件悬案,尚未能彻底清洗干净。

  戴望舒为此反写了一篇〈我的辩白〉,当中有几句话说:「也许我没有牺牲了生命来做一个例范是我的一个弱点,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别是生活下去看到敌人的灭亡的时候。」(参看卢玮銮、郑树森主编,熊志琴编校:《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页604)在如此绝境之下,我们原谅戴望舒就变得是人之常情,理应如此了。

  最后,「消磨」还有一种说法,即消遣、打发时光的意思,正是本书主题的核心所在。一如本书开宗明义所说,人总要生活,不论处于盛世或是浊世,都是如此。书中以不同角度如体育、社交及文化,包括种种球类、赛马、情色、茶聚、联谊、广播、电影、报章印行等等活动,来说明香港日治时期的生活面貌,当然这些活动都是由日治政府严密操控安排的。

  上述的不同活动是安排了,但是否一般民众都能享受,却是另一回事。原因很简单,物贵有价,不是人人都负担得起。单以上茶楼品尝「一盅两件」为例,由于食材短缺,价格飞涨,每碟三毫,非富贵人家是无法负担得来的。因此,为了以小博大,寻找快钱,当时吹起了一片极为炽热的赌博之风。

  如何炽热,由书中所引一首黄棣华关于日治时期赌博的竹枝词可见。竹枝词以吟咏风土为主要特色,与地域文化关系密切,描绘的是世态民情,洋溢着一定的乡土气息。由此可见,黄棣华这首竹枝词是完全写实的:「赌局开场已数天,辉煌匾额挂门前。人来人往无休息,如蝶穿花蚁附羶。……人人妄想发横财。……正午开场子夜休,不分性别立台头。……生计艰难未易寻,为谋衣食起贪心。倾家典当匆匆去,希冀赢钱入赌林。」

  赌博心理其实包含了很多复杂的因素,投入者希望以少博大是其一,赢钱快速是其二,兴奋忘忧是其三,逃避生活压力是其四,等等,等等。日治时期这片炽热赌风正正包含了上述的种种因素。当时既是浊世,即处处充满死亡威胁、无奈、挣扎求存之忧,种种郁结难舒、不知如何消解却又不能不解之情,正好道尽了浊世消磨的底蕴。

刘润和
2015年6月于九龙湾

图书试读

前言

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在半岛酒店签署降书,标志着英军战败,英国统治香港亦告一段落。三天后,日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颁佈了〈波集作命甲第二二五号〉,并于翌日午后成立军政厅,取代「军战斗司令所」,香港正式进入日本统治的艰苦岁月。

「日治时期香港」是一个特别课题,历史学者曾在这「三年零八个月」的时空内进行不同范畴的研究。西方学者普遍专注在香港保卫战的部署和成败、战俘营的生活,以及敌后工作等课题。日本学者则研究日本的殖民统治模式和金融政策。中文着作方面,基本可分成以下数个范畴,研究成果非常充实:

18天的「香港保卫战」:高添强的《香港战地指南:1941》;邱逸、叶德平、刘嘉雯着《围城苦战——保卫香港十八天》;邝智文、蔡耀伦着《孤独前哨——太平洋战争中的香港战役》和刘蕴逊的《烽火十八日》。

沦陷时期生活记录和自传:萨空了的《香港沦陷日记》;陈君葆着,谢荣滚主编《陈君葆日记》;不平山人着《香港沦陷回忆录》;陈润培的《香港沦陷亲历记》;唐海的《十八天的战争:香港沦陷记》;郑瑞梅的《香港脱险记》和罗翼群的〈港变日记〉。

日佔时期的香港:关礼雄的《日佔时期的香港》;叶德伟等编着《香港沦陷史》;刘智鹏、周家建的《吞声忍语——日治时期香港人的集体回忆》;高添强、唐卓敏编着《香港日佔时期,1941年12月-1945年8月》;陈智衡的《太阳旗下的十架——香港日治时期基督教会史(1941-1945)》和张慧真、孔强生的《从十一万到三千——沦陷时期香港教育口述历史》。

敌后工作:陈瑞璋的《东江纵队——抗战前后的香港游击队》;徐月清编《活跃在香江——港九大队西贡地区抗日实录》、《战斗在香江》;香港里斯本丸协会编《战地军魂——香港英军服务团绝密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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