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全球化运动就是这么吓大的 胡晴舫 娜欧蜜.克莱恩是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明星。
反全球化知名品牌 如此定位她,是为了指出全球化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其实是一对背靠背成长的孪生子。一九九九年冬季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开会,大批反全球化运动群众聚集抗议,发生严重警民冲突,却非正式开启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序幕。之后,全球化运动即被浓缩为几个国际机构的代号,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经济论坛、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由G 8八国峰会扩充而成的G 20二十国峰会。每当这些代表了全球化符号的机构聚集开会,就会看见反全球化的民众从全球各地飞来,以另一种全球化运作的组织方式,对抗主流全球化运动。
隔年一月,与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的同一个冬季,住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克莱恩出版《No Logo》,这本书很快地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基本教科书之一。透过全球化有效率的商业行销结构,她的着作被翻译成二十七国语文,摆在各国机场以及世界各大连锁书店明显位置贩售,这位反对品牌市场学并因此尽心写了一整本书去揭发该系统之邪恶的作者,倾刻,成了一个反全球化的世界知名品牌。日后,写了《新世界蓝图》一书以论述全球化经济重要性的金融时报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夫评论,「娜欧蜜.克莱恩是名人」,虽然语气很酸,却一语精准道出克莱恩在反全球化运动里几近教母地位的超人气。
然而,多年来,反全球化论述如同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左派理论,面对全球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与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与个体自由,虽然力陈自由经济体制诸多缺失,自身却无法举出一套崭新的经济理论,将之完全取代,使得反全球化论述始终只能跟着全球化论述的步伐走,零零碎碎地在后追打。这解释了为何克莱恩的《震撼主义》一出版,随即获得全世界反全球化运动者的热烈欢迎。
在《震撼主义》这本书里,克莱恩想要做的已经不仅是解构资本主义的体制,借此指陈全球化运动的弊端,而是完全站到自由经济的对立面,重新阐述过去五十年的世界经济史。
五十年世界经济史 对克莱恩来说,自由经济在二十世纪末期得到蓬勃发展,进而完熟为今日我们所认识的全球化运动,并不是因为法兰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冷战时期共产实验失败,大多数社会决定全面拥抱市场自由;而是因为她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这种专以剥削人类灾难的独门推销术。
以五○年代恶名昭彰的电休克疗法开场,克莱恩指出,当一个社会发生政变、天灾或战争,产生文明演进的断裂,人们过度惊吓,茫然失措,宛如病患心智遭受强烈电击,感官失灵,出现生命暂停状态,此时,自由经济却另类看待灾难有如天赐良机,因为灾难摧毁了既有体制与老旧建设,留给他们一张代表全新市场的白纸,任其恣意涂抹,「就像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的,『可以写下最新和最美的字句』。」如同七○年代的智利、种族籓离撤除之后的南非、共产体制解体之后的俄国与东欧、金融风暴之后的亚洲,乃至发生自然天灾的地区,卡崔娜飓风之后的美国纽奥良、南亚海啸之后的斯里兰卡,人民以往信奉的价值体系受到人为或天然的破坏,社会退回孩童化,野心勃勃的政客与他们请来的自由经济学家于是见猎心喜,视废墟为刺激的市场空窗,正好让他们长驱直入,「利用集体创伤的机会,进行激进的社会与经济改革」,实现「三位一体的政策目标──剷除公共领域,完全解放企业和削减社会支出」。而过于惊恐的人们因为无助,因为害怕,将无力反抗这些自由经济的极端改革,只能眼睁睁看着生米煮成熟饭。
