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醉一生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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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本书作者以前所出版的书话集,全部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及香港文学共存的,而今次整理的《香港文学醉一生一世》,则是本纯香港文学的结集。此书所收文章,全是二○一一年《旧书刊摭拾》及《醉书札记》后,从未结集的新作,全部都曾在本地的文学期刊或网上发表过,大部分写于二○一三及一四年,作者有感于自己大半生献身给香港文学,这一回自我幽默一番,就取其谐音叫《一生一世》了!

  《香港文学醉一生一世》中三十多篇文章,内容所涉及的全是香港作家、文学作品及文学期刊,多为大众所忽视、忽略,或已有知者,却因资料缺乏而甚少人提及的,本书作者在香港旧书业及文学界浸淫数十年,孤本、手稿收藏甚丰,且数十年来与本地文人过从甚密,所谈人事、书事,多为大众不知的一手资料,今次结集,除文章以外,特别注重书影、手迹及作家像等珍贵史料,故此,《香港文学醉一生一世》不单单是一本书话,还是本难得一见的史料集,是保存香港文献的史书!
 
沧桑百年,烟云万象:《香江风华录》 内容提要: 本书以宏大的历史视角,深入剖析了二十世纪以来,香港这座东方之珠从一个偏远渔港蝶变为国际都会的百年风云。全书摒弃了碎片化的时代叙事,力图构建一个完整、立体、充满张力的香港社会发展图景。从早期英治时期的殖民统治基础、战后百废待兴的岁月,到“东方之光”的崛起,再到回归前后的社会心绪变迁,每一章节都紧密围绕关键的历史节点和驱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展开。 第一部分:潮起香江——从渔村到工贸之都(约1900-1960年代) 本书开篇追溯香港的近代起源,探讨在列强环伺下的土地格局。重点描绘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如何巧妙地在不同政治势力间周旋,为其日后的自由港地位奠定制度基础。 殖民基石与底层挣扎: 详细梳理了英属香港初期的土地分配、法律体系的引入,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我们聚焦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市民——码头工人、小商贩、早期移民,描绘他们在严苛的殖民法律和生存压力下的日常图景。通过口述历史的片段重构,展现出早期香港人特有的坚韧与务实。 战火洗礼与新生: 深入剖析日占时期的残酷与香港社会的重塑。战后,随着大量内地人口涌入,香港面临空前的住房、就业危机。本书细致考察了“寮屋”的形成及其在构建早期香港社会网络中的作用。同时,也记录了工业起步阶段,家族式工厂如何在资金短缺和技术匮乏中艰难成长。 第一批“香港精神”的铸造: 探讨了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香港如何通过对廉价劳动力的充分利用,逐步建立起纺织、塑胶等轻工业基础。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奇迹,而是一群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们,通过集体努力和对“好过就算”的心态,积蓄起来的早期奋斗能量。 第二部分:腾飞的引擎——黄金时代的缔造与社会分层(约1970-1980年代) 本部分聚焦于香港经济腾飞的“黄金十年”,分析其成功的深层结构性因素,并揭示繁荣背后的社会代价。 制造业的巅峰与转型: 分析了石油危机后,香港如何迅速抓住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机遇,成为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重点阐述了汇丰银行、怡和洋行等传统力量,以及新晋的华资企业如何在资本运作中实现跨越。书中穿插了对新蒲岗、葵涌等工业区的细致考察,记录了工厂机器的轰鸣声如何成为那个时代的时代背景音。 公共政策的革命: 详细论述了廉政公署(ICAC)的成立对香港社会信用的重塑作用。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反腐行动,而是一次对殖民地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刻调整。同时,对公共房屋的推广,如屋邨制度的建立,如何改变了数百万人的居住条件,并塑造了独特的社区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文化浮现与身份探索: 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社会开始对“我是谁”产生疑问。本部分探讨了电视媒体的兴起,如何通过电视剧和流行音乐,开始构建一套本土化的价值体系,为后来的身份认同讨论埋下了伏笔。对早期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张力,进行了细致的描摹。 第三部分:光荣与焦虑——回归前夜的社会心理变迁(约1984-1997年) 这一阶段是香港历史上最为复杂和情绪化的一段时期,本书力求客观地呈现回归谈判对社会各个阶层心理层面的巨大冲击。 “变天”阴影下的抉择: 深入分析了《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社会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面临的移民潮与资产转移问题。通过对律师、金融界人士、专业技术人员的访谈重构,展现了他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集体焦虑以及“用脚投票”的现实考量。 本土意识的勃发: 对比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本土文化思潮与政治诉求的萌芽。当外部政治框架发生根本性变化时,内部如何自发地寻求一种文化上的稳定与归属感,成为本书的探讨重点。记录了香港社会在政治参与度提升背景下,如何学习和实践民主理念。 经济的再飞跃与泡沫: 尽管政治前景不明朗,九十年代初香港经济仍迎来了一波强劲的增长,主要依托于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房地产的狂热。本书将探讨这种“只顾眼前繁荣”的心态,如何与深层次的政治不确定性并存,最终导致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为回归后的挑战埋下了经济上的隐患。 第四部分:新纪元的挑战与重塑(1997年至今) 本书的最后部分将目光投向回归后的香港,审视这座城市如何在新的政治框架下,努力维持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应对新的社会矛盾。 制度磨合与经济新常态: 分析了回归后香港在货币金融稳定、司法独立等方面的表现,并考察了其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如何调整其“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定位。深入探讨了传统支柱产业的转型困境与新兴产业的培育难度。 代际冲突与城市叙事: 关注新一代香港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身份拉扯。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年轻一代对住房、向上流动、以及身份认同的看法与父辈产生了显著差异。本书通过城市空间的变化,如新界发展、旧区重建,来映射社会结构的张力。 结语:百年回望,未来之维: 总结香港近百年来的发展脉络,强调其“不夜城”的背后,是无数普通人对秩序、效率和机会的执着追求。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有温度的香港历史解读,让读者理解这座城市的复杂底色,而非仅仅停留在喧嚣的表面。它是一部关于适应、韧性、以及在夹缝中追求自我定位的编年史。 本书特色: 结构严谨: 采用清晰的年代分期,辅以主题交叉分析,确保历史脉络清晰。 多维视角: 不仅关注政治经济的宏大叙事,更深入到社区、家庭和个体的情感体验。 史料扎实: 结合了官方档案、企业年报与大量的口述回忆,力求还原现场感。 叙事克制: 秉持历史学家的审慎态度,避免过度煽情或预设结论,留给读者自行判断的空间。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许定铭


