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本書特色
1.編選鬍適、梁實鞦、羅隆基在《新月》雜誌發錶的激烈評論，瞭解人權憲政與黨國專製之間衝突的必讀專著。
2.特彆編選右翼（鬍漢民、陳九皋）對鬍適的圍剿、左翼（魯迅、瞿鞦白）對新月的批評。
3.本書揭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與執政黨衝突的曆史第一幕。
著者信息
邵建 編
南京人，教師。著有《鬍適與魯迅——20世紀的兩個知識份子》《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鬍適》等。
圖書目錄
序／鬍適
人權與約法／鬍適
《人權與約法》的討論／鬍適
我們什麼時候纔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鬍適
★論人權／羅隆基
論思想統一／梁實鞦
★告壓迫言論自由者─研究黨義的心得／羅隆基
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鬍適
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鬍適
★專傢政治／羅隆基
名教／鬍適
第二部分《政治論文》及其他
★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羅隆基
★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製度／羅隆基
汪精衛論思想統一／羅隆基
★論共産主義─共産主義理論上的批評／羅隆基
★我們要財政管理權／羅隆基
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羅隆基
政治思想之變遷／羅隆基
★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羅隆基
服從的危險／拉斯基著，羅隆基譯
約法與憲法／魯參
政治傢的態度／魯參
平等的呼籲／拉斯基著，羅隆基譯
人權不能留在約法裏／努生
總統問題／努生
★對訓政時期約法的批評／羅隆基
國民會議的開幕詞／努生
我們不主張天賦人權／努生
「人權」釋疑／努生
答覆葉鞦原教授／羅隆基
什麼是法治／羅隆基
告日本國民和中國的當局／羅隆基
★論中國的共産─為共産問題忠告國民黨／羅隆基
孫中山先生論自由／梁實鞦
民會選舉原來如此／努生
我們走那條路／鬍適
附編一 右翼對鬍適的圍剿
鬍適之揩揩眼鏡／佚名
爭自由與鬍適的鬍說／依然
匕首／德徵
陳局長的匕首／佚名
無題／佚名
本市三區第三次全區代錶大會議決案／佚名
呈請撤懲中國公學校長鬍適／佚名
鬍適之最近幾篇文章／滄波
贊美的聖經／何來
鬍適之的反動與迷夢／和尚
中公校長鬍適反動有據／佚名
市執委議懲鬍適／老神
平市百餘黨員請查辦前善後會議委員鬍適／佚名
津市黨委請懲辦鬍適／佚名
關於鬍適之最近之鬍說／玉菱
蘇省黨部呈請中央緝辦無聊文人鬍適／佚名
有憲法纔能訓政嗎／無任
嚴懲竪儒鬍適／佚名
國府令飭教部警告鬍適／佚名
事由：「該校長言論不閤，奉令警告」／教育部訓令
評鬍適之的《我們走那條路》／某生者
論《人權論集》後鬍說博士可以休矣／陳九皋
談所謂「言論自由」／鬍漢民
鬍適緻蔣夢麟／鬍適
好大膽的月刊─竟敢詆毀約法，要查禁你瞭／《益世報》
附編二 左翼對新月的批評
新月社批評傢的任務／魯迅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魯迅
好政府主義／魯迅
知難行難／魯迅
王道詩話／魯迅、瞿鞦白
言論自由的界限／魯迅
中國人權派的真麵目／瞿鞦白
齣賣靈魂的秘訣／魯迅、瞿鞦白
後記／《新月》政論始末
★錶示該文章屬於《政治論文》
圖書序言
《新月》政論始末
1.引子：「此情可待成追憶」
一九六一年八月的一個下午，《往事並不如煙》的作者章詒和（時年十九歲）來到北京東黃城根附近的迺茲府鬍同十二號，這是一座不算大的四閤院，院子裏隻住著一個人，他就是章詒和父親章伯鈞的對手、同時也是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章羅同盟」的二號人物羅隆基。幾十年後，章詒和在這篇專寫羅隆基的《一片青山瞭此身》中提到她對這個四閤院的感受：「環顧四周，隻有電扇發齣的聲響。他這個傢，安靜得有些過分。」就是在這個終日闃寂的院落裏，年過六旬的羅隆基和不到二十歲的「小愚」（章詒和的小名）有過這樣一段交談：
羅隆基知道我是學文的，他的話題就從學文開始。問我：「現在文科教材裏麵，有沒有現代文學史？」又問：「在現代文學史裏麵，有沒有新月派？」再問：「新月派裏麵，有沒有羅隆基？」
我一時不知該如何迴答。因為我學戲劇文學，不開現代文學史課，而在我自己所讀的現代文學史裏，新月派宗旨已不是從「那縴弱的一彎分明暗示著、懷抱著未來的圓滿」，給「社會思想增加一些體魄，為時代生命添厚一些光輝」的文學流派。官方認定的文學史上，說新月派在政治上是既反對國民黨、又與共産黨作對的第三種力量的代錶，並因為受到魯迅的批判而處於受審的曆史地位。
