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退潮:全球化的终结与历史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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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Stephen D.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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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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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全球化曾是一股浪潮,也曾是很时髦的名词
过去,各国无不积极参与区域经济整合
现在,世界各地冒出抗拒全球化的唿声
全球化究竟是优是劣?
如果抵制全球化,甚至让它消失
各国在维护本身权益之下闭关自守或不惜彼此冲突
世局又将如何?

  「经济全球化曾经被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我们以为全球化所促进的无国界世界是理想乌托邦的实现,但事实却不然。全球化是最糟糕的经济模式吗?为何有人对全球化充满敌意?

  在《大退潮》这本挑动人心的新书中,英国经济学家史帝芬.金恩以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名着《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借喻,敲响全球化或将终结的警钟。他融合经济、历史、地理、政治哲学与当前国际局势(包括美国退出TPP、中国推行一带一路、俄罗斯併吞克里米亚),解释全球化倘若告终,世界经济秩序将陷入何种境地。

  —谁的全球化?区域整合的赢家与输家
  金恩认为,就政治和经济而言,西方版本的全球化正接近极限。全球化似乎让所有船只都水涨船高,即使某些船只内部的所得与财富分配愈来愈不平均。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许多西方决策者和经济学家过于自满,认为全球的经济大饼已经增长,却没有留心其分配情况。现实是:大部分的经济收益都由强国与顶尖富人捧走,他们还占了优势之便不断累积财富。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显示全球经济与市场之间有落差,而且国与国之间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死灰复燃
  只要经济长期衰退,人们就会在失望中探究原因,进而产生孤立心态。英国脱欧、川普高喊「美国优先」当选,显示西方与全球化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北约、欧盟等跨国组织已成沉重的政治负担。全球经济重心正由西方转移到东方,加上西方国家遭遇了一连串的困难,使其政治基调产生变化,导致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势力抬头。

  —「我们」与「他们」,排外情绪涌现
  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日益扩大,更加深民众「不在同一艘船」的感觉,认为外来者会瓜分福利,因此排斥外国人、移民和菁英。政治氛围愈来愈倾向于保护主义,各国在经济、财政乃至于军事上容易爆发全面冲突,全球化的进展遭遇愈来愈严峻的考验。

  —全球化浪潮退后,谁坐收渔翁之利? 
  既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好处,这个世界为何不能「去全球化」呢?试想,倘若希腊、义大利、西班牙等国的经济长期停滞,德国这些强国持续繁荣,欧元就可能无法存续;假使世界强权日渐拥抱民族主义,跨国组织将受到打压,国际贸易可能崩盘;如果物价碍于央行的措施而逐渐遭到扭曲,资本市场就可能无法发挥功能;毫无效率的资金配置将使得生产及收入双双下滑,各国便得付出惨痛代价。

  —各国发展环环相扣,没有人是局外人
  最可怕的是,西方民主国家变得只想追求狭隘的自身利益,某些极权国家就会趁机填补空缺。美国经济长期表现不佳,它既不愿、也无力持续担任领头羊;但美国退缩之后,全球局势更加混乱了。未来,欧盟如果瓦解、欧洲分裂,如何抵挡隔壁张牙舞爪的俄罗斯?那些威胁解散北约的人若不能建立可靠的替代机构,如何继续维护集体利益?国与国之间的纠纷,由谁主持公道仲裁?与其担忧国内日渐增加的移民,协助那些较贫穷的地区发展经济,不是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不确定的时代,我们的义务从现在开始
  放任赞成孤立与保护主义的思想流窜,当他们的观点成为主流的那一天,我们就必须面临黯淡无望的新世界。对此,史帝芬.金恩在本书最后写了一则寓言:西元2044年,川普的某个女儿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她在演说中强调将继续奉行孤立主义,禁止外国人进入美国;彼时欧盟已经瓦解,北约不复存在,俄罗斯趁机坐大,中国掌握整个东亚和太平洋,曾经有主权争议的岛屿都归它所有。这样的新世界,是我们乐见的吗?
  
本书特色

  1.架构恢宏却不流于空洞。作者以其丰富的专业知识与财经背景,为现今的世界局势与经济格局做了发人深省的剖析。
  2.书中引用的历史与时事都为人熟知,只要对世界历史与当代时事略有关心注意的读者,都能毫无障碍地理解与阅读。
  3.作者的笔调兼具面对专家学者的严谨性以及面对一般读者的简易性,深入浅出。
  4.本书为身为世界公民的每一分子提供值得反思与讨论的纲要,也是能帮助国人与国际思潮接轨、打开国际视野的重要经典。

权威推荐

  吴惠林/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世新大学、北科大兼任教授
  李显峰/台湾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周桂田/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曾怡仁/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杨肃献/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蔡中民/政治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萧全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考试院考试委员
  (以上依姓氏笔划排序)

国外好评

  《经济学人》、《时代杂志》盛赞
  《金融时报》/麦肯钖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入选
  美国前财政部长桑默斯、维珍集团创办人布兰森权威推荐

  「史帝芬.金恩在关键时刻出了这本巨着。他从重要的历史观点切入,替当前的争论增添独到的见解,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劳伦斯.桑默斯(Lawrence H. Summers)∕美国前财政部长

  「立论强而有力,引领读者综观历史……这本书可以帮助世界。」——理查‧布兰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维珍集团创办人

  「这本新书树立了里程碑!」──《卫报》(The Guardian)

  「立论精辟,发人深省。」──《经济学人》(Economist)

  「金恩提醒我们,数千年以来,世界经历数波全球化潮流。这些浪潮凭借不同的驱动力兴起,有盛有衰,有起有伏,衰落时总令人憷目惊心。过去七十载,全球化浪潮席卷各地,让我们受益匪浅。如果这股浪潮得以持续,我们仍将从中获益。然而,全球化绝非必然发生,我们必须回顾更久远的历史,了解哪些力量正在阻挠全球化。金恩娓娓道来,分析精辟,内容深刻,读来饶富趣味。」──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院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管理帕特尔(I.G. Patel)讲座教授及英国上议院中立议员

  「本书浅显易懂,让读者得以轻松汲取复杂的观念。金恩条理清晰,充满自信,优游于历史脉络之中,从中穿针引线,连系统合,娓娓道来引领读者。我们身处的世代将以扣人心弦的悬念告终。未来将是严峻的新世界吗?」──菲利普.奥德里克(Philip Aldrick)∕《泰晤士报》(Times)编辑

