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约二十年前,为了撰写《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书,我曾阅读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这段历史,以充实相关的知识。众所周知,当时柯尔特斯(Hernando Cortez)只带了六百名不到的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人的阿兹特克帝国。这么一小撮人怎么可能战胜人口众多的帝国呢?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那些常见的解释似乎都不够充分。即使蒙提祖马(Montezuma)和他的伙伴在刚开始时,错把西班牙人视为天神,但没多久,他们就从经验中获得实情了。或许在第一回合交手时,马匹和火药令土着既惊且怕。然而,在武装冲突后,马匹的血肉之躯以及西班牙人所舞弄的原始枪炮,自然会暴露出它们的极限。当然,柯尔特斯有办法号召墨西哥境内多支印地安民族,合力对抗阿兹特克帝国,是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那些印地安盟邦要不是有理由认定柯尔特斯会赢,是不会选择站在西班牙人这一边的。
事实上,这则奇特的墨西哥征服记,只是更大谜团中的一部分(随后不久,在南美洲又发生同样惊人的历史: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能够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的西班牙人并不多,但是他们却能成功的把文化传播给为数极众的美洲印第安人。然而,单凭欧洲文明固有的魅力,以及西班牙人所精通的科技优势,似乎仍不足以解释,为何印地安人会如此大规模的叛离历史悠久的传统生活方式及信仰。
譬如,为何墨西哥及祕鲁的古老宗教会消失得这般彻底?村民对于庇荫他们农田无数年代的神明和祭典,为何不再虔诚了?纵然在西方传教士的心目中,这是因为基督教的真理是如此明晰,因此根本无需解释为何能成功转变数百万印地安人的信仰;但来自传教士的宣教以及基督教本身的吸引力,似乎也不足以解释这一切。
一窥疾病角色 在柯尔特斯征服史的诸多解释中,有一项不经意的说法(我已记不得它的出处了),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则解答。在审慎思考这个答案以及它背后的涵义后,我的新假说变得愈来愈有可能,且愈来愈有分量了。因为,就在阿兹特克人把柯尔特斯及其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传染病正在城中肆虐、蔓延。那位率队攻打西班牙人的阿兹特克将领也死于那场「悲伤之夜」(noche trista,这是后来西班牙人对这场疫病的称唿)。这场致命传染病酿成的瘫痪效应正足以解释,为何阿兹特克人当时并未乘胜追击溃败的西班牙人,反而让对手有时间、有机会喘息及重整,进而联合其他印地安族人来包围墨西哥城,赢得最后的胜利。
再者,像这样「只杀死印地安人,而西班牙人却毫发无损的传染病」,在心理方面的暗示也很值得考量。这种差别的遭遇,当时只能用超自然力来解释,而在这场战争中,哪一方受天神的庇护也是无庸置疑的。在西班牙人信奉的神展示了卓越的神力之后,环绕着印地安神祇所建立的宗教、祭师与生活方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难怪,印地安人会如此温顺的接受基督教,向西班牙人俯首称臣。上帝显然偏袒西班牙人,而且此后每一场从欧洲(不久后又加上非洲)引进的传染病大暴发,都不断的重复这种教训。
这类一面倒向侵犯印第安人的传染病,提供了门路,以理解西班牙人如何在军事及文化上,轻松的征服美洲。然而,这个假说立刻引发了其他问题:西班牙人是何时且如何获得这种染病经验,使他们能在新大陆无往不利?为何印第安人不具有能消灭西班牙人的地方疾病?只要试着回答这些问题,很快就会开始发现迄今仍被忽略的史学领域:即人类与传染病交锋的历史,以及每当旧有疾病的疆界被打破,使得新传染病入侵某个对它缺乏免疫力的民族时,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也提供了许多十六、十七世纪发生在美洲的类似事件纪录。本书的重点即在描绘这类致命接触的主轴。我的结论将令读者大吃一惊,因为在传统历史中备受冷落的事件,却占据我论点中的枢纽地位。主要原因在于,负责筛检人类在历史上存活纪录的学者,对于各种疾病模式可能产生的重大变化,缺乏敏锐的洞察力。
史学家忽略了传染病 「从未遇过的传染病袭击人类族群时,会发生的惨剧」这类重大事件,欧洲历史确实记录了几桩。十四世纪的黑死病可以算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次是十九世纪的霍乱大流行,后者破坏性虽然没有那么大,但却是比较近代且记载较完备的案例。然而,历史学家从来不把这些案例,视作重大传染病暴发这种大型事件,因为这类与新疾病惨烈交手的早期案例,被深深的埋藏在过去,那时的纪录残缺不全,使得事件的规模和意义都轻易的遭到后人忽略。