  别号「醉书翁」,从事写作近五十年,早年埋首于新诗、散文及小说的创作,近二十年专注于「书话」的评介,其内容以中国现代文学及香港新文学的研究为主,旁及台湾及南洋方面的作家和作品。

  有关书话的书,已出版的有:《醉书闲话》(香港三联书店,1990) 、《书人书事》(香港作家协会,1998) 、《醉书室谈书论人》(香港创作企业有限公司,2002) 、《醉书随笔》(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爱书人手记》(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 和《醉书札记》(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1)等多种。

  许定铭先生是香港着名的书话家、藏书家,《醉书札记》是他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书,他也是第一位在两岸三地均出有书话集的香港作家。

  在香港以书话成名的作家,可约略分为三代。第一代系五、六○年代的叶灵凤与曹聚仁;第二代系七○年代的黄俊东;第三代即八○年代迄今仍写作不衰的本书作者许定铭。

图书目录

代序:埋首书堆六十年

靖笙不是黄韶生
香港旧书成古董
「二楼」书店
书缘与人缘(
与「高原」的一次异域接触
组文社的青葱岁月
从《道南桥下》流过的情意结

《小草丛刊》
孤本文学副刊
方宽烈的「封面故事」
「捞松丙公」:张向天
王敬羲的第一本散文集
重读《五月狩》
三百拍得珍本

文史掌故期刊《大华》
罕见的《诗群众》
门户开放的《海光文艺》
五十年后记《水星》(外一章)
香港《文学报》

拓荒者的足印
林荫早期的文学活动
海辛的点点滴滴
看卢因表演「一指禅」
萧铜旧京情未了
以鬯先生与我
何达和他的书
不该被遗忘的「梅漂」
高旅和他的书
怀芦荻(外一章)
把故事裁成片片的魔术师
他沖天去了
夏敏芙的《情潮》