  「本书掷地有声、鞭辟入里,借镜历史提出重要见解。作者史帝芬.金恩解释为何全球化不如众人认为的稳妥,尤其新旧政治力量如今彼此交锋,颠覆性的技术也应运而生,各方势力不断激烈竞争,重塑了各国的关系、制度与想法。若想知道世界经济的前景,以及它将如何牵动全球经济秩序与影响各国福祉,务必翻阅本书。」 ──穆罕默德.伊尔艾朗(Mohamed El-Erian)∕安联集团(Allianz SE)首席经济顾问,着有《唯一的游戏:中央银行、不稳定与避免下一次崩溃》(The Only Game in Town: Central Banks, Instability and Avoiding the Next Collapse)

  「《大退潮》强烈且清楚阐述了观点……金恩立论正确,指出有人认为一旦涉及重要的议题,譬如外交政策或将「西方价值观」加诸于中东时,就会有单一的国际社会,甚至有统合的西方世界,众人皆抱持一致的目标与观点……。然而,一如既往,实情并非如此,各国不会冷漠旁观,却也不至于热情参与。」──艾伦.贝帝(Alan Beattie)∕《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编辑

  「论断精辟,有先见之明,却令人惶惶不安。若想做好准备去面对(近期的)未来世界,务必阅读本书。」──彼得.法兰科潘(Peter Frankopan)∕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着有《丝绸之路:一部新的世界史》(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繁荣且相对和平。这个时代日渐告终,但过去七十年基于规则的秩序将被何种体制取代?史帝芬.金恩探讨近期趋势,内容扣人心弦、令人警醒,明确指出全球化危机可能造成何种令人不安的结果。若没有强大的欧盟、世贸组织与北约,美国也不再领导全球,这个世界将变得危险和贫穷,而且充满变数。」──黛安.柯尔(Diane Coyle)∕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经济系教授,着有《GDP的多情简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

  「这是一个针对全球教育、健康、繁荣与科技所进行之大胆的元分析(meta-analysis)……拥有深刻而丰富的脉络与细节。」——《自然》(Nature) 

  「语带悲观但论述完整。」──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

  「经济学家从未因为发表错误的悲观预测而赔上声誉。汇丰集团的思想家史帝芬.金恩出版了这本备受赞誉的书籍,警告西方世界即将发生一连串的政经恐怖局势……。本书可激发读者对此进行讨论。」──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作家 

  「本书引人入胜,立论清楚,引领读者思考未来,书中指出全球化时代可能已经结束。」──《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二○一七夏日阅读书单」(Summer Reading 2017)

  「论点明确精妙,适时合宜……而且至关重要。」──《罗利新闻与观察报》(Raleigh News and Observer)

  「史帝芬.金恩的《大退潮》是一本鉅细靡遗的纪实文学,丝丝入扣,乃是不满文学(literature of discontent)领域的杰出着作。」──《洛杉矶书评》(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史帝芬.金恩


  史帝芬.金恩目前担任汇丰集团资深经济顾问、从事新闻工作与提供谘询服务,也是英国下议院财政委员会(House of Commons Treasury Committee)的专家顾问。金恩着有《经济成长的终结:景气不会复甦、社会出现断裂,这,才是我们要面对的真实世界》(When the Money Runs Out: The End of Western Affluence)与《失去控制:西方繁荣面临的新威胁》(Losing Control: The Emerging Threats to Western Prosperity),皆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译者简介

吴炜声


  美国蒙特瑞国际研究学院中英口笔译组硕士,曾获美国翻译协会(ATA)英译中检定合格认证。目前任教于清华大学与交通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致力于英语教学与中英翻译研究。

图书目录

推荐序
・「全球化」会成为泡影吗?∕吴惠林
・全球化的大退潮与回溯∕李显峰
・全球化的转折,或终结?∕萧全政
国外好评
序言∕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化观点
导论∕安达鲁西亚的冲击

第一部  失乐园
第一章    假先知与残酷的事实
第二章    新兴的统治强权
第三章    相对的成功
第四章    自豪骄傲,覆灭在即

第二部    国家、菁英、社群团体
第五章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第六章    菁英主义的精神
第七章    竞争的社会,竞争的历史

第三部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第八章  人与地区
第九章  科技的黑暗面
第十章  贬低货币

第四部  陷入危机的全球化
第十一章  义务责任与行不通的解决之道

后记∕二○四四年美国共和党募款活动
致谢
注释

图书序言

推荐序

「全球化」会成为泡影吗?
——吴惠林∕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一九七〇年代末,自由化就悄悄启幕,共产世界骨牌似地纷纷倒向自由经济,而改革开放就是手段。自由化的同时,国际化像是连体婴地出现,而「自由化、国际化」在一九八四年更是台湾执政当局所公开提出的政策方向,一时之间,类似「立足台湾、胸怀大陆、放眼世界」等等宏观视野的动人口号响彻宝岛。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后期,即将蜕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之际,「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更宏观、更动人的名词又窜了出来。随着两岸几乎同时在二〇〇一年末和二〇〇二年初加入WTO成为会员国之后,全球化更是两岸住民人人必得正视的潮流及现实。

  不过,尽管「全球化」已是耳熟能详,它的内涵究竟是啥、它的到来究竟会有什么冲击、所有的地球人要如何因应、每个活生生的「人」应该怎样安身立命等等现实课题,纵然有无数篇章累牍,但眼花撩乱的结果,似乎无法拨开挡在眼前的层层迷雾,又是充满期待,又是害怕遭受伤害的矛盾情结一直以来都是地球人挥之不去的麻烦。

  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在全球攻城掠地,并在各种国际组织中逐渐占取主导地位。相对地,美国却节节败退,到二〇一六年底川普当选总统后,竟宣布退出TPP和一些国际组织,而且还对中国祭出关税保护,对墨西哥筑高墙,对移民採管制。一时之间,「反全球化」、「保护主义」抬头响彻云霄,实情真是这样吗?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真卷土重来了吗?全球化真到穷途末路了吗?

  全球化会是世界大同吗?

  台湾早期住民,打从孩提时候,「促进世界大同」就被灌输在小脑袋里,而〈礼运大同篇〉也生动地描绘出大同的境界。在「全球化」如火如荼时,似乎告诉我们,世界大同不再只是口头襌或虚拟幻境,而是即将到来的实景呢!

  记得好多年前有一部非常卖座的电影,片名叫做「上帝也疯狂」,以非洲蛮荒为背景,一位非洲土着为了拣到的一个可口可乐瓶罐,跑遍大半个非洲搜寻其源头。全球化的结果是不是这类的事情都会走入历史呢?全球人士无论身处天涯海角,不只是「天涯若比邻」,而且消费的东西都会没有差异呢?全球化的来到,除了物质层面会有趋同趋势外,精神层面会不会也有相同的演变呢?

