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图书标签:

• 同志文学
• 台湾文学
• 性少数群体
• 文化研究
• 文学史
• 社会文化
• 性别研究
• 台湾历史
• 边缘文学
• 酷儿研究

　　「同志文学」是「让读者感受到人事物的文学」
　　「同志文学史」是「立基于同志文学的公众历史」
　　公众历史就是有别于主流史观的另类记忆

　　纪大伟的论着《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爬梳长达一甲子的台湾公众历史，从美国主导冷战的1950年代，一路细数到「后冷战」的21世纪初期，各类型台湾同志文学作品，包括长、中、短篇小说，散文、诗、剧戏等。

　　《同志文学史》有别于主流历史的另类文化史论着，频频探问：
　　1950年代如何早在白先勇进入台湾文坛之前就打造了「识读」同性恋的「想像共同体」？
　　1960年代白先勇大放异彩之际，他的文坛前辈、平辈怎样在作品里描绘其他同志的主体效果？
　　1970年代台湾文学中，女性尝试和同性配对的时候，同时期的男性怎样独闯「内在」的美国？
　　1980年代，新兴的「核心家庭霸权」怎么和人道主义协力催生同志的悲情？
　　世纪末的「爱滋」、「同志」、「酷儿」等等外来语进入台湾之后，如何与本土语境互相激盪、彼此改写？
　　到了21世纪，台湾同志又怎么过渡到「液体现代性」？

　　一甲子以来，台湾同志文学装满了被恐惧、被排挤、被侮辱、被摧毁、被偷偷祝福的种种难言之隐。纪大伟的《同志文学史》就是猫一样踮脚起来，回顾难言之隐的旅程。本书选取文本讨论对象的「积极策略」是「求多不求精」，而不是「求精不求多」：书中每一章大致对应了每个年代（每个十年，例如1960年代），每一章都避免聚焦在那个年代极少数、极菁英的两、三种台湾同志文学，反而尽可能纳入同一个年代内十种以上的文本，才能呈现每一个年代的众声喧哗风貌。

　　《同志文学史》引用的台湾本土文献可以上溯至20世纪初期，下探至21世纪初期。在超过一百年的时光中，「呈现同性恋」的台湾印刷品文本（包括「被视为文学作品」的美文，也包括「不被视为文学作品」的报上社会新闻）几乎不曾在任何一个年代缺席。呈现同性恋的印刷品享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本书细数一甲子的历史（六个年代；六个十年），包括（1）1950年代；（2）1960年代；（3）1970年代；（4）1980年代；（5）世纪末；（6）21世纪初，横跨三个时期，依序是（1）冷战之前时期（从20世纪初期至1940年代，也就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2）冷战时期（从1950年代以降，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以及（3）后冷战时期（从20世纪的世纪末直至21世纪初期）。

　　本书共分8章，第1章〈绪论──台湾的发明〉简单扼要指出：「同志文学史就是台湾的发明」，强调「同志文学」不仅仅可以视为一种「文类」，更可以视为「领域」：这个领域需要在重视作者之余承认读者的贡献，需要营造众声喧哗的文本对话环境。同时，这一章也说明「同志文学史」是一种和「主流历史」互别苗头的「公众历史」。

　　第2章〈白先勇的前辈和同辈──从20世纪初至1960年代〉指出，白先勇虽然是台湾同志文学史的先驱之一，但先驱毕竟也自有前辈和同辈。早在白先勇之前就有各种前辈投入同性恋的呈现。

　　第3章〈爱钱来作伙──1970年代女女关系〉指出，台湾女同志文学要等到1970年代才密集出现。虽然早在日本时期、战后初期的报纸就已经不时披露女同性恋新闻，但是女同志文学风潮要到70年代才浮现。这个文学界的风潮唿应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经济地位的改变：多亏冷战全球布局之「福」，台湾变成美国的代工厂，因而在70年代体验「经济起飞」。本土女性纷纷进入工厂、职场，争取到较多的经济自主，可以开始想像女女作伙的生活。

　　第4章〈谁有美国时间──一九七○年代男同性恋者〉发现「美国」在台湾文学中千唿万唤始出来：虽然战后台湾长期受到美国宰制、1960年代文学早就展现了美国式「现代主义」痕迹，但是要等到70年代本地文学才开始明确写出「美国」：将「另类的人」（男同性恋者）和「另类空间」（美国）连结在一起，暗示「另类之人」要在「另类之国」才得以倖存。

