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不安：为什么经济互相依赖不会带来和平？为什么多极化的世界非常危险？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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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James Mac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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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关系
• 地缘政治
• 大国竞争
• 全球化
• 多极化
• 经济安全
• 国家安全
• 冲突
• 政治经济学
• 国际秩序

　　世界贸易增加了各国的财富，也扩大了财富受制于人的风险；
　　每个大国都有控制他人的欲望，也有受制于人的不安，
　　为了取得更多的安全感，大国只能向外扩张……

　　◎经济互相依赖并未带来和平
　　
　　十九世纪末，自由派人士为国际贸易即将带来的荣景与和平欢欣鼓舞，他们认为经济相互依存的时代，将使各国动武成本过高，自然打消穷兵黩武的妄念。
　　
　　然而，日益依赖贸易所衍生的不安感却越来越强，各国都深怕有一天，外贸戛然而止，航路被切断，原料被控制，国家因此陷入绝境。于是，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开始了，以打破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独霸地位为目标，最终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了确保自己国家能自给自足，就得牺牲他国的经济安稳
　　
　　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让各国对世界贸易的态度转趋消极，试图回复自给自足的安全状态，以消除对贸易依赖的不安感。但由于世界资源的分布不均，想要确保自己国内的经济安稳，就要保障关键资源的取得，这一切，只能透过扩张领土的手段。于是，大国间的资源争夺战，演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多极化世界的再次到来，世界将陷入动盪不安？
　　
　　二战后，旧帝国的瓦解与冷战，使美国成了独霸全球的唯一强国，也意外地成了维持世界贸易安全与平衡的重要推手。仰赖贸易的不安感消失，自给自足的心态不再，各国心无悬念地参与全球贸易，也造就了几近和平的长期局势。
　　
　　如今，俄罗斯、中国、印度新兴势力的崛起，试图挑战美国地位，打破旧有的秩序以保障自己取得资源，此景宛若二战前各国争夺物资引爆战争的再现。而各国人民相信经济上的紧密相连，将使战争绝不可能发生，也与一战前普遍的思维一致。此情此景，与两次大战前是如此相似，历史是否将重演，大战是否将再次发生？
　　
　　战争的成因，从来不是政治斗争，而是商业和工业之争！
　　
　　全球贸易失衡，才是所有战争爆发的真正源头！
　　
　　十八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贸易逐渐兴盛，最终形成一股席卷世界的浪潮，无论是自愿或被迫，各国都被吸入这股全球贸易的漩涡里，无法置身事外。世界贸易造成国家间紧密的经济依存，也如同一把双面刃，在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之外，引起了国家间紧张的对立关系。
　　
　　本书巧妙融合了政治及经济史，从世界贸易的发韧到兴盛，解析这两百年来世界局势的演变，同时面向未来，探讨我们该如何从历史借镜，解决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纷争。
　　
　　我们的世界是由贸易打造出来的，也会因为贸易的失衡而崩解！
　　
名人推荐

　　社会企业公约基金会创办人　马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苑举正　重量推荐

　　※「二十一世纪不需要重蹈二十世纪的覆辙，本书是颠覆世俗认知的精辟之作。」──约瑟夫．乔飞（Josef Joffe），史丹佛大学史巴克里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学人