  很明显的,全球化的来到无疑与「自由贸易」紧紧相扣,贸易也者物品相互交易是也。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指的是「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易」,所谓的「互通有无」就是传神的比喻。其实,溯其本源,国家间的贸易还不是无数活生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易吗?那么,人际间的交易往来原本是自愿的或是被逼迫的?追本溯源,「自愿的」应是共同标准答案吧?而「互通有无」也道尽了「为的是促进彼此间福祉提升」之目的。交易结果虽是互利的,但交易的发生却存在林林总总的成本,举凡寻找交易对象、交通、言语沟通、交换比率等等都需费时费力。因此,即便每一个地球人都能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从事自愿性交易,还是有无限的「交易障碍」必须克服,于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以利更多交易行为的顺利出现和进行」就成了追求幸福人生的一种自发性举动。运输工具、通讯技术、资讯媒体、交易媒介等等「有形」工具创造发明固然应运而生,就是无形的诸多「组织、制度」也都不断出现。汽车、轮船、飞机、电话、收音机、电视、电灯、自动化生产工具不断推陈出新以及货币的发明固不待言,为了达到「分工合作」这个「神圣目标」所需要的各种团体组织,原本也都是为了「增加交易行为、减低交易成本」,终而促进人类彼此间的生活福祉。

  二百多年前已有全球化举动

  历史如果照着这种理想方式演进,不只全球化早已实现,就是天涯若比邻的世界大同境界也早己来到。事实上,至少在一七七六年经济学之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出版《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之际,大英帝国所标示的「日不落国」,或者中国郑和下西洋,以及几个极为兴盛的朝代,都已有几分全球化的味道在。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经过两百多年的倒退、甚而死寂之后,到二十世纪末,全球化又如排山倒海的到来呢?

  如上文所言,追求生活福祉的人,原本是崇尚「自由交易或贸易」的,在自由贸易下,「市场」很自然地产生,参与交易者经由市场所反映出来的讯息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市场讯息愈正确,行为人犯错的机率就愈小,最能反映市场讯息的就是「市场价格」这个指标,如果每个行为人都能有自由空间去做行为,一定会设法让自己的宝贵资源作最有效率的使用。人人都如此的话,市场就可达到最灵活运作。由于每个行为人先天禀赋有别、后天环境又各异,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是很正常的,而在价格机能充份运作下,市场「竞争」力量就会奖赏努力上进者,而偷懒不努力者就被淘汰。不过,此时被淘汰者不是从此就消失了,若能记取教训重新奋起,新机会随时等着。其实,这种市场竞争力的淘汰过程,就是个个行为人寻找自己「比较利益」的动态过程,环境愈自由,变化愈快,宝贵资源的使用也较有效率,人类的福祉也就不断提升了。

  「诚信」是人际间分工合作关键

  在各个市场自由运作下,人际间分工合作愈细密、复杂,如果不能推心置腹、相互坦诚地诚信往来,交易便受到阻碍。由于某些人「自私」心理作祟,以为损人得以利己,于是私心自用、甚至搞权谋害人,市场运作就碰到层层障碍。一旦各个团体间此种「为私」扩大,「保护」、「管制」也就一一浮现,最明显的是「国家主义」之兴起,如果再夹杂着「民族主义」作祟,国与国间的各种限制就更蓬勃起来,再加上人类缺乏耐性,很难忍受「短期性」的调整,于是予有心人士可乘之机,而各种保护论调乃纷纷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机能受到政府管制的戕害,官商勾结、特权泛滥逐渐严重,资本主义受到扭曲、污蔑,终而共产主义崛起,这些国度内市场全面窒息,经过七十年的荼毒才在一九七〇年代末被摒弃。

  在所谓的民主自由国家,虽没有共产国家的铁幕锁国,但一九三〇年代的全球经济大恐慌,却不幸被解读为「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保护的凯因斯主义全面抬头,有形无形的贸易障碍普遍在各国实施。到一九八〇年代,当时英国的柴契尔夫人和美国雷根总统携手进行经济自由化运动,配合GATT、NAFTA等等区域组织的推动,逐渐扭转保护情势。此后全球化虽蔚成风潮,但反动力量其实遍存每个角落。

  以上的简单描述,无非在点出全球化的本质是「自由化」,以自由贸易或交易为特质,这本来是人类自发性行为,却不幸被扭曲、压抑,到一九七〇年代末又重新拾回。其间的故事,断断续续都有文献出现,日裔美籍趋势专家大前研一在一九九〇年以《无国界的世界》一书描述企业全球化;五年之后的一九九五年在《民族国家的终结》一书中,以四个「I」,即投资(investment)、产业(industry)、资讯(information),以及个别消费者(individual consumers)来突显民族国家仲介角色逐渐消失,全球化的无国界世界逐渐浮现。

  民族国家可能终结吗?

  大前研一的预测方向没有错,二十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更显示出难挡的威力。不过,全球化虽然难挡,但国界还是屹立不摇,民族国家依然健在,欲迎还拒的阻力仍然巨大。这本由财经专家史帝芬・金恩(Stephen D.King)写作的《大退潮:全球化的终结与历史的回顾》(Grave New World),以宏观的视野、旁征博引的论证,为全球的经济与发展所进行的一次深入剖析。金恩以反乌托邦名着——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欧威尔的《一九八四》作为借喻,敲响全球化或将终结的警钟。

  史帝芬・金恩引经据典,结合历史分析与当前国际情势,解释全球化倘若告终,繁荣、和平与全球经济秩序将陷入何种境地,指出我们若拒绝全球化并寻求「经济独立」,将可能引发经济与政治冲突。他总结了历史教训,详述该如何避免发生最糟的结果。史蒂芬・金指出,就政治和经济而言,西方版本的全球化正接近极限。全球化似乎让所有船只都水涨船高,即使某些船只内部的所得与财富分配已经愈来愈不平均。

  史帝芬.金恩说的没错,这个世界不能「去全球化」,如何削弱或让「反全球化」消声匿迹,是很重要的事务。不过,金恩和当今一般论者一样的认为,美国总统川普是「反全球化」的领头羊,这其实很有商榷余地。毕竟川普只是要扭转当前「假全球化」,逼迫利用全球化谋「私利」却戕害全人类的中共现出原形,他以美国前总统雷根的「公平贸易」政策,让中共的威逼利诱手段和「不诚信」、「斗争」本质曝光,再从新建立「真正全球化」的「国际间分工合作」新秩序,重头再向「世界大同」大道迈进,让全人类的生活福祉提升,让亚当.史密斯一七七六年的经典《原富》再现人间!由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年度报告,指出「支持中共入WTO是错误」,美国将改变过去的高层谈判方式,转向重视贸易执法,可见端倪。