　　第5章〈罢家做人──1980年代〉主张「同性恋罢家」现象在1970年代末画下了分界线：分界线之前，台湾文学里的同志几乎不和家庭冲突；分界线之后，台湾文学里的同志和家庭决裂则几乎成为铁律。

　　第6章〈翻译爱滋、同志、酷儿──世纪末〉经历了从「冷战时期」进入「后冷战时期」的历史转折，强调，「同志文学在二十世纪末蔚然成风」的现象除了可以归诸于1987年的解严，还可以更往前推一点，归诸于「爱滋」字词与相关脉络的「翻译遭遇」。

　　第7章〈固体或液体的同志现代性──二十一世纪初期〉借用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的「液体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观念，解释同志文学面临的变局：「去中心」的液体现代性崛起，以既有体制为中心的固体现代性则持续失势。

　　〈后记──中国在哪里〉与其是要议论「同志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不如说是要指陈一个较少为人谈论的事实：同志文学史几十年来的发展刚好见证了「中国」随着时代变化的「有／无」。
 

《冷战阴影下的流亡者：战后香港的文化记忆与身份重塑》 作者：陈子谦 出版社：远东书坊 出版年份：2023年 --- 内容提要 《冷战阴影下的流亡者：战后香港的文化记忆与身份重塑》是一部深度聚焦于一九四九年前后，大规模人口迁徙背景下，香港社会在政治、文化及心理层面经历的剧变与适应历程的学术专著。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历史事件，而是致力于挖掘“流亡”这一核心经验如何塑造了一代香港知识分子、文化生产者乃至普通市民的集体身份，并探讨这种身份建构如何与战后全球冷战格局下的意识形态冲突紧密交织。 本书的主体结构围绕“失落的家园”、“边缘的构建”与“未来的书写”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展开，力图从文化史、社会心理学和空间理论的交叉视角，重塑读者对战后香港作为“过渡性空间”的理解。 --- 第一部分：失落的家园——记忆的碎片与地理的断裂 第一章：一九四九：未完成的迁徙 本章考察了自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后，涌入香港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构成及其社会背景。重点分析了“政治难民”与“经济移民”在文化资本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在战后初期的香港社会阶层中投射出新的权力关系。作者通过对当时报刊、私人信件和早期文学社团记录的细致爬梳，还原了抵达香港时的心境：既有对新生政治环境的警惕与疏离，也有对南方故土的乡愁与割裂感。香港并非目的地，而是一个“等待的站台”，这种“未完成的迁徙”状态是理解后续一切文化现象的基石。 第二章：建筑的证词：城市空间的异化与重构 本章将研究的焦点转向物质空间。香港的城市景观，从战前的殖民地风格，到战后为应对人口激增而迅速崛起的简陋公屋，都成为承载流亡者记忆的载体。作者运用城市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双重空间”的形成：一方面是殖民政府规划下的理性化都市空间，另一方面是底层群体和新来者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空间”（如非法搭建、街头文化）。这些空间不仅是生存的必需品，更是抵抗记忆消融的场所。特别关注了早期社区刊物和地方志中对“故乡符号”的符号化挪用，以及这种挪用如何与香港本土的殖民地经验发生张力。 第三章：语言的困境：白话、官话与“可译性”的边界 语言是身份认同的核心战场。战后香港汇集了来自不同地域的汉语使用者，普通话（国语）作为文化精英的通用语与广州话（粤语）作为底层和本土社群的方言形成了复杂的权力三角。本章详细考察了这一时期在教育系统、出版界和电影工业中关于“何种语言才是香港的语言”的争论。作者提出“可译性危机”的概念，指出流亡者在试图用粤语或英语表达其“北方经验”时所遭遇的文化断裂，以及这种断裂如何催生了对一种“混合语体”的无意识探索。 --- 第二部分：边缘的构建——冷战下的意识形态角力 第四章：中间地带的叙事：从“反共”到“非政治化” 冷战背景对香港的文化生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本章分析了香港知识分子如何在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夹缝中求生存。初期，许多南迁的文化人带有强烈的反共立场，他们的作品（文学、戏剧）带有明显的政治批判色彩。然而，随着政治环境的日趋复杂和英国殖民政府对政治干预的警惕，这批知识分子逐渐转向一种策略性的“非政治化”姿态。