　　※「作者提出一套令人信服的论点：唯有在单一良性强权的保护下，自由贸易与世界和平才能持久蓬勃，多极对立的世界并无法稳定发展。本书立论宏大，伟然可观，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论着之一。」──默文．金（Mervyn King），英国央行前总裁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一本名为《大国不安：经济依赖与地缘政治冲突的复杂图景》的书籍简介，重点聚焦于国际关系理论、地缘政治分析以及历史案例研究，旨在探讨全球权力结构变迁与冲突风险。 --- 《大国不安：经济依赖与地缘政治冲突的复杂图景》 内容简介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一个悖论日益凸显：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融合，本应是构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却似乎并未有效遏制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本书深入剖析了这一复杂的结构性矛盾，挑战了传统的相互依赖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中关于经济联系必然带来和平的乐观预设。我们正置身于一个权力分配日益分散、竞争态势日益激烈的多极化世界，随之而来的，是全新的安全困境与战略误判风险。 第一部分：解构经济依赖的和平神话 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特别是相互依赖理论，强调贸易、金融和供应链的紧密连接会提高冲突的成本，从而形成一种“商业化和平”。本书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审视。我们指出，经济相互依赖本身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增加了战争的直接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催生结构性的脆弱性，并将经济关系武器化。 我们引入了“不对称依赖”和“结构性依赖”的概念。当两个或多个大国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时，依赖性较弱的一方可能会利用这种不对称性作为政治胁迫的工具，即“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更重要的是，当经济关系成为国家战略竞争的延伸时，技术和关键资源的“脱钩”（Decoupling）或“去风险化”（De-risking）便成为常态。这种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战略重估，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加剧了国家间的猜疑和对抗。本书通过对二战后一系列经济制裁与贸易战的案例分析，展示了经济工具如何被有效转化为地缘政治武器，使得单纯的经济往来不再是和平的可靠保证。 第二部分：多极化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安全困境 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在于，世界从两极结构向多极结构的过渡，本质上是一个权力真空被填补、竞争领域被拓宽的过程。多极化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更多参与者，而是意味着更低的预测性、更复杂的联盟体系以及更高的战略模糊性。 我们借鉴了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视角，探讨了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在多极环境下的适用性。当现有霸权力量（Hegemon）的相对实力下降，而新兴大国的崛起速度加快时，结构性的不确定性便会急剧增加。这种权力重心的漂移，使得各国对自身地位的感知变得愈发敏感和脆弱，从而更容易陷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多极化使得联盟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变得异常复杂。国家需要同时在多个维度上进行平衡：既要防范潜在的战略对手，又要确保关键的经济伙伴关系不受影响。这种“多维竞争”的环境，极大地增加了“错判”（Miscalculation）的风险。一个在区域层面看似局部性的争端，可能因为复杂的相互关联性，迅速升级为影响全球稳定的危机。本书详细分析了在东亚、中东和欧洲等关键地缘政治热点地区，多极化结构如何放大既有的安全焦虑。 第三部分：历史的教训与未来的风险展望 为了理解当前的困境，本书回顾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体系的崩溃。彼时的欧洲，同样经历了高度的工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然而，最终的导火索却是民族主义、帝国竞争以及对权力平衡的误判。这段历史的教训是，经济的相互交织并不能自动消除国家间对主权、安全和战略自主的根本性追求。 在当前背景下，我们尤其关注“军事化经济”和“技术主权”的兴起。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领土防御，扩展到关键基础设施、数据流动和半导体供应链等非传统领域。这种扩张导致了“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浪潮，使得原本属于市场范畴的经济决策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进行管理。 本书最后探讨了“威慑的边界”在多极世界中的变化。在传统两极对抗中，威慑逻辑相对清晰；而在多极竞争中，多个行为体同时具备威慑能力，使得风险管理变得异常棘手。特别是当经济依赖和地缘政治紧张交织时，任何一方向另一方施加的经济压力，都可能被视为升级的信号，从而触发难以控制的连锁反应。 总结 《大国不安》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审慎而深刻的视角：理解当代国际关系，必须超越对经济必然带来和平的简单信念。在多极化带来的结构性不安中，大国之间的博弈将更加复杂、更具风险，也更需要精妙的外交与战略智慧来管控冲突的爆发。本书是对当前全球秩序深刻不安的系统性解读。

作者简介

詹姆斯．麦唐诺（James Macdonald）

　　独立历史研究者，曾任职于投资银行，专注于经济金融政治史，着有《债台高筑的自由国家》（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分析文章散见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路透通讯社」（Reuters）等知名媒体，现居英国。

译者简介

洪慧芳

　　国立台湾大学国际企业学系毕业，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MBA，曾任职于西门子电讯及花旗银行，目前为专职译者。
 

推荐序／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苑举正
前言
第一章  全球化初期
第二章  经济战，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第三章  经济孤立主义失灵
第四章  经济战，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年
第五章  美国治世与全球化第二期
第六章  美国治世告终？

推荐序

　　这是一本基于经济唯物史观的好书。经济，讲的是一切有助于国力与民生发展的经济利益。唯物，指的是所有从帝国主义没落以来的历史事件，都能够从追求物质利益的观点下，得到因果解释。史观，就是本书内容所呈现的观点，也就是针对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历史所做的诠释。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一种莫名的忧伤，因为当我发现这本书中所记录的历史，是过去一百多年以来西方列强在争夺与宰制非西方世界的历程之外，也是我做为一个非西方人，最不愿意去面对的历史；通常我们以「百年羞辱」做为这一段历史的注脚。但这本书告诉我们，其实这一百多年来，因为帝国主义者的贪婪以及自私，冒用发展与爱国的借口，造成了两场世界大战，将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卷入战火的蹂躏之中。

