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埋首书堆六十年 我在香港生活六十多年,在本地受教育、成长、工作直到退休。一九六二年开始写作,与少年文友组织文社,写报纸专栏,编青年文艺刊物;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教过小学、中学和大专,做过图书馆主任;还编写课本、教师手册、假期作业等与学校有关的书籍近二百种;在旺角、湾仔和北角开书店前后二十年;出版文学书籍,买小型印刷机,亲自落手落脚印刷、装钉、发行……,几十年来与书结缘,集:买、卖、藏、编、读、写、教、出版八种书事于一身,是个捧书能醉的爱书人,此所以我的几本书话,像《醉书闲话》(香港三联,1990)、《醉书室谈书论人》(香港创作企业,2002)、《醉书随笔》(济南山东画报,2006)和《醉书札记》(台北秀威资讯,2011)均以「醉书」冠名,说明「醉书室主人」是个以书而非酒自醉的人。
我和书的关系那么密切,可以说是由父亲一手促成的。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小时候我们租住在旺角一处有前后楼梯的,战后新楼的一个中间房里,一家五口挤在不满百呎,密不通风的房子里,不单活动的空间小,同楼的孩子又多,连读书也无法集中精神。我是因为家贫,迟了入学,虽然才读小三,好像已有八、九岁光景,父亲对我管教甚严,每日放学回来,做完了家课,必把我关到后楼梯去,温习当日所教的书,到识背了,才放我进屋来。
那种后楼梯,是厕所和垃圾的集中地,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日日得在那儿捱「臭」,哪能定性?于是,一知道父亲外出,或因有事干,无暇理会我之时,便在四层高的后楼梯奔上跑落嬉戏。然而,一个人玩甚么都乏趣味,终于发展到留意人家丢弃的垃圾,看看有甚么可玩的情况下,发现了一籐箧的书。坐下一看,便害我「上瘾」几十年的,并不是甚么世界名着,也不是三国水浒的旧小说,而是周白苹的《中国杀人王》和蹄风的大侠游龙底故事。这是我和书的第一次结缘。
有一个时期,我是和父亲一同上学放学的。在同一间学校里,他教中学,我读小学。小学放学的时间要较中学早个把两个小时,父亲划定范围,那段时间限定我在图书馆里度过。图书馆内不得嬉戏,又没友伴,我是在无可选择的情形下向书堆发展,陶醉在阅读的天地里,然后知道,除了「杀人王」,除了「人猿泰山」之外,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作品、希腊神话故事和当时很受青年学生喜爱的《青年文友》。这段日子培养了我爱阅读的习惯,《青年文友》的征文比赛也刺激了我学习写作的念头,一有空就会随意写些抒发感情的小段落。
升上中学那年,我的英文糟透了,父亲除了自己迫我读外,每个晚上还要我到附近一个街坊那儿补习英文。学习正规的课本,大家都有无形压力的抗拒,便有同学带回来了武侠小说,趁老师不在意的时候,不读英文,读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很吸引人,一旦上了瘾,很难放得下。老师也因顺手拿来读几页而上了瘾,无法戒掉。到得后来,我们的零用钱租光了,竟是老师拿钱出来租书大家齐齐读。于是一个英文补习班,就变了刨武侠小说班。
每晚两小时,一星期五晚的苦读。最初是金庸,跟着是梁羽生,然后是高峯。六十年代初,本港的武侠小说名家,似乎就只得这三位最多读者。那时候我们全体同学大概都是十二、三岁,某次却突然来了个十七八岁的大哥哥,他不加入我们的武侠行列,下苦功读英文。后来他鼓励我在读武侠外,还要读些文艺小说,便借给我沈从文的《边城》和《月下小景》。这以后我的读武侠生涯就暂停下来,而转到文艺作品去。
初中那三年,因为热衷于课外书和写作,英文始终没有改善,父亲命令我晚间去夜英专读英文。那时候的夜英专很多,但大部份办得不好,教师质素低,学生大部份是日间有工作的成年人,根本无时间读书,读夜校目的不过是打发日子和交朋友,水准比我还差了一皮,愈读愈闷,终于开小差,逃到附近一间屋邨的社区中心图书馆去,读我爱读的文学书。徐速、黄思骋、齐桓、徐訏、秋贞理……等人的书,都是在那儿读到的。
社区中心图书馆在六十年代初期是刚起步,很少人知道,更少人利用,晚晚七点至九点,差不多成了我私人的书房一样,我在那里阅读、写作。自那时起,我知道书和我结了不解缘,永远不能分开了。
说到我会学习写稿,最终成为一个毕生摇笔桿的写作人,得要感谢中三那年,教我国文的林老师。那年代的中学生,每星期都要交篇周记。记得那一年春雨绵绵,梅雨下得人心烦意乱,多愁善感的少年总爱无病呻吟,我在周记里写了篇怀念留在家乡,失散多年的三弟的短文。周记派回来了,林老师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不是抄的,就写得很不错了!