「只有在这种可怕的时刻,当我们心理上无所依靠时,这些敢于大冒险的艺术家,便开始他们重造世界的工作。」「他们」,那些自称经济医生、帮助政客对本国经济进行「震撼治疗」的人,对克莱恩来说有张明确的脸孔,那就是二○○六年以九十四岁高龄过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傅利曼与以他为首是瞻的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在一些国家转型或受苦之际,这些「芝加哥男孩们」往往适时出现,挟带美国政府与西方资本社会的金援,拿自由经济作解药,并保证一时阵痛将会换来长期的繁荣。
听取一个警世声音 在她眼中,这些解药不但苦口,不是良药,根本就是毒药,因为那是美国政府与芝加哥学派的自由经济阵营涂写世界版图的恶劣手段。克莱恩在此提出她对「芝加哥男孩们」最凌厉的攻击,她指控傅利曼这位老派自由经济学者梦想着一种纯粹的基本教义派资本主义 ,「这种意识形态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种大动乱来达成,因此是危险的意识形态。」
克莱恩认为,因为自由经济喜欢靠震撼治疗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为了取得这种社会空白,以顺利推动经济改革,政府甚至不惜发兵开战,英国柴契尔夫人当首相时发动福克兰群岛战争,小布希总统侵略伊拉克,对她来说都是为了自由经济需要一块白板重新开始。若出现反对声音,政府就採取残酷镇压,克莱恩举例,一九八九年邓小平把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智利总统皮诺契大规模捕杀国内左派分子,都是为了不择手段推动自由经济,因为傅利曼的经济模式在民主政治下实施不全,「极权政治」才是「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必要条件」。
可以想见自由经济分子对她这番几近全球阴谋论的历史观感到愤怒,斥之荒谬可笑,学院派对她简化经济原理而感到不安,替她捏把冷汗;反全球化分子与左派当然欢欣鼓舞,直称她指出了全球历史的底层真相。然而,依我个人阅读克莱恩的经验,从来不是为了期待她丢出一个大论述,而是听取一个警世的声音。我以为自十七世纪开始正式成形的全球化经济早已难以逆转,就连克莱恩本人其实都是栖身其中的受益分子,可以说没有全球化经济,就没有娜欧蜜.克莱恩这个人。但,面对一个以轰雷之姿隆隆运转的庞大机制,就算螳臂挡车,世人仍应时时反思,尽力修正,使之尽量完美,至少让此刻落在全球化漩涡之外的那群人将来也能纳入经济圈子内。
自由经济巨轮推动了整个时代的进步,也同时碾过了不少无辜牺牲者。在《震撼主义》,记者出身的克莱恩走访各地,第一手纪录了那些生活在自由经济巨轮阴影之下的众生图像,例如海啸之后的斯里兰卡渔民无法回到原先居住的海滩,只因政府以重整经济之名,锁定发展高级观光业,决定把最美沙滩外包给大型企业建造奢华旅馆,而忽略了真正需要照顾的弱者。这些提醒,是真实的,也是必要的。又如,她写到国家进行民营化,若缺乏了民主的监管,将使整个经济改革过程失焦,造成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m)现象,独厚特殊阶级,公共财富未经监督大规模转移到私人手中,不断扩大巨富与赤贫间的鸿沟,苏联解体后的俄国、现阶段的中国都处处可见她所描述的社会征兆。
就像夏日享受冷气机的人工清凉,不能忘记地球暖化正在瓦解我们所认知的物质环境,在追逐无边界的移动自由之余,也需要担负身为人类一分子的社群责任。生活在全球化年代里,进行这些社会思考,已经成为当代人不可缺少的公民要件。无须等到人类整体文明的下一个惊吓时刻。
掷出手上的石头:从《No Logo》到《震撼主义》 张铁志 一九九九年,当娜欧密.克莱恩完成《No Logo》,在西雅图街上,正发生一场攫取世人眼光的激烈暴动。这是二十世纪末最终的一场大型人民暴动,却是反全球化运动的第一场大抗争。自此,全球化的力量和反全球化的斗争构成了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政治主轴。在纷飞的瓦砾烟硝中,新世纪的扉页向我们开启。
反全球化的代言人 《No Logo》被视为预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成为一本超级畅销书 。作者说,当她一九九七年左右开始写书时,她以为她报导的是一个边缘性的抗议行动,没想到在书将完成的一九九九年,却目睹到一个波澜壮阔的反抗运动。而那还只是开始。
外表甜美的克莱恩逐渐成为左翼阵营的摇滚明星、青年偶像……不,她甚至是摇滚明星的偶像,如当前世上最重要乐队电台司令(Radiohead)就公开表示是她的粉丝。她比左翼大师杭士基(Noam Chomsky)更受欢迎,因为她更关注青年文化,且了解年轻人的语言。前年她出版《震撼主义》英文版,甚至找了曾拍摄《哈利波特》的知名导演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n)帮新书拍摄一部短片。(我也曾在纽约排过长队等着听她演讲。)