　　本书表面上在探讨两个相当热门的名词：全球化与美国治世（Pax Americana）。实际上，本书主要的核心议题在问，人类应当透过什么方式避免战争。
　　
　　在帝国主义发展的初期，最早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国与法国，利用帝国的优势，从殖民地源源不绝地输入资源。这种「爆富」方式，让英国、法国在极短的时间内，以大国姿态傲视欧洲各国的同时，却让自觉意识极高、科技发展极快，以及对他国极为嫉妒的德国产生不满。德国想要后来居上，建立自己的帝国；这导致欧洲人注定发生多起战争的命运。
　　
　　本书作者非常仔细地分析了欧洲人建立帝国的贪婪想法。其实，有这种想法的国家不只英、法、德三国，也包含了美国、俄国、义大利、荷兰、比利时以及日本。在这场不惜运用战争攫取殖民地的竞争里，日本是最令人感到惊讶的国家。日本在一八五三年被美国船舰打开大门，终结锁国两百年的日子后，在短短的十几年当中，于一八六六年展开明治维新。这场维新不但改变了日本的历史，也在世界侵略史上，建立唯一非西方的近代帝国。
　　
　　本书与全球化相关的主要理由，在于这段历史中，出现两种对立的理论。有一派认为，促进世界贸易，以互通有无的相互依赖，是防止战争发生的主要办法；另一派认为，一个国家要随时做好备战的准备，透过自给自足，保护国家经济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认同自由贸易理论的一方，希望增加交流的机会，避免因为误解而开战。但是，认同保护主义理论的人，则认为国家的富强终必透过战争，逼迫他国承认高下。
　　
　　这种让国家富强的保护主义，在所有企图后来居上的国家，例如德国或日本身上一览无遗。它们的发展途径类似，都历经了如下三个步骤：第一，国家制度的落实，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土地与人口。第二，科学技术的突飞勐进，制造出大量以及高明的杀人武器。第三，政治道德感召，促成全民共识的同时，却以极为薄弱的道德感，进行残酷的战争手段；例如用潜水艇攻击货轮，用滥炸的方式伤害大众。当然在这三个因素的结合下，两次世界大战也就无可避免地爆发了。
　　
　　战争结束后，掀起大战的国家，不但都成为二流国家之外，也突然发觉，人类的对立，已经从争取土地与市场，转变成为意识形态对立。冷战并不是一个单纯介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敌对状态，更是开放与封闭之间的区隔。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集团，在计划经济与自给自足的理想中，反而促使冷战当中所有西方国家都愿意承认，美国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唯一独强。美国治世的称谓名符其实的展现在所谓「自由世界」之中。
　　
　　美国治世，不但取代了前一个殖民帝国，英国的荣耀与地位，更以极庞大的军队与财力，做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障。本书强调一个异想不到的结果，就是自由贸易的确可以维持世界和平，但必须发生在一个独强国家的意愿之下。美国就是这个独强国家，而美国治世就是这个国家为人类和平所带来的结果。
　　
　　在美国治世之下，全球贸易为原来英国与法国这种旧帝国，带来的不但不是丧失殖民地的屈辱，反而是人民生活大幅度的改善。生活的改善，带动了人类文明的提升，也让原先处于封闭状态的共产阵营发生了动摇。长期处于停滞与落后的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年代主动与美国接触。以俄罗斯为首的苏联阵营，也接着在九○年代，放弃了原有的计划经济，欲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它们那时都顺从美国治世的秩序，想要创造国家进步的契机。本书说得好，这基本上就是想要模仿战后德国与日本的发展模式。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美国治世也一样。当俄国依靠输出能源与中国仰仗出口产品的时候，它们都以美国治世的标准为主，也等同于小老弟。当中国与俄罗斯手上美元充裕的时候，这两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像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心态：为什么我处处都要听美国的？这个问题在俄罗斯与中国领导人心中发酵，使得世界在历经美国治世的稳定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动盪时期。最近俄罗斯併吞克里米亚半岛的行动，以及出兵空袭叙利亚的发展，都让人感觉到战争似乎离我们不远。而中国呢？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享受高度的经济成长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突破美国的独霸局面。中国一直不断地强调它是和平崛起，但它所谓的和平是以战争阻止战争的和平。中国的国防预算节节攀升，不断地研发创造新式的武器，目的不用多说。对于大多中国人而言，「百年屈辱」不但是一个事实，更是心理上的创伤，情绪式地害怕它再度发生。为了这个缘故，每当与美国以及日本在东海或南海发生主权争议的时候，中国态度都极为强硬。当然，当台湾默默扮演第一岛链要角，阻绝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的时候，中国内心更是愤慨，认为这是百年屈辱的延续。问题是，美国真的有能力围堵中国吗？
　　
　　美国原来是西方列强中，算是比较讲理想的国家。在历史的痕迹中，美国的领导总是提出世界和平的构想，具体的例子就是国际联盟与联合国。虽然这些机构运作得不是很好，但它们对人类的和平做了榜样。美国也在经济秩序上做了各式各样的努力，例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当然，你也可以说，美国提出这些理想的时候，都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但在美国利益被满足的过程中，这个世界不是也在美国治世的影响下，历经了繁荣、进步与和平吗？这是真的，不过美国国力目前走下坡也是一件不容否认的事实。
　　
　　当我们正在思考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与世界和平之相关性时，美国的经济经历过二○○八年的经融海啸，美国的社会正因为枪杀黑人的案件层出不穷而陷入分裂，而美国的政治在二○一六年总统大选的表现，却让人对美国的未来捏一把冷汗。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谁当选总统，美国民意大致都不愿意参与世界的自由贸易。这一点，是本书不曾提及过的问题，但在本书的脉络当中，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出，当维持世界和平的超级强权既不愿坚持追求和平的理想，又没办法面对其他大国的挑战时，这个世界是不是又将进入群雄并起的时刻呢？
　　
　　对我而言，这个问题并不真的很令人恐惧，因为阅读本书的过程，让我了解，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最重要的是，这些历史事件让人类狠狠地惊觉，战争因为毫无解决问题的实质效果，所以是绝对的恶。我相信，虽然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忆经常是健忘的，但是我们都有义务告诉周遭所有的人，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战争是残酷的，而且发动战争的人是愚蠢的。这是我阅读本书所得到的重要心得。
　　
　　本书文字清晰，举证历历，参考资料至为丰富，不亚于一本学术书籍，却又让人像欣赏舞台剧一般，看尽列强逐利的各式丑态。这是一本好书，所以我推荐给国人，希望读者更深层地理解，人类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不是追逐利益，而是维持和平。
前言

