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文革风暴降临时，他们首当其冲，坐在火山口上。
在视知识如粪土的极左时代，他们饱受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更有人死于学生之手……
本书讲述九位大学校长的文革遭遇，包括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无钖轻工学院院长陈德钧。除李达、马思聪二位为知识家，其他七位都是革命家。受极左思潮的冲击，大学校长的角色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既作为中共的教育工作领导者，在学校中必须落实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又要扮演知识守护者的角色，从事培养专业人才的工作。政治与知识的冲突，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细节的反映。本书带领读者从矛盾冲突的漩涡中心，了解知识份子处于文革重灾区，那多舛命运、身不逢时的灵魂挣扎。
本书特色
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界和知识界带来怎么样的影响？这些政治与知识的冲突，现在是否仍然存在？
本书带领读者从教育者和知识份子的角度，全面性的了解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影响。
在视知识如粪土的极左时代，他们饱受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更有人死于学生之手……
本书讲述九位大学校长的文革遭遇，包括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无钖轻工学院院长陈德钧。除李达、马思聪二位为知识家，其他七位都是革命家。受极左思潮的冲击，大学校长的角色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既作为中共的教育工作领导者，在学校中必须落实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又要扮演知识守护者的角色，从事培养专业人才的工作。政治与知识的冲突，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细节的反映。本书带领读者从矛盾冲突的漩涡中心，了解知识份子处于文革重灾区，那多舛命运、身不逢时的灵魂挣扎。
本书特色
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界和知识界带来怎么样的影响？这些政治与知识的冲突，现在是否仍然存在？
本书带领读者从教育者和知识份子的角度，全面性的了解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影响。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汪春劼
历史硕士。曾任教于西北大学、山东大学，现为江南大学教授。出版的专着有《地方治理变迁——基于20世纪无钖的分析》、《校长风度》、《文革风暴中的九位大学校长》。
汪春劼
历史硕士。曾任教于西北大学、山东大学，现为江南大学教授。出版的专着有《地方治理变迁——基于20世纪无钖的分析》、《校长风度》、《文革风暴中的九位大学校长》。
图书目录
推荐序：碾为春泥的芬芳／王海光
引言
「全民声讨」的北京大学校长―陆平
政治挂帅时代的清华校长―蒋南翔
为文革祭旗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
被贬出京城的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
未能善终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死于学生之手的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
离「家」出走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
狂风大浪中捍卫良知的校长―贺绿汀
两落两起的无钖轻工学院院长―陈德钧
后记／汪春劼
引言
「全民声讨」的北京大学校长―陆平
政治挂帅时代的清华校长―蒋南翔
为文革祭旗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
被贬出京城的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