羅隆基見我迴答不齣提問，便給我上起課來：「小愚，羅伯伯要告訴你，新月派的人都是很有纔華的，像徐誌摩，梁實鞦，鬍適，瀋從文，梁遇春。我們不是一個固定的團體，不過是常有幾人，聚餐而已。在一起的時候，講究有個好環境；吃飯的時候，愛挑個好廚子。我們的文風各有不同，你羅伯伯專寫政論，對時政盡情批評，幾十篇寫下來，被人叫做新月政論三劍客，另二人一個是鬍適，一個叫梁實鞦，都去瞭颱灣。可惜現在新月派被否定，羅伯伯被打倒，你讀不到我的文章瞭。」
…………
這已是三十多年後的時光瞭，說這話的羅隆基滿含曆史的感喟，不知道當時年輕的小愚能聽懂幾分，也不知道小愚是否知道，在她的羅伯伯極簡略的講述中，所帶齣來的卻是現代史上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極為重要的一頁。這一頁，不屬於羅隆基個人，它還屬於羅隆基提及的鬍適和梁實鞦，當然更屬於那個時代。隻是，隨著曆史季風的轉嚮，它早已被時代的風沙掩埋。隻是它不甘飄零，在當事人的記憶深處，還頑強地呈現自己。
記憶是曆史承傳的一種方式，但曆史僅僅是一種個人記憶或私人記憶，則不免讓人生嘆。把曆史的還給曆史，讓個人記憶變成一種「集體記憶」，尤其是知識份子的集體記憶―當這個記憶中的曆史在某種意義上又是一種曆史的延續時―似乎就更有必要瞭。
2.背景：從國民黨「訓政」說起
時光退迴到民國十八年即西元一九二九，這是國民黨統一中國後「訓政」開始的第一個年頭。題目所謂的「人權論戰」，即「新月」知識份子與國民黨訓政體製的交鋒。這一交鋒，發生於國民黨執政伊始，它由此拉開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和執政黨之間齟齬、抗爭、批判乃至被打壓的第一幕。
依然是羅隆基，他在一九二九年底一篇批判國民黨的文章《告壓迫言論自由者》中，這樣開頭：
「目前留心國事的人，大概把視綫都集中在西北與東南兩方麵，都認為這些自相殘殺的內戰，是中國目前極重要的事端，都認這些內戰有極可注意的價值。其實，百年後的讀史者，翻到民國十八年這幾頁史的時候，尋得著一條綱目，提到這些自相殘殺的事件否，仍為問題。我預料後人在民國十八年的曆史上，除瞭俄人侵入滿洲這奇辱極恥外，定還可以尋得這樣一段故事」。
這是一段什麼樣的「故事」呢？
「十八年時有鬍適其人，做瞭《知難，行亦不易》，《人權與約法》一類的文章，批評黨義，觸犯黨諱，被黨員認為侮辱總理，大逆不道，有反革命罪。黨政府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由教育部嚮鬍適加以警戒。同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十月二十一日常會通過《全國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條例》八條，通令全國各級教職員，對於黨義，『平均每日至少須有半小時之自修研究』」（引同上）
羅隆基的「故事」畢竟是粗陳梗概，但他還是道齣瞭一九二九這段曆史故事的雙方衝突。衝突的雙方，一方是鬍適，一方是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很明顯，這是一個不成比例的懸殊，盡管鬍適依託的是《新月》雜誌以及雜誌中的同仁羅隆基和梁實鞦，但對方卻是一個龐大的執政體製。也就是說，三幾「新月」文人，或者說三幾有著歐美留學背景的自由知識份子嚮有其俄蘇背景的國民黨政權提齣批評，批評對方以「黨治」的名義侵害「人權」。這樣的批判，非僅二十世紀第一次；而且批判本身觸及一個世紀以來萬象病變的「病竈」所在，故此，這「第一次」的意義顯得深遠。
「人權論戰」發生在上海的《新月》雜誌上，是由鬍適挑頭、羅隆基和梁實鞦緊隨而上的。《新月》雜誌創刊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由「新月書店」齣版。這個雜誌的主要成員除上述羅隆基提到的外，還有潘光旦、葉公超、餘上沅、饒孟侃、邵洵美等，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文人，就像雜誌是一份地地道道的文藝性雜誌一樣。然而時間不過一年，這份在二十世紀文學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學雜誌突然不甘文學，齣現瞭與文學本不相乾的文字，它就是鬍適的《人權與約法》。隨著這篇文章的齣現，該雜誌迅速政論化，盡管沒有完全離開文學，但卻不可自抑地走上瞭政治批判的道路。這甚至連它的主辦者當時都意想不到。那麼，是一種什麼力量推動著這份雜誌、推動著這個雜誌中的鬍適、羅隆基、梁實鞦在他們所鍾愛的文學和文化之外，惹來這本和自己並不相乾的政論風潮呢？
這卻要從國民黨的「訓政」理論說起。
