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一词在毛泽东过世后(1976)才逐渐恢复使用。在五四运动70週年爆发天安门事件(1989),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挫败,共产党面对严重的统治正当性危机,必须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被迫重新拥抱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也就是强调爱国主义,包括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以及国家统一(Zheng, 1999: 87-95; Yahuda, 2000: 33-35)。如果以更广的视野来看,就是中国在从事现代化的过程,国家面对内外的挑战,特别是国际环境的丕变、及社会力量的萌芽,开始出现认同的危机,必须思考如何定位自己(Zheng: 87-95)。我们可以分别从国际定位、少数民族、及收回故土三个面向来看中国的新民族主义。
一、国际定位
在国际关系学里头,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定位可以称为「国家认同」(state’s identity)。中共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在外交上大体是对于苏联老大哥言听计从,特别是投入韩战(1950-53)「抗美援朝」,对抗美帝让中国可以扬眉吐气。只不过,在史达林死亡后,毛泽东与接班的赫鲁雪夫瑜亮情结、加上两国疆域的历史恩怨,双方关系恶化到1960年达到高点,苏联愤而片面撤走派驻专家,甚至于在1969年发生武装冲突,也就是珍宝岛事件。在这样的脉络下,让美国有交好的契机。
从中、美『上海公报』(1972)到『建交公报』(1979),意味着中国可以在美、苏两个超强之间扮演平衡者的角色,而1979年的惩越战争更是扬眉吐气,特别是苏联在1991年解体,中国俨然是在国际上唯一可以跟美国说不的国家。然而,尽管邓小平谆谆教诲韬光养晦,随着中国经济快速成长,要求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唿声越来越强,从1999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北约轰炸事件、到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两国龃龉不断。尤其是中国在台湾首度总统大选之际试射飞弹,美国干脆派航空母舰战斗群护卫,双方互别苗头。
作为崛起中的强权(rising power),中国是否继续自甘「维持现状国家」(status quo state),还是会师法当年的普鲁士、或是战前的日本,急着出头当「改变现状的国家」(revisionist state),我们无从得知。不过,根据A. F. K. Organski的「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如果老二想要取而代之、挑战大哥,终究兵戎相见、大战无可避免。美国的作法是软鞭牵猪,一方面进行交往、另一方面从事软围堵,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则可以解释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对峙的转进。同样地,中国在南海的躁进行为,究竟是习近平企图借美国的手希望鹰派稍安勿躁、还是当作消弭民间高涨的「过分自信的民族主义」(assertive nationalism),还有待观察。
二、少数民族
如前所述,取得政权的中共尊奉第三国际的指示、加上流窜边区必须赢得少数民族的奥援,所以口头上支持民族自决、以及政治分离。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Edgar Snow(1905-72)访问时表示,外蒙古、回教徒、以及西藏人(图博人)在中革命成功后,将可以成为中华联邦的自治共和国: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er Mongolia and the Soviet Union, now and in the past, has always bee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mplete equality. When the people’s revolution has been victorious in China the Outer Mongolia republic will automatically become a part of the Chinese federation, at its own will. The Mohammedan and Tibetan peoples, likewise, will form autonomous republics attached to the China federation.
一旦掌控国家机器,中共就把政策改为民族平等、以民族自治取代民族自决。
周恩来(1957)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时发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就把把中国对于少数民族的立场表达得相当清楚。他接着费了相当的力气,以国情不同说明为何中国不能效仿苏联成立自治共和国,主要的理由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混居),相对地,俄国当年之所以会提供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主要是革命起于城市,必须结合乡村的少数民族;至于为何不能採用联邦制,是因为民族「宜合不宜分」,强调「民族平等」、「民族合作」、「民族分裂」,反对「民族单干」、「民族分立」、「民族分裂」。
因此,尽管周恩来(1957)开宗明义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包括被认为会产生歧视的「大民族主义」,也就是「大汉族主义」,以及担心会制造民族分裂的「地方民族主义」,也就是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认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只不过,他毫不掩饰地表示,「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整合主义昭然若揭。根据中国宪法,这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意味着这是单一体制(unitary system),而非联邦制。「多民族」是指有56个民族,包括汉族这个大民族、以及其他55个少数民族。表面上,透过行政区划让各族成立不同层级的区域自治体,其实是刻意让族群相互牵制、以达到有效的中央集权控制,最终目标还是加以整合(吴启讷,2009)。
冷战结束,前共产国家南斯拉夫(1991)、苏联(1991)、捷克(1993)相继解体,进入二十一世纪,即使获得权力下放的苏格兰、以及实施自治的加泰隆尼亚公投独立,中国似乎无动于衷。不管是新疆(东土耳其斯坦)、以及西藏(图博),既然这些「边疆」已经不具战略威胁,天下莫非王土的帝国主义思想徘徊不去,唯一的考量,应该就是可开垦的土地、以及地下资源,又与周恩来(1957)所挞伐的沙皇殖民统治差多少?
