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966.10.23.，节录）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下册的部分为1966~1968年文革时期刘少奇之史料汇编，以及1980年代中共中央为刘少奇进行平反的文件资料。透过本书所编撰与整理的第一手史料，包括刘少奇对各单位的批示与各种公开或半公开的「自我检讨」，读者将能够对文革时期毛泽东如何运用「无产阶级斗争」来打压政敌一事，有着更深入的理解。
本书特色
史料揭示真相，历史昭示真理！
文革史研究的里程碑，第一手文革史料。
首次全面、系统出版，还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原貌！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下册的部分为1966~1968年文革时期刘少奇之史料汇编，以及1980年代中共中央为刘少奇进行平反的文件资料。透过本书所编撰与整理的第一手史料，包括刘少奇对各单位的批示与各种公开或半公开的「自我检讨」，读者将能够对文革时期毛泽东如何运用「无产阶级斗争」来打压政敌一事，有着更深入的理解。
本书特色
史料揭示真相，历史昭示真理！
文革史研究的里程碑，第一手文革史料。
首次全面、系统出版，还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原貌！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约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
约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
图书目录
「文革」风云丛书‧总序
「文革」史料整理综述
体例说明
1936
刘少奇转发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的批示（1966.1.23.）
刘少奇就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的信（1966.2.23.）
刘少奇关于大庆矿区建设的宣传报导问题的讲话（1966.2.26.）
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1966.6.3.）
刘少奇对北师大一附中运动的部分指示（1966.6.18.）
刘少奇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语（1966.6.20.）
同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部分组员的谈话（1966.6.20）
刘少奇对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指示（1966.6.21.）
刘少奇六七月间对北师大一附中的指示（1966.6.21.）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6.27.）
刘少奇、邓小平就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问题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1966.6.30.）
刘少奇、邓小平同乌兰夫的谈话记录（1966.7.2.）
刘涛揭发的王光美与刘少奇的讲话（1966.7.3～7.28.）
刘少奇对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批示（1966.7.7.）
刘少奇听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指示（1966.7.11.）
刘少奇在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的指示（1966.7.13.）
刘少奇对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批示（1966.7.21.）
刘少奇在北京市革命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7.29.）
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辩论会上的讲话（1966.8.2.）
刘少奇对北京建工学院「八一团」代表的讲话（1966.8.3.）
刘少奇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的讲话（1966.8.4.）
刘少奇为北京市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写的检讨（摘录）（1966.9.10.）
刘少奇收到毛泽东9月14日信后给周恩来的信（1966.9.14.）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966.10.23.）
1967
刘少奇写给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1967.4.14.）
刘少奇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书面检查（1967.7.9.）
1968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1968.10.18；中发［68］155号
1980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1980年2月29日通过）
关于刘少奇同志案件复查的证件1980.02.29；中发［1980］25号（1980.03.19）附件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传达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的通知1980.03.19；中发［1980］25号
中央组织部转发贵州省委《关于平反纠正因刘少奇同志问题造成的
冤假错案，善始善终地落实好党的政策的通知》（1980.4.18.）
中纪委二办找汪东兴谈有关少奇专案问题的记录（节录）（1980.7.2.）（上午）
刘少奇研究文献
「文革」研究文献
后记
「文革」史料整理综述
体例说明
1936
刘少奇转发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的批示（1966.1.23.）
刘少奇就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的信（1966.2.23.）
刘少奇关于大庆矿区建设的宣传报导问题的讲话（1966.2.26.）
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1966.6.3.）
刘少奇对北师大一附中运动的部分指示（1966.6.18.）
刘少奇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语（1966.6.20.）
同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部分组员的谈话（1966.6.20）
刘少奇对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指示（1966.6.21.）
刘少奇六七月间对北师大一附中的指示（1966.6.21.）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6.27.）
刘少奇、邓小平就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问题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1966.6.30.）
刘少奇、邓小平同乌兰夫的谈话记录（1966.7.2.）
刘涛揭发的王光美与刘少奇的讲话（1966.7.3～7.28.）
刘少奇对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批示（1966.7.7.）
刘少奇听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指示（1966.7.11.）
刘少奇在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的指示（1966.7.13.）
刘少奇对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批示（1966.7.21.）
刘少奇在北京市革命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7.29.）
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辩论会上的讲话（1966.8.2.）
刘少奇对北京建工学院「八一团」代表的讲话（1966.8.3.）
刘少奇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的讲话（1966.8.4.）
刘少奇为北京市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写的检讨（摘录）（1966.9.10.）
刘少奇收到毛泽东9月14日信后给周恩来的信（1966.9.14.）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966.10.23.）
1967