國民黨「訓政」理論來自孫中山。孫中山早在一九○六年製定「革命方略」時，就把革命從發生到完成劃分為三個階段。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國革命史》中，孫中山將自己的這一思想作瞭如下錶述：
「餘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第一為破壞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軍法，以革命軍打破滿洲之專製，掃除官僚之腐敗，改革風俗之惡習等。第二為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非現行者），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以一縣為自治單位，每縣於敵兵驅除戰事停止之日，立頒佈約法，以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第三為建設完成時期，在此時期施以憲政，此時一縣之自治團體，當實行直接民權。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製之權、復決之權、罷官之權。而對於一國政治，除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託付於國傢（民）大會之代錶以行之。此憲政時期，即建設告竣之時，而革命收功之日也。」
這樣一個革命的「三段論」，從「軍政」而「訓政」而「憲政」，相應地，三個階段從「軍法之治」而「約法之治」而「憲法之治」，這不僅是孫中山對中國革命的總思考，也是國民黨執政前後的總的指導思想。
國民黨的軍政階段，最早可從一八九五年國民黨前身的「興中會」和「同盟會」算起，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終於打破瞭「滿洲之專製」。但，滿清垮颱軍政並未結束，用孫中山自己的話來講，辛亥之後，繼之而起的，則是「討袁之役」和「護法之役」。革命的敵人，由滿清變成瞭北洋軍閥。從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到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又用瞭十七年的時間，和北洋軍閥鬥。一九二六年七月國民黨開始北伐，兩年後，東北軍閥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張學良嚮國民政府放下武器，自願歸附，並用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換下瞭自己的五色旗。以此為標誌，青天白日的國民黨方纔在全國範圍內獲得形式上的統一。軍政階段至此結束。
從「軍政」到「訓政」，國民黨推進的日程如下：
一九二八年六月，北伐戰事基本結束之際，蔣介石提前宣告北伐完成（「東北易幟」遲為該年年底）。為削弱各派軍事力量的實力，蔣介石乃藉口實現先總理孫中山的「建國大綱」，提齣「統一軍政」「實行訓政」的口號，意在裁減黃埔以外的各係兵力。
一九二八年八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舉行，會議決定訓政時期遵照總理遺囑，頒佈約法，並實行「五院製」。會議特彆強調軍令政令的絕對統一。
一九二八年十月，經過一番籌備，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並公佈瞭《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本月十日，國民政府主席、委員在南京宣誓就職。這一宣誓意味著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執政。所執之「政」便是往後在形式上長達二十年之久（至一九四八年「行憲」為止）的「訓政」。
國民黨訓政不久，就遭到以鬍適為代錶的「新月」知識份子的批評。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齣版的《新月》第二捲第二號上（該期雜誌實際延期齣版），頭條文章就是鬍適呼籲國民黨快快製定憲法的《人權與約法》，緊接著則是羅隆基批判國民黨訓政的《專傢政治》。兩篇文章一改《新月》以往文學加文化的麵貌，大膽切入現實政治，公開麵對國民黨體製發言，而且批評的直接就是國民黨「黨國」體製本身。至此，國民黨訓政不過半年有餘，《新月》創刊也纔一年又一月。
應該說，像鬍適這樣的知識份子當時雖然反對戰爭，主張南北議和，因為在桌麵上談判總比在戰場上兵戎相見要好。但北伐開始以後，鬍適雖然人在英國，對國民黨還是持支持態度的，畢竟國民黨是要消滅各路軍閥，止息各地戰爭，走嚮全國統一。然而全國統一之後，國民黨的做法又讓那些有英美留學背景的知識份子大失所望。這樣一個政治格局離他們心中以英美憲政為參照的政治體製相差委實太遠，不獨如此，如果按國民黨所效仿的蘇俄黨治格局，持續下去的話，那麼，至少是言論自由的狀況，恐怕連北洋時代還不如。失望加上危機感，逼得具有政治關懷的知識份子不得不齣來對國民黨訓政錶明自己的態度。
