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序言
第一章
「佔领中环」:社会运动的涂鸦效应
对许多不留意的人来说,香港公共空间的涂鸦只是一种碍眼的街头乱象,不管是文字或图像,除了一些奇形怪状的线条和粗俗的图案,都难以理解,而且毫无价值可言。或许,这是涂鸦的唯一意义。
涂鸦客却有不同的想法,他们以第三只眼看周遭环境,面对一片开放的空间,见人所未见。涂鸦,在他们看来,「不是涂污」(DEVIL,2012 年 1 月 5 日通讯访问)。由字眼看,这种见解并非全无道理,涂鸦两字的确不等于涂污,尽管港人心中早有「『涂鸦等同涂污,恶意破坏』的负面印象」(《头条日报》,2015 年 3 月 7 日,页 28)。从内涵来说,也有点根据,涂鸦是在非法的地方书写文字,不是涂抹污点,而是以添加的文字毁坏旧有空间的原貌,多少算得上是 Schumpeter(1942)所说的创造性破坏。
美国纽约街头艺术家 Michael De Feo 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街头艺术家和涂鸦艺术家都用不同的方法在街道上创造艺术(《南华早报》,2010年6月20日,艺术版,页10)。两者的焦点在于文字和图案的差别使用,涂鸦通常以文字为主。因为文字存在于特定的空间或载具,涂鸦因此是一种不连续的传播模式;透过涂鸦,人们不必依赖面对面的互动,或者知悉作者的身份,也可以进行间接的视觉对话(Klingman & Shalev, 2001)。间接,是由于文本的制造者和接收者很少会同时出现在相同地点。
更堂皇一点,对那些兼具某种使命的涂鸦客看来,涂鸦是一种源自草根的自发性动作和声音,发抒于内心的一种对抗国家强权或机器压迫的自然反应,也就是意识形态的抗衡(Lachmann, 1988)。例如,针对 2011 年 3 月日本福岛核能电厂受到地震和海啸影响的灾难,涂鸦客 281_Anti Nuke 于 2013 年开始在东京街头上大肆张贴反核的图案贴纸,决意以涂鸦引起对「巨大公共污染灾难」的注意(《南华早报》,2013 年 11月 30 日,页 A9)。个人与国家机器对抗,就像大卫与巨人的战斗,还有什么比在街头路面或墙壁上书写抗议文字或画上一幅敏感的图案,更能引起行人的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