未能善终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死于学生之手的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
离「家」出走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
狂风大浪中捍卫良知的校长―贺绿汀
两落两起的无钖轻工学院院长―陈德钧
后记／汪春劼
图书序言
引言
【一】
他们绝对「官」不逢时，作为大学校长，文革风暴降临时，他们首当其冲，坐在火山口上。
由是他们中间多数都饱受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幸运者熬过了漫漫长夜，看到了邪不压正；不幸者则为黑暗彻底吞噬，未能等到正义必胜的那一刻。他们的经历是一个民族灾难的缩影。
灾难也是财富，但要变成财富，必须对灾难有全面的记载与认真的梳理。可遗憾的是，截今为止，笔者既未能见到他们这批当事人系统的文革回忆，也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他们这段人生历程的深入描述。
白云苍狗。距文革的爆发已半个世纪。当年的高校掌门人绝大多数都去见了马克思，剩下不多的也在耄耋之年，精力不济。依靠当事人去重建记忆已完全不可行。
笔者不自量力，期图穿越到历史现场，描绘出一批大学校长在风暴中的多舛命运灵魂挣扎。
【二】
高等学府是文化大革命的摇篮，文革动乱起源于象牙之塔与知识圣殿，天之骄子是文革的急先锋。作为一校之长，当文革初起时，他们表现各异：束手就擒不作为者有之、顶风作案镇压造反者有之、丢车保帅见风使舵者有之……；他们面对的大气候虽相同，但小环境却不一样，同为高等学府的掌舵者，结局大相径庭：有的「小烤」即软着陆、有的「大烤」吃尽苦头、有的「勐烤」命送西天……；即使撒手黄泉，施害者也有差别：地方决策者起主要作用的、造反学生负更大责任的、地方决策者与造反学生合力打造的……。仅从文革大学校长迥异的人生境遇就足见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这五光十色的历史在不少作品中多的是脸谱化、程式化的描写，有些人物成为罪恶的符号，而另一些人物则成为正义的化身，结果真相被人为地扭曲，以讹传讹之作流行于网络与平面媒体。
复旦大学吴中杰教授曾感叹：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些当年自己被打入牛棚，吃到许多苦头的人，却在各种场合慷慨发言，把这场恐怖风暴的责任，加到不该为它负责的人群身上。因为此时，原党委的领导人都已复出，重新掌权矣。这真是文人的悲哀，悲哀的文人呀！
出于各种各样的因素，真实的文革在萤屏、网络、报刊上难得一见。修复历史的记忆、打捞历史的真相困难重重，它需要史德、史才、史识，需要大智慧才能穿透文字的迷雾，重建消失的现场，挖掘出表像背后的深层密码，而这些笔者并不具备。
【三】
文革爆发时，中国内地有大学四百三十四所，其中重点大学六十八所。拙着只写了九位大学校长，他们是北京大学的陆平、清华大学的蒋南翔、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兰州大学的江隆基、武汉大学的李达、西安交通大学的彭康、中央音乐学院的马思聪、上海音乐学院的贺绿汀、无钖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的陈德钧。这九人在文革中都挨批挨打，其结局有差异。江隆基悬樑自尽，李达与彭康被迫害致死，马思聪「叛逃国外」，其他的五位校长度尽劫波东山再起。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极左思潮主宰中国也经历了思想改造、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诸多环节。拙着在重点描述大学校长文革境遇个案的同时，也把镜头拉长，展示他们在高校施政时应对频繁运动的腾挪和闪失、顺从与抗争。
为什么受高等教育的天之骄子会粗暴地对待同学、老师、校长？为什么会如此践踏人性人权？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起源于北大清华这些名牌学府？我们是「喝着狼奶长大的」，文革结束后造反派如此悲情控诉。让历史倍感沉重的是，造反派喝下的「狼奶」不少是校长们提供的，这些高等教育的领导者积极宣传阶级性鬪争性，否定人性否定宽容，他们播下了跳蚤也收获了跳蚤。这是中国高等教育耻辱的历史，也是不该遗忘应当深刻反思的一段历史。思考教育的过去与未来，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去做的一件正事。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曾言：「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任何一个对现实、未来负责的人，都有义务廓清、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都有权利追寻悲剧的前因后果，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那些含恨而去的冤魂。