國民黨訓政是一個奇怪的理論，尤其是它夾在「軍政」和「憲政」之間。本來軍政結束，可以像歐美諸國一樣，由皇權到民權，可是怎麼會額外多齣一個延緩民權的「訓政」呢？孫中山自稱他的這一想法來自中國古代的一個典故「伊尹訓太甲」。一九二○年，他在一次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演說中，劈頭就說：「『訓政』二字，我須解釋。本來政治主權是在人民，我們怎麼好包攬去作呢？」何況「這『訓政』，好像就是帝製時代用的名詞」。但，一個「但是」，孫中山就把彎子轉瞭過來。「須知共和國，皇帝就是人民，以五韆年來被壓迫做奴隸的人民，一旦抬他作起皇帝，定然是不會作的，所以我們革命黨人應該來教訓他，如伊尹訓太甲一樣。我這個『訓』字，就是從『伊訓』上『訓』字用得來的。」所謂「伊訓」是《尚書‧商書》中的一篇，它記載的是商湯臣子伊尹在祭祀商湯時對繼位的太甲所說的訓辭，書中的原話是「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訓」，《說文》訓為「說教也」。伊尹對太甲的說教，不外是力戒「三風十愆」之類的道德教訓。孫中山藉過這個詞，把它構想為革命黨奪取政權後的一個階段，而這個階段所以置於「軍政」與「憲政」之間，蓋在於「由軍政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汙未由蕩滌，新治未由進行。」於是，孫中山以西方民治為鵠的，又從傳統汲取資源，在「軍政」通往「憲政」的路上，橫空插瞭個所謂的「訓政」。而訓政的任務，是由革命黨統領政權，並對人民進行政治訓練，教導人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如選舉權、創製權、復決權、罷免權等），以為憲政作過渡。
然而，問題在於，軍政時期國傢權力在「皇」（或北洋），憲政時期國傢權力在「民」，而「訓政」時期國傢權力卻在「黨」。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國民黨中常會公佈的《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六條）如下：
（一）中華民國於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錶大會代錶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二）中國國民黨全國代錶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三）依照總理建國大綱所定選舉、罷免、創製、復決四種政權，應訓練國民逐漸推行，以立憲政之基礎；（四）治權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項，付託於國民政府總攬而實行之，以立憲政時期民選政府之基礎；（五）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行之；（六）《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之修正及解釋，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決行之。
訓政六條，一言以蔽之，一切權力歸國民黨。
國傢政權（包括選舉、罷免、創製、復決等權力）本來應該來自全國代錶大會，可是這個代錶大會卻由國民黨代錶大會代錶瞭，「黨大」取代「國大」。此所謂「以黨代國」。同樣，國傢治權（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權力）看起來由國民政府統領，但，國民政府的治權卻授自於國民黨。從國民黨製定通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可以看齣，由黨産生政府，政府對黨負責。政府一旦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治會議就成瞭它的指導機關，並且負有直接指導的責任，此又謂「以黨治國」。在「政權」和「治權」之外，國民黨對國民政府又有「監督權」，並且對國民政府的組織還有修正權和解釋權。至此，國傢層麵上的所有權力資源都牢牢掌控在國民黨手中，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史上的「黨治」或「一黨專政」即此形成。
應該指齣，國民黨黨治理論源於孫中山，而孫中山則取法蘇俄。一九二三年，國民黨改組前夕，孫中山說：「俄國革命六年，其成績既如此偉大；吾國革命十二年，成績無甚可述。故此後欲以黨治國，應效法俄人」。不久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錶大會上又曰：「現尚有一事，可為我們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俄國之能成功，即因其將黨放在國上。我以為今日是一大紀念日，應重新組織，把黨放在國上。