这种姿态并非真正的无心，而是通过关注日常生活细节、家庭伦理或纯粹的艺术形式来规避审查，构建出一种独特的“避世美学”。 第五章：殖民权力与文化“中立”的悖论 本章探讨了英国殖民政府在意识形态拉锯战中的角色。殖民当局乐见文化精英的“去政治化”，并利用这一点来巩固其“中立管理者”的形象。作者认为，香港文化界对政治的沉默，在客观上成为了一种对殖民管治的默许。通过分析战后香港大学的课程设置、公共图书馆的采购政策以及与英国文化机构的合作案例，本书揭示了在西方文化输入与本土身份重建之间，香港知识精英所采取的微妙平衡术——即采纳西方现代主义范式，同时将其本土化，以此作为对抗两岸意识形态灌输的“文化盾牌”。 第六章：大众文化的浮现：通俗小说与“逃逸式”娱乐 与严肃文学的沉重相比，战后香港的大众文化（武侠小说、丽的呼声广播剧、早期粤语片）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心态。本章分析了通俗娱乐产业如何成为中下阶层流亡者进行“情感流亡”的出口。这些作品往往脱离宏大的历史叙事，专注于个人英雄主义、江湖道义或家庭伦理的细微之处。作者认为，这种对“当下生活”的聚焦，虽然看似对宏大历史的逃避，实则是一种对政治真空的积极适应，即在无法改变外部环境时，将叙事中心转移到可以掌控的“小我”之上。 --- 第三部分：未来的书写——记忆的转化与身份的再定义 第七章：战后一代的崛起：本土经验的萌芽 本书的后半部分关注在香港“出生”或“成长”的第二代。他们未曾经历大陆的动荡，他们的“家园”即是香港的街头巷尾。本章描绘了这批新一代文化人如何开始质疑“流亡者”的叙事框架，并逐渐将目光投向香港自身的环境、社会问题和独特的市井生活。他们对“乡愁”的理解与父辈截然不同，不再是对遥远故土的怀念，而是对身边环境的疏离感和归属感的双重探索。 第八章：艺术的转译：现代主义的借用与反叛 本章聚焦于战后香港艺术领域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如抽象表现主义、存在主义文学）的接收与改造。作者认为，香港的现代主义运动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和“政治隐喻性”。例如，对抽象艺术的偏爱，可以被解读为对具象政治符号的回避；对卡夫卡式荒诞的共鸣，则反映了他们在殖民地体制下的存在困境。这种借用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在特定社会压力下，对现代美学工具箱的创造性挪用。 第九章：记忆的协商：从“过渡站”到“新香港”的命名 本书的结论部分总结了流亡记忆如何在战后数十年中被不断协商、淡化和重塑的过程。作者指出，香港身份的最终形成，是在殖民管治、大陆遗产和本土经验的持续张力中完成的。这种身份不是一个明确的、一体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充满矛盾的“协商场域”。通过分析七十年代后期的文化转向，本书最终论证，战后流亡者的经验，虽然始于失落，却意外地为香港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基于“边缘性”和“适应性”的文化韧性，为其日后复杂的全球化角色奠定了基调。 --- 核心论点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战后香港并非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避难所，而是一个在冷战意识形态高压下，被迫成为“文化中间地带”的实验场。在这里，巨大的记忆创伤与强烈的生存需求共同作用，催生出一种独特的、充满张力的“流亡文化”，这种文化最终在集体无意识中，为香港的当代文化身份提供了最深层的土壤。 --- 关键词： 战后香港、流亡经验、冷战文化、身份重塑、城市记忆、语言政治、殖民地现代性。

作者简介

纪大伟

　　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助理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比较文学博士。着有学术专书《同志文学史》、小说集《膜》（已有日文翻译版、法文翻译版）等，杂文集《晚安巴比伦》等。
 

《台湾与东亚》丛刊发行旨趣／陈芳明
看待台湾文学史的另一个方法──《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序／陈芳明
自序
 
第1章　绪论──台湾的发明
一、本土文学的「同志现代性」
二、作为「公众历史」的同志文学史
三、取决于读者感受──而不只取决于作者意图
四、扼杀「双性恋」与「异性恋」的「是非题」
五、定义，特征
六、研究方法：历史怎么做
七、章节安排：年代、时期
 
第2章　白先勇的「前辈」与「同辈」──从二十世纪初至一九六○年代
一、先有读者，才有作者
二、追认冷战之前的资产
三、1950年代：同志文学史的关键十年
四、白先勇作品内外的众声
五、《重阳》有资格吗？
六、早熟：初中生也堪称同志主体吗？
七、为欧阳子翻案
结语
 