【四】
二十世纪五○年代开始就强调鬪争，宣传不可调和，由是当社会被撕裂时，各派力量都对对立面毫不手软，上演了一幕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悲剧。先是造反派冲击校领导，工作组介入，校领导下台受辱；不久工作组因镇压学生造反，被赶走；造反派追究工作组的后台，冲击党政机关被当枪使，最终也被工宣队军宣队收拾。
笔者还原当时各派力量博弈的过程，反省参与爆炸时代政治妥协的缺失，唿唤的是国民能从民族悲剧中学会政治理性的建设。可喜的是，一些优秀学者对此已有深刻的认知。如董国强先生对文革初期打倒校长匡亚明的反思极有见地：
造反学生在高压状态下的犬儒主义倾向，以及后来在自在状态下的暴民主义倾向，是否都反映出他们的人格缺损？匡亚明固执地把自己看作「政治正确」的化身，丝毫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这是否意味着在他身上「民主」观念的淡漠和封建家长制作风的根深蒂固？此外，江苏省委对于筹建溧阳分校以及南大党委的其他各项工作负有领导责任，但是当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时候，省委主要负责人不是勇于承担责任，而是见风使舵，大玩「丢车保帅」的把戏，其「党性」和「人格」难道没有令人质疑的地方吗？……
当基本的政治伦理丧失以后，政治就变成了一场危险的赌博游戏。如果一个社会容忍了对少数人权利的践踏，那么其他社会成员权利的丧失，就只是时间问题。
【五】
传记着作有着广大的读者群，但好的传记在国内还少见―少见的原因就在于，传记作者不能客观全面，不能独立写作，不能进入现场。
着名作家沃尔特‧以撒森（Walter Isaacson）写下的《史蒂夫‧约伯斯传》赢得广泛赞誉，反响极好，他为何能成功，只要看看作者的创作过程，就能找到答案：
在过去两年与约伯斯面对面交流四十多次、对约伯斯一百多位家庭成员、朋友、竞争对手和同事进行採访。我知道我必须採访很多人，这些人要么被他炒过鱿鱼，要么被他伤害过、遗弃过，抑或被他以其他方式激怒过，我以为我跟这些人交谈会让约伯斯不舒服。的确，当我的一些採访对象的言论传到约伯斯耳中时，他表现得有些愤怒。但几个月后，他开始鼓励人们跟我交流，这其中甚至包括他的敌人和前女友。他也没有对任何事情作出限制。他的妻子劳伦希望我写作时不受约束或控制，也没有要求提前看到书的内容。事实上，她还鼓励我坦率地描述约伯斯的全部：他的优点以及他的缺点。
真实的约伯斯形象能呈现给世人，有作者的呕心沥血精耕细作，但也少不了传主夫妇的开诚佈公光明坦荡。遗憾的是，这样的创作态度，这样的开明传主在中国都还是极度欠缺。
杨奎松师曾这样评价唐德刚的着作：「他把别人讲过的故事、史料，用他自己的逻辑、史观重新梳理、组织，使整个笔调焕然一新，令人大开眼界。很有意思的是，仔细看他的东西，其实没有很多新东西，不具爆炸性，他的优势在于他自己对历史的解读。他善于议论，善于把一个平常故事讲出道理来。」
唐先生的风格是笔者所认同的。拙着所写的九位校长都不完美，他们的权力含金量有天壤之别，他们的人生有成功有挫折有高峰有低潮，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他们在时代的夹缝中留下深深的印记。笔者以同理心来观察九位校长的人生起伏，凸显极左思潮对人性的扭曲对社会的危害。
【六】
撰写拙着时，本人适逢知天命之年。不才虽然经历了文革十年，可年幼的我体悟的荒诞场景仅是有限的几个画面：父亲一介农民，却拥有官方供给的专政工具红缨棍、明月高照时身为红小兵连长的我同小伙伴一起在地主屋前高喊口号、小学门前围观挂牌批鬪者、一位挑着货担在乡下用针线换鸡毛鸭毛的小货郎被我等红小兵缠住不放，因为他搞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脚……
众所周知，文革题材还没有脱敏，动笔时在下也曾踌躇再三，可听到一着名大学学生说，他的老师授课时大提文革的优点时，笔者决定犯难而上了。
得益于互联网，得益于前辈学者的成果，得益于宋永毅先生所主持的大型资料库，笔者可以粗线条地钩沉出九位校长文革的境遇，这些境遇足见那段岁月的疯狂和沉重、可笑与可悲。但笔者学养有限，加之一手资料的不开放1，拙着完全是一块引玉之砖，这绝非谦词。
文革初起时，在任的大学校长有四百三十四位，遗憾的是，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多在文革中的经历还是模煳不清―等到这一切都清晰时，文革高校史研究才算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期待着在众多文革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四百三十四位校长的文革际遇都「造影成像」，但笔者对此很不乐观。