侣伦的第一本书——《红茶》
挣扎在战火边缘的《无名草》
侣伦札记
侣伦着述史料编年
侣伦的文学创作
 

图书序言

代序
 
埋首书堆六十年
 
  我在香港生活六十多年,在本地受教育、成长、工作直到退休。一九六二年开始写作,与少年文友组织文社,写报纸专栏,编青年文艺刊物;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教过小学、中学和大专,做过图书馆主任;还编写课本、教师手册、假期作业等与学校有关的书籍近二百种;在旺角、湾仔和北角开书店前后二十年;出版文学书籍,买小型印刷机,亲自落手落脚印刷、装钉、发行……,几十年来与书结缘,集:买、卖、藏、编、读、写、教、出版八种书事于一身,是个捧书能醉的爱书人,此所以我的几本书话,像《醉书闲话》(香港三联,1990)、《醉书室谈书论人》(香港创作企业,2002)、《醉书随笔》(济南山东画报,2006)和《醉书札记》(台北秀威资讯,2011)均以「醉书」冠名,说明「醉书室主人」是个以书而非酒自醉的人。
 
  我和书的关系那么密切,可以说是由父亲一手促成的。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小时候我们租住在旺角一处有前后楼梯的,战后新楼的一个中间房里,一家五口挤在不满百呎,密不通风的房子里,不单活动的空间小,同楼的孩子又多,连读书也无法集中精神。我是因为家贫,迟了入学,虽然才读小三,好像已有八、九岁光景,父亲对我管教甚严,每日放学回来,做完了家课,必把我关到后楼梯去,温习当日所教的书,到识背了,才放我进屋来。
 
  那种后楼梯,是厕所和垃圾的集中地,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日日得在那儿捱「臭」,哪能定性?于是,一知道父亲外出,或因有事干,无暇理会我之时,便在四层高的后楼梯奔上跑落嬉戏。然而,一个人玩甚么都乏趣味,终于发展到留意人家丢弃的垃圾,看看有甚么可玩的情况下,发现了一籐箧的书。坐下一看,便害我「上瘾」几十年的,并不是甚么世界名着,也不是三国水浒的旧小说,而是周白苹的《中国杀人王》和蹄风的大侠游龙底故事。这是我和书的第一次结缘。
 
  有一个时期,我是和父亲一同上学放学的。在同一间学校里,他教中学,我读小学。小学放学的时间要较中学早个把两个小时,父亲划定范围,那段时间限定我在图书馆里度过。图书馆内不得嬉戏,又没友伴,我是在无可选择的情形下向书堆发展,陶醉在阅读的天地里,然后知道,除了「杀人王」,除了「人猿泰山」之外,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作品、希腊神话故事和当时很受青年学生喜爱的《青年文友》。这段日子培养了我爱阅读的习惯,《青年文友》的征文比赛也刺激了我学习写作的念头,一有空就会随意写些抒发感情的小段落。
 
  升上中学那年,我的英文糟透了,父亲除了自己迫我读外,每个晚上还要我到附近一个街坊那儿补习英文。学习正规的课本,大家都有无形压力的抗拒,便有同学带回来了武侠小说,趁老师不在意的时候,不读英文,读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很吸引人,一旦上了瘾,很难放得下。老师也因顺手拿来读几页而上了瘾,无法戒掉。到得后来,我们的零用钱租光了,竟是老师拿钱出来租书大家齐齐读。于是一个英文补习班,就变了刨武侠小说班。
 
  每晚两小时,一星期五晚的苦读。最初是金庸,跟着是梁羽生,然后是高峯。六十年代初,本港的武侠小说名家,似乎就只得这三位最多读者。那时候我们全体同学大概都是十二、三岁,某次却突然来了个十七八岁的大哥哥,他不加入我们的武侠行列,下苦功读英文。后来他鼓励我在读武侠外,还要读些文艺小说,便借给我沈从文的《边城》和《月下小景》。这以后我的读武侠生涯就暂停下来,而转到文艺作品去。
 
  初中那三年,因为热衷于课外书和写作,英文始终没有改善,父亲命令我晚间去夜英专读英文。那时候的夜英专很多,但大部份办得不好,教师质素低,学生大部份是日间有工作的成年人,根本无时间读书,读夜校目的不过是打发日子和交朋友,水准比我还差了一皮,愈读愈闷,终于开小差,逃到附近一间屋邨的社区中心图书馆去,读我爱读的文学书。徐速、黄思骋、齐桓、徐訏、秋贞理……等人的书,都是在那儿读到的。
 
  社区中心图书馆在六十年代初期是刚起步,很少人知道,更少人利用,晚晚七点至九点,差不多成了我私人的书房一样,我在那里阅读、写作。自那时起,我知道书和我结了不解缘,永远不能分开了。
 
  说到我会学习写稿,最终成为一个毕生摇笔桿的写作人,得要感谢中三那年,教我国文的林老师。那年代的中学生,每星期都要交篇周记。记得那一年春雨绵绵,梅雨下得人心烦意乱,多愁善感的少年总爱无病呻吟,我在周记里写了篇怀念留在家乡,失散多年的三弟的短文。周记派回来了,林老师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不是抄的,就写得很不错了!
 