  发展的目的在扩展个人自由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裔的圣恩(Amartya Sen),是一位非常关怀社会弱势族群,并重视伦理与道德的人道学者,在一九九九年将其在世界银行的演讲集结成《经济发展与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阐述经济发展不该只是所得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个人福利的增进,更精确地说,「发展的目的是要扩大个人的自由」。他利用历史经验,实证资料与严谨有力的分析来显示,发展的正确意义绝不是与自由为敌,而是在于自由的增进。圣恩认为人们一旦脱离不自由的束缚,便有能力自行争取更多的福利,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专制独裁,计画僵硬的政府,却往往与此背道而驰。毕竟经济发展没有所谓的公式,而珍惜民主自由才能创造美好的发展环境。由于圣恩幼年亲历孟加拉大饥荒,他的观察才更值得重视,「发展即自由」或有自由环境才得以发展的主张才更铿锵有力。

  自由贸易是自由的重要一环,全球化更与自由息息相关,当网际网路新科技蓬勃发展,人类的自由活动空间应当更为广阔,但二十世纪却未能如此显现,关键所在就是「人为阻碍」。不只是共产、法西斯的专制独裁,社会主义者和凯因斯主义者也脱不了干系,追其根源还在「人心的私利及伦理道德的败坏、沉沦」。二十世纪末崛起的共产中国正是此种心态的写照,正是「真正全球化」的杀手。所以,「全球化」在二十一新世纪能否顺利,以及所需支付的代价到底几何,端视人心的净化是否可能以及程度如何,尤其各国掌权者对自由这个基本观念的领悟力如何及私心自用能否淡化而定。认清并揭穿中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参悟川普的「公平贸易」政策的真相,或许「全球化」的阻力会减少,人类支付的代价会降低,甚至于得以「反转」为促进自由化、全球化的无形助力呢!

推荐序

全球化的大退潮与回溯
——李显峰∕台湾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全球化在最近引发批判的声浪不息,国际间商品、劳动、资本及资金移动等四大自由,科技的进步使地理空间上的距离消失。结果有些国家愈富庶,其他国家却愈穷困。四大自由在全球移动,削弱了劳工对国际资本的谈判能力,导致社会阶层流动性的迟滞及资本财富集中,社会菁英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崩溃。

  本书的论点与近年探讨全球化的书籍有所差异,论证全球化虽然带来缺失,但强调它仍然会带来利得,并且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全球化产生了大赢家与(相对的)大输家,大赢家(包括中国、印度、越南、印尼)大幅提高国民所得以及工业国家最高收入阶层囊括了巨额财富,输家大都是北美、西欧及日本等低所得阶层者,但其实也包括东欧及许多开发中经济体。书中第三部的内容讨论二十一世纪的挑战,题材新颖;最后一章则试图在全球化与民粹孤立主义之间的对抗寻求一个平衡的出路。

  全书以世界史实为主轴论述,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娓娓道来,包括一六四八年的《西伐利亚条约》;欧洲及阿拉伯世界的发展;经历十九世纪发生的二次世界大战;第二大战后金本位制度的消失;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取代英镑主导;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及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俗称富国俱乐部)相继成立;美国取代英国主导全球的政治经济。另一方面,二战后由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坎昆回合失败后,多边贸易协定无法再推进,双边贸易协定代之而起。欧洲单一货币、中国亚投行或上海合作组织等相继成立与美国抗衡,形成国际多元体系。书中也讨论中国「一带一路」的策略、叙利亚难民问题引发欧盟各国的对立;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及美国川普总统提倡「美国优先」获得多数美国人支持,至川普总统宣布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及《巴黎气候协定》等为止。

  作者引用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政治经济「俱乐部」学说,接纳为俱乐部的成员负担一定义务享受会员的权利,界定民族国家的群体化,产生了对立。一九五〇年代是全球化最盛行的时代,美国担任全球政治经济主导的角色,美国联邦准备银行体系成为全球的中央银行。然而国际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法造福所有人,导致所得及财富分配不均情况恶化。由第一次大战后及一九八〇年代起都显示金融危机促使政治民粹主义兴起,欧洲各国民粹政党纷纷出现。

  作者辩证全球化有二面性:虽然带来缺失,但仍然优于其他经济模式,需要国际间的信任及协调合作改进制度设计,才能解决全球化的缺失。阅读本书要有跳跃式交错思考的模式才能充分掌握作者欲传达的讯息,这些史实地理刻画举证丰富,能让人产生共鸣。全球化不会停止,只是面貌结构不同。本书是一部相当深刻反省全球化利弊的现代政治经济发展史,值得一读。

推荐序

全球化真地退潮了吗?
——蔡中民∕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二〇一七年一月,美国总统川普在就职演说中大声疾唿「从今天开始,唯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同年十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愈开愈大」。一时之间,彷彿时空错置,拥护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开始筑起了壁垒,主张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成了推动全球化最主要的力量,唿应了本书作者所说「任何国家皆可主导全球化」,当然亦隐含着「任何国家皆可反对全球化」的假设。然而,在这看似矛盾的表象下,一个清楚的逻辑是「全球化不必然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相连结,也没有任何国家必然获益或是受害;惟获益者将更致力于市场开放,受害者则会反其道而行」。

  循着这样的思考前进,作者相当全面地回顾了近一百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演变,从西欧到美国、东亚、拉丁美洲、中东欧、中东,乃至于今日的中国大陆,全球化似乎就是一场各个国家于国际市场上追求利润极大化的零和赛局,在竞逐的过程中,彼此既能合作却亦不时以邻为壑。正是这样跨国界的流动,领头国家的货币可以造成其他国家的麻烦,却也被来自相对滞后国家的移民所苦。假使最终世界各国之间的有形疆界能被移除,市场完全开放,使用单一货币,人员自由流动,科技共享,当前所有困境皆可迎刃而解,且让我们静待这一刻的来临。