【一】
他们绝对「官」不逢时，作为大学校长，文革风暴降临时，他们首当其冲，坐在火山口上。
由是他们中间多数都饱受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幸运者熬过了漫漫长夜，看到了邪不压正；不幸者则为黑暗彻底吞噬，未能等到正义必胜的那一刻。他们的经历是一个民族灾难的缩影。
灾难也是财富，但要变成财富，必须对灾难有全面的记载与认真的梳理。可遗憾的是，截今为止，笔者既未能见到他们这批当事人系统的文革回忆，也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他们这段人生历程的深入描述。
白云苍狗。距文革的爆发已半个世纪。当年的高校掌门人绝大多数都去见了马克思，剩下不多的也在耄耋之年，精力不济。依靠当事人去重建记忆已完全不可行。
笔者不自量力，期图穿越到历史现场，描绘出一批大学校长在风暴中的多舛命运灵魂挣扎。
【二】
高等学府是文化大革命的摇篮，文革动乱起源于象牙之塔与知识圣殿，天之骄子是文革的急先锋。作为一校之长，当文革初起时，他们表现各异：束手就擒不作为者有之、顶风作案镇压造反者有之、丢车保帅见风使舵者有之……；他们面对的大气候虽相同，但小环境却不一样，同为高等学府的掌舵者，结局大相径庭：有的「小烤」即软着陆、有的「大烤」吃尽苦头、有的「勐烤」命送西天……；即使撒手黄泉，施害者也有差别：地方决策者起主要作用的、造反学生负更大责任的、地方决策者与造反学生合力打造的……。仅从文革大学校长迥异的人生境遇就足见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这五光十色的历史在不少作品中多的是脸谱化、程式化的描写，有些人物成为罪恶的符号，而另一些人物则成为正义的化身，结果真相被人为地扭曲，以讹传讹之作流行于网络与平面媒体。
复旦大学吴中杰教授曾感叹：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些当年自己被打入牛棚，吃到许多苦头的人，却在各种场合慷慨发言，把这场恐怖风暴的责任，加到不该为它负责的人群身上。因为此时，原党委的领导人都已复出，重新掌权矣。这真是文人的悲哀，悲哀的文人呀！
出于各种各样的因素，真实的文革在萤屏、网络、报刊上难得一见。修复历史的记忆、打捞历史的真相困难重重，它需要史德、史才、史识，需要大智慧才能穿透文字的迷雾，重建消失的现场，挖掘出表像背后的深层密码，而这些笔者并不具备。
【三】
文革爆发时，中国内地有大学四百三十四所，其中重点大学六十八所。拙着只写了九位大学校长，他们是北京大学的陆平、清华大学的蒋南翔、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兰州大学的江隆基、武汉大学的李达、西安交通大学的彭康、中央音乐学院的马思聪、上海音乐学院的贺绿汀、无钖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的陈德钧。这九人在文革中都挨批挨打，其结局有差异。江隆基悬樑自尽，李达与彭康被迫害致死，马思聪「叛逃国外」，其他的五位校长度尽劫波东山再起。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极左思潮主宰中国也经历了思想改造、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诸多环节。拙着在重点描述大学校长文革境遇个案的同时，也把镜头拉长，展示他们在高校施政时应对频繁运动的腾挪和闪失、顺从与抗争。
为什么受高等教育的天之骄子会粗暴地对待同学、老师、校长？为什么会如此践踏人性人权？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起源于北大清华这些名牌学府？我们是「喝着狼奶长大的」，文革结束后造反派如此悲情控诉。让历史倍感沉重的是，造反派喝下的「狼奶」不少是校长们提供的，这些高等教育的领导者积极宣传阶级性鬪争性，否定人性否定宽容，他们播下了跳蚤也收获了跳蚤。这是中国高等教育耻辱的历史，也是不该遗忘应当深刻反思的一段历史。思考教育的过去与未来，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去做的一件正事。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曾言：「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任何一个对现实、未来负责的人，都有义务廓清、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都有权利追寻悲剧的前因后果，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那些含恨而去的冤魂。
