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摘录) 大多数的科技史是为各年龄层的男孩所写,这本书则是为所有性别的成人而写。我们已经和科技共同生活了漫长的时光,整体而言,我们对科技已有相当的认识。从经济学者到生态学者、从古玩爱好者到历史学者,人们对于周边的物质世界及其变迁有不同的看法。然而,过于频繁出现的状况是:在讨论科技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时,议程是由那些提倡新科技的人所设定。
这些人高高在上地向我们宣扬科技,使得我们只想到新奇与未来。过去数十年来,「科技」一词和「发明」(创造出新的观念)与「创新」(新观念的首度应用)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在谈论科技时,重点总是放在研发、专利以及初期使用,用来指称后者的术语是「传播」(diffusion)。纵使科技史有许多不同的断代方式,但其依据都是发明与创新的日期。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科技常常简化为航空(一九○三)、核能(一九四五)、避孕药(一九五五)与网际网路(一九六五)。告知我们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且新科技越来越强大。大师们坚称,世界因科技而正在进入新的历史纪元。
以使用中的科技(technology-in-use)做为思考的出发点,将会出现一幅完全不同的科技图像,甚至也可能形成一幅完全不同的发明与创新图像。 整个隐形的科技世界随之浮现。过去的科技地图是根据创新的时间轴所绘制,思考「使用中的科技」则会引领我们重新思考对科技时间(technological time)的看法。它所带来的历史无法套用一般的现代性方案(schemes of modernity),并且反驳以创新为中心之说法背后的某些重要预设。更重要的是,「使用中的科技」新视角会改变我们对何者才是最重要的科技之认定,它会产生一部全球史;至于以创新为中心的历史,虽然号称具有普世性,其实仅侷限于少数地方。
此一新史观之不同以往将会令人诧异。例如,蒸气动力向来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特征,然而它在一九○○年的绝对重要性与相对重要性,都远高于一八○○年。即使在率先工业革命的英国,蒸气动力的绝对重要性在一九○○年后仍持续增加。英国在一九五○年代的煤使用量,远高于一八五○年代。全世界在二○○○年所消耗的煤,远高于一九五○年或一九○○年。世界上的汽车、飞机、木制家具与棉织品都多于以往。全球海运吨位持续增加。我们仍在使用巴士、火车、收音机、电视与电影,而纸张、水泥与钢铁的消费量是越来越高。纵使电脑这项二十世纪晚期关键新科技出现已有数十年,书本的印行量依然持续增加。后现代世界拥有四十年历史的核电厂与五十年历史的轰炸机。这不只是科技怀旧风而已:后现代世界有新的远洋邮轮、有机食物以及用复古乐器演奏的古典音乐。甚至已经过世的六○年代摇滚歌星,其作品仍有巨大销售量;而今天的小孩仍旧爱看他们祖父母小时候观赏的迪士尼影片。
以使用为基础的历史有个特别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它可以是真正的全球史;涵盖了所有使用科技的地方,而不是少数创新与发明集中出现的地点。在以创新为中心的叙述中,大多数的地方并无科技史;以使用为中心的叙述,几乎所有地方都有科技史。以使用为中心的叙述带来和全世界所有人都有关的历史,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都是穷人、不是白人,而且有一半是女人。使用的观点指出二十世纪出现的新科技世界之重要性,而这个世界在过去的科技史中却无一席之地。这些科技当中,最重要的是穷人的新科技。它们之所以被遗漏,是因为一般认为贫穷世界只有传统的在地技术,缺乏富裕世界的科技,或仅是受害于帝国科技的暴力。当我们在思考城市时,我们应该同时想到铁皮屋城(bidonvilles)和未来城(Alphaville);我们不应该只想到柯比意规划的城市,也要想到没有都市计画的贫民区,后者不是由伟大的营造者所建造,而是由数以百万计的人用许多年的时间自己建造而成。这是我所谓的克里奥科技(creole technologies)的世界,这种科技从起源地移植到其他地方而获得更大规模的使用。
《老科技的全球史》中译本导言
现代世界的物质史 《老科技的全球史》是部二十世纪的全球科技史, 但却是一部不寻常的科技史。大多数科技史的写法,通常把焦点放在重要的发明与创新。然而,光从章节架构就可看出这本书显非如此;它虽然是一部二十世纪的科技史,却不是常见那种依照时间顺序讲述人们耳熟能详的重大发明之故事的编年叙事史;从章节安排便可以看出,这是本以主题为架构、强调分析与议论的着作。 本书就内容来说也很特别,书中并未特别提到盘尼西林发现的日期或个人电脑是谁发明的,书末也没有附上「二十世纪重大科技发明时间年表」。作者并未详述莱特兄弟如何研发与试飞历史上第一架动力飞机,倒是在插图中提到,莱特经营的脚踏车店是当时相当典型的小型作坊(workshop)。书中不谈超音速喷射机、卫星发射或登月计划等二十世纪着名的科技里程碑,却用相当的篇幅谈铁皮屋、拼装船和拼装车、肥料农药、屠宰场等一般科技史根本不会触及的主题。此外,作者还告诉我们,致力研发与使用新进武器科技的国家,不见得会赢得战争;二次世界大战火炮与步枪所杀死的人数,要远大于轰炸机与原子弹;一个国家投入科技研发的经费多少,与其经济成长率不见得有正相关。这些见解和主流说法可说大异其趣。