第3章　爱钱来作伙──1970年代女女关系
一、自由的幻影
二、「工作让人自由」
三、强调经济，「不强调」情慾
四、欧阳子和白先勇的女女情仇
五、李昂笔下的「性知识」
六、玄小佛和郭良蕙遇到「大家」
七、值不值得被纪念的过去
结语
 
第4章　谁有美国时间──1970年代男同性恋「者」
一、外在美国，内在美国，美国时间
二、外在的美国
三、内在的美国之一，野人咖啡室
四、内在的美国之二，新南阳戏院
五、内在的美国之三，医生诊所
六、「否写美国」的王祯和剧本
结语
 
第5章　罢家做人──1980年代
一、作为公众平台的《孽子》
二、罢家，做人，告白
三、在人道主义的王国里
四、堕落的核心家庭
五、出国决胜负的「朝圣」
六、女子家庭代工
七、男子家庭代工
结语
 
第6章　翻译爱滋，同志，酷儿──世纪末
一、从「解严」还是从「爱滋」开始算起？
二、翻译遭遇
三、爱滋：从国外到本土
四、同志：哪一种公共？
五、酷儿：在人道主义的王国外
结语
 
第7章　固体或液体的同志现代性──21世纪初期
一、诗：从难以指认之苦，到不必发现之乐
二、长篇小说：苍蝇与膏油
三、跨性别时间
四、原住民：从僵化的客体到软化的主体
结语
 
后　记　中国在哪里
一、今昔之比
二、「同时存在」之谜
三、冷战的小孩
四、视觉至上主义之外
 
参考及引用书目
附录　作家年表
索引
 

序（节录）

看待台湾文学史的另一个方法

　　一

　　文学史，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学批评史。从来没有一种历史，都是以单一的价值在发展。依照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观念，没有一种历史是连续不断的。也没有一种历史，只能容纳一种观点。他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复数的，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都同时在进行。因为不是连续 的，在时间发展过程中，往往充满了缝隙与裂痕。身为历史学训练出来的学生，我曾经也以单一的观念在回望历史。尤其是接受中国历史的教育，总是以为中国历史最悠久，而且连绵不断。这种错误的观念，曾经主导着我的前半生。新历史主义的观念浮现之后，才渐渐发现自己曾经接受过严重的误导。中国历史是男性史，是异性恋史，是汉人史。凡是没有写进历史纪录的性别、族群、阶级，从此就从历史地平线消失。这种史观非常粗暴，尤其是以儒家的立场来写历史，更是粗暴。由于史家都是男性，都是异性恋者，都拥有当权派的地位，他们习惯于偏向自己所坚持的理念。这种史家，擅长以二分法的方式，来区别这个世界。而且也擅长以审判的语气，来看待他们眼中的异类。凡属边疆民族，便被划入野蛮的领域。凡属女性，就轻易被贬低身分。更可怕的是，传统史家总是坚持 万世一系的观念，他们坚持着长子继承制的闭锁态度。一个父权的、统治者的、贵族的中心史观，便如此建构起来，而且牢不可破。如今我们已经发现，所谓主流历史都是发明出来的。主流史观一旦诞生，其他支流的脉络必然遭到湮灭。这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后代在看待历史时，都只发现一条历史主轴，其他都消失不见。

　　不见，其实就是偏见。我们只看到倾斜的、歪了一边的历史。在戒严时期，历史教育可以说非 常成功，都只容许看到中国、男性、汉人、异性恋史。新历史主义特别强调，人类历史的发展并非只依赖一条主轴，而是以多轴的线索持续延伸。从来没有一种历史是连续不断的，而是充满了太多的缺口、缝隙、断裂，并且是以多轴的形式持续发展。历史学家慢慢发现，在缝隙与断裂之处，就是可以填补不同的历史记忆进去。由于历史是多轴的，就不可能有所谓的主流或支流之分，而是同时并排进行。所谓历史主轴，其实是一种二分法、两元论的观念。把男女分别放在主客的位置，也同样把黑白肤色区隔开来。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白人历史总是优先于有色人种。从中国史来看，汉族总是优先于边疆民族。白人的重要性，或汉人的重要性，便是不断把不同人种遮蔽起来，而彰显了白人或汉人的优越位置。这种偏颇的历史观，无法让后人看到过去的全貌。从而也使历史舞台上的主要人种，垄断了文化解释权。