  无奈历史一再重演,证明了全球化终究无法引领吾人达致世界大同的境地。准此,期待国界的消除显不可行,那我们要如何跳脱这看似无解的恶性循环呢?本书所提供的另外两个可行方向为建立国际体制与设置争端解决机制,然不禁让人疑惑的是综观此书,国际体制崩坏与争端解决机制无法发挥功能的例子不可胜数,为何作者还坚信这些做法呢?读至最后,答案终于揭晓,让作者在失望中仍抱有一丝希望的原因在于全球化或许很糟糕,但仍然优于其他的经济模式,且这股潮流确实造福了世界上的多数人。再者,更深层次的关键在于利益乃是与责任和义务共生,一旦推动世界整合的领头国家能明确意识到此点并勇于承担,进而加以落实的话,孤立与保护主义就永远不会成为选项,而本书最后的结语或可转而呈现全球化的一种乐观面貌,亦即「若是这样的观点成为主流,我们就会迎来一个繁荣灿烂的新世界」。

  回望廿世纪中以来的全球政经脉动,好似见证了亚当・史密斯所言「自由市场」原则的高歌勐进,相信市场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终将使资源获得最有效率地配置并让众人共享丰硕成果。不料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后,收获的却是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与分崩离析的全球经济,加以民族国家观念之再兴。如此不预期结果之缘由正是将亚当・史密斯所主张的「自利」作为正当化「自私」行为的借口,忽略了其背后的基本道德关怀,全球化反倒很讽刺地成为一切罪恶的根源。然而,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沛然莫之能御,无论其激起了多少负面效应,也只是暂时延缓这股时代的洪流,最终仍将带着我们不断向前。

  作者在全书结尾时,重新将已被全球化获益者所遗忘的责任与义务带回论述之中,正是要提醒吾人,值此全球化面临终结危机的紧要关头,此股浪潮不应也不会被逆转,毕竟一个黯淡严酷的新世界绝对非吾人所望。读毕此书,脑中仍盘旋着作者所痛陈世界风起云涌的无数乱象时,面对当前的政经现实,回想文末那道微弱的乐观光芒才是全书重心,将引领我们突破厚重的悲观乌云,乘着全球化的浪潮,继续扬帆前进。

推荐序

全球化的转折,或终结?
——萧全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考试院考试委员


  全球化,从抽象概念上看,就是全球一体化,包括它的发展趋势与潮流;但从具体内容看,从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到资讯流、服务流与文化流等,其实它所涉及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场面,尤其这些不同流动之间呈现着不等速、不对称、不同向,而且大小与强弱亦各有不同。所以它反映的是一种复杂而且快速的流动,只是幸运的是,这种复杂快速流转的混沌式(chaotic)变迁,并不是一种混乱,而是因为其间仍具因果关系相连,以致于仍呈现出秩序(order)的样态。

  作者史帝芬・金恩在本书中,最重要的是,将全球化的混沌式流转依其复杂的因果网络,清楚而连贯地将它在人类历史中的出现、发展与变迁,甚至包括其目前的困境与可能的出路,都做了概括却完整的分析与讨论。本书因而值得一般关心国内外政经社文变迁的知识阶层、政府与企业的决策者及广大学界的参考阅读。

  作者在导论中即强调,全球化不仅得靠科技的发展来推动,亦得仰赖思想与制度的发展来促成,尤其新航路的发现、产业革命的发生,及之后的国际贸易、宗教冲突、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帝国主义的扩张等,都促成全球化的发展与冲突。二次战后,美国以超级强权之姿,推动全球以IMF、World Bank及GATT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贸易体制,更是促成全球化的全面扩张。特别是自一九八〇年代初后,柴契尔夫人和雷根总统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政策,及相关国际机构所形塑的「华盛顿共识」,更使富含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冷战终结前后赢得全球的乐观肯定和赞扬。

  但是,迈入二十一世纪不久,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及欧债危机,却直接见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在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及各民族国家内部形成普遍多赢的局面;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不但丧失其自动调节机能,反而更像是一个丛林法则发挥作用的地方,不断在国际、也在国内创造了各种优胜劣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天择现象。在此同时,各民族国家内的众多弱势者,即循着自由民主体制的制度,寻求国家机关的保护,因而有作者所强调的,如英国的脱欧及川普总统的当选所表现的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发展;而这也导致作者在本书中所昭告和唿吁的「全球化的终结与历史的回归」。

  研究历史的意义,并不在于企求能从历史的重复中趋吉避凶,而是在于了解历史如何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并从现在中预测其将如何发展成未来;因为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必由复杂的因果网络所联结。「全球化的终结」,并不表示全球化将就此打住,或要全面性的消失,而只表示某些重要的因果机制会出现转折;而哪些因果机制会出现转折及如何转折,则必须回到实存的历史时空脉络中才能讨论。面对未来,作者强调,冷战时期的全球化是终极的二元对抗,而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却可能导致多元的相互对抗;其中,除美国之外,俄罗斯和中国都是不可忽略的竞争者,尤其是中国提出深富企图心的「一带一路」策略并设立亚投行。这显然又将增加台湾的挑战;而这却又似乎更意味着本书对于台湾读者的重要性。

导论

安达鲁西亚的冲击


  单向交通

  全球化经常被视为「单向交通」(one-way traffic,亦即不可逆转)。我们身处科技大幅跃进的现代,人人皆可透过诸多新颖(且益发便宜)的方式彼此联系。我们可以透过通讯软体WhatsApp、社群网志服务推特(Twitter)与脸书(Facebook)跟别人聊天并分享图片。我们可以利用苹果的视讯软体FaceTime以及通讯应用软体Skype与人谈天说地。我们还能透过Google搜寻食谱与查询人类大脑的结构。我们可以在网路上购买印度料理椰汁咖哩鸡(chicken madras)与鲑鱼握寿司,然后请快递将餐点递送到府。我们可以利用音乐串流服务Spotify免费聆听音乐,以及在YouTube或Vevo网站欣赏喜欢的艺术家与猫咪的影片。我们可以下载电视节目与电影,于闲暇尽情观赏。我们可以随意窥探世界各地发生之事(当然,别人也能随时窥视我们)。
 
  只要目睹这些科技进展,很容易便以为全球化不可避免;人与人的距离愈来愈短;国与国的疆界逐渐消失;此外,无论你喜不喜欢,我们都生活在单一的商品、服务、资本与劳力的全球市场。

  科技并非唯一关键

  技术本身无法主导全球化,也无法随时淘汰相互竞争的全球化模式(version)。如果技术是唯一的关键,西罗马帝国(别的不说,它拥有极为复杂的科技与物流基础设施)便不会于公元四七六年覆灭;中国人曾经掌握强大的海军技术,应该能在十六世纪初期四处殖民美洲,不让西班牙(或者西欧诸国)专美于前;大英帝国昔日从工业革命获得巨大的优势,如今也应该繁荣强盛;冷战(Cold War,美苏陷入核武对峙,世人终日惶惶不安,全球最终出现两种对立的全球化模式)也不应该发生;如今的「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这些国家内部局势不安并与国际社会脱节)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称谓。全球化不仅得靠科技发展来推动,也得仰赖思想和制度的发展(与灭亡)来驱使,而这些思想和制度在区域与全球构筑了政治体系、形塑了经济制度,甚至塑造了金融体系。既有的基本思想与制度一旦崩溃,无论出现多少新式科技,都难以力挽狂澜、扭转局面。
 