透过这样的架构与内容,作者强有力地呈现并申述其核心论旨:以发明与创新为焦点的传统科技史,无法理解科技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要达成这个目标,必须将研究的焦点放在科技的使用。为何本书会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科技?是什么样的作者会写出一部如此特殊的二十世纪科技史?本书作者大卫‧艾杰顿原本主修化学,毕业于牛津大学,后来在伦敦帝国学院攻读博士,论文分析比较英国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五一年间对棉纺织与飞机这两种制造业的国家干预政策。 这个训练背景不止见诸艾杰顿的科技史研究对于经济数据与政策分析的重视,也可见诸本书对科技与产业关系的探讨,乃至所举关于飞机与棉纺织业的例子。博士毕业后,艾杰顿先是任教于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科技史,之后在伦敦帝国理工医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创办科学史、科技史与医学史中心(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并担任该中心主任,后升任「汉斯‧劳兴讲座教授」(Hans Rausing Professor)。他与该中心于二○一三年移转到伦敦国王学院的历史系。艾杰顿的研究兴趣主要是二十世纪英国史、全球科技史以及现代性的物质史(material histories of modernity),尤其关心英国国家(British state)、英国军国主义(British militarism)以及专家与科技官僚在现代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课题。艾杰顿曾经应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中心邀请,于二○○二年来台访问并于清华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表演讲。
艾杰顿的史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批判是长久以来充斥着英国史学界、社会科学界的「英国没落论」(British Decline)以及相关的历史解释,尤其是致力检讨此一说法所涉及的科技史史学议题。本文就由他对没落论(declinism)的反思着手,来简介艾杰顿的科技史史学观点。
对英国没落论的批判
根据艾杰顿的看法,没落论的说法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英国对于英国历史、政策、文化与产业的认识。所谓「英国没落论」并非泛泛地指涉大英帝国在二十世纪的瓦解以及英国国力在这段期间的衰弱,而是对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英国历史的一套特定的看法和解释,其中特别强调科技落后与国势衰颓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套没落论的论点大致如下:十九世纪上半的英国不只是国力超强的帝国,也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经济上,英国的产业领先群伦是全世界制造业的中心。然而,到了一八七○年代情况却开始改变。虽然英国仍是个大帝国,甚至还持续扩张其海外殖民地,国家却开始走上没落之路。英国的经济效率比不上新兴的德国与美国,其产业缺乏研发与创新,工厂使用过时的技术,无法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竞争。这是英国在二十世纪走下坡的源头。造成英国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英国政府与产业界不够重视科学与技术,投入技术研发与创新的资源严重不足,高等教育更是忽视科学与科技教育的重要性。这种偏颇的走向,和英国以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古老大学为代表的菁英文化关系密切。这些大学的教育偏重以古希腊文、拉丁文阅读古典典籍,顶多再加上对数学这个抽象学科的偏好,却对实用的科学与技术不屑一顾。结果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政治与文化菁英不只对科学缺乏理解、而且还有反科技与看不起工程师的偏见,结果造成英国社会一股反产业与反科技的风气;也使得英国文化充满了怀旧氛围与对田园风味的喜好,上流社会弥漫着一股向后看、不往前看的旧式仕绅风尚。牛津与剑桥大学毕业的菁英位居政界、法界、文官体系乃至商业与金融界的要津,导致英国政府与企业界对科技研发的无知与轻视,而政府财政部门的政策偏颇,更导致英国政府对于科技研发与科学研究的投资严重偏低。如此林林总总的不良影响,导致一八七○年后英国技术发展落后于其他的竞争者。