　　如果我们接受历史多轴的观念，则曾经受到遮蔽的种族、性别、阶级，又可以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从这个角度来看，纪大伟所写的同志文学史，应该可以视为台湾学界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把这本书的出版，视为一个事件，并不过于夸张。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抱持着偏见来看待同志族群，也一直以扭曲的态度来解释同志文学。纪大伟有意拨开历史迷雾，让被遮蔽的同志文学拨云见日。身为《台湾新文学史》的作者，我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纵然在自己所书写的文学史也讨论了同志文学，却只能以极小的篇幅让台湾同志文学被看见，无法让读者发现同志文学的全貌。一部台湾文学史，必须由集体的力量来共同撰写，才有可能让受到蒙蔽的文学书写展现真貌。

　　我也深深相信，在未来新的文学史一定会诞生。不仅是同志文学史，还包括女性文学史、原住民文学史，都有可能问世。身为异性恋的文学史家，我无法深入同志文学的世界。同样的，身为男性文学史家，我也不能窥见女性文学的全貌。身为汉人文学史家，我也必须承认，对于原住民文学传承的真相，我还停留在皮毛之见。如果要建构一部完整的台湾文学史，就有必要让女性、原住民、同志的文学史家共同合作来撰写。当代台湾文学史可能时间稍短，但是内容却相当庞大而丰富，绝对不是依赖一个人的力量就可容纳全部。这也是为什么看到纪大伟所写的《同志文学史》完成时，我不只是喜悦而已，也已经预见了一个更开阔的史观就要诞生。

　　二

　　在这本书里，纪大伟企图突破线性的史观，借用新历史主义，来重建台湾同志文学史的发展轨迹。具体而言，他并不依赖连续不断的时间感，而是利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缝隙、断裂、空白，填补了同志文学的记忆。他所遵循的是复数历史观，让同志文学与一般的文学类别并列。借用所谓并置（juxtaposition）的观念，使多轴的历史发展平行陈列出来。这种并置的发展论，既可与所谓的主流历史轴线相互参照，也容许了同志文学的独立发展。这使得整本书更为丰富而精采，尤其他透过细读（close reading）的方式，让同志作品再次浮出历史地表。他的挖掘与钩沉终于让读者看见了从前所未见的史事。

　　对于异性恋读者而言，许多文本往往轻易浏览过去就好。但是，纪大伟则重新详细穿越许多被忽略的文本与作品，发现字里行间所暗藏的同志倾向。在同志文学的文本正式诞生之前，前辈作家早就有过阅读同志文学的经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解释，他把同志文学史往前延伸到一九五○年代，并特别指出，更早的前行代作家已经有过阅读同志文学的经验。纪大伟虽然是在写文学史，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范式。在文本底层，其实是潜藏许多未能定义的流动情感。

　　纪大伟的史观应该可以成立，也就是把「阅读史」纳入文学史的一环。众所周知的台湾文学史家叶石涛，他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时，也曾经耽溺在法国作家纪德（André Gide）的唯美文学里。纪德的诗与小说，也曾经是西川满的模仿对象。如果沿着这一条轴线去挖掘，当可发现台湾社会的同志文本阅读，应该还更深远。身为西川满学徒的叶石涛，早年所写的唯美小说，干净而透明，几乎直追纪德的耽美。作品阅读史，在不知不觉之间，为文学发展埋下一定程度的暗示。这也是为什么纪大伟在第二章第一节揭示「先有读者，才有作者」。这是相当睿智的解释，也是使同志文学史的源流找到线索。

　　性别差异往往也会导出阅读差异，这正是文学史精采之处。对于同志文本或酷儿文本，纪大伟在阅读之际，总是採取游移、流动、跨界的态度。以白先勇的《孽子》为例，就可分辨出《台湾新文学史》的解读，与他的解读非常不一样。身为异性恋的作者如我，把小说中父子决裂的那一幕，认为是对儒家传统的背叛。在书中特别强调，「这个场景是台湾文学的一个经典：那位愤怒的父亲，可能是传统历史的最后投影；那位被驱逐出走的儿子，则正要开启一个长路漫漫的新时代。两条取向完全不同的历史长河，从此就要改流。」换言之，我的阅读是把小说文本置放在儒家传统的历史脉络里，仍然没有摆脱大叙述的史观。纪大伟的解读，则是把离家出走的阿青，视为一种「罢家」的行动者。这两种不同的解读，正好彰显阿青的被动转换为主动。离开了父权的家庭，阿青便获得了喘息甚至新生的机会。这种文本阅读的差异性，正好可以证明一部同志文学史的建构有其必要。等于把同志小说的文本，从传统文学史观拯救出来。同时，也让同志文学获得独立自主的空间。