二○○一年,美国《时代》杂志宣称反全球化运动已经变成新世代的最重要议题,而这个议题的代言人就是克莱恩。二○○五年,由英国《展望》杂志(Prospect)和美国《外交政策》期刊
(Foreign Policy)合办的全球百大公共知识分子排行中,不到四十岁的她是第十一名,女性最高名次者。
转向政治经济批判 不过,在《No Logo》中,克莱恩虽然鼓吹人们用文化干扰 (cultural jamming),以及针对劳工权益和人权的抗争,去对抗企业宰制,然而她却几乎没有提供企业支配力量背后的政治经济分析。
直到二○○七年出版第三本书《震撼主义:灾难经济的兴起》,她终于把焦点从针对企业,转变到背后更大的政治经济结构。
克莱恩最早开始发展这个概念,是二○○四年她去报导战后的巴格达,发现美国占领军引进大量私人资本进入伊拉克。然后她看见二○○五年南亚海啸后的斯里兰卡海岸,大量的海边高级旅馆取代原来渔民的社区;再来是卡崔娜风灾摧毁了美国南方美丽城市纽奥良,而自由市场的神圣经济学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建议要趁机用私立学校取代公立学校。
一开始,克莱恩以为这种巨大利益和巨大灾难的结合是一种新的市场扩张方式,后来才发现这个形式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甚至,这种利用危机和灾难的模式是傅利曼主义一开始就遵循的,一九七○年初期智利的皮诺契政府是其最早的典范。然后,过去三十年,新自由主义「已经完善了这种策略:他们等待重大危机,把国家私有化,而当公民仍然在余震的惊吓中,他们就把这些『改革』制度化。」这就是所谓的震撼主义(The Shock Doctrine)。
一部震撼主义历史 这本书最大胆的论证在于克莱恩认为这个震撼有三个彼此相关的层次:人民先是被战争、恐怖攻击、政变和自然灾害所震撼。然后人民又被震撼一次:企业和政客利用第一次震撼造成的恐惧和困惑来推动震撼经济治疗。然后抵抗的这些人会经历第三次震撼:这一次是由警察、军人和监狱的侦讯者执行。
基本教义式的极端资本主义,或者说傅利曼鼓吹的那种市场至上资本主义,因为一般人民无法得利,很难获得公众支持,所以需要凭借恐怖和酷刑来推动;需要一场危机,一种强力的「震撼」,公众才会愿意给予统治者更多权力,来推动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例如天安门的血腥镇压让中国可以在九○年代大力推动市场改革;智利皮诺契将军的恐怖统治让傅利曼的激进市场改革得以进行;波兰和苏联在共党垮台后的不稳定让新政府可以推动震撼治疗。除了政治和经济的危机,还包括自然危机:卡崔娜风灾后的纽奥良,私人学校取代了公立学校;海啸后的斯里兰卡,盖起了大量度假旅馆。还有战争:二○○三年美国攻打后的伊拉克,各种私人资本大量进入,彻底「占领」伊拉克。
简言之,「最基本教义的资本主义永远需要灾难来推动」。
这本书依然保有克莱恩最大的长处:精采的报导、资料收集与说故事能力,所以本书读来真的让人对那些残暴、贪婪与黑暗感到「震惊」。但要将众多历史事件化约为一个共同理论—震撼主义—则显得过于牵强。例如,她把不同灾难(天灾或者人为政治镇压)视为同类已经不太适当,而要进一步以经济利益或傅利曼式的放任自由主义思想,来解释这些灾难的发生,更让人怀疑这是最粗糙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用经济利益解释一切,政治,或者政治人物对权力的追求都消失了。例如,她强调一九八九年中共镇压天安门学运不是为了挽救独裁政权,而是为了实践新自由主义。美国之所以要介入柯索沃不是为了阻止种族屠杀,而是为了资本主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国家一九九九年攻击贝尔格勒(Belgrade),为这个旧称南斯拉夫的国家创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条件—一个战争前就已设定的目标。」而俄罗斯的车臣战争不是要镇压分离主义,而是要保护叶尔辛的经济政策。而美国攻打伊拉克,纯粹是为了经济原因吗?基督教右派对布希政府的影响呢?或者新保守主义呢?克莱恩确实提到新保守主义, 但她对这个主义有若干误解,例如新保守主义并非是从九○年代才出现,也不是以傅利曼的自由经济理念为核心,更不要说,傅利曼从一开始就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并非同义词。
同时,当统治者为了强制实行市场制度而实行威权统治时,我们难以知道这是因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或是他们被财团利益绑架,或者如美国的例子,是政治菁英本身就掌握巨大商业利益(这是克莱恩清楚点出的)。企业的贪婪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两者固然相关,但在分析上必须区分。