  少年人怎吞得下这口气!
 
  于是立即买来了原稿纸,把文章誊好,寄到《星岛日报》的学生园地去。真幸运,〈这是梦吗〉第三天就刊出来了。首次投稿,迅即成功,对少年人的鼓舞和推动,是无法想像的。就这样,我和阅读与写作,结了不解之缘!
 
开始了投稿,我才有余钱买书。起先是放在书枱上,或是堆在床角里,后来愈积愈多,迫得亲自动手胡乱钉了个书架,摆在我睡的碌架床靠墙的那面。把半张床让给书后,得以晚晚靠床挑灯夜读,常常在夜里读到没有熄灯就睡去,又经常在半夜里吓醒,以为书连着架塌下来了。
 
  离开了老家以后,这个小小的书架一直跟着我,从元朗跑到铜锣湾,又从铜锣湾跑到九龙城、旺角、香港岛……,愈跑愈大,书架变成了四面由墙脚顶到天花的书房,又由书房发展为四五百呎的小书店……。
 
  读书和写作表面上是两件事,事实上这两件事是合而为一的因果。譬如商家的「买卖」,要「卖」货,得先要「买」进货才能卖;爱上了书,买回来读了,自然产生了要介绍给同好,或是学习创作的念头,很自然的便提起笔来……。
 
  我一九六二年涉足文坛,先是叩现代诗与现代文学的大门。那时候,我们一群文学观点接近的小伙子,读的是《创世纪》、《现代文学》、《好望角》、《文艺》……,参加的是现代文学文社,写的是风格独特,形式创新的现代诗和散文,买的、藏的,自然都是这类书。当年的现代风以台湾为主流,想买前卫文学的书,就只有旺角的友联书店。后来《文艺》月刊在丁平的策划下,也订过不少这类创作,放在出版社内卖给现代文学发烧友。
 
  要数专售文艺书的楼上书店,尖沙咀汉口道的文艺书屋是老大哥。一九六○年代初,王敬羲从台湾回来,把书店开到「六楼」,那真是破天荒。不过,他利用书店的地点,既办「正文出版社」,又编《南北极》、《纯文学》期刊,更得台湾「文星」大力支持,运来大量文学新书之外,还允许他在本港重印畅销的品种;即使普通读者嫌六楼高,那些交稿或取稿费的作者们,往来的学者们,总要追上时势多看、多买点书,生意也就有了保障。何况当年专卖台版文学书的书店甚少,除了旺角「友联」的门市部,「文艺书屋」像得独市之利,要看台版书的爱书人自然不怕高爬上去,也就兴旺了一段不短的时日,开了总有一二十年,究竟「文艺书屋」是何时结束的,一时想不起来。
 
  那时候我喜欢痖弦、郑愁予、周梦蝶、管管……的诗,也读了不少司马中原、朱西、陈映真、白先勇、王文兴……的小说,也认真的写了不少。
 
  当年我不喜欢读中国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是觉得他们太传统、太老套,但,何以后来我却专门收藏三十年代作品呢?好友古苍梧第一个改变了我。他对我说:你爱现代文学,三十年代作家施蛰存的小说一定要看!于是我到坊间找了本《善女人行品》,一翻之下不能释手。后来又读了端木蕻良、穆时英、鸥外鸥,才知道现代文学不是六十年代的台湾专利品,三十年代的中国早已有能手了。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旧书的原动力。
 
  原本我只搞创作,一九七一年到华侨书院修文学时,重遇《华侨文艺》的编辑丁平老师,他鼓励我:一个完整的文学家,除了创作,还要懂文学研究与批评。在他的指导下,我以〈论萧红及其作品〉为毕业论文。写这篇文章的当年,我只有机会读到香港坊间重印的萧红作品,这些港版重印书,与原版颇有出入:长篇往往删掉序文及后记以节省篇幅,短篇则多数随意重组,甚至胡乱改名重版,令研究者困难重重,误走不少寃枉路。
 
  事后我深深领略到,要做作家研究,一定要读原版书,要读原版书,不是跑图书馆,而是逛旧书店,往书堆里钻,因为那些珍贵的绝版书,是图书馆也没有的!
 