　　捧读这本书之际，或许读者对于纪大伟所建构的历史分期会有意见。因为他划分的方式，仍然是以一九六○、一九七○、一九八○年代的模式来划分，似乎太过于异性恋男性的观点，也太过于强调历史的线性发展。但是，如果考察战后的台湾历史，就可以发现台湾的政治经济结构每十年就发生一次变化。例如一九六○年代台湾社会首次开放外国资本家投资，一九七○年代加工出口区开始普遍成立，一九八○年代新竹工业园区正式完成。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冲击。在这种经济发展的浪潮下，文学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强烈影响。具体而言，同志文学可能也与其他文类的发展，都同样被编入资本主义的共构。整个大环境的变化，自然而然就反映在文学生产里。

　　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标志着台湾同志运动的漫长道路，也在于彰显台湾社会风气如何从封闭走向开放。任何一部小说或散文，都可视为一个时代的垫脚石。面对一个非常不宽容的社会，同志文学的书写正好代表了一股不灭的意志，不仅在文学上开花结果，也在文化上开枝散叶。确切而言，同志文学史的出现，意味着战后台湾历史从来都是以多轴的形式在发展。

　　台湾民主运动走到这么遥远，也等同了同志运动所开创的格局。当整个社会陷入「婚姻平权法」的争议之际，这本书的诞生，等于提出了相当雄辩的历史证词。在争议的硝烟高涨之际，纪大伟引导我们重新去回顾文学史是如何发展的。其中的起伏跌宕，都在他的历史叙述中历历可见。身为他的文学同伴，身为他的教学同事，我以严肃但揉杂着喜悦的心情，向街头对抗的人们唿吁，请大家静下心来，好好捧读这部《台湾同志文学史》。
 

第一章　绪论：台湾的发明

一、本土文学的「同志现代性」

《同志文学史》全书主张就写在书名：同志文学史是台湾的发明。虽然宰制台湾的三大强国─中国、日本、美国─都曾经产出丰富的同志文学作品，但这三个强国并没有提供「现成可用」的同志文学「史」范本（model）给台湾仿效。时期绵长、作品繁盛、作者众多的「同志文学史」是无心插柳的台湾土产，见证了一种「立基于同志文学」的现代性（modernity）。

我「暂时」将「同志文学」定义为「让读者感受到同性恋的文学」，并且将「同志文学史」定义为「立足于同志文学的公众历史」。我强调「暂时」定义，是因为定义总是随着时空变化而变迁：我相信定义的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而必须「多劳不逸」。在本书叙述历史的过程中，我将持续微调多种字词的定义。

这部《同志文学史》只谈台湾不谈中国。读者可能好奇：难道中国没有同志文学史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许维贤教授的研究正好可以代替我解答这个问题。许维贤在中国境内长期考察「同志书写」，出版《从艳史到性史：同志书写与近当代中国的男性建构》。许维贤的书名点出，中国的同志书写遭受现代性冲击，出现断层：旧中国的男色文学被归为「艳史」，新中国的同志书写则受到「性史」管辖。许维贤指出，在现代式性史称霸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要到一九九○年代才开始出现公开发表的「男同性爱书写」，但这些迟到的作家却被中国主流文坛一直严重忽视至今。许维贤观察的中共同志文学，跟我研究的台湾同志文学，享有截然不同的命运。稍后我将解释，至少享有一甲子历史的「同志文学」可以上溯到六○年代，「同志文学『史』」更可以上溯到五○年代。不像在中国，同志文学在台湾并没有被文坛长期忽视；例如，白先勇《孽子》出版之际已经广受文坛正视。《同志文学史》专心聚焦在现代性促生的台湾文学，并不谈许维贤已经奋力试图爬梳的中共同志书写。中共建国以来的同志文学并没有展现出让台湾得以仿效的繁荣历史。