少年人怎吞得下这口气!
于是立即买来了原稿纸,把文章誊好,寄到《星岛日报》的学生园地去。真幸运,〈这是梦吗〉第三天就刊出来了。首次投稿,迅即成功,对少年人的鼓舞和推动,是无法想像的。就这样,我和阅读与写作,结了不解之缘!
开始了投稿,我才有余钱买书。起先是放在书枱上,或是堆在床角里,后来愈积愈多,迫得亲自动手胡乱钉了个书架,摆在我睡的碌架床靠墙的那面。把半张床让给书后,得以晚晚靠床挑灯夜读,常常在夜里读到没有熄灯就睡去,又经常在半夜里吓醒,以为书连着架塌下来了。
离开了老家以后,这个小小的书架一直跟着我,从元朗跑到铜锣湾,又从铜锣湾跑到九龙城、旺角、香港岛……,愈跑愈大,书架变成了四面由墙脚顶到天花的书房,又由书房发展为四五百呎的小书店……。
读书和写作表面上是两件事,事实上这两件事是合而为一的因果。譬如商家的「买卖」,要「卖」货,得先要「买」进货才能卖;爱上了书,买回来读了,自然产生了要介绍给同好,或是学习创作的念头,很自然的便提起笔来……。
我一九六二年涉足文坛,先是叩现代诗与现代文学的大门。那时候,我们一群文学观点接近的小伙子,读的是《创世纪》、《现代文学》、《好望角》、《文艺》……,参加的是现代文学文社,写的是风格独特,形式创新的现代诗和散文,买的、藏的,自然都是这类书。当年的现代风以台湾为主流,想买前卫文学的书,就只有旺角的友联书店。后来《文艺》月刊在丁平的策划下,也订过不少这类创作,放在出版社内卖给现代文学发烧友。
要数专售文艺书的楼上书店,尖沙咀汉口道的文艺书屋是老大哥。一九六○年代初,王敬羲从台湾回来,把书店开到「六楼」,那真是破天荒。不过,他利用书店的地点,既办「正文出版社」,又编《南北极》、《纯文学》期刊,更得台湾「文星」大力支持,运来大量文学新书之外,还允许他在本港重印畅销的品种;即使普通读者嫌六楼高,那些交稿或取稿费的作者们,往来的学者们,总要追上时势多看、多买点书,生意也就有了保障。何况当年专卖台版文学书的书店甚少,除了旺角「友联」的门市部,「文艺书屋」像得独市之利,要看台版书的爱书人自然不怕高爬上去,也就兴旺了一段不短的时日,开了总有一二十年,究竟「文艺书屋」是何时结束的,一时想不起来。
那时候我喜欢痖弦、郑愁予、周梦蝶、管管……的诗,也读了不少司马中原、朱西、陈映真、白先勇、王文兴……的小说,也认真的写了不少。
当年我不喜欢读中国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是觉得他们太传统、太老套,但,何以后来我却专门收藏三十年代作品呢?好友古苍梧第一个改变了我。他对我说:你爱现代文学,三十年代作家施蛰存的小说一定要看!于是我到坊间找了本《善女人行品》,一翻之下不能释手。后来又读了端木蕻良、穆时英、鸥外鸥,才知道现代文学不是六十年代的台湾专利品,三十年代的中国早已有能手了。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旧书的原动力。
原本我只搞创作,一九七一年到华侨书院修文学时,重遇《华侨文艺》的编辑丁平老师,他鼓励我:一个完整的文学家,除了创作,还要懂文学研究与批评。在他的指导下,我以〈论萧红及其作品〉为毕业论文。写这篇文章的当年,我只有机会读到香港坊间重印的萧红作品,这些港版重印书,与原版颇有出入:长篇往往删掉序文及后记以节省篇幅,短篇则多数随意重组,甚至胡乱改名重版,令研究者困难重重,误走不少寃枉路。
事后我深深领略到,要做作家研究,一定要读原版书,要读原版书,不是跑图书馆,而是逛旧书店,往书堆里钻,因为那些珍贵的绝版书,是图书馆也没有的!