  香港一九六○及七○年代售卖非课本的旧书店着实不少,一般人只懂逛旺角奶路臣街,当年还有域多利戏院和德仁书院,附近的旧书店有复兴、精神和远东,其实也没甚么可买的,倒是德仁书院门口有档地摊,间中可用三两块买到心头好,可惜它不常开档,常要碰彩。后来才知道九龙城联合道那间记不起名的旧书店,然后是洗衣街的新亚,西洋菜街的实用,庙街大李和小李的半边铺和街边档,再过去是中环的神州,荷里活道的康记,天乐里的德记,轩尼诗道的三益和陶斋……啊,还有全九龙搬来搬去的何老大的「书山」……那年代的旧书店一口气数不完。
 
  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书山」。何老大是个胖老头,当年已有六十开外,有人说他解放前当过国民大会代表,故此也有人叫他「国大代」的。何老大到香港后无事可干,卖起旧书来。他的做法是买「旧仓」,原来当时新界有很多封了几十年的旧货仓,那是过去大书店的货仓,藏了不少断市多年的旧货。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么办法,把旧仓的货买到手,几十本一扎,几十本一扎的用绳扎好运走。然后到市区旺地,租个空置的旧铺,不必装修,一扎扎的旧书胡乱丢到铺内堆书山。他的店,一眼望过去,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岗。何老大搬张櫈坐在门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书扎解开,供你选择。未解开的,一定要整扎买,不理是甚么,从不散卖。人客到来买书,何老大永远是半睡不醒,带醉的摇晃着,瞥一瞥你的书,胡乱开个价,绝不讨价还价。你最好买,不买,他会低声嘀咕,不知是否在咒骂你,然后把你选的书一手扔回书山,不再睬你。可幸他的书便宜极了,一般只卖「五毫」,最贵也只是一两块。印象最深刻的,是五毫可买到一本柔石的《希望》﹙上海商务,1933﹚,我买了十来本送朋友。跟他混熟了,何老大准我爬他的书山,那可乐透了,爬上去把书一扎扎的提起来看。因为不准拆绳,书又不是依书嵴对齐的,看的时候得把那扎书翻来转去,其实也很辛苦。就这样也得过不少好书,不过,「买猪肉搭猪骨」的情况很严重,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书里,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谊社编的《第一年》﹙上海未名书屋,1938﹚,其余的都是普通货式,四五十本书的买入价,就是为了要买一本,也算是收获不错,那得要看你买到了甚么。
 
  买旧书的行家最常去的,是荷里活道的康记和湾仔的三益。
 
  康记是间百来呎的小店,卖的主要是嚒啰街式古董,他的书便宜且转流得很快,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一般是大批用橙盒买的。虽然人人抢着入货,但康记依然经常有货到,因他铺地处的中上环发展迅速,拆旧楼一向是旧书的主要来源哩!
 
  三益是本港的老牌旧书店,战前已开业,据说叶灵凤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们的常客。店主老萧为人随和,见人总堆满笑脸,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书包去他店里打书钉,一逛三十多年。九十年代中,老萧移居纽约,他的侄儿在多伦多也挂起三益的招牌卖旧书,距我家七十公里,我还是每月驱车前往逛两三趟。
 
  逛三益三十余年,我大部分藏书来自此店,起先是三几本的买,后来老萧知道我要的是甚么,总替我留起,价钱自然贵得多了。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龙,康记和三益都在港岛,一周只能过海一两次,很多时都会「走宝」。到七十年代末,我在湾仔开书店,三益就在马路的另一边,距离不足一百米,我每日去两次,大有「斩获」,曾试过一次买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绝版文学书,兴奋得几晚睡不着。
 
  到普通的旧书店买书,他们不会计书的价值,只按书的厚薄要价,碰到好书,往往廉价即可买到。但到卖惯古董的康记和三益,他们会鑑貌辨色,因人定价。他心里会想:你是识货之人,选的一定是好东西,错不了!有时想买些普通的书,往往会让他们漫天叫价,弄得啼笑皆非。师傅教落,对付这些店主,你要胡乱选一批货,最好包含各种不同的书,让他摸不着你的心头好,而且书多了,银码涨到一定的数目(他心里想你买的数目),他便会让步,不再「斩你」。那一定的银码,原本只可买三几本心头好的,便变成买了几十本书。至于多出来的书,你得自己想办法,一是转卖出去,一是像我一样,也开间旧书店玩玩。
 
  上世纪的一九七○至九○年代,我断断续续的开了二十年每日只营业五小时(下午2时至7时)的「半日」书店。你会奇怪的问:书店怎么只开半日?开半日的书店能维持吗?
 