　　一九四五年以来，全球享有的太平盛世有多稳定？这种问法可能听起来过于自满，毕竟过去数十年来，各地发生的冲突导致数千万人不幸丧生。但这个提问避开了一九一四到一九四五年间的惨重伤亡，那段期间列强交战，导致五千万人以上沦为战祸亡魂。然而，这个问法之所以贴切，是因为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破坏了长久以来的非凡荣景，而且当时的参战国又是工业化最先进的国家（让人不免质疑，工业化的过程中是否有某些因素，导致他们更容易陷入自我毁灭的暴力）。如果那样问没错，那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回答：一百年前酿成世界大战的紧绷要素是否依然存在？如果还在，过去七十年是什么机制压抑着它们？那些机制仍像以前那么强大吗？亦或是受到威胁？
　　
　　本书试图从过去两百年来的战争、和平、贸易史观来回答这些问题。在十九世纪中叶，思维先进的思想家就像如今的许多评论家一样，觉得长治久安显然有赖于国际贸易的流通。自由贸易不仅有助于经济成长，商业交流也可以打破国家之间的藩篱。只要把各国的经济连结起来，就不太可能发生战争。英国的自由派政治家科布登（Richard Cobden）大力提倡自由贸易的世界，说那个世界将会「凝聚众人，撇开种族、信条、语言的对立，让大家永远和平共处。」哲学家约翰．弥尔（John Stuar tMill）更是乐观，他宣称商业的扩张正「迅速让战争流于过时」。
　　
　　表面上看来，在十九世纪，贸易似乎真的维系了和平。一八一五到一九一四年间，有人称那段时期为「长平时期」和「全球化初期」。国际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那一百年间进出口总额占全球GDP的比例从二％成长至十七％。然而，商务浪潮的高涨并无法阻止强权之间爆发冲突。一九一四年，尽管英俄两国是德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德国依然对英国与俄国发动战争。自由贸易派的理念和希望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随着十九世纪的发展，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联日益模煳。各国开始偏离自由贸易，本来在十九世纪中叶逐渐下滑的关税壁垒又开始回升。这改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另一套相反的经济理论兴起，主张自由贸易只是牺牲对手，巩固最先进国家的利益。另一个比较隐约的发展是源自于另一个顾虑：工业化虽然让国家富裕了起来，也导致国家更加脆弱（这也是本书的主题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各国大致上是自给自足的，现在则仰赖原物料的进口以及制成品的出口。
　　
　　十九世纪后期，各国对于贸易依存度的共同反应，是建立殖民帝国，以提供本土缺乏的原料和市场，借此重建自给自足的状态。十九世纪初盛行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到了后期全面逆转，强权争相到世界各地占领尚未遭到瓜分的地区。帝国若是缺乏舰队保护海上贸易，也就没有多大的用处，所以强权纷纷投入军备竞赛（有些国家在此之前几乎没有海军），打造最现代的舰队，使他们的舰队规模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的二十五年间扩增了四倍。然而，不断增加的军事开支反而使他们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
　　
　　有什么方法可以缓和这些紧绷的关系？一次大战后，大家回顾十九世纪的荣景，谈论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亦即英国引领潮流，主宰国际经济和平成长的时期。然而，不列颠治世即使曾经存在，到了十九世纪末也已经没落，英国的工业霸主地位已成往事。皇家海军也许仍是全球最大的海军势力，但英国已无力限制危险的军事对手发展或维系和平。此外，在英国的对手眼中，皇家海军是一种威胁，而不是令人安心的势力。在多极化的世界里，只有合作，才能减少国际纷争。世界强权有时会召开会议以调解国际间的紧张局势，但只有那些国家都同意参与时，会议才有可能举行。一九一四年七月，他们并未参与。
　　
　　一次大战的爆发，不是为了某个遥远的殖民地，而是为了巴尔干半岛内陆某个不起眼的地带，那里也没有值得争抢的原物料。不过，塞拉耶佛刺杀事件之所以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是因为当时的世界强权既感到恐惧又充满野心，导致他们不惜一战。
　　
　　一次大战的爆发，是担心工业化意外后果的人最畏惧的梦魇。他们之所以畏惧，不仅是因为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足以发动难以想像的毁灭性战争，也因为参战者开始透过海上封锁，掐住对手依赖进口的命脉，以胁迫对手就范。后来，一次大战在暴乱的士兵与平民要求「和平与面包」中结束。
　　
　　战争结束后，大家试图把释放出来的魔鬼收回瓶子里，但和平协议几乎是彻头彻尾的失败。重申国际贸易不受约束，以及建立超国家机构「国际联盟」以维系全球和平，都是为了抒解外贸依存度所衍生的不安。但实务上，贸易已经不像战前那么自由了，国际联盟也证实无法维系和平，最主要是因为当时已是全球最大势力的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
　　
　　此外，殖民对立的议题几乎无人解决，战后只有输家失去了帝国，让赢家完全掌握了那些土地。所以战后的世界比以前更加分立，分成「掌控存活资源的国家」和「欠缺存活资源的国家」。一九二○年代恢复世界贸易的试验性方案，到了一九三○年代经过经济大萧条后，演变成全面的保护主义，这也难怪欠缺资源的国家为求自给自足，开始要求重新分配世界资源。一九一四年以前，表面看来贸易仍是自由的，但暗地里自由贸易和经济安全之间的紧绷关系波涛汹涌。到了一九三○年代，掌控原物料的争论已形成轩然大波，吵得震天价响。
　　
