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文学史是台湾的发明
《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看见完整建构台湾同志文学史发展!
「同志文学」是「让读者感受到人事物的文学」
「同志文学史」是「立基于同志文学的公众历史」
公众历史就是有别于主流史观的另类记忆 纪大伟的论着《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爬梳长达一甲子的台湾公众历史,从美国主导冷战的1950年代,一路细数到「后冷战」的21世纪初期,各类型台湾同志文学作品,包括长、中、短篇小说,散文、诗、剧戏等。
《同志文学史》有别于主流历史的另类文化史论着,频频探问: 1950年代如何早在白先勇进入台湾文坛之前就打造了「识读」同性恋的「想像共同体」?
1960年代白先勇大放异彩之际,他的文坛前辈、平辈怎样在作品里描绘其他同志的主体效果?
1970年代台湾文学中,女性尝试和同性配对的时候,同时期的男性怎样独闯「内在」的美国?
1980年代,新兴的「核心家庭霸权」怎么和人道主义协力催生同志的悲情?
世纪末的「爱滋」、「同志」、「酷儿」等等外来语进入台湾之后,如何与本土语境互相激盪、彼此改写?
到了21世纪,台湾同志又怎么过渡到「液体现代性」?
一甲子以来,台湾同志文学装满了被恐惧、被排挤、被侮辱、被摧毁、被偷偷祝福的种种难言之隐。纪大伟的《同志文学史》就是猫一样踮脚起来,回顾难言之隐的旅程。本书选取文本讨论对象的「积极策略」是「求多不求精」,而不是「求精不求多」:书中每一章大致对应了每个年代(每个十年,例如1960年代),每一章都避免聚焦在那个年代极少数、极菁英的两、三种台湾同志文学,反而尽可能纳入同一个年代内十种以上的文本,才能呈现每一个年代的众声喧哗风貌。
《同志文学史》引用的台湾本土文献可以上溯至20世纪初期,下探至21世纪初期。在超过一百年的时光中,「呈现同性恋」的台湾印刷品文本(包括「被视为文学作品」的美文,也包括「不被视为文学作品」的报上社会新闻)几乎不曾在任何一个年代缺席。呈现同性恋的印刷品享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本书细数一甲子的历史(六个年代;六个十年),包括(1)1950年代;(2)1960年代;(3)1970年代;(4)1980年代;(5)世纪末;(6)21世纪初,横跨三个时期,依序是(1)冷战之前时期(从20世纪初期至1940年代,也就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2)冷战时期(从1950年代以降,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以及(3)后冷战时期(从20世纪的世纪末直至21世纪初期)。
本书共分8章,第1章〈绪论──台湾的发明〉简单扼要指出:「同志文学史就是台湾的发明」,强调「同志文学」不仅仅可以视为一种「文类」,更可以视为「领域」:这个领域需要在重视作者之余承认读者的贡献,需要营造众声喧哗的文本对话环境。同时,这一章也说明「同志文学史」是一种和「主流历史」互别苗头的「公众历史」。
第2章〈白先勇的前辈和同辈──从20世纪初至1960年代〉指出,白先勇虽然是台湾同志文学史的先驱之一,但先驱毕竟也自有前辈和同辈。早在白先勇之前就有各种前辈投入同性恋的呈现。
第3章〈爱钱来作伙──1970年代女女关系〉指出,台湾女同志文学要等到1970年代才密集出现。虽然早在日本时期、战后初期的报纸就已经不时披露女同性恋新闻,但是女同志文学风潮要到70年代才浮现。这个文学界的风潮唿应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经济地位的改变:多亏冷战全球布局之「福」,台湾变成美国的代工厂,因而在70年代体验「经济起飞」。本土女性纷纷进入工厂、职场,争取到较多的经济自主,可以开始想像女女作伙的生活。
第4章〈谁有美国时间──一九七○年代男同性恋者〉发现「美国」在台湾文学中千唿万唤始出来:虽然战后台湾长期受到美国宰制、1960年代文学早就展现了美国式「现代主义」痕迹,但是要等到70年代本地文学才开始明确写出「美国」:将「另类的人」(男同性恋者)和「另类空间」(美国)连结在一起,暗示「另类之人」要在「另类之国」才得以倖存。
第5章〈罢家做人──1980年代〉主张「同性恋罢家」现象在1970年代末画下了分界线:分界线之前,台湾文学里的同志几乎不和家庭冲突;分界线之后,台湾文学里的同志和家庭决裂则几乎成为铁律。
第6章〈翻译爱滋、同志、酷儿──世纪末〉经历了从「冷战时期」进入「后冷战时期」的历史转折,强调,「同志文学在二十世纪末蔚然成风」的现象除了可以归诸于1987年的解严,还可以更往前推一点,归诸于「爱滋」字词与相关脉络的「翻译遭遇」。
第7章〈固体或液体的同志现代性──二十一世纪初期〉借用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的「液体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观念,解释同志文学面临的变局:「去中心」的液体现代性崛起,以既有体制为中心的固体现代性则持续失势。
〈后记──中国在哪里〉与其是要议论「同志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不如说是要指陈一个较少为人谈论的事实:同志文学史几十年来的发展刚好见证了「中国」随着时代变化的「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