  我坦白的告诉你,这样的书店肯定不能赚钱,只要不赔大本,已是万幸了。不赚钱的生意,只有傻子才会干。对啦,我就是那位傻子,而且一傻二十多年!
 
  自升上中学培养了阅读与写作的兴趣后,我开始爱书、买书、藏书。台湾的现代派新书,一九三○年代的民国绝版旧书都是我的阅读范围,随着时间的流逝,藏书愈来愈多,书架也由小小的几格变成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架墙」。这些书中,部分是溺爱至终生收藏的,但更多的是因兴趣转变而受冷落的,或是不知如何买入的,堆得一屋满满的,却又舍不得丢弃。最后终于变成了半个书商,把爱书的友人,或友人的友人招唿到家中买书,实行「以书养书」。然而,爱书这「坏习惯」一直改不了,最终是开了间书店,才能把部分书扫出家门。
 
  「创作书社」是「创作类书」加「出版社」的结合,一九七○年代初期出现于旺角通菜街上,亚皆老街与快富街中间,马健记图书公司对面的大厦阁楼,那是楼下铺的自由阁仔,二百余呎实用,门口有一两呎高的巨石屎门槛,门槛两边要各放两级楼梯,出入十分不便,这样的小「豆腐店」,当年也要六佰元月租,卖的是本地纯文学创作外,还直接批订台版冷门出版社的文学书。不久「创作书社」搬到湾仔轩尼诗道去,那时候是一九七○年代中后期,内地改革开放,大批文史哲书涌港,被「饿」了十多年的香港读书人见书就抢,每逢星期二、四新书到的日子,港大、中大的学子,大多捧着盈呎厚的新书满载而归,印象最深刻的,是钱钟书的新书《旧文四篇》抵港,我要了四百本,不用一星期即卖光;我为司马长风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辑要》,初版二千册,半个月已要再版,那真是书业的黄金时代……。
 
  由于书店地点适中,全部书七折或八折,不单书卖得多,还因为很近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旧书店「三益」,我每日可以去进货,「创作书社」自然卖起旧书来。这就吸引了更多搜寻绝版书刊的专家,学者高伯雨、王亭之、林真、卢玮銮,港大的赵令扬、单周尧、黎活仁,中大的黄继持、王晋光,孔安道图书馆的杨国雄,作家舒巷城、杜渐、海辛、林荫、许礼平、刘健威……都是到我处买书认识的常客。可惜好景不常,一九八○年初业主忽然说要卖楼,不跟我续约,多年的奋斗最后以一万二千元,叫「收买佬」领五条大汉花了一个上午,用两辆密斗货车搬走了。
 
  湾仔「创作书社」关门的几年后,我心有不甘,在北角「七海商场」觅得两个打通的铺位,一九八○年代中再展旗鼓,卖的同样是文史哲和旧书,但,一九七○年代的抢书热潮已冷却了,生意也就变成仅可维持,终于到一九九二年我的生活起了大变化,「创作书社」又一次关门大吉。
 
  爱书是坏习惯,开书店则是「破费」的娱乐。卖书的收入只够杂项支出,绝对不足以交租及请伙计,每个月赔出去的,只好当娱乐费了。我的本职是位半日制的教师,下午不用上课,每天放学后,便匆匆买了饭盒,赶回去看我的「半日书店」。
 
  我开书店来解决家中书海泛滥,但爱书人们另有他法:一九八○年代开始,本港很多工业北移,工厂大厦空置量激增,一些比我更爱书的朋友看准这个形势,投资买下千余呎的单位,设计成私人图书馆,配上音响设备,工余陶醉在私人的天地里,一来作投资待楼价升,二来又可满足个人的爱书慾,何乐不为?
 
  其时北角闹市有一个大跌价的商场,地库一百呎的单位才二三万块,有爱书人买了单位,装修成书房,日日放工待在那儿,啃书数小时才回家,比起新界的工厂大厦地方小得多,却交通方便,随时可去哩!
 
  一九九○年代中期,我把近百箱藏书打包移居加拿大,把千多呎的地库设计成私人图书馆,作个人养老消遣的准备。但,在加拿大和美国流浪五年后,思乡情切,我又回到香港来了。几十箱回流的老书,把几百呎的房子塞爆了,成了负累。我以为自己以后也不会再买书了,岂料二十一世纪到来,整个世界有了新的开始,旧书业也拓开了网络世界,一下子把中国各大城市拉近了,大家透过电脑联系沟通,旧书业忽地复甦,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我的书乡梦又可重温,又能够见到、买到罕见的珍本,买书的「毒瘾」忽地复活了!
 