【四】
二十世纪五○年代开始就强调鬪争，宣传不可调和，由是当社会被撕裂时，各派力量都对对立面毫不手软，上演了一幕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悲剧。先是造反派冲击校领导，工作组介入，校领导下台受辱；不久工作组因镇压学生造反，被赶走；造反派追究工作组的后台，冲击党政机关被当枪使，最终也被工宣队军宣队收拾。
笔者还原当时各派力量博弈的过程，反省参与爆炸时代政治妥协的缺失，唿唤的是国民能从民族悲剧中学会政治理性的建设。可喜的是，一些优秀学者对此已有深刻的认知。如董国强先生对文革初期打倒校长匡亚明的反思极有见地：
造反学生在高压状态下的犬儒主义倾向，以及后来在自在状态下的暴民主义倾向，是否都反映出他们的人格缺损？匡亚明固执地把自己看作「政治正确」的化身，丝毫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这是否意味着在他身上「民主」观念的淡漠和封建家长制作风的根深蒂固？此外，江苏省委对于筹建溧阳分校以及南大党委的其他各项工作负有领导责任，但是当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时候，省委主要负责人不是勇于承担责任，而是见风使舵，大玩「丢车保帅」的把戏，其「党性」和「人格」难道没有令人质疑的地方吗？……
当基本的政治伦理丧失以后，政治就变成了一场危险的赌博游戏。如果一个社会容忍了对少数人权利的践踏，那么其他社会成员权利的丧失，就只是时间问题。
【五】
传记着作有着广大的读者群，但好的传记在国内还少见―少见的原因就在于，传记作者不能客观全面，不能独立写作，不能进入现场。
着名作家沃尔特‧以撒森（Walter Isaacson）写下的《史蒂夫‧约伯斯传》赢得广泛赞誉，反响极好，他为何能成功，只要看看作者的创作过程，就能找到答案：
在过去两年与约伯斯面对面交流四十多次、对约伯斯一百多位家庭成员、朋友、竞争对手和同事进行採访。我知道我必须採访很多人，这些人要么被他炒过鱿鱼，要么被他伤害过、遗弃过，抑或被他以其他方式激怒过，我以为我跟这些人交谈会让约伯斯不舒服。的确，当我的一些採访对象的言论传到约伯斯耳中时，他表现得有些愤怒。但几个月后，他开始鼓励人们跟我交流，这其中甚至包括他的敌人和前女友。他也没有对任何事情作出限制。他的妻子劳伦希望我写作时不受约束或控制，也没有要求提前看到书的内容。事实上，她还鼓励我坦率地描述约伯斯的全部：他的优点以及他的缺点。
真实的约伯斯形象能呈现给世人，有作者的呕心沥血精耕细作，但也少不了传主夫妇的开诚佈公光明坦荡。遗憾的是，这样的创作态度，这样的开明传主在中国都还是极度欠缺。
杨奎松师曾这样评价唐德刚的着作：「他把别人讲过的故事、史料，用他自己的逻辑、史观重新梳理、组织，使整个笔调焕然一新，令人大开眼界。很有意思的是，仔细看他的东西，其实没有很多新东西，不具爆炸性，他的优势在于他自己对历史的解读。他善于议论，善于把一个平常故事讲出道理来。」
唐先生的风格是笔者所认同的。拙着所写的九位校长都不完美，他们的权力含金量有天壤之别，他们的人生有成功有挫折有高峰有低潮，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他们在时代的夹缝中留下深深的印记。笔者以同理心来观察九位校长的人生起伏，凸显极左思潮对人性的扭曲对社会的危害。
【六】
撰写拙着时，本人适逢知天命之年。不才虽然经历了文革十年，可年幼的我体悟的荒诞场景仅是有限的几个画面：父亲一介农民，却拥有官方供给的专政工具红缨棍、明月高照时身为红小兵连长的我同小伙伴一起在地主屋前高喊口号、小学门前围观挂牌批鬪者、一位挑着货担在乡下用针线换鸡毛鸭毛的小货郎被我等红小兵缠住不放，因为他搞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脚……
众所周知，文革题材还没有脱敏，动笔时在下也曾踌躇再三，可听到一着名大学学生说，他的老师授课时大提文革的优点时，笔者决定犯难而上了。
得益于互联网，得益于前辈学者的成果，得益于宋永毅先生所主持的大型资料库，笔者可以粗线条地钩沉出九位校长文革的境遇，这些境遇足见那段岁月的疯狂和沉重、可笑与可悲。但笔者学养有限，加之一手资料的不开放1，拙着完全是一块引玉之砖，这绝非谦词。
文革初起时，在任的大学校长有四百三十四位，遗憾的是，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多在文革中的经历还是模煳不清―等到这一切都清晰时，文革高校史研究才算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期待着在众多文革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四百三十四位校长的文革际遇都「造影成像」，但笔者对此很不乐观。
图书试读