　　结果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十九世纪的自由派逐渐改弦易辙。许多人开始觉得贸易和经济的相互依存只会导致冲突，经济自给自足才是和平之道。不仅德国和日本以此作为主张领土权及大举扩张的理由，就连自由派里也出现令人意外的附和者，其中最着名的当属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但自给自足的动力最终并未促成和平，反而导致战争。倘若从第二次大战中抽走种族残暴摧残的表象，最后只会剩下各国的资源之争，尤其是德国和日本觊觎的俄罗斯和荷属东印度油田，德日两国梦想着靠那些油田来打造自给自足的帝国。他们就像以前一样，试图利用对方对外贸依存的弱点，掐住对方的经济命脉。这次空中势力延伸了舰队的势力范围，使经济战争的杀伤力更胜以往。
　　
　　一九四五年再次出现机会，让我们扫除酿成那么多灾难的经济野心与恐惧。幸好，这次美国重新思考其立场。一九一四年以前，美国把「全球化初期」带来的效益视为理所当然，同时筑起全球最高的贸易壁垒。一次大战后，尽管美国已跃升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却採行孤立主义，提升关税。不过，一九一八到一九四五年间的惨烈历史让美国的领导人相信，美国不能再这样孤立下去。他们现在知道，全球化初期的多极化世界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自由取得原物料及进出海外市场，都是一时的幻象。世界强权之间日益严重的对立，威胁着这些表象，最终只会摧毁一切。想要确保世界不受经济民族主义的危害，唯一的方法是重新导入一九一九年承诺做到，但从未实现的自由贸易，并由美国带头维系世界和平。
　　
　　美国新的外交政策是由罗斯福任内的国务卿科德．赫尔（Cordell Hull）规划，他是採行古典自由派的观点，亦即国际贸易不仅促进和平，也是和平的必要条件。他主张：「若不拓展国际贸易，国内外都不会安稳。」一九四一年六月，美国和英国一起发表《大西洋宪章》，作为战后世界的愿景，其中第四条直接指出导致德国和日本不惜一战的经济不安。同盟国现在致力「促使世界各国，无论大小、胜败，皆可在同等条件下，为了追求经济的繁荣，参与国际贸易及取得原物料。」
　　
　　于是，大家再度尝试建立世界和平。布列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目的是为了固定各国的汇率，以防止货币战争。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是为了降低贸易壁垒。这些经济协议是由新的世界维安势力撑起的，也就是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以美国为首的战后联盟，延续战时联合对抗德日的同盟）。
　　
　　这个维系全球秩序的新组织，是否真的比以前的组织更有效果，从来没有受到验证。实际上，冷战阻止了安理会发挥效用，因为它永远遭到牵制。不过，冷战的出现反而让世界因祸得福，迫使美国担负起良性霸权的角色──亦即不利用霸权剥夺他国蓬勃发展的权力──也迫使其他的西方国家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于是，战后的世界不像原本预期的那样由联合国主导，而是进入了美国治世。
　　
　　美国治世就像十九世纪的不列颠治世一样，完全是非正式的，但是更加稳固扎实，因为美国所向无敌的经济和军事优势，远远超过了英国以前的地位。此外，各国对苏联的恐惧更加巩固了美国的优势，相较之下，十九世纪末并没有那么可怕的恶势力，足以消除世界强权之间的对立。
　　
　　如果二十世纪的前半叶不是因为国际紧绷关系而爆发战争，而是因为两大敌对强权的经济竞争，美国治世就没有那么大的用处了。幸好，事实不是如此。尽管苏联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是严重的威胁，它对西方经济的稳定并没有直接的威胁。苏联因天然资源丰饶，再加上共产主义先天就偏好自给自足，因而并未参与国际经济，苏联也未与他国争抢原料和市场。为了保护战后西方荣景的基础，西方有必要牵制苏联集团（Sovietbloc）的发展，避免全球跌入经济黑洞。
　　
　　然而，西方帝国的解体，导致西方更难以牵制苏联的经济发展。战争期间，美国大力主张「去殖民化」。如果把帝国之间的敌对视为引发世界大战的主因，那样的主张是适切的。在真正自由贸易的世界里，并不需要帝国。但是共产主义的存在导致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不只是因为以前的殖民地可能落入苏联集团的手中，也因为社会主义学说把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描述成不公不义的剥削，并主张经济的自给自足与保护主义才是大家应该採用的经济模式。
　　
　　实际上，第三世界的经济民族主义对全球荣景的威胁，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大，那主要是因为拥有最重要资源（尤其是石油）的国家，无论抱持什么政治或经济理念，都亟欲提升收入。这种新型的经济民族主义唯一对世界和平与荣景造成严重威胁的情况，是发生「以阿冲突」（Arab-Israeliconflict）的时候，那导致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七四年的石油禁运。然而，矛盾的是，一九七○年代的石油危机并未导致各国回归经济孤立主义，反而促进了世界贸易的扩张，更加巩固了战后的经济秩序。
　　
　　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蓬勃发展，就像战后秩序的建立者当初预期的那样。德国和日本为了巩固其世界地位，不再需要仰赖帝国大业与海军舰队。欧洲那些曾是帝国的国家也发现，他们不需要殖民地也能蓬勃发展。
　　