刘少奇写给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1967.4.14.）
刘少奇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书面检查（1967.7.9.）
1968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1968.10.18；中发［68］155号
1980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1980年2月29日通过）
关于刘少奇同志案件复查的证件1980.02.29；中发［1980］25号（1980.03.19）附件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传达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的通知1980.03.19；中发［1980］25号
中央组织部转发贵州省委《关于平反纠正因刘少奇同志问题造成的
冤假错案，善始善终地落实好党的政策的通知》（1980.4.18.）
中纪委二办找汪东兴谈有关少奇专案问题的记录（节录）（1980.7.2.）（上午）
刘少奇研究文献
「文革」研究文献
后记
图书序言
「文革」风云丛书‧总序
优秀的历史学者都认为史料对于研究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史学即是史料学。」史料固然并非史学的全部，而史学的学科起点必须建立在史料勘查、辑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础之上。没有史料积累的历史学家，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历史学者沈志华介绍他的治学经验道：「浩瀚的史料，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窍门，第一，你得下工夫，谁也不比谁聪明到哪儿去，都差不多。……别的学问我不敢说，你说你搞哲学，你划着船转悠转悠，回去就能想出点东西来。搞历史的不行，搞历史不是想出来的，是看出来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么可能想出来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来，史实想不出来的，史实是看出来的。」从材料入手，强调实证，这是史学研究的铁律。沈志华进一步强调核实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说：「研究历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没有史料那就没办法了，至少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只要能看到的东西，我必定把它找来看，就是人家都写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学问不下这点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不但要高度重视史料，而且要做到广泛搜求、竭泽而渔；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亲见原始资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学「文革」史专家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谈治学体会时，也强调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绍了「文革」研究的心得与经验：「不管你准备去写哪个题目、深入什么课题，你脑子里肯定不是『一张白纸』，而是由无数早已接触到事实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观点和看法。为了对这些观点和看法进行核对总和改进，从而写一部不但对你自己能说明问题的，而且对你想像中的读者（中国的也好，外国的也好）较有意义的历史着作，你首先必须查阅汗牛充栋般的原始资料。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阅读大量材料的重要性。」他在研究过程中最喜欢使用的中国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资料中的「大事记」或「年谱」。他认为此类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学史家钱理群对枯燥史料的研究倾注了个人的生命体验，从中发现了一番别样的滋味。他说：「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创造者的生命）的一种寻找与启动，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体制与运作方式」，「无不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生命内容」。史料的确并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体验、问题意识以及所处时代的社会氛围决定他会唤醒哪些相关的史料。向公众开放史料，无异于复活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本丛书的编撰思路借鑑了谢冕编撰「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而他的思路则来自于《万历十五年》、《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启发，即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历史着作。根据这一启发他提出了丛书编写的三点原则：
一、「拼盘式」:即通过一个典型年代里的若干个「散点」来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和基本特征。比如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群、一种思潮、一个现象、一个刊物等等。这说明丛书不是传统的编年史式的文学史着作。二、「手风琴式」:写一个「点」，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就人论人，而是「伸缩自如」。「点」的来源及对后来的影响都可以涉及，强调重点年代，又不忽视与之相关的前后时期，从而使每部着作涉及的年代能够相互照应、联系。三、「大文学」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学作为叙述对象，但同时鼓励广泛涉猎其他艺术形式，如歌曲、广告、演出等等。
根据谢冕的上述宗旨，本丛书以「文革」历史风云作为对象，通过敏锐的问题意识，试图梳理重要的人物、观念、事件、运动、思潮等历史脉络；以深入的文献考证，详实的第一手资料编撰专题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丛书以人物为主的史料编撰，聚焦研究对象整体的生命历程，全面展现重要问题的来龙去脉，勾勒人物跌宕复杂的人生轨迹。这种编撰方式，可以称之为史料传记，或人物史传。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中的行动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研究历史，从根本意义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了解历史的一条主导进路。研究人的历史，首先需要掌握历史的载体，即史料。通过对史料的整理、辑佚、考据、爬梳，进一步确立理解历史的理论与方法，从而形成一种关于史料的阐释经验与学术传统。以「文革」人物个案为对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国当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构中国当代史料学的基础。
本丛书希望凸显五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文献性。希望达到奠基学术根基的目的，为「文革」研究建立扎实的史料基础。第二，知识性。通过编者按、编者注等诠释形式对一些史料解题，或者对细节进行补充说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在编撰体例中试图给读者一种讲故事的起承转合的感觉。第四，问题式。本丛书的选题或者每一本书中的专题设计聚焦于特定对象，例如普遍有争议的、有疑问的重要问题，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的人物、事件、运动、思潮或者制度。总之，这些选题都应该具有学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读本式。每一本书从选题、内容与体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设计，试图将该选题的相关问题与知识进行整体扫描，一网打尽。不仅提供原始资料，而且还有研究文献等，为读者了解该选题提供一个学术地图或者研究攻略。
本丛书的编撰方式所体现出的「史料学」，有待读者做出回答，敬祈社会各界专家、朋友多多指教。