永远的青年安那其 本书最大的创意,也是最大的问题是,她把三种震撼合併为一:对人体的电击等震撼、经济的震撼治疗和政治上的震撼(镇压、恐怖统治或战争)。正如政治理论名家荷姆斯(Stephen Homles)在《伦敦书评》杂志上所说,认为这三者有同样逻辑,并不太具有说服力。
另方面,如果这本书的目的仅是在于「挑战这个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细心呵护的声言—解除管制的资本主义胜利是从自由中诞生,放任的自由市场能与民主政治携手而行」,那么这是完全正确的。博兰尼(Karl Polanyi)考察十九世纪的市场发展就说过,资本主义的创造必须建立在组织性的暴力上,因为一般人不会接受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破坏。过去二十年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扩张,的确有很多是建立在独裁政权统治上。资本主义并非民主的好友。正如克莱恩对中国的生动比喻:「民主和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并未携手前进,他们站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路障的不同侧。」
不过,虽然她的理论过于简化,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指出,傅利曼和其他经济学者也都对现实世界过分简化,对预设完全资讯、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型深信不疑,而「由这些模型制定的政策比克莱恩的理论问题更大」。
从《No Logo》揭露企业的伪善与丑恶,到《震撼主义》穿透国家、资本与意识形态的邪恶同盟,克莱恩始终宛如是十年前在西雅图街头对着星巴克丢掷石头的青年安那其—她虽然不在现场,但犀利文字和石头一样,或更有破坏力。现在,她把这个石头掷向国家机器与政商利益共同体。
在《No Logo》,她所看到的美好未来是一群松散连结的行动者对抗大企业,是世界社会论坛对抗世界经济论坛;在《震撼主义》中,她则把焦点放在国家之内的人民力量,及具体的政经制度,例如过去十年拉丁美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如何对抗新自由主义,或者中国底层群众日益激烈的维权反抗。
克莱恩仍然在手中紧握着石头,而在路障这边的我们准备好了和她一起拿起石头,来争取「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个梦吗?
市场原教派有一只残暴的手 冯建三 「金融风暴」、「金融海啸」,二○○八年入夏以后,人人朗朗上口。但是,我们亲身目睹与经历的这些现象是一种自然而然、必定发生的「风暴或海啸」吗?显然不是,这是人祸。语言很重要,与其言必称风暴或海啸,不如採用郑村祺的建议,使之正名为金融「核爆」。
相同道理,《震撼主义:灾难经济的兴起》这本书所揭露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三十余年历史,也是名实不符。「新」与「自由」都是正面的、吸引人的字眼与概念,但《No Logo》作者娜欧蜜.克莱恩信而有征,让读者看到迥异的景象。
放火打劫的经济自由主义 首先,它完全不同于罗尔斯(John Rawls)强调公平正义之「政治自由主义」;其次,它是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曲解。斯密在《国富论》虽然戏谑提及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但这句话至少有九或十种意思,不一定是最小政府论。根据后人详细考察斯密的着作,发现他赞成或鼓吹政府干预的情况至少有三十五种,赫然包括借助管制以「取代市场来增进效率」、通过「租税来重分配所得」与「约束国际贸易」等等。这些构成公权力介入与规范的理由,足以让今日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派(market fundamentalism)、以为只有一种市场的人,大惊失色。
最后,它对语意的误用也同时是对民主的背叛。如同风暴海啸掩饰了人为的核爆,「自由」则掩饰了这样的自由其实根源于残暴不仁,根源于特定的一些偏执所故意制造的血腥。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与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是偏执的代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皮诺契(Pinochet)在美国总统尼克森及其中央情报局的外应下,发动军事政变以飞机轰炸智利总统府,推翻民选的阿叶德(Allende),随后再镇压与杀害成千上万的异端。对此,海耶克大言不惭地说:「我个人宁取自由主义的独裁,而不是民主政府却无自由主义色彩……军事政变后,在皮诺契年代的个人自由,远比前朝大得多了,我还真无法在智利找到任何一个人会不同意这个说法。」