评分☆☆☆☆☆

《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这个题目，让我立刻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学术探索和文化洞察力。我期待这本书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台湾的文学发展，特别是围绕着性别和性取向的议题。我猜想，“发明”这个词，可能是在强调台湾在同志文学的创作和理论上所具有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它不仅仅是西方思潮的简单移植，而是与台湾本土的社会现实、历史文化语境深度结合的产物。这本书会不会就像一张详细的藏宝图，带领我发掘那些被埋藏在历史深处的珍贵文本，理解它们是如何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孕育而生，又是如何挑战和改变了当时的社会规范？我期待书中能深入分析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探讨它们在形式、内容、主题上的创新之处，以及它们对台湾社会观念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超越单纯的文本分析，能够触及到那些创作背后的社会力量，以及这些文学作品如何在推动台湾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方面发挥作用。

评分☆☆☆☆☆

读到《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这个书名，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许多画面。台湾，这个充满活力的岛屿，它的历史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和多元性，而将“同志文学”与“台湾的发明”这样富有创造力的词语结合在一起，让我觉得这本书一定充满了惊喜。我猜想，作者可能是在探讨台湾如何“发明”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同志文学，这种“发明”可能不仅仅是创作出新的作品，更包含了对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义，对社会观念的挑战，以及对整个文化景观的重塑。这本书会不会就像一本侦探小说，抽丝剥茧地揭示台湾同志文学的起源、发展以及它在台湾社会转型中的独特作用？我期待它能引领我进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性别、权力、文化与历史是如何交织在一起，最终催生出这样一种文学形式。我想象中的内容，应该会包含对早期作品的细致分析，那些奠基性的文本是如何在有限的语境下，发出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同时，我也期待书中能探讨同志文学如何与其他台湾文学思潮相互影响，形成独特的风格和主题。

评分☆☆☆☆☆

《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这个书名，瞬间点燃了我对台湾社会文化发展的好奇心。我想象着，这本书会是一次深入的田野调查，不仅仅停留在文学作品的表面，更会深入挖掘那些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社会背景、历史事件以及创作者的个人经历。我期待它能回答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台湾的同志文学是如何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它与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发明”这个词，让我觉得这本书不只是梳理过往，更可能是在探索一种“创造”的过程，一种如何从无到有，如何突破限制，如何为自我和社群寻找声音和空间的历程。我猜想，书中会对一些关键的人物和作品进行深入的剖析，分析他们是如何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用文字进行抗争和表达。也许还会涉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那些为了创作和出版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对台湾的同志文学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理解它在台湾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

评分☆☆☆☆☆

听到《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这本书名，我脑海中立刻勾勒出一种图像：仿佛在一片浓厚的迷雾中，逐渐清晰地浮现出一些明亮的色彩，这些色彩是文字，是故事，是情感，是属于台湾同志社群的独特表达。我好奇这本书会如何描绘这片“发明”之地，它会从何处开始，如何将零散的笔触汇聚成一条清晰的河流？我期待着能读到关于那些先驱者的故事，他们如何在不被理解甚至遭受排斥的环境中，坚持用文字记录下他们的爱、他们的痛、他们的挣扎与追求。这不仅仅是一部文学史，我感觉它更像是一本关于身份认同的探索史，一本关于社会变革的观察日志，一本关于勇气与希望的赞歌。我想象中的内容，应该会像多棱镜一样，折射出不同时代、不同角落的台湾同志文学面貌，从早期压抑的隐喻，到后来解放的呐喊，再到如今多元的探索。我希望它能让我感受到文字的力量，感受到个体在历史进程中不容忽视的存在。

评分☆☆☆☆☆

《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这本书，我拿到手就迫不及待地翻开了。台湾的同志文学，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探索的张力。我想象着，它会不会像一部娓娓道来的史诗，一点点揭开那些被压抑、被边缘化的声音？从文字的缝隙中，我期待能看到台湾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与性别议题发生碰撞，又如何孕育出如此独特的文学现象。我想象中的这本书，不会是枯燥的学术论文集，而更像是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在历史洪流中，个体如何挣扎、如何寻找认同、又如何用笔墨书写生命的力量。我好奇它会从哪个时间点切入，是早期尚未被明确命名的萌芽，还是在解严之后，思想解放的浪潮中，那些勇于发声的作家们？我猜想，书中必然会涉及到一些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和作家，他们的文字如何挑战了当时的社会规范，又如何为后来的创作者铺平了道路。这种历史的纵深感，以及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关注，是我对这本书最大的期待。我希望能从中读出一种韧性，一种不屈服于偏见的勇气，一种在困境中开出花来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