三、收回故土
在抗日时期,中国把朝鲜人、及台湾人(福尔摩沙人)视为「被压迫民族」,是争取加入「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对象(毛泽东,1938;附录3)。最为广泛引用的是毛泽东当年回答Snow(1936)说,朝鲜跟台湾并不包含在长城以南打算收复的失土,而且竭诚愿意协助两地挣脱日本殖民主义的铁鍊独立:
It is the immediate task of China to regain all our lost territories, not merely to defend our sovereignty below the Great Wall. This means that Manchuria must be regained. We do not, however, include Korea, formerly a Chinese colony, but when we have re-establish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ost territories of China, and if the Koreans wish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hain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we will extend them our enthusiastic help in their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The same thing applies to Formosa. As for Inner Mongolia, which is populated by both Chinese and Mongolians, we will struggle to drive Japan from there and help Inner Mongolia to establish an autonomous state.
然而,究竟台湾人与中国人是否分属不同的民族、以及台湾是否为中国的故土,中共的立场摇摆不定。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中共承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有完全的民族自决权,可以脱离中国成立独立的国家,包括蒙古、回、藏、苗、黎、以及高丽人等:蒙古(外蒙古)有苏联(俄罗斯)撑腰的,原本认为只能成为中华联邦下的自治共和国,却在1945年公投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以承认;相对地,柿子捡软的吃,孤立无援的新疆、及西藏是已经吞下肚的肥肉,岂能甘心吐出?
中国于甲午战败后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战后,日本放弃台湾主权,台湾人未被征询前途归属意愿,迳自将台湾交由蒋介石政权接收。中共取得中国政权后,国民党政府君临台湾,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庭抗礼,表面上是中国内战的延续,不过,在美苏对峙的国际局势下,俨然就是「两个中国」,一个是「岛屿中国」、一个是「大陆中国」。尽管李登辉政府(1988-2000)展开民主化、以及本土化,『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的前言还是有尾大不掉的「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民进党陈水扁政府(2000-2008)认为台湾已经独立、只缺正名,基本上是借壳上市,即将上台的蔡英文主张「维持美国所定义的现状」,看不出有挥别旧政权(Ancien Régime)的雄心大志。
从毛泽东的武力解放、血洗台湾,到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即使中国与美国和解,在历来的『上海公报』(1972)、『建交公报』(1979)、以及『八一七公报』(1982),喋喋不休「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李登辉在1991年废止施行长达43年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就是不再视对方为叛乱集团,然而,中国还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因而有『两国论』;陈水扁也有和解的期待,在就职演说忘情喊出「四不、一没有」,终究还是以「一边一国」败兴而归。
自从中国分别由英国及葡萄牙手中取回香港、以及澳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纷争大致解决,除了台湾牵涉住民自决,近年来的焦点放在东海、以及南海,分别挑战日本、以及美国,顺势将台湾卷入靠边战的困境,特别是钓鱼台。尽管誓言「追求和平、绝不称霸」,习近平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跟美国互别苗头,试图透过攘外来安内。不管是南海的九段、还是十一段U形线,涉及岛礁主权、海域资源及海权的声索,根源则在于战后美国由日本手中交给中华民国,诉诸历史则不免又落入帝国思维的窠臼,而大举建造人工岛就是典型的扩张式民族主义,颇有与世界为敌的气势,却又令人不解。
施正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