  二千年最初的那几年,除了网上拍书以外,我的足迹遍及广州、上海、杭州、苏州、北京、青岛等各大城市的旧书店。然而,收获还是少得可怜,即使像上海的文庙,北京的琉璃厂、潘家园、报国寺等,过去是爱书人圣地的市集,也难以像以往般沙里淘金,「捡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然则怎样才能搜得珍本呢?
 
  我的做法是从网络上联系了各大城市着名的旧书业者,让他们知道我的收藏范围及水平,他们每收到罕见的好书,便会透过电脑让我看书样,然后讨价还价,只要售价不是太过份,便可立即交易。若果书太多,或要价太高,而自己又太想要的,就得亲自走一趟,再行决定。
 
  虽然我仍保着过去的宗旨:看完、用完的书一定要转让出去,然而,十年八年过去了,我的书仍然愈积愈多,除了住家书海泛滥以外,我还在湾仔某商业大厦找了层四百余呎单位,装修间隔成书店形式,再来一次私人图书馆,闲时过来读书写稿,那间「十八楼C座」的「醉书室」,将来会变成怎样?我不知道!
 
  公元二千年后,香港连小学也开始有图书馆了。我申请从教师转当图书馆主任,开发并管理校内图书馆,作了两项大胆的尝试:一是大量购入简体字儿童文学作品,鼓励学生「繁简并用」,以备将来社会的演变;一是推动「从阅读到写作」,培养学生可随时执笔写文。
 
  此中特别要提的是后者。我向校方争取得资源,出版一本校内的《学生园地》双月刊供学生投稿,虽然只是薄薄的小册子,但每期也能选刊约二十篇稿,给他们争取了一些练笔的机会。起初很少学生投稿,他们大多觉得生活沉闷,没有甚么可写的。后来有些同学渐渐明白了堂上的命题作文只是学习的一种,不是自我抒发内心感受的好方法,终于懂得留意身边的事物,从日常生活去找题材,稿件便愈来愈多。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课堂上还在学写句、段的一二年级学生,竟也提起笔来写作投稿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的这本原意专为三至六年级同学编印的《学生园地》,要被迫多印不少,好让爱读书的一二年级学生索阅。这证明了要推动写作,只要供给环境和条件,连一二年级学生也能做到!
 
  我这个望七的老人,今日跟大家谈谈过去几十年的个人书事,目的在让大家知道:一直被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其实不是没有文化的,是可以孕育出爱书人的,希望我的故事能引起大家爱书的热诚,也开始多读书,随时拿起笔来抒发心中所想!
 
——2014年7月第十届香港文学节,主题「个人阅读史:记忆的回访与再现」讲稿,2014年11月修订

图书试读

香港旧书成古董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热衷搜寻「民国版新文学平装书」,曾多次远赴北京及上海大破悭囊;却甚少人知道我对香港版的新文学旧书也兴趣甚浓。我一九六○年代初涉足文坛,对本港文事十分关心,很早已对香港出版的书有偏爱,可惜当时年少无知,以为人既在香港,何愁买不到港版旧书?毫不珍惜,往往在收到难得的好书,读过、翻过或玩过以后,随手又转售出去,留下的不多。然而,世事又岂会像我们所预料,到我发现即使是香港出版的书也不容易得见时,才勐然醒觉把港版文学书留下,又急急到旧书店去翻寻,早已事过境迁,好书已成绝响,难得一见了!
 
虽然港版旧书已是凤毛麟角,我到底是在旧书圈子中打滚近五十年的老行家,总有些找好书的门路,大可在此炫燿一番。此中比较有趣的港版老书,当推罗拔高的《山城雨景》(香港华侨日报社,1944) 。
 
罗拔高,原是一九三○年代在上海编电影杂志《银星》,并经常在《良友画报》上写小说的广东人卢梦殊,因为爱食「萝卜糕」,便用了谐音「罗拔高」作笔名,曾出过中篇小说《阿串姐》(上海真善美书店,1928)。
 
我起先以为「山城」是重庆,翻开一看,原来此「山城」即是「太平山下」的香港,它要给我们看的,是:一九四二年香港社会的众生相!一○八页的《山城雨景》,内含〈黎明〉、〈企米〉、〈寂寞者底群像〉、〈夜〉……等十个短篇,都写于一九四二年,作者在自序中谦称这些都是混饭吃的文字,在报上刊过再出单行本,不过是希望多赚一些。其实这里有:街头的露宿者、失意的艺术家、塘西纨裤子弟的堕落……是真正反映沦陷时期的文学!
 