在评鑑古代典籍时,史学家自然会受限于他们个人对传染病的体验。由于现代人已历经过各种疾病,对于许多熟悉的传染病,都练就出相当程度的免疫力,因此总能很快的镇压住一般的疫病流行;训练有素的史学家,生活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不由得会把疫病造成重大伤亡的所有论点,都当成夸大之辞。
事实上,从前的史学家之所以没能适度看重这整个主题,基本原因是在于他们不了解「疾病在普遍具有罹病经验的族群中暴发流行」与「同样的疾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间的重大差别。史学家若预设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所有传染病的模式,都和欧洲地区的传染病模式大同小异,那么疫病流行自然就没什么好提的,因此,史学家也倾向採用随兴的方式,把这类资料轻描淡写过去,正如我在柯尔特斯的胜利中所阅读到的一样。
于是,流行病史成为古文物研究者的领地,他们兴致勃勃的抄抄写写,记下一堆基本上没什么意义的数据,就只因为这些资料刚好就在手边。不过,还是有黑死病以及其他几个流行病例,都是在军营内突然暴发疫病,因而扭转了军情,有时甚至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像这类插曲当然不可能遭人遗忘,但是它们所带有的不可预测性,却令史学家深感不自在。我们都希望人类历史的轨迹有理可循,而史学家为了迎合大众需求,通常也特别强调历史中可计算、可定义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然而,当疫病在战时(或和平时期)成为决定历史的关键因子时,这份解析历史的努力恐怕徒劳无功。因此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的疫病事件。
当然,有一些圈外人会扮演提出异议的角色,例如美国细菌学家靳塞(Hans Zinsser),蒐集了一堆足以说明疾病的确举足轻重的例子。因此,靳塞那本读来令人津津有味的着作《老鼠、蝨子与历史》(Rats, Lice and History)中,指出斑疹伤寒大流行,如何经常破坏国王与武士的锦囊妙计。
但这类书籍并未尝试把疾病史摆进人类历史中更重大的场景。这类书籍和其他书籍一样,还是把偶尔暴发的疫病惨案,视为突发且无法预期的事件,这在本质上已超出史学诠释的范围,因此无法引起诠释历史的专业历史学者的兴趣。
本书借由揭示各种疾病传播的模式如何影响远古与现代人类的历史,想把流行病史带入历史诠释的领域。我所做的诸多猜测及推论都仍在试探阶段。我提出的这些论点,还有待精通各种难懂语言的专家,细心审视经典古籍,来加以确认或是纠正。像这类的学院派研究工作,往往需要写成论文,做为「箭靶」,看是否经得起考验。我提出的想法和猜测,应该合乎上述的要求,同时还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使他们关心人类历史诸多旧观念之间所存在的重要鸿沟。
除了我必须提出的细节内容外,想必大家都会认同「进一步了解人类社群在自然平衡中不断变迁的地位」,应该成为我们解析历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没有人能怀疑,传染病在过去及现在都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寄生」无所不在 在开始说故事之前,有几项关于寄生、疾病、瘟疫的论点以及相关的观念,或许有助于避免让读者弄混。
对于所有生物而言,疾病和寄生现象都是无所不在的。某生物从另一方生物身上成功取得食物,对后者(宿主来说),等于一场恶性感染或疾病。所有动物都依靠其他生物为食物来源,人类也不例外。觅食问题以及人类社群在觅食上的各种招式,充斥在经济史中。反倒是「避免成为其他生物的食物」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少见,大体是因为人类早在相当远古的时代,就已经不畏惧大型掠食者,例如狮子或野狼。话虽如此,我们或许还是可以把大部分人类的生命,视为一场介于「病菌的微寄生」以及「大型天敌的巨寄生」之间的危险平衡;而所谓的大型天敌,主要是其他的人类。
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指的是微小的寄生物(病毒、细菌或是多细胞生物),它们能在人体组织中,找到维生所需的食物来源。有些微寄生物会引发急性疾病,结果不是很快的把宿主杀死,就是在宿主体内引发免疫反应,让自己被宿主杀死。偶尔这类致病的生物不知怎的,进入特殊宿主的体内,使宿主成为带原者,有能力感染其他人,自己却不生病;另外还有一些微寄生物,有办法和它们的人类宿主,达成比较稳定的平衡关系。这类感染无疑也会吸走宿主体内的部分能量,但是它们的存在并不会妨碍宿主的正常功能。
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也展现出类似的多样性。有些会立即致命,例如,当狮子、野狼在吃人或是吃其他动物时,势必会令宿主立即丧命;有些巨寄生物则容许宿主无限期(indefinitely)的存活。