  我们的思想与制度无时不在变迁,着实令人震惊。十六世纪初期的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s,亦即赏金猎人(bounty-hunter),他们罔顾人命,无所不用其极,从新大陆(New World,昔日美洲的称唿)大肆掠夺财富〕倘若发现如今西班牙是西欧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恐怕会大为吃惊。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的鄂图曼土耳其人(Ottoman,曾经试图征服维也纳,甚至占领大部分的欧洲地区)若看到疆域从巴尔干(the Balkans)延伸到中东与北非的鄂图曼帝国竟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土崩瓦解,铁定会惊讶不已(即便鄂图曼帝国垮台的种子早在多年前便已种下)。替十九世纪全球化奠定基础的大英帝国在一九四○年代末期几近消失,当时甚至面临破产,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若看见心爱的祖国竟沦落至此,必定甚为震惊。在一九三○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人热烈支持苏联的经济体系,不料柏林墙于一九八九年倒塌,共产主义大厦竟然开始崩陷;那些崇尚共产制度的人士见此,绝对会大感吃惊。

  西班牙南部

  即便全球化模式持续了数个世纪,它们也可能快速崩溃,促使世界局势剧烈变迁。以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历史为例,当地原本看似可永存的政治结构(伊斯兰教),不到数年便瓦解,转变成另一种体制(基督教)的天下。
 
  公元七一一年,信奉回教的柏柏人(Berber)从北非渡过地中海抵达西班牙南部;六年之后,他们击败如今统治该地信奉基督教的西哥德人(Visigoth,日耳曼民族的分支,曾于四世纪后半叶入侵罗马帝国,后来统治伊比利半岛与法国南部,最终皈依基督教),让哥多华(Córdoba)成为他们当时口中「安达卢斯」﹙al-Andalus﹚的首府。然后,占地为王的摩尔人(Moors,即原本散居北非的柏柏人)便着手打造象征权力的建筑。公元七八四年,摩尔人开始兴建哥多华大清真寺(Grand Mosque of Córdoba),直到九八七年(前面历经了三个扩建期),该寺总算竣工。哥多华大清真寺宏伟壮阔,巍然矗立于万物之上,象征伊斯兰王权万世长存。然而,阿尔摩拉维德(Almoravid)王朝被阿尔摩哈德(Almohad)王室击败之后,伊斯兰的权力中心便从哥多华(Córdoba)转移到不到一百英里之外的塞维亚(Seville)。有了新首府,当然也得兴建新的清真寺。新寺庙于公元一一七一年落成:宣礼塔〔minaret,如今称为吉拉达(Giralda)〕完工之后,塞维亚的阿尔摩哈德清真寺成为当时摩尔人世界的建筑奇蹟。
 
  当时,西班牙南部居民会完全认同中世纪的「全球化」最终得仰赖伊斯兰教的传播,因为那时伊斯兰的生活方式,无论从智慧、科技与文化层面而言,都远优于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但是,谁都没料到,只消几年,伊斯兰教徒统治的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便陷入了混乱。公元一二一三年,执政的哈里发(caliph,伊斯兰领袖的称号)驾崩,他十岁的幼子随即承继大统,当时各派人马觊觎大位,掀起内讧,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年幼的哈里发在位十年左右又崩殂,身后也未遗留子嗣:顷刻之间,摩尔人在西班牙的统治基础便摇摇欲坠。北方的基督教君王见机不可失,大举挥军南下,到了一二三六年便掌控哥多华,十二年之后,更夺取塞维亚。哥多华大清真寺「改建」为天主教座堂,唯有宣礼塔被保留(当作钟楼),塞维亚的清真寺则遭到拆除,原地改建一座如今号称全球最大的主教座堂。这栋建筑迄今仍屹立不摇。
 
  最讽刺的,或许是塞维亚圣母主教座堂也是克里斯多福.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埋骨之地。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发现新大陆,而那一年摩尔人也因一四七八年开始推行的异端审问(the Inquisition)而被驱逐于伊比利亚半岛之外(当然,原本留在当地的摩尔人没料到这点;毕竟谁也想不到西班牙会成立宗教裁判所对付异教分子)。那时,伊斯兰的力量便往东方集结。

  后哥伦布时期

  哥伦布无意中发现了一条由西欧人(多数是基督徒)主导的崭新全球政经扩张通路。在后续的五百年,所谓的西方强权,无论是原本位于欧洲的国家,或者新移民人口多数来自于欧洲的国度,他们逐渐取得支配地位。这些强权经常发生冲突,但最终对于全球却抱持相同的观点:为了自身与集体的利益,必须发现、剥削与殖民蛮荒之地。这或许是「后哥伦布时期」全球化的开端。
 
  西方强权试图让局势长期保持稳定,于一六四八年订定了《西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之间更举办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但是后哥伦布时期的全球化总是受制于帝国间的竞争对抗。曾有一段时间,辉煌壮盛的大英帝国似乎提供了解决之道:它热衷于发展自由贸易,以皇家海军(Royal Navy)无远弗届的力量作为后盾,于全球各地开辟绵密的通商网络。其他的国家(最明显的是十九世纪的俄国人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德国人)也想分一杯羹,而这点确实合乎情理。后哥伦布时期的全球化最终分崩离析(事后看来是难以避免),取而代之的是战争、革命与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唯有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化才再度兴起,然而却处于冷战的阴影之下。这次是美国扮演领头羊去主导并推展全球化,不过华盛顿当局放弃了自己于十九世纪偶尔显露的「建立山头/帝国」(empire-building)野心。美国以超级强权之姿兴起,跃升为世界霸主,从许多方面而言乃是后哥伦布时期全球化的颠峰,代表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以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获得空前的胜利。
 