當孫中山把「黨放國上」之時，在邏輯上，黨也就淩駕於國法之上。所謂傢有傢規，國有國法。一九二九年三月，省會遷到泰安的國民黨山東省黨部有一「劃時代的壯舉」，就是在泰山頂上的「無字碑」刻字，該碑高六米、寬一米二，相傳為秦時贏政所立，立意在焚書。國民黨已然不會焚書，但卻會大書特書，這一韆多年來的無字之碑被刻上六個擘窠大字「黨權高於一切」。這「一切」當然也包括一個國傢的「政權」。於是問題更形嚴重。鬍適充分意識到瞭該問題的嚴重性，他率先指齣瞭孫本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倒退。從一九○六到一九二三，孫中山的革命三段論，都還強調「訓政」階段要「行約法之治」。然而，國民黨改組之後的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推齣瞭他的「建國大綱」，在這由二十四條內容構成的大綱中，訓政階段依然，但約法之事卻不提瞭。孫為什麼取消自己以往強調的約法？鬍適用孫自己的話指齣：「辛亥之役，汲汲於製定臨時約法，以為可以奠民國之基礎，而不知乃適得其反」。孫自己總結瞭原因，「曾不知癥結所在非由於臨時約法之未善，乃由於未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而即入於憲政也」；因此，「未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臨時約法決不能發生效力」。揆諸國民黨訓政的實際情況，就其最上層而言，雖然蔣介石一度聲稱要行約法之治，但國民黨另一領袖同時又是國民黨元老的鬍漢民卻堅決反對。一九二九年三月召開的國民黨三全大會上，鬍漢民等人的主張獲得瞭大會的擁護，並且鬍漢民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常委會上還主持通過瞭一項決議，議決「確定總理主要遺教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案」。鬍漢民身為立法院院長，為瞭權力之爭，居然把遺教當作最高法，那麼，這個立法院是不是可以關門。
從孫中山的理論到國民黨實踐，一直旁觀的鬍適等人終於明白，所謂「訓政」，原來不是走嚮歐美性質的「法治國」，而是轉嚮蘇俄性質的「黨治國」。黨治，這個二十世紀最新興起的一種「現代性癥候」，在全球範圍內，以蘇俄為其始，中國繼其二（孫中山引進、國民黨推行……），由此蔓延整個世紀。「新月」知識份子雖然當時並沒有穿透一個世紀的目光，但他們的批判卻點中瞭這個世紀癥候的「穴位」。由於他們的留學背景以及他們在英美習得的政治教養使得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法治」之上的「黨治」（甚至用「黨治」取消「法治」）；因此，一場具有世紀啓示意義的「人權論戰」就勢所難免地拉開瞭帷幕。
圖書試讀
四月二十日國民政府下瞭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全文是：
世界各國人權均受法律之保障。當此訓政開始，法治基礎亟宜確立。凡在中華民國法權管轄之內，無論個人或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産。違者即依法嚴行懲辦不貸。著行政司法各院通飭一體遵照。此令。
在這個人權被剝奪幾乎沒有絲毫餘剩的時候，忽然有明令保障人權的盛舉，我們老百姓自然是喜齣望外。但我們歡喜一陣之後，揩揩眼鏡，仔細重讀這道命令，便不能不感覺大失望。失望之點是：
第一，這道命令認「人權」為「身體，自由，財産」三項，但這三項都沒有明確規定。就如「自由」究竟是那幾種自由？又如「財産」究竟受怎樣的保障？這都是很重要的缺點。
第二，命令所禁止的隻是「個人或團體」，而並不曾提及政府機關。個人或團體固然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産，但今日我們最感覺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或假藉政府與黨部的機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産。如今日言論齣版自由之受乾涉，如各地私人財産之被沒收，如近日各地電氣工業之被沒收，都是以政府機關的名義執行的。四月二十日的命令對於這一方麵完全沒有給人民什麼保障。這豈不是「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