早在远古时代,从事狩猎的人类,其技巧和威力便已超越了他们的动物天敌。人类于是窜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从此不再那么容易被大型掠食动物吞噬。然而从那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互相残杀」几乎是两相邻部落的互动特色。这使得成功的人类狩猎者,真正跃上和狮群、狼群同等级的地位。
接着,当生产食物成为某些人类社群的生活方式后,另一种新版本的巨寄生方式也跟着出现。征服者可以从生产者手中取走食物,供自己消耗,因此对于生产者而言,征服者便成为另一种型态的寄生物了。尤其是在土地富饶的地区,甚至证明了人类社会可以发展出相当稳定的巨寄生模式。
摘自 缘起〈史学家的漏网之鱼〉
再版导读
宏观的疾病文明史
李尚仁 长年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加拿大裔历史学者麦克尼尔 (William H. McNeill),于2016年7月8日以九十八岁高龄逝世。他的经典名着《瘟疫与人》中译本在同一年度再版,可说是台湾对这位重要历史学者极佳的致敬与纪念。麦克尼尔被视为是目前十分热门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研究领域的先驱,成名作是出版于1963年的《西方的兴起》,该书的主标题或许会让人以为麦克尼尔谈的是「西方」的历史,其实他讨论的是数千年来人类各种文明的互动,以及西方如何于短短五百年间在此过程中兴起。麦克尼尔另一本世界史名着是1982年出版的《权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讨论军事与科技如何影响权力关系与人类社会。
《瘟疫与人》的内容更广泛、企图心也更大。表面看来该书探讨的是疾病史,而此类研究早已有之,毕竟传染病的暴发常会对历史有重大影响。例如斑疹伤寒对远征俄国的拿破崙大军造成巨大伤害,或是中世纪晚期的瘟疫对欧洲封建制度的冲击。然而,《瘟疫与人》处理的范围远超过个别事件、疫情与疾病,而企图讨论史前时期直到现代疾病如何影响人类的历史。
简洁原理看疾病史 尽管涉及的范围庞大,《瘟疫与人》的基本解释原理却相当简单,它建立于简单的免疫学与疾病地理学观念。简而言之,人群接触到来自不同环境的新病原时,常会因为缺乏免疫力而导致严重疫情与大量死亡。这种接触可能是因为人群迁徙到新的环境,也可能是外来的人群或病媒将新的病原引入。接触过微生物而仍存活者,则会产生一定的免疫力,当病原与免疫力达成平衡后,该疾病往往成为当地的风土病,尤其是儿童疾病,其杀伤力大减。
温暖潮湿的热带森林,致病微生物种类多于寒冷干燥的温带地区;拥挤城市的传染病多于地广人稀的乡间;农业耕作和畜牧也会带来更多的传染病。除了病菌这类微型寄生物之外,人们还常常面临榨取其劳动果实的巨型寄生物,像是统治者、征服者与殖民者等等。本书从这些基本原理出发,来探讨生态、疾病与人类历史的关系;从史前时代到现在的人类历史,就是微型寄生物、巨型寄生物以及被寄生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与结果。
《瘟疫与人》是生态史与环境史的重要经典,但它不是唯一的先驱。麦克尼尔自承在写作《西方的兴起》时,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为何为数甚少的西班牙冒险家,能够击败印加与阿兹特克等大帝国,进而征服美洲?许多证据显示,其实是美洲原住民对西班牙人带来的传染病缺乏免疫力,遭到疫情严重打击,而让野心家有机可乘。麦克尼尔并不是头一个研究此一课题的学者,美国历史学家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 Jr.)稍早在1972年出版的《哥伦布大交换》,就是探讨此一主题的生态史名着。
但《瘟疫与人》更进一步,试图以生态因素解释许多看似难解的历史现象,像是玄奥的宗教教义。例如,相对于中国入世的儒教,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之所以教导人弃绝尘世,是由于印度温暖的环境具有更多的传染病,致使生产力低的人民在应付国家的税赋之后,资源所剩无几,因此发展出贬低物质世界的宗教。他还推测印度种姓制度的产生,是因为北方征服者为避免染上南方部落民族身上的寄生虫病,所发展出的接触禁忌。有趣的是,麦克尼尔在书中也否定过去疾病史常有的看法,像是梅毒是哥伦布的船队从新大陆带到欧洲的说法。
学界多方检视 《瘟疫与人》一出版就广受好评,学界大多赞赏其宏观视野与大胆综述所带来的启发。然而,如此充满惊人之论的着作必然会引起批评,尤其是史料的使用与推论必遭到严格检视。具有医师资格,也专研疾病史与疾病地理学的着名医学史学者艾克纳希特(Erwin Ackerknecht, 1906-1988),就称《瘟疫与人》为「科幻小说」。英国医学史学者阿诺(David Arnold)1996年出版的《自然的问题》(The Problem of Nature)一书就宣称,麦克尼尔对于黑死病与蒙古帝国扩张之间的解释,具有高度臆测性质。阿诺提出许多的质疑,例如鼠疫真的是起源于中国云南?会不会在十四世纪时中亚的老鼠就已经带有鼠疫桿菌了?鼠疫真的是借助蒙古大军传播的吗?会不会是气候变迁导致带菌的老鼠从原栖地出走,而使得人类与牠们接触的机会大为增加?