这套科技没落论说法广为英国学界所接受,不只是右翼的历史学家鼓吹这套「英国没落论」,就连着名新左派学者派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也附和这套说法,认为二十世纪的英国善于操弄人民、管控其帝国,却在经济上欲振乏力。它能够透过福利国家的体制取得人民的支持,却在科技发展上一筹莫展。尽管如此,艾杰顿认为还是有卓然不群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不受没落论误导,并能洞察英国的国家性质。安德森的论敌同时也是英国劳工史、社会史的左翼史学大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就是其中佼佼者。汤普森在批判安德森的论点时指出,自十九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与科学就是英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安德森攻击的是过去的旧事物,却未能看清楚英国国家(state)的新现实。
没落论另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说法,是史诺(C. P. Snow)关于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看法与讨论。艾杰顿认为,史诺的论点除了把受人文学科教育出身的官员、文化界与产业经营者,将之对立于工程师与科学家之外,还把这两者与现代英国南北对立的刻板印象挂勾。在这幅图像里,英国南方富裕的传统贵族与仕绅阶级的古典人文品味主导了菁英文化与政府政策,然而大多数务实的工程师与科学家却出身于制造业重镇的北方,而且家境背景通常较为微寒。两种文化的对立还沾上了贫富、南北对立的色彩。艾杰顿的批评则指出,史诺所谓两种文化其实是基于非常偏颇的取样,其中讨论到所谓的科学其实只侷限于学院中的物理学,而人文知识分子则只有讨论到小说家;对于十九世纪晚期以来英国科学、技术的种种重要成就,以及这段期间英国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史诺完全视而不见。此外,艾杰顿还举出许多史诺着作中的史实错误,包括他关于特定科学家在二次大战英国战略轰炸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说法。这些事例显示,史诺在知识上甚至可信度上都有相当可议之处。
艾杰顿认为没落论不只偏离历史实际状况甚远,而且导致许多扭曲误导的科技观点。误导的原因之一是,史诺等人把焦点放在被认为对政府的政策走向有很大影响的管理阶层高阶文官(administrative civil servants),并将之描绘成由牛津剑桥文科毕业、攻读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的上流阶级出身者所主导。换言之,一群不懂科学,养尊处优,背景类似十八、十九世纪贵族与上流阶级的过时人物,主导了英国政府的产业、国防与科技政策。但艾杰顿指出,这种说法忽略了政府所聘用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这批人相当庞大而且扮演重要角色。此外, 高阶文官虽大多出身于私立住宿学校、毕业于牛津剑桥的文科,但其中大多攻读历史学这类的现代学科,而非古典学。而且高阶文官当中也有不少重要人物是科学家与工程师,有些甚至是成就相当高的科学家。
更重要的是对经济数据的考察显示,所谓英国的科学教育、研发活动乃至产业效能到了十九世纪晚期都不如德国,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被日本、法国等国家超前的没落论说法,其实无法成立。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在一九六○年代之前,英国富裕程度仅次于美国,其科学与技术教育的水准以及创新的纪录,也毫不逊色于德国、法国与义大利等欧洲国家。有一个说法是,英国政府的研发支出集中在核能和航空这两个科技领域,误以为这两个大型的高科技产业在未来会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没想到结果正好相反,这两个科技产业都未能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甚至导致亏损。然而,实际数字显示,尽管政府偏好发展核能与航空等昂贵的高科技,但是英国民间产业对于科技研发的投资也相当可观。在一九六○年代中期之前,英国产业的研发支出高于日本、德国、法国以及义大利。数据甚至显示一些奇怪的现象,例如一九六○年代英国民间产业的研发支出是法国的四倍,但法国却有比较高的经济成长率;一九六○年代晚期和义大利的比较也可见到类似的现象。这段期间法国和德国的研发支出低于英国(稍后德国才超过英国),但国家富裕程度却开始超越英国。 这种现象甚至引发怀疑:「英国的问题是不是企业花太多钱在研发上面?」
李尚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