二○○五年美国纽奥良淹大水后,高龄九十多的傅利曼撰文表示,他从「悲剧」中看到「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的机会」。若说这类思维与习惯是「趁火」打劫,还不是完全那么准确。本书谈及的许多案例(特别是伊拉克),更接近于「放火」打劫。经济新自由主义的信仰者磨刀霍霍、虎视眈眈而积极地等待灾难发生或设法催生灾难,以便与大权在握的政府大员及其代言的大资本,共同推进「自由市场」的扩大速度。
对强制自由的反抗 实情既然如此,作者以「灾难经济」作为本书的副题就很贴切。另外,克莱恩还有一大贡献。她清楚地表明,颠覆字义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起源于一九七九年的英国与一九八○年的美国。早从一九六○年代,它的偏执与宗教一般的热情就在发酵,到了一九七三年在智利「初试啼声」,其后才是英美与拉美国家。至一九八五年,通过美国的「广场协定」(Plaza Accord)之所谓华盛顿共识,英美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推向全球,次年起关税暨贸易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至一九九三年底暂告完成,象征「新」的声势上扬,简直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生活在枪口下的强制自由,很多人不免焦虑、愤怒、不解、无奈、无辜、低迷、气闷、无力、庆幸与侥倖。然而,这些反应并不穷尽人的动能,生命不停地找寻出口。人固然不能从心所欲,却秉持信念而行。总有人相信历史还没有终结、人类还有另一种未来、另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努力构思与行动、结社与串连,永不止息。
一九九四年,墨西哥原住民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日,起而反抗,「蒙面骑士」震惊世界。一九九五年「世界贸易组织」成军,其后进展无法平顺。一九九九年部长会议首次在美国本土举行,六万余社运者群集西雅图火爆抗争。其后,反自由贸易而追求公平贸易的力量日有所成,二○○一年从巴西开始的「世界社会论坛」水涨船高、年年举办而延续反抗声浪。世贸组织的部长会议在二○○八年无法达成协议而停摆,不见得较可喜的、以美国为首的双边协定蠢蠢欲动,但以区域为主的协作关系,从一九九二年低于五十项,至二○○八年超过了两百项。其中,受害最早也最深的拉丁美洲一九九八年起由查维兹(Chvez)领军,大唱反调。他在一九九九年祭出「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大旗,优先推动区域合作而有「玻利维亚另类美洲组织」反击自由贸易,「要让每个国家提供自己最擅长生产的东西,换取自己最需要的东西,不受全球行情左右」。至今年三月,委内瑞拉之外,巴西、乌拉圭、玻利维亚、智利、尼加拉瓜、厄瓜多尔、阿根廷、巴拉圭与萨尔瓦多等九个国家也都由左翼政权主政,再加上古巴五十年国际主义的示范,拉美的动向及其得失成败,世人不得不瞩目。
未卜先知的国际观察 两岸三地的动作虽小,倒不能说是缺席。二○○五年中国有八万七千起抗争事件,参与的工农人数超过四百万。「六四」二十年,北京出现「二○○九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香港则有十五万人薪火相传烛光晚会。台湾虽落后,但不乏有识之士对主流政党大加挞伐,今年六月六日至九日,更有成大台湾文学系、浩然基金会与全球和平妇女联会联合办理「反转思维:重新连结生态与经济的另类发展」研讨会及「另类全球化工作坊」。本地草根工作者数十人之外,海外同道来自古巴、巴西、墨西哥、西班牙、比利时、瑞士、澳洲、苏丹、印度、印尼、韩国、北京与香港等十三个地方,再为台湾进步的在地国际串连,留存轨迹。
克莱恩的笔胜于剑,文字生动、逻辑井然而论理有据。她饱览群书又行万里路,走访拉美亚非至中东许多国家。作者的调查鼓舞新闻人,也让学院工作者景仰,见贤思齐、有为者亦若是的心思冉冉浮现。全书具有历史纵深,也带领读者亲临现场,我们需要的国际观,就在这里。英文版二○○七年书出之日,适巧是这次金融核爆的引燃点,美国次级房贷败象已清楚展现;而中译本则刚好作为历史见证,「验收」作者的论述果然是未卜先知。
(二○○九年六月七日,纪念巧克力猴山—草楠大榕树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