第三，命令中說，「違者即依法嚴行懲辦不貸」，所謂「依法」是依什麼法？我們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種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權。中華民國刑法固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但種種妨害若以政府或黨部名義行之，人民便完全沒有保障瞭。
果然，這道命令頒佈不久，上海各報上便發現「反日會的活動是否在此命令範圍之內」的討論。日本文的報紙以為這命令可以包括反日會（改名救國會）的行動；而中文報紙如《時事新報》畏壘先生的社論則以為反日會的行動不受此命令的製裁。
用戶評價
當我讀到《新月》政論：從《人權論集》到《政治論文》（1929-1931）這個書名時，一種強烈的學術求知欲油然而生。1929-1931年，這三年，恰逢中國社會轉型、思想激蕩的關鍵時期。本書將研究的焦點鎖定在“人權論集”與“政治論文”這兩類文獻，無疑是在探討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如何看待和處理“人權”這一核心議題，以及它如何被納入更廣泛的政治思考之中。我一直認為，一個國傢政治文明的根基，在於其對“人權”的認識和尊重。因此，這段時期內關於“人權”的討論，對於理解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的形成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本書，通過精選和梳理這段時間內的相關文獻，為我們提供瞭一個寶貴的窗口，讓我們得以窺見當時知識分子思想的深度和廣度。我期待從中看到，他們是如何在復雜的曆史背景下，將“人權”的理念與中國的現實相結閤，提齣獨到的見解，並如何將其轉化為對國傢政治製度構建的設想，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嚮，貢獻他們的智慧和力量。
评分《新月》政論：從《人權論集》到《政治論文》（1929-1931），這仿佛是一本穿越曆史煙塵的鑰匙，為我打開瞭通往那個思想激蕩年代的大門。1929-1931年，這三年，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充滿瞭變革與思辨的時期。而本書將目光聚焦於“人權論集”與“政治論文”，這清晰地指齣瞭其研究的核心——即在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們如何理解、詮釋和實踐“人權”的理念，以及由此如何延展齣對國傢政治體製的深入思考。我一直堅信，“人權”的普及和深入討論，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標誌。因此，本書所選取的這段時期，對於理解中國近代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瞭解，在那個充滿挑戰與機遇的環境中，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將西方傳入的“人權”觀念，與本土的文化傳統、社會現實相結閤，並在此基礎上，為中國的政治未來勾勒齣清晰的藍圖。這本書，無疑為我提供瞭一個深入探究這些復雜問題的絕佳平颱。
评分閱讀《新月》政論：從《人權論集》到《政治論文》（1929-1931），我的腦海中仿佛齣現瞭一幅跨越時空的畫捲。1929-1931年，這三年，在中國近代史上無疑是思想激蕩、變革呼嘯的時期。而這本書所聚焦的“人權論集”到“政治論文”，更是直接觸及瞭那個時代最核心的政治哲學命題。我始終認為，一個國傢能否真正實現現代化，其公民權利的保障程度是重要的衡量標準。“人權”的概念，在那個時候被引入中國，其背後蘊含的意義和引發的討論，對於理解中國現代政治的形成至關重要。我迫切想要知道，在當時的中國語境下，“人權”究竟是如何被理解和闡釋的？它是否僅僅是一種西方舶來的概念，還是已經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社會現實産生瞭深刻的互動？這本書，通過對特定時期內相關文獻的梳理，無疑為我們提供瞭一個深入探究這些問題的絕佳契機。我期望從中看到，那些偉大的思想傢們，是如何在風雨飄搖的時代，為國傢的發展、人民的福祉，以及政治的進步，貢獻他們的智慧和力量，探討如何構建一個更加公正、更加閤理的社會秩序。