  然而,后哥伦布时期的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纪初期陷入严重的困境。经济力量正在向东方转移,与此同时,新的联盟也逐渐建立,而彼此结盟者通常并非那些支持西方政治与经济价值观的国度。这些在在显示,后哥伦布时期的全球化模式〔力量集中于欧亚大陆(Eurasia)而非西方〕正暂时重现。美国不再认为当务之急应该处理太平洋或大西洋另一侧之事,而唐纳.川普(Donald Trump)于二○一六年当选总统之后,美国更将重心从海外移回国内。此外,人们发现自由市场不够完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更加证实了这种观点。有数个国际组织替二战后的全球化奠定基础并制定「规则」,其中最着名的便是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欧盟(European Union)与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其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不合时宜,纳入了英国与法国,却排除德国、日本、印度或印尼),但人们很快便不再支持与尊重这些组织。政治氛围愈来愈倾向于保护主义。左派与右派的政客皆认为,把国家的问题归咎于「另一方」(包括移民、外国人与新住民)似乎更为容易。此外,选民不再明确属于哪个政治光谱。许多人被主流的左派和右派忽视,因此会投票支持通常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人士与本土化政客。隔离主义又再度成为可信奉的政治选项。没有隔离主义,英国便不会脱欧(Brexit),川普也不可能当选。

  后哥伦布时期全球化的结束

  总之,这些政治和经济力量表明,全球化(至少是后哥伦布时期的全球化)并非全然不可避免。本书刻意融合经济、历史、地理与政治哲学,而我大胆在此提出六项关键看法。

  • 第一,跨越国界的经济发展绝非不可避免的现象。全球化也极为容易翻转。

  • 第二,科技是双面刃,既能促进全球化,亦可摧毁全球化。

  • 第三,经济发展可消除各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之间的不平等,但似乎会扩大国内的经济不平等。有些人亟欲享受全球高生活水平的果实,有人却想要维持国内经济与社会的稳定,这两派人马註定会彼此对立。

  • 第四,二十一世纪时,移民大批流动,人们虽然渴望国内局势稳定,但可能无法达到目的。

  • 第五,管理全球化进展的国际机构逐渐失去信誉:无论对与错,愈来愈多人认为全球化只有益于少数人,不利于多数人。然而,要建立新的二十一世纪国际机构去扭转这种观念并非易事,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与东方独裁政权之间存在彼此冲突的价值观。

  • 第六,全球化模式不只有一种(西方国家迟迟没有体察到这点)。美国相对的经济实力逐渐下滑,其他的新兴超级强权为了满足本身的利益并反映自己的历史,将会重新塑造周边的区域。如果冷战是终极的二元对抗,二十一世纪很可能会出现多元对抗,犹如十九世纪时敌对的帝国相互争夺资源。其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一七年一月于瑞士达佛斯(Davos)发表的演讲确认了一个观点,就是任何国家皆可主导全球化。

  许多人热烈支持全球化,但我认为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平的,它也不可能是平的。经济和政治不仅会严重扭曲,也会不断变化,特别是牵涉到跨国界议题。我在本书一再强调,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制于自身的历史背景。我们身处于西方,总是认为自己会好运不断,而这种运势也将传遍八方。我们应该清醒过来,面对现实。
 
  二战后的成功,二十一世纪的失败

  本书的第一部分解释为何全球化在二战后的多年之间是增加财富的手段,但是后来似乎成为诅咒,而不是祝福。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之际,西方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体制看似大获全胜。冷战结束时,人们都认为全民可以享受「当代的和平与繁荣」,甚至延续这个恶名昭彰的口号。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即便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早已出现举步维艰的迹象,金融危机只是雪上加霜而已。多年以来,全球化曾经让许多人增加收入,为何会突然陷入困境?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会自认为找到了足以不断刺激繁荣的祕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个经济体在多年之间更加富裕,彼此的整合也更为紧密,一切似乎运转顺畅,但为何许多人眼见成功足以持续之际,局势却急转直下,竟然窒碍难行呢?

  民族国家vs全球化

  第二部分探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对立。为了推动全球化,民族国家必须放弃部分主权来获取更大的利益。然而,谁来决定何为更大的利益?
 
  在十九世纪,帝国强权彼此分担责任,而有些帝国较能善尽责任。然而,当时根本没有人关心殖民地属民的权利。全球化让各国在经济与财政上蓬勃发展,但从政治角度而言,情势既不公平,也不稳定。

  随着各个帝国逐一崩溃,到了二十世纪,民族国家成为「预设的」(default)政治体制,这得感谢美国历任总统倡导的思想与实际支持(也要稍微感谢帝国强权于中东与非洲撤退时随意划分领土)。然而,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世界显得格格不入。从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Hobbes)到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一直到提出「俱乐部理论」(theory of clubs)的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显然都不认为可粗略定义为「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事物总是能与「全球利益」(global interest)相互契合。孟德斯鸠特别指出,唯有多数公民认为自己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一致,民主国家才能生存。倘若某些公民开始认为占人便宜更能谋求自身利益(即滥用政治权力),这种「不平等的态度」(spirit of inequality)便会开始破坏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政治论的基本概念。亦即一群人同意组织一个邦国且建立政府,同时赋予某些人权力,制定人人共同遵守的法律)。
 
  然而,现今的全球化唤起的,似乎正是这种「不平等的态度」。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日益扩大,或许更加深民众「我们并未同在一起」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生活水平落差尚未大幅扩大的国家(特别是欧陆国家),民众也愈来愈反对全球化。如今,「不平等的态度」以诸多形式存在:有些国家将货币主权(monetary sovereignty)集中于欧元区(Eurozone),国民收入的落差(income gap)却愈来愈大;数百万的西方劳工的收入并未显着增加,唯有少数幸运儿变得富可敌国;中国吸引了西方企业的投资,因此经济迅勐发展,而这些公司倘若不投资中国,早就能替美国或欧洲创造就业机会与提高人民薪资;由于科技发展与移民,某些(并非全部)劳动力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菁英阶层出现,他们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为了符合自身利益,经常擅自决定我们的集体未来。
 
  然而,你若认为全球化只是因为与民族国家的利益相冲突才会窒碍难行,如此便大错特错。随着某些地区经济蓬勃发展,与全球化抗衡的某些架构(体系)已经兴起,最明显的就是中国试图打造一条「欧亚丝路」(Eurasian Silk Road),以及俄罗斯逐渐在中东展现国力。新的机构也正在改变国际现状,包括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简称「亚投行」,由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以及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前身是中国与俄罗斯等国组成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最终将成为中俄实体,两国不仅可在经济上更密切联系,亦能维持更紧密的安全关系)。我们身处西方,疏于审时度势,总是谈论「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误以为世界各国全都志同道合,遵循类似的道德伦理。然而,这种联盟其实行不通。在经济困顿时期,相互对抗的社群可能愈来愈难共同拟定出相同的行动方式,尤其因为他们抱持迥异的历史观,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也无法解决领土争议。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第三部分借镜历史来预视未来,着眼于全球化的三大关键挑战:移民、科技与资金。
 