香港一九六○及七○年代售卖非课本的旧书店着实不少,一般人只懂逛旺角奶路臣街,当年还有域多利戏院和德仁书院,附近的旧书店有复兴、精神和远东,其实也没甚么可买的,倒是德仁书院门口有档地摊,间中可用三两块买到心头好,可惜它不常开档,常要碰彩。后来才知道九龙城联合道那间记不起名的旧书店,然后是洗衣街的新亚,西洋菜街的实用,庙街大李和小李的半边铺和街边档,再过去是中环的神州,荷里活道的康记,天乐里的德记,轩尼诗道的三益和陶斋……啊,还有全九龙搬来搬去的何老大的「书山」……那年代的旧书店一口气数不完。
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书山」。何老大是个胖老头,当年已有六十开外,有人说他解放前当过国民大会代表,故此也有人叫他「国大代」的。何老大到香港后无事可干,卖起旧书来。他的做法是买「旧仓」,原来当时新界有很多封了几十年的旧货仓,那是过去大书店的货仓,藏了不少断市多年的旧货。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么办法,把旧仓的货买到手,几十本一扎,几十本一扎的用绳扎好运走。然后到市区旺地,租个空置的旧铺,不必装修,一扎扎的旧书胡乱丢到铺内堆书山。他的店,一眼望过去,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岗。何老大搬张櫈坐在门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书扎解开,供你选择。未解开的,一定要整扎买,不理是甚么,从不散卖。人客到来买书,何老大永远是半睡不醒,带醉的摇晃着,瞥一瞥你的书,胡乱开个价,绝不讨价还价。你最好买,不买,他会低声嘀咕,不知是否在咒骂你,然后把你选的书一手扔回书山,不再睬你。可幸他的书便宜极了,一般只卖「五毫」,最贵也只是一两块。印象最深刻的,是五毫可买到一本柔石的《希望》﹙上海商务,1933﹚,我买了十来本送朋友。跟他混熟了,何老大准我爬他的书山,那可乐透了,爬上去把书一扎扎的提起来看。因为不准拆绳,书又不是依书嵴对齐的,看的时候得把那扎书翻来转去,其实也很辛苦。就这样也得过不少好书,不过,「买猪肉搭猪骨」的情况很严重,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书里,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谊社编的《第一年》﹙上海未名书屋,1938﹚,其余的都是普通货式,四五十本书的买入价,就是为了要买一本,也算是收获不错,那得要看你买到了甚么。
买旧书的行家最常去的,是荷里活道的康记和湾仔的三益。
康记是间百来呎的小店,卖的主要是嚒啰街式古董,他的书便宜且转流得很快,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一般是大批用橙盒买的。虽然人人抢着入货,但康记依然经常有货到,因他铺地处的中上环发展迅速,拆旧楼一向是旧书的主要来源哩!