优秀的历史学者都认为史料对于研究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史学即是史料学。」史料固然并非史学的全部，而史学的学科起点必须建立在史料勘查、辑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础之上。没有史料积累的历史学家，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历史学者沈志华介绍他的治学经验道：「浩瀚的史料，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窍门，第一，你得下工夫，谁也不比谁聪明到哪儿去，都差不多。……别的学问我不敢说，你说你搞哲学，你划着船转悠转悠，回去就能想出点东西来。搞历史的不行，搞历史不是想出来的，是看出来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么可能想出来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来，史实想不出来的，史实是看出来的。」从材料入手，强调实证，这是史学研究的铁律。沈志华进一步强调核实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说：「研究历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没有史料那就没办法了，至少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只要能看到的东西，我必定把它找来看，就是人家都写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学问不下这点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不但要高度重视史料，而且要做到广泛搜求、竭泽而渔；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亲见原始资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学「文革」史专家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谈治学体会时，也强调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绍了「文革」研究的心得与经验：「不管你准备去写哪个题目、深入什么课题，你脑子里肯定不是『一张白纸』，而是由无数早已接触到事实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观点和看法。为了对这些观点和看法进行核对总和改进，从而写一部不但对你自己能说明问题的，而且对你想像中的读者（中国的也好，外国的也好）较有意义的历史着作，你首先必须查阅汗牛充栋般的原始资料。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阅读大量材料的重要性。」他在研究过程中最喜欢使用的中国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资料中的「大事记」或「年谱」。他认为此类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学史家钱理群对枯燥史料的研究倾注了个人的生命体验，从中发现了一番别样的滋味。他说：「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创造者的生命）的一种寻找与启动，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体制与运作方式」，「无不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生命内容」。史料的确并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体验、问题意识以及所处时代的社会氛围决定他会唤醒哪些相关的史料。向公众开放史料，无异于复活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本丛书的编撰思路借鑑了谢冕编撰「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而他的思路则来自于《万历十五年》、《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启发，即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历史着作。根据这一启发他提出了丛书编写的三点原则：
一、「拼盘式」:即通过一个典型年代里的若干个「散点」来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和基本特征。比如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群、一种思潮、一个现象、一个刊物等等。这说明丛书不是传统的编年史式的文学史着作。二、「手风琴式」:写一个「点」，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就人论人，而是「伸缩自如」。「点」的来源及对后来的影响都可以涉及，强调重点年代，又不忽视与之相关的前后时期，从而使每部着作涉及的年代能够相互照应、联系。三、「大文学」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学作为叙述对象，但同时鼓励广泛涉猎其他艺术形式，如歌曲、广告、演出等等。
根据谢冕的上述宗旨，本丛书以「文革」历史风云作为对象，通过敏锐的问题意识，试图梳理重要的人物、观念、事件、运动、思潮等历史脉络；以深入的文献考证，详实的第一手资料编撰专题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丛书以人物为主的史料编撰，聚焦研究对象整体的生命历程，全面展现重要问题的来龙去脉，勾勒人物跌宕复杂的人生轨迹。这种编撰方式，可以称之为史料传记，或人物史传。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中的行动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研究历史，从根本意义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了解历史的一条主导进路。研究人的历史，首先需要掌握历史的载体，即史料。通过对史料的整理、辑佚、考据、爬梳，进一步确立理解历史的理论与方法，从而形成一种关于史料的阐释经验与学术传统。以「文革」人物个案为对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国当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构中国当代史料学的基础。
本丛书希望凸显五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文献性。希望达到奠基学术根基的目的，为「文革」研究建立扎实的史料基础。第二，知识性。通过编者按、编者注等诠释形式对一些史料解题，或者对细节进行补充说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在编撰体例中试图给读者一种讲故事的起承转合的感觉。第四，问题式。本丛书的选题或者每一本书中的专题设计聚焦于特定对象，例如普遍有争议的、有疑问的重要问题，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的人物、事件、运动、思潮或者制度。总之，这些选题都应该具有学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读本式。每一本书从选题、内容与体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设计，试图将该选题的相关问题与知识进行整体扫描，一网打尽。不仅提供原始资料，而且还有研究文献等，为读者了解该选题提供一个学术地图或者研究攻略。
本丛书的编撰方式所体现出的「史料学」，有待读者做出回答，敬祈社会各界专家、朋友多多指教。
图书试读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1980年2月29日通过）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採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撤销了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盗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採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8］152号和［68］155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採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撤销了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盗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採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8］152号和［68］155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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