　　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和毛泽东经济教条的失败，似乎代表了西方模式的胜利。一时之间，全球似乎真的有可能像一九四五年规划的那样，由联合国来维系世界秩序。如果那样说过于乐观，或许可以说，本来只保护非共产主义世界的美国治世，这下子可以进一步扩展，将保护范围涵盖全世界了。但没想到结果比预期还要复杂，共产主义的崩解反而导致几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崛起，那些国家本来就对西方打造的战后秩序没有好感。一九七○年，中国的外贸总额占其GDP的比例不到六％，后来中国摇身变成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如今外贸占其GDP的比例已近五○％。经济上，中国依循的迅速成长模式，就是日本首创、亚洲其他国家跟进模仿的那一套：以国内的高储蓄及偏低的汇率来刺激出口导向的成长。但是政治和军事上，中国觉得它没有义务遵守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原则。身为共产主义国家，中国不只在美国的保护伞之外，军事上也对美国抱持敌意。此外，中国的庞大规模意味着它可不像亚洲四小龙，它有足够的本事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自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比历史上的任一时期更加融入世界经济。一九七○年，俄罗斯的外贸占其GDP的比例只有七．五％，如今已超过四○％，但它也不接受西方的全球治理原则。过去一向保持中立的印度，如今也崛起成为世界强权，它的成长可能使全球势力的平衡变得更加复杂。
　　
　　这一切发展下来，结果就像十九世纪末一样，新势力的崛起开始质疑原有的地缘政治秩序。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过程能否平顺地发展下去，避免紧绷的局势重新上演，而导致全球化告终？
　　
　　一九九○年代，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历史标准来看，算是比较友好的阶段。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关系逐渐恶化，甚至接近完全敌意的状态。俄罗斯在联合国里开始积极使用否决权，偏执的程度几乎和旧苏联不相上下。而且俄罗斯也认为冷战结束时，苏联帝国的崩解是令人遗憾的结果，而且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它愿意竭尽所能去扭转那一切。换句话说，俄罗斯对全球秩序的观点已经变成明显的修正主义者。
　　
　　相较之下，中国的官方立场是，中国的崛起永远是和平的，对现有的秩序不会构成威胁。不过，有一些原因让人不敢贸然轻信这套说法。第一，中国根本不认同美国治世所带来的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军事预算急速增加，如今规模仅次于美国，远超过邻国。此外，这种军力扩张的本质，其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阻止美国海军进入西太平洋。美国海军从二次大战以来就掌控该区域，为依赖贸易的国家提供航海安全（例如日本，日本战后迄今都接受以美国治世取代帝国发展）。只要中国不把掌控海洋视为掌控原料的方法，其实不是那么危险，但偏偏中国和邻国为了扩大领海以便开採石油和天然气，争抢一些无人岛屿的所有权，导致远东地区的情势暗潮汹涌。此外，中国不认同美国治世也让它更加担心自己的经济稳定，因为中国的海上贸易必须穿过狭窄的麻六甲海崃，那里可能会遭到封锁。在此同时，该区的其他国家也在强化海军势力，以因应潜在的中国威胁。换句话说，远东地区的种种迹象显示，他们的心态似乎恢复到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危险状态。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正密切地融入世界经济，他们根本没有兴趣破坏这个为其繁荣奠定基础的系统。根据这个论点，只要串连各国的经济，让各国都不想发动战争，全球化就能安然无恙了。佛里曼（Thomas L.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中提出的「戴尔冲突防制理论」就是一例：「戴尔理论主张：同属某大全球供应链（例如戴尔供应链）的两个国家，只要一直待在同一条全球供应链里，就不会对彼此开战。因为身处在大型全球供应链里的人，都不想再打旧时代的战争了。」换句话说，「国际贸易的广泛扩张和迅速成长是世界和平的主要保证。」不过呢，十九世纪的人也是那样说的。
　　
　　佛里曼就像十九世纪的自由派人士，觉得军国主义和暴力只是复古的现象。但本书主张的论点在许多方面则更加令人不安：在多极化的世界里，军国主义是全球化衍生出来的。工业革命在国家之间创造了新的紧绷局势。财富的成长伴随着对贸易的日益依赖，策略的脆弱感油然而生。自由派期待经济依存将使战争的代价变得极其高昂，理性的政府不会去冒战争的风险，因此会打消开战的念头。结果证实那个希望根本无效，在多极化的世界里，经济依存并未导致裁军，反而促成军备竞赛，最后几乎免不了都会发生战争。
　　
　　很多人因此认为，解决之道是恢复工业化所削弱的经济自给自足。但是追寻自给自足并非解决方案，因为从原物料的全球分布来看，只有极少数的国家能达到经济独立，一国的经济安稳只能在牺牲他国之下达成。经济独立下的和平和经济依存下的和平一样危险。
　　
　　唯一的解决之道是恢复全球自由贸易，但这次必须有一股维安的力量在背后支持，让大家忘记财富的不安全感。一次大战后，大家曾努力打造这样的组合，但失败了。二次大战后，大家又试了一次，这次成功了，但不是以预期的方式成功的。以前大家总是认为全球维安的角色应该由跨国机构扮演，而不是由单一国家负责。但是至少有一段时间，美国独霸的地位解决了财富的矛盾不安感。
　　
　　现在的问题在于，除了靠这种良性霸权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化解经济依存所带来的不安感。想要靠多国政府组成的机构来维护世界和平及避免战争，几乎是不可能了。各国都不愿赋予一个国际机构维护和平所需要的权力，而且权力最大的某些国家总是坚持保有对那个机构的决策否决权。本书以二十世纪的历史为依据，主张我们回归多极化的世界非常危险。世界的强权若想避免纷争，就要努力避开历史的陷阱，别再重蹈覆辙。