三益是本港的老牌旧书店,战前已开业,据说叶灵凤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们的常客。店主老萧为人随和,见人总堆满笑脸,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书包去他店里打书钉,一逛三十多年。九十年代中,老萧移居纽约,他的侄儿在多伦多也挂起三益的招牌卖旧书,距我家七十公里,我还是每月驱车前往逛两三趟。
逛三益三十余年,我大部分藏书来自此店,起先是三几本的买,后来老萧知道我要的是甚么,总替我留起,价钱自然贵得多了。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龙,康记和三益都在港岛,一周只能过海一两次,很多时都会「走宝」。到七十年代末,我在湾仔开书店,三益就在马路的另一边,距离不足一百米,我每日去两次,大有「斩获」,曾试过一次买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绝版文学书,兴奋得几晚睡不着。
到普通的旧书店买书,他们不会计书的价值,只按书的厚薄要价,碰到好书,往往廉价即可买到。但到卖惯古董的康记和三益,他们会鑑貌辨色,因人定价。他心里会想:你是识货之人,选的一定是好东西,错不了!有时想买些普通的书,往往会让他们漫天叫价,弄得啼笑皆非。师傅教落,对付这些店主,你要胡乱选一批货,最好包含各种不同的书,让他摸不着你的心头好,而且书多了,银码涨到一定的数目(他心里想你买的数目),他便会让步,不再「斩你」。那一定的银码,原本只可买三几本心头好的,便变成买了几十本书。至于多出来的书,你得自己想办法,一是转卖出去,一是像我一样,也开间旧书店玩玩。
上世纪的一九七○至九○年代,我断断续续的开了二十年每日只营业五小时(下午2时至7时)的「半日」书店。你会奇怪的问:书店怎么只开半日?开半日的书店能维持吗?
我坦白的告诉你,这样的书店肯定不能赚钱,只要不赔大本,已是万幸了。不赚钱的生意,只有傻子才会干。对啦,我就是那位傻子,而且一傻二十多年!
自升上中学培养了阅读与写作的兴趣后,我开始爱书、买书、藏书。台湾的现代派新书,一九三○年代的民国绝版旧书都是我的阅读范围,随着时间的流逝,藏书愈来愈多,书架也由小小的几格变成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架墙」。这些书中,部分是溺爱至终生收藏的,但更多的是因兴趣转变而受冷落的,或是不知如何买入的,堆得一屋满满的,却又舍不得丢弃。最后终于变成了半个书商,把爱书的友人,或友人的友人招唿到家中买书,实行「以书养书」。然而,爱书这「坏习惯」一直改不了,最终是开了间书店,才能把部分书扫出家门。
「创作书社」是「创作类书」加「出版社」的结合,一九七○年代初期出现于旺角通菜街上,亚皆老街与快富街中间,马健记图书公司对面的大厦阁楼,那是楼下铺的自由阁仔,二百余呎实用,门口有一两呎高的巨石屎门槛,门槛两边要各放两级楼梯,出入十分不便,这样的小「豆腐店」,当年也要六佰元月租,卖的是本地纯文学创作外,还直接批订台版冷门出版社的文学书。不久「创作书社」搬到湾仔轩尼诗道去,那时候是一九七○年代中后期,内地改革开放,大批文史哲书涌港,被「饿」了十多年的香港读书人见书就抢,每逢星期二、四新书到的日子,港大、中大的学子,大多捧着盈呎厚的新书满载而归,印象最深刻的,是钱钟书的新书《旧文四篇》抵港,我要了四百本,不用一星期即卖光;我为司马长风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辑要》,初版二千册,半个月已要再版,那真是书业的黄金时代……。
由于书店地点适中,全部书七折或八折,不单书卖得多,还因为很近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旧书店「三益」,我每日可以去进货,「创作书社」自然卖起旧书来。这就吸引了更多搜寻绝版书刊的专家,学者高伯雨、王亭之、林真、卢玮銮,港大的赵令扬、单周尧、黎活仁,中大的黄继持、王晋光,孔安道图书馆的杨国雄,作家舒巷城、杜渐、海辛、林荫、许礼平、刘健威……都是到我处买书认识的常客。可惜好景不常,一九八○年初业主忽然说要卖楼,不跟我续约,多年的奋斗最后以一万二千元,叫「收买佬」领五条大汉花了一个上午,用两辆密斗货车搬走了。
湾仔「创作书社」关门的几年后,我心有不甘,在北角「七海商场」觅得两个打通的铺位,一九八○年代中再展旗鼓,卖的同样是文史哲和旧书,但,一九七○年代的抢书热潮已冷却了,生意也就变成仅可维持,终于到一九九二年我的生活起了大变化,「创作书社」又一次关门大吉。
爱书是坏习惯,开书店则是「破费」的娱乐。卖书的收入只够杂项支出,绝对不足以交租及请伙计,每个月赔出去的,只好当娱乐费了。我的本职是位半日制的教师,下午不用上课,每天放学后,便匆匆买了饭盒,赶回去看我的「半日书店」。
我开书店来解决家中书海泛滥,但爱书人们另有他法:一九八○年代开始,本港很多工业北移,工厂大厦空置量激增,一些比我更爱书的朋友看准这个形势,投资买下千余呎的单位,设计成私人图书馆,配上音响设备,工余陶醉在私人的天地里,一来作投资待楼价升,二来又可满足个人的爱书慾,何乐不为?