【「全民声讨」的北京大学校长─陆平】
陆平是一个有着良好执行力的官员，如果他一直在铁道部门发展，想必也能干番事业，可在视知识如粪土的极左时代让他执掌北京大学，其留下的是一地呻吟与四面哀歌。
人生之路中总有几个关节点，它们决定着你的成功或失败，顺遂或坎坷。一九五七年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被组织任命为北京大学一把手，这是他人生的拐点，由是开启了他在北大从整人始到被整终的可悲可叹之旅，争议之声伴随着他的后半生。
「踏入是非之地」
一九五七年夏天，突如其来的一场反右运动把知识份子集中的高校变成火药味甚浓的角鬪场。一批直言的师生响应党的整风号召，结果「多情总被无情恼」，他们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或自保或人在江湖，其他的师生纷纷拿起笔来做刀枪，向右派们开火。
反右后的高校，成为极左路线的重灾区，成为动辄得咎的危险地带。
陆平就是在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心境下，来到高校的领头羊―北京大学。他没有如履薄冰的恐惧，有的只是勇往直前的自信。当年的《人民日报》对陆平的工作调动有过报导：
「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鬪争中暴露的情况表明，我国许多大、中学校和其他文教单位的政治工作薄弱，领导力量不足，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决定从中央党政机关中抽调一千名优秀的高级和中级干部以加强文教战线。」、「目前有一百三十七名高级干部已经确定抽调，其中六十多人已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这批高教干部一般都具备政治修养较好、思想水准较高、作风好、身体好、能团结知识份子等条件，他们的文化水准和领导能力也是能够胜任各种文教部门的领导工作的。在一百三十七人当中，有副部长级干部五人，部长助理级干部十人，司、局级干部一百二十二人。财政部副部长刘墉如，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现在又回到母校，担任副校长；被派往北京大学担任副校长的陆平，原来是铁道部副部长。」
陆平是一个有着良好执行力的官员，如果他一直在铁道部门发展，想必也能干番事业，可在视知识如粪土的极左时代让他执掌北京大学，其留下的是一地呻吟与四面哀歌。
人生之路中总有几个关节点，它们决定着你的成功或失败，顺遂或坎坷。一九五七年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被组织任命为北京大学一把手，这是他人生的拐点，由是开启了他在北大从整人始到被整终的可悲可叹之旅，争议之声伴随着他的后半生。
「踏入是非之地」
一九五七年夏天，突如其来的一场反右运动把知识份子集中的高校变成火药味甚浓的角鬪场。一批直言的师生响应党的整风号召，结果「多情总被无情恼」，他们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或自保或人在江湖，其他的师生纷纷拿起笔来做刀枪，向右派们开火。
反右后的高校，成为极左路线的重灾区，成为动辄得咎的危险地带。
陆平就是在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心境下，来到高校的领头羊―北京大学。他没有如履薄冰的恐惧，有的只是勇往直前的自信。当年的《人民日报》对陆平的工作调动有过报导：
「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鬪争中暴露的情况表明，我国许多大、中学校和其他文教单位的政治工作薄弱，领导力量不足，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决定从中央党政机关中抽调一千名优秀的高级和中级干部以加强文教战线。」、「目前有一百三十七名高级干部已经确定抽调，其中六十多人已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这批高教干部一般都具备政治修养较好、思想水准较高、作风好、身体好、能团结知识份子等条件，他们的文化水准和领导能力也是能够胜任各种文教部门的领导工作的。在一百三十七人当中，有副部长级干部五人，部长助理级干部十人，司、局级干部一百二十二人。财政部副部长刘墉如，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现在又回到母校，担任副校长；被派往北京大学担任副校长的陆平，原来是铁道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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