  全球化若达到极致,各国的疆域都将消失,没有独立的民族国家,掌权的政府机构是在全球层级上运作。在这个「虚构」世界中,货物、劳务、资本与人员可自由流动,正是欧盟奉为圭臬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届时也将出现单一的货币与中央银行:市场运作完善,无需调整币值。

  然而,我们知道欧盟在政治上正忙着解决「四大自由」的其中两个,亦即资本与人员的自由流动。欧元区之所以面临危机(撰写本书时虽被暂时搁置,但尚未解决),部分原因是欧洲无法处理资本在内部疆界间自由流动后衍生的问题。此外,叙利亚冲突揭露了人员自由流动衍生的严峻挑战,特别是申根区(Schengen area)的共同对外边界有破绽,大批叙利亚难民潮便冲击了欧洲各国。
 
  然而,相对于历史上的移民模式,进入欧盟的叙利亚移民人数其实不多。回顾昔日,移民潮的高峰出现于十九世纪,当时欧洲人收入增多,跨大西洋船舶铺位的价格也下降,大批民众便飘洋渡海前往新大陆。叙利亚难民潮最终只能算是二十一世纪移民危机的冰山一角。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区,婴儿死亡率比出生率下降得更快,当地正涌现前所未有的「婴儿潮」。欧洲的实际收入逐渐提升,因此无论欧洲是否做好准备,将来很可能会看到大批非洲人向北移动,跨越地中海迁徙到欧洲,追寻更美好的生活。
 
  人们透过科技可以消除距离、时间与成本形成的障碍,经常认为科技乃是现代全球化的关键驱动力。然而,科技有其黑暗面,风行的社交媒体正逐渐破坏现有的政治体制。虽然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号称国家,但它是最典型的非国家实体,能够善用社交媒体去博取支持。各国已经能够透过网路在虚拟世界相互攻击与破坏。主流的政党(无论是在欧洲或美洲)早就被特立独行者(及其支持者)所绑架,而且这些持异见者经常隐瞒实情,在社交媒体强力表达他们反对全球化的意见。与此同时,资金已经成为进行经济战(economic warfare)的手段,用来对外国投资者施行二十一世纪版本的「硬币修剪」(coin clipping)。尽管中央银行宣称要刺激经济成长,货币刺激政策最终却只能在国内外创造赢家和输家,让政策制定者以及他们应该服务的公民之间形成愈来愈大的鸿沟与隔阂。

  技术官僚的解决方案、义务与道德

  第四部分指出,许多全球化问题的「解决方案」过于技术导向。后哥伦布全球化之所以衰落,部分原因是它欠缺民主课责(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我们也可说它缺乏全球「领导」(leadership),而这不仅反映出美国愈来愈偏狭保守且只顾本国利益,也代表其他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已经出现(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与日本),他们不向华盛顿当局低头,尤其不理会美国「恣意拼凑」的全球价值观:毕竟,并非所有人都热衷于军售伊朗丑闻(Iran-Contra)、第二次波斯湾战争(Second Gulf War),以及美军位于古巴关达纳摩湾(Guantanamo Bay)军事监狱的虐囚丑闻。
 
  然而,全球化的覆灭不仅表示全球权力的争夺战再度兴起。在全球金融危机(global financial crisis)发生之前(更明显的是在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化根本无法替所有人缔造繁荣景象。这点反映出其致命的弱点,远超出市场力量所及,即便市场力量本身(偶尔)也是破坏力十足。在民族国家之内认为理所当然的义务,跨越国界之后往往会被人忽视。某一国的债权人该如何应对另一国的债务人?某家银行在全球各地犯错之后,为何某国的纳税人要替它负责呢?如果移民没有纳税,为何能够享受社会福利呢?在全球税收制度付之阙如的情况下,如何要求全球化的赢家去补偿输家(尤其这些人可能不是来自不同国家,而是来自不同的大陆)?
 
  我对未来的看法没有英国作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那样恐怖:没有人类「孵化场」(hatchery),也没有化学方法控制的经济阶层,更没有政府提倡迷幻药去鼓吹人民过浅薄和享乐的生活。然而,我的看法会令人坐立难安。西方世界在二战结束之后拥抱的诸多价值观与信仰正在迅速崩溃。尤其是我们深信市场与科技,不加思索便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其他的国家都应该会拥抱普遍真理,追求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可惜,许多国家没有这样做。更糟糕的是,西方国家彼此分歧,不确定是否应该继续支持国际机构并且影响其他的区域,或者应该抱持鸵鸟心态,採取自扫门前雪的措施(这种做法起初或许很诱人,但最终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本书率先讨论美国记者兼作家林肯.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这位仁兄原本不会被载入史册,幸亏他说了一句名言,总结我们乌托邦式的倾向,误以为人类只要处于正确的架构之中,必定能够持续进步。

图书试读

第七章
竞争的社会,竞争的历史
 
不同的观点
 
若抱持不同的历史观,便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整体全球化及其次要局势。西方人如此看待全球化:将自己的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地。然而,其他地区的人有迥异的历史观与看法,难以深切认同西方各国。此外,他们认为西方价值观不断变化,因为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与二十世纪的民族自决格格不入。
 
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持续斗争,不同的历史观与看法通常会遭受压抑。这些观点在二十一世纪重新浮现,强迫各国做出选择,而各民族国家则是逐渐限制全球化势力,甚至扭转全球化势头。如今,领土纷争不断上演,各国彼此对立,纷纷组成脆弱的联盟。乍看之下,我们似乎仍在竞相完成哥伦布的未竟之业。
 
美国转向
 
哥伦布只航行到美洲,但欧巴马领导的美国却想转进亚洲。由于经济力量已经移向亚洲,我们不难理解美国的想法,这就犹如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的逻辑。英国当年打算围堵俄罗斯,美国如今试图围堵中国。然而这并不容易达成,因为美国以往(现在亦复如此)在经济与财政上都极为仰赖中国。举例而言,在二○一五年,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达到五千亿美元,而美国只能将一千六百二十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到中国,因此美中双边贸易逆差为三千三百八十亿美元。相较之下,美国与欧盟和墨西哥的贸易赤字分别为一千一百四十亿美元和五百七十亿美元;美国与中南美洲的顺差为六百三十亿美元,和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韩的总贸易顺差则是二百四十亿美元。此外,美国频繁向外国债权人借贷资金,才能让国民超支过活。到了二○一五年底,美国发行的国库券面额已经累积到六兆多美元,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库券是中国和日本购买(两国各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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