其时北角闹市有一个大跌价的商场,地库一百呎的单位才二三万块,有爱书人买了单位,装修成书房,日日放工待在那儿,啃书数小时才回家,比起新界的工厂大厦地方小得多,却交通方便,随时可去哩!
一九九○年代中期,我把近百箱藏书打包移居加拿大,把千多呎的地库设计成私人图书馆,作个人养老消遣的准备。但,在加拿大和美国流浪五年后,思乡情切,我又回到香港来了。几十箱回流的老书,把几百呎的房子塞爆了,成了负累。我以为自己以后也不会再买书了,岂料二十一世纪到来,整个世界有了新的开始,旧书业也拓开了网络世界,一下子把中国各大城市拉近了,大家透过电脑联系沟通,旧书业忽地复甦,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我的书乡梦又可重温,又能够见到、买到罕见的珍本,买书的「毒瘾」忽地复活了!
二千年最初的那几年,除了网上拍书以外,我的足迹遍及广州、上海、杭州、苏州、北京、青岛等各大城市的旧书店。然而,收获还是少得可怜,即使像上海的文庙,北京的琉璃厂、潘家园、报国寺等,过去是爱书人圣地的市集,也难以像以往般沙里淘金,「捡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然则怎样才能搜得珍本呢?
我的做法是从网络上联系了各大城市着名的旧书业者,让他们知道我的收藏范围及水平,他们每收到罕见的好书,便会透过电脑让我看书样,然后讨价还价,只要售价不是太过份,便可立即交易。若果书太多,或要价太高,而自己又太想要的,就得亲自走一趟,再行决定。
虽然我仍保着过去的宗旨:看完、用完的书一定要转让出去,然而,十年八年过去了,我的书仍然愈积愈多,除了住家书海泛滥以外,我还在湾仔某商业大厦找了层四百余呎单位,装修间隔成书店形式,再来一次私人图书馆,闲时过来读书写稿,那间「十八楼C座」的「醉书室」,将来会变成怎样?我不知道!
公元二千年后,香港连小学也开始有图书馆了。我申请从教师转当图书馆主任,开发并管理校内图书馆,作了两项大胆的尝试:一是大量购入简体字儿童文学作品,鼓励学生「繁简并用」,以备将来社会的演变;一是推动「从阅读到写作」,培养学生可随时执笔写文。
此中特别要提的是后者。我向校方争取得资源,出版一本校内的《学生园地》双月刊供学生投稿,虽然只是薄薄的小册子,但每期也能选刊约二十篇稿,给他们争取了一些练笔的机会。起初很少学生投稿,他们大多觉得生活沉闷,没有甚么可写的。后来有些同学渐渐明白了堂上的命题作文只是学习的一种,不是自我抒发内心感受的好方法,终于懂得留意身边的事物,从日常生活去找题材,稿件便愈来愈多。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课堂上还在学写句、段的一二年级学生,竟也提起笔来写作投稿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的这本原意专为三至六年级同学编印的《学生园地》,要被迫多印不少,好让爱读书的一二年级学生索阅。这证明了要推动写作,只要供给环境和条件,连一二年级学生也能做到!
我这个望七的老人,今日跟大家谈谈过去几十年的个人书事,目的在让大家知道:一直被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其实不是没有文化的,是可以孕育出爱书人的,希望我的故事能引起大家爱书的热诚,也开始多读书,随时拿起笔来抒发心中所想!
——2014年7月第十届香港文学节,主题「个人阅读史:记忆的回访与再现」讲稿,2014年11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