评分我必須承認，《新月》政論：從《人權論集》到《政治論文》（1929-1931）這本書，首先吸引我的便是其精準的時間跨度和對特定文本的關注。1929-1931年，這是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革中的一個極為動蕩卻又思想激蕩的時期。而“人權論集”與“政治論文”的指嚮，則立刻點明瞭本書的核心議題——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知識分子如何理解和探討“人權”這一普世價值，以及它如何被延伸到具體的政治實踐和製度設計中。我一直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脈絡非常著迷，尤其是他們在麵對西方思潮湧入時，如何進行本土化的轉化和創新。這本書，就像一把鑰匙，為我打開瞭理解那個時期思想前沿的一扇門。我非常期待看到，在那個民族危機四伏、社會結構急劇變動的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從哲學層麵、倫理層麵，甚至是現實政治層麵，去構建和論述“人權”的。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它收錄瞭哪些論述，更在於它能夠幫助我們梳理齣這些論述之間的內在聯係，以及它們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獨特位置。我希望從中看到，當時的思想傢們是如何在復雜的曆史語境下，為構建一個更公正、更自由的社會而進行不懈的努力。
评分翻開《新月》政論，我仿佛置身於上海的某間咖啡館，空氣中彌漫著咖啡的香氣和知識分子激昂的辯論聲。1929-1931年，這段時間在中國曆史上是如此關鍵，而《人權論集》到《政治論文》的跨度，更是讓我看到瞭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不懈追求。我一直認為，一個國傢能否真正走嚮繁榮與穩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對人權的認知深度和實踐力度。這本書，就如同一個精心搭建的舞颱，讓那個時期關於“人權”的核心議題得以充分展示。它並非簡單地羅列觀點，而是將不同思想的碰撞、相互辯駁的過程，以一種生動的方式呈現齣來。我很好奇，當西方舶來的“人權”概念，與中國傳統的儒傢思想、法傢觀念，甚至當時革命的洪流相遇時，會激蕩齣怎樣的火花？知識分子們是如何試圖在既有的社會結構和曆史語境中，為“人權”找到立足之地，又如何圍繞它展開對具體政治製度的構想，從個體自由到集體福祉，從權利保障到責任承擔，這一切都讓我充滿瞭探索的欲望。這本書的存在，讓我能夠深入理解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智慧與睏境，他們的掙紮與突破，也讓我看到瞭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段不可忽視的精彩篇章。
评分《新月》政論：從《人權論集》到《政治論文》（1929-1931），這本書的標題就如同一個精心設計的引子，瞬間勾起瞭我對於那個年代知識分子思想探索的強烈好奇。1929-1931年，這三年，在中國近代史上，既是舊的秩序搖搖欲墜的時期，也是新思想萌芽生長的土壤。而“人權論集”與“政治論文”這兩個關鍵詞，則明確地將本書的關注點鎖定在瞭“人權”這一核心概念及其延伸齣的政治思考。“人權”，這個在現代政治文明中占據核心地位的概念，在那個時期的中國是如何被接納、理解和討論的，一直是我非常感興趣的課題。這本書，通過對這段時間內相關文獻的梳理和分析，為我們提供瞭一個窺探那個時代思想前沿的窗口。我非常期待看到，在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從不同的角度，對“人權”進行解讀，又是如何將其與中國的現實政治、社會結構相結閤，提齣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製度構想。這本書的存在，無疑能夠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的發展脈絡，以及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為追求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所付齣的努力。
评分這本書的標題，《新月》政論：從《人權論集》到《政治論文》（1929-1931），本身就蘊含著一種深刻的意圖。它將時間跨度限定在瞭1929-1931這三年，並且聚焦於“人權論集”和“政治論文”這兩個關鍵的文本，這本身就預示著一種精細的學術考察。我對於這段曆史時期的中國知識界，尤其是思想界，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知識分子們不僅僅是文化的承載者，更是社會變革的思考者和推動者。而“人權”作為一種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其在中國早期傳播和演變的過程，無疑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環。我特彆關注的是，當“人權”這個概念被引入中國時，是如何被理解、被解讀、被應用於實踐的。這本書，通過梳理1929-1931年間相關的論述，我相信能夠為我們提供一個清晰的脈絡。從對“人權”概念的理論探討，到如何將其轉化為具體的政治主張和製度構想，這期間的邏輯演進和思想轉化，對於理解中國現代政治的形成至關重要。我期待從中看到，知識分子們是如何在復雜的社會現實中，為個體自由和權利的伸張而努力，又如何在國傢與民族的命運麵前，權衡理想與現實。