反映时代是文学作品的责任,并无特别,也不见得特别珍贵;我说它有趣,是《山城雨景》的扉页,竟然有一行从未见过的标语:「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报道部许可济」!书前有叶灵凤的序,书后有戴望舒的跋,如果没有这两位助阵,看来沦陷时期要出一本书真不容易!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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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脉脉,人生况味**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被一种淡淡的温情所打动。这种温情,不是刻意的煽情,而是从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中流淌出来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情感关怀。无论是亲人之间的默默守护,朋友之间的肝胆相照,还是陌生人之间偶然的善意,都让我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与美好。作者笔下的角色,即使身处困境,也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同时,书中也毫不避讳地展现了人生的种种不如意,那些遗憾,那些错过,那些无法弥补的伤痛,都以一种真实而克制的方式呈现出来。正是这种对人生复杂况味的深刻理解和细腻描绘,让这本书充满了力量。它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引导读者去思考,去感受,去理解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去体味人生的苦涩与甘甜。这种温情与真实并存的笔触,让我对生活本身,有了更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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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惊鸿,恍如隔世** 翻开这本书,我仿佛误入了某个尘封已久的时光隧道。那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怀旧气息,不是那种刻意营造的复古,而是随着文字的流动,自然而然地渗透出来,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耳畔仿佛响起了悠扬的粤语老歌,眼前是车水马龙的旧香港街景,或是烟雾缭绕的茶餐厅一角。我跟随作者的笔触,行走在陌生的街道,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海风,聆听着市井的喧嚣,甚至能闻到空气中混合的鱼腥味和咖喱香。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他们的爱恨情仇,都如同发生在昨天一般,鲜活而真实,让我不禁为他们的命运而牵动心弦。我惊叹于作者的文字功底,能够如此细腻地捕捉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将看似平凡的生活场景描绘得有声有色,充满诗意。每一次阅读,都像是一次全新的发现,总能在细枝末节处找到新的感动,新的思考。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我暂时忘却了眼前的现实,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个属于香港的,充满故事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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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雕琢,情感充盈** 这本书最让我着迷的,莫过于其精妙绝伦的文字。作者的语言,如同精心雕琢的玉石,每一处都打磨得恰到好处,散发出温润的光泽。他能够用最朴素的词语,描绘出最深刻的情感,用最简洁的句式,表达出最复杂的心绪。我曾无数次停下来,反复咀嚼某一个词,某一个句子,感叹其选词之精准,意境之深远。有时,他会用一段行云流水的散文,描绘出人物内心的挣扎;有时,他又会用几句 terse而有力的对话,揭示出角色命运的转折。文字的力量,在这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们不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载体,更是能够触动人心的艺术品。我能感受到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倾注了多少心血,才能够将这些情感和故事,以如此动人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纯粹的文学魅力,是当前许多速食文化下难以寻觅的,它提醒着我,阅读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极致的享受,一种精神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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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剪影,历史回响** 透过字里行间,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是那个时代香港的生动剪影。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不同时期香港的时代特征,那些历史的洪流,社会的变迁,风俗的更迭,都在他的笔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仿佛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与迷茫;看到了经济腾飞时期,香港的繁华与浮躁;也看到了回归前后,社会情绪的暗涌与调整。书中人物的经历,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他们的选择,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都折射出那个特定年代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这种将个体命运与宏大历史相结合的写法,让这本书的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具历史的厚重感。它让我对香港这个地方,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不仅仅是眼前的摩天大楼和霓虹灯,更是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奋斗过、爱过的人们,他们的故事,构成了香港独一无二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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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悠长,意犹未尽** 掩卷长思,心中依然波澜起伏。这本书所带来的震撼,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如同陈年的美酒,越是回味,越是醇厚。那些书中人物的形象,那些令人动容的场景,那些充满哲思的语句,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将书中的情感与现实生活中的经历联系起来,会在某个清晨,某个午后,某个深夜,突然想起书中某个片段,某个角色,然后为之动容,为之感慨。这种“回味悠长”的感觉,是对一本好书最直接的肯定。它不仅仅是一次阅读的结束,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一种思想的启迪。我感觉自己在这本书的陪伴下,经历了一场涤荡心灵的旅程,获得了一种更加成熟和深刻的生命认知。我期待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再次翻开它,每一次阅读,都能有新的收获,新的感悟,如同与一位老友重逢,总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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