第一章 全球化初期（节录）
 
不列颠治世和欧洲治世的侷限
 
大家把十九世纪称为全球化初期。当然，十九世纪集合了国际贸易成长、沟通成本下降，以及交易自由，似乎很符合这样的描述。此外，大家也称这个时期是不列颠治世—此时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成长，军事冲突相较于前后两个世纪也很小。但是这番和平的荣景有多少是真正来自于不列颠的治理？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地位确实很卓越，拿破崙战争的胜利让英国在全球所向无敌。法国殖民帝国的残余势力，在出售给美国以及英国的吞併下消失了。一八二○年代，西班牙和葡萄牙位于美洲的殖民地获得独立。相反的，大英帝国即使少了北美十三殖民地，势力依旧强大，在美洲、印度次大陆、澳洲仍拥有广泛的领土。虽然后续几十年，英国已无意进一步扩张领土，但仍以精明的眼光陆续取得开普敦、亚丁、新加坡、香港等战略基地，以巩固帝国的全球势力。大英帝国的势力受到皇家海军的保护，在拿破崙战争结束时，皇家海军的军舰实力约是其他国家军舰的总和。即使战后英国缩编了海军势力，整个十九世纪皇家海军仍处于全球独霸的地位，并在一次大战爆发以前始终维持「两强标准」（two-powerstandard）—亦即皇家海军的舰队实力至少要等同于紧追其后的两国海军加总起来。
 