评分《新月》政論：從《人權論集》到《政治論文》（1929-1931） 讀完這本書，我腦海中湧現齣的是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以及一群懷揣著理想與憂思的知識分子。1929-1931年，這短短三年，在中國近代史上卻如同一個急劇壓縮的膠片，承載瞭太多的變革與思索。《人權論集》與《政治論文》這兩本書名，在我尚未翻開正文之前，就已在我心中勾勒齣一幅宏大的圖景。這不僅僅是兩部作品的集閤，更像是一扇窗口，讓我們得以窺見彼時知識界對於“人權”這一概念的引入、理解與論辯，以及在此基礎之上，對國傢未來政治體製的探索與構想。我總覺得，對於任何一個民族的現代化進程而言，對“人權”的清晰認知和深入探討，是不可逾越的基石。而這本書，恰恰抓住瞭這個關鍵時期，將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一議題上的努力，以一種係統性的方式呈現齣來。從“人權”的理論源頭追溯，到其在中國語境下的本土化實踐，再到由此引發的對政治權力、公民權利、國傢責任等一係列復雜問題的討論，這本書無疑提供瞭一個寶貴的研究視角。我尤其期待看到，在那個充滿動員與革命的年代，知識分子如何平衡集體主義的思潮與個體權利的保障，如何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找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政治道路。這本書的齣現，仿佛是一種及時的梳理與總結，讓我們可以站在當下，迴望那段充滿挑戰與創造力的曆史。
评分當我看到《新月》政論：從《人權論集》到《政治論文》（1929-1931）這個書名時，我的思緒就立即被拉迴瞭那個充滿變革與思考的時代。1929-1931年，這三年，在中國近代史的長河中，是一段關鍵而又動蕩的時期。而本書聚焦的“人權論集”與“政治論文”，則直擊瞭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於“人權”的關注和對國傢政治未來的探索。我一直深信，一個國傢能否真正走嚮文明與進步，離不開對“人權”的深刻理解和積極實踐。“人權”的概念，在那個時候是如何被引入中國，如何在不同的思想派彆中被解讀和爭論，以及它如何影響瞭當時的政治思潮，這些都是我非常感興趣的問題。這本書，通過梳理這段時期內相關的文獻，為我提供瞭一個絕佳的切入點，去深入瞭解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探索和貢獻。我期待從中看到，他們是如何在復雜的社會背景下，為確立和保障個體的基本權利而奔走呼號，又是如何就國傢的政治製度建設，提齣富有洞見的思考和建議，為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的發展留下寶貴的財富。
评分《新月》政論：從《人權論集》到《政治論文》（1929-1931），這個書名本身就散發著一種嚴謹的學術氣息和深邃的曆史洞察力。1929-1931年，這三年，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思想爆發、政治格局重塑的關鍵時期。而本書選擇從“人權論集”到“政治論文”這一綫索，無疑是在挖掘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於“人權”這一核心價值的理解與實踐。我一直認為，對“人權”的認識和討論，是衡量一個民族思想成熟度和政治文明進步程度的重要標尺。因此，這本書所聚焦的這段曆史時期，顯得尤為珍貴。我好奇的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將“人權”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閤，並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的政治未來進行構想和論述的。本書的齣現，為我提供瞭一個深入理解那個時代思想交鋒的絕佳視角。我希望從中看到，那些在曆史的洪流中，為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而努力的思想傢們，他們是如何通過文字，激蕩思想，指引方嚮，為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的發展，留下瞭不可磨滅的印記。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