此外,中国史籍关于疫病的记载大多十分简略,在1330年代与1340年代大量发生的疫病,真的是鼠疫?还是其他传染病?这种对于将现代医学知识套用于过去史料的批评,在1990年代的医学史学界达到高峰。学者怀疑能否透过史料记载,对过去的疾病进行「回顾诊断」,毕竟古代人对疾病的认知与描述和现代医学大不相同,而古代医者所信奉的体液说等医学理论,也和现代细菌学大异其趣。除非有好的遗体标本,否则今天的学者也没办法对古代病人做细菌学检验,怎能光凭文字记载就断定当时的人罹患的是何种疾病,甚至进而做出各种令人啧啧称奇的历史推论?
历史经典瑕不掩瑜 不过,正如任教于牛津大学的着名医学史学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所指出,学者如果採取这样彻底的怀疑态度,认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所描述记载的疾病,绝对无法对应到今天的疾病分类,那么就不可能进行任何长时段、大地理范围的疾病史研究,更遑论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换句话说,要不要做回溯诊断以及进行疾病生态史的推论,需要看探讨的是何种议题而定。如果学者追问的是社会文化与医学理论,如何影响对疾病的认识与治疗,那当然不需要借助现代医学来做回溯诊断。但如果要宏观了解生态、经济与长时程历史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透过现代科学知识来揣摩当时的疾病种类,仍旧是无可避免的。在《疾病与现代世界》(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这本书中,哈里森强调执着于这样的争论是没有益处的,疾病史的研究应该要「百花齐放」。
《瘟疫与人》这样的经典,影响力有时会出现在出乎意料的地方。法国学者拉图(Bruno Latour)往往被视为是对科学与科技有着激进看法的前卫思想家,他有时也被某些人批评为极端相对主义者。然而,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书中,将微生物与人类帝国比喻为微型寄生物与巨型寄生物,以吞食消化来比喻族群与文明的征服、消长乃至灭绝,此种看法成为拉图的《巴斯德的实验室》一书的灵感来源之一,不只多次加以引用,而且还大为赞赏。
麦克尼尔以同样的视野看待微型寄生物与巨型寄生物,正符合拉图将人类与非人类(微生物、动植物、机械甚至整个地球)都当成网络中的行动者的理论观点。强调科学推论的环境决定论与前卫的相对主义建构论,在此出现奇特的交会,这也许就是麦克尼尔的史学想像,展现于《瘟疫与人》的奇特魅力。
家学渊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麦克尼尔一家祖孙三代都是历史学者。他的父亲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是长老会牧师,也是研究基督教史的学者。他的儿子约翰・劳勃・麦克尼尔(John Robert McNeill)是目前仍很活跃的杰出历史学者,和乃父一样专攻世界史与环境史,着有《太阳底下的新鲜事》,更和父亲合写了《文明之网》。这两本书在台湾都已有中译本出版。劳勃・麦克尼尔在史学上克绍箕裘,甚至在父亲成名的疾病环境史研究领域也发光发热,他在2010年出版的《蚊子帝国》(Mosquito Empires),探讨欧洲殖民加勒比海区域以来,黄热病与疟疾等病媒蚊传播的热带疾病,以及该区域频繁发生的战事,如何塑造此地的历史。此书出版以来获得学界极大的好评,赞誉不断。《蚊子帝国》的卓越成就,或许正说明了《瘟疫与人》所开拓的研究途径,在更细腻的分析方式下,仍可带来丰硕的史学成果。
(本文作者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