英国除了有强大的海军和辽阔的帝国以外，在工业发展上亦所向无敌，并在十九世纪中叶达到颠峰。一项研究显示，一八六○年英国的制造产能占全球的三五％，人均工业化的程度是最大对手的三倍。英国工业化之所以如此先进，拥有丰富的煤矿和铁矿是一大因素，煤与铁是工业革命的两大关键原料。煤炭为运输及工业提供了燃料，再配上丰富的铁矿，为重要的钢铁工业奠定了稳固的根基。一八五○年，英国的钢铁产量占全球总数的一半，产煤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二。丰富的煤矿不仅促进了国内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使英国变成这项重要商品的主要出口国。随着汽轮取代帆船，煤炭也帮英国巩固了造船和航运界的领导地位。一八八○年，英国蒸汽商船的吨位是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二．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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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特别是“大国的不安”和“为什么经济互相依赖不会带来和平？”这两个问句，立刻引起了我作为台湾读者的强烈关注。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地区，对于大国之间的互动和区域的和平稳定有着切身的体会。长久以来，许多人都抱着一种美好的愿望，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相互依赖，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和平。毕竟，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一旦建立，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就变得非常紧密，任何一方发动战争，都会对其自身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然而，现实的国际局势似乎并未完全按照这个逻辑发展，甚至在某些时候，经济上的联系反而成为了矛盾的焦点。因此，“为什么经济互相依赖不会带来和平？”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关键和发人深省。我非常好奇作者将如何论证这一点，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还是国家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可能为了地缘政治的优势而牺牲部分经济联系？而“为什么多极化的世界非常危险？”这句话，则更加凸显了这本书的警示意味。在一些人眼中，多极化代表着权力的分散，能够避免单极霸权的出现，从而带来更大的稳定。但如果作者认为多极化极其危险，那么其危险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是否涉及到各方势力错综复杂的博弈，更容易引发代理人冲突，或是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领导者，导致国际危机难以得到有效协调和解决？这本书的标题，已经成功地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让我迫切想知道其中蕴含的深刻见解。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一开始就勾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作为一个在台湾成长、生活了多年的人，我亲身感受过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也常常在新闻中听到关于经济合作与潜在冲突的讨论。标题中的“大国的不安”以及“经济互相依赖不会带来和平”、“多极化的世界非常危险”这些字眼，让我立刻联想到我们地区目前面临的局势。我知道，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经以为，全球化和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会自然而然地消弭战争的诱因，让各国因为相互需要而更加珍视和平。然而，现实似乎并非如此简单，甚至可能走向反面。这让我开始反思，我们过去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是不是存在着过于理想化的成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政治上的稳定？而在一个不再由少数几个超级大国主导，而是更多国家崛起，权力分散的世界里，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其中的风险？这本书的提问直指核心，让我非常期待它能提供一个更深刻、更具洞察力的分析，帮助我们理清这些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我迫切想知道，作者会从哪些角度去剖析这种“不安”，以及经济依赖和多极化世界带来的具体危险究竟是什么，是否会涉及到供应链的脆弱性、资源争夺的加剧，或是意识形态的碰撞？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简直就像是为我最近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量身定做的。在台湾，我们身处亚太区域的战略要地，对于区域内的力量平衡和国际关系的演变有着直接的切身体验。长久以来，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能够有效降低冲突的风险。毕竟，谁会轻易破坏一个能带来丰厚利润的贸易体系呢？然而，近几年来，我们看到的似乎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并没有阻止大国之间的摩擦升级，甚至在某些时候，这种依赖反而成为了冲突的导火索。书中“为什么经济互相依赖不会带来和平？”的提问，直接挑战了这种乐观的看法，也迫使我重新审视我们对全球经济与和平之间关系的认知。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会从哪些理论框架或实际案例来论证这一点。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是科技竞争带来的压力？还是某些国家将经济联系作为一种战略工具？更让我感到不安，但也充满好奇的是“为什么多极化的世界非常危险？”这句话。在很多人看来，多极化意味着权力分散，可能更能避免单极霸权的出现，也让更多国家有机会参与国际事务。但如果它真的非常危险，那么危险之处又在哪里？是否意味着更大的混乱，更容易出现军备竞赛，或者由于缺乏明确的领导者，导致危机难以得到有效管控？这本书的标题，仿佛是敲响了一记警钟，提醒我们不能对现状过于乐观，而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其中的复杂性。

评分☆☆☆☆☆

读到这本书的标题，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许多近期的国际事件和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地缘政治的观察。在台湾，我们对“大国”的动向总是格外敏感，而“不安”这个词，恰恰能精准地描绘出当下许多人心中的感受。我们看到，全球经济体系日益复杂，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技术交流密不可分，似乎构成了一张巨大的利益网。按理说，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要发起冲突，都会顾忌到对自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从而应该更倾向于和平解决争端。但现实却往往是，尽管经济联系如此紧密，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却并未因此缓解，甚至可能因为这些联系而变得更加微妙和危险。这本书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经济互相依赖不会带来和平？”——正是触及了我们一直以来的困惑。我非常好奇作者会如何拆解这个看似悖论的现象。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反而创造了新的脆弱点，让国家更容易被胁迫？还是在利益驱动下，某些大国会选择牺牲经济利益来追求地缘政治上的优势？而“多极化的世界非常危险”，这句话更是让我感到一丝警惕，也更加期待这本书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多极化究竟是意味着更多的合作机会，还是更多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冲突点？我非常想知道，作者会如何阐述这种危险性，是否会涉及到新的联盟体系、代理人战争，或是难以预测的权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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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国际政治和经济动态的台湾读者，这本书的标题瞬间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大国的不安”，这几个字就足以引起我深刻的共鸣。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影响，直接关系到我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长期以来，有一种主流的论调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比如贸易往来、金融联系，能够有效地将各国捆绑在一起，从而避免冲突。毕竟，战争的代价太高，无人能够承受。然而，这本书提出的“为什么经济互相依赖不会带来和平？”这一核心问题，直指这种乐观主义的盲点，让我感到非常振奋。我一直觉得，现实远比理论要复杂得多。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是否反而会让某些国家更容易受到要挟？或者，经济利益的争夺，本身就可能成为冲突的根源？而“为什么多极化的世界非常危险？”这个问题，更是引人深思。在许多人看来，多极化是权力分散的表现，或许能抑制单极霸权的出现。但如果它隐藏着巨大的危险，那么这种危险又体现在何处？是更多国家之间的摩擦增多？还是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协调者，导致地区冲突更容易失控？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不同于主流的视角，深入剖析这些复杂的逻辑，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