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新绎全集(共5册)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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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作品。三百篇中，包括十五〈国风〉一六○篇，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带有浓烈的地方色彩。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共一○五篇，多用于朝会燕飨及祭祀活动，借以反映朝政。颂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四十篇，主要是庙堂祭祀的乐歌。

　　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极高，曾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的重要影响。并认为读《诗经》「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具有经世致用与陶冶情操的双重作用。

　　西方汉学家称《诗经》是古老东方知识的百科全书。《诗经》的确表现出古代丰富多样的民情风貌、典章制度、礼乐规范，也反映出现实生活的各种面相，本书除了正文之外，还收录诗经品物图，涵盖动植物、器物、宫室、天文等，希望能帮助读者领会诗义。

　　吴宏一教授国学涵养深厚，治学严谨，考究精详，此一新绎全集採白话直译，注释力求简明精确，翻译贴近原文韵味，「新绎」诠解，兼採众说、折衷异同，使得这部传诵两千五百多年的诗集，增添不少阅读的兴味。不论是欣赏或研究，都极具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吴宏一

　　台湾高雄人，一九四三年生。台大中文研究所博士班毕业，国家文学博士。曾任台大中文系所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筹备处主任、中正大学筹备处顾问、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文讲座教授、北京大学人文基金高级访问学者；曾主编教育部国立编译馆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并担任台、港、大陆等地多种学术期刊之编审顾问；曾获美国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赴美访问一年，并曾担任新加坡教育部海外华文顾问；曾获台湾国科会杰出研究奖、教育部诗教奖、国家文艺奖（文学理论类），香港研究资助局多次研究资助等。

　　已出版《清代诗学初探》、《清代词学四论》、《清代文学批评论集》、《诗经与楚辞》、《白话诗经》、《先秦文学导读》、《仪礼乡饮酒礼仪节简释》、《中国文学鑑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品）》、《温庭筠菩萨蛮词研究》、《作文课十五讲》、《从阅读到写作》、人生三书之《论语新绎》、《老子新绎》、《六祖坛经新绎》等专书三、四十种，学术论文约百篇。除研究中国文学及古代文献外，也从事新文艺创作，出版过《回首》、《微波集》、《波外》、《合唱》、《留些好的给别人》等诗文集，作品曾被选入台湾、韩国、马来西亚等地语文教科书。
 

国风编

诗经国风新绎．自序
旧版《白话诗经》前言
诗经学关键人物及着述书目举要
 
国风解题  
周南解题  
关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汉广
汝坟
麟之趾
 
召南解题
鹊巢
采蘩
草虫
采苹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秾矣
驺虞
 
邶风解题  
柏舟
绿衣
燕燕
日月
终风
击鼓
凯风
雄雉
匏有苦叶
谷风
式微
旄丘
简兮
泉水
北门
北风
静女
新台
二子乘舟
 
鄘风解题
柏舟
墙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鹑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载驰
 
卫风解题  
淇奥
考槃
硕人
氓
竹竿
芄兰
河广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风解题  
黍离
君子于役
君子阳阳
扬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车
丘中有麻
 
郑风解题  
缁衣
将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鸡鸣
有女同车
山有扶苏
萚兮
狡童
褰裳
丰
东门之墠
风雨
子衿
扬之水
出其东门
野有蔓草
溱洧
 
齐风解题  
鸡鸣
还
着
东方之日
东方未明
南山
甫田
卢令
敝笱
载驱
猗嗟
 
魏风解题
葛屦
汾沮洳
园有桃
陟岵
十亩之间
伐檀
硕鼠
 
唐风解题    
蟋蟀
山有枢
扬之水         
椒聊
绸缪
杕杜
羔裘
鸨羽
无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风解题
车邻
驷驖
小戎
蒹葭
终南
黄鸟
晨风
无衣
渭阳
权舆
 
陈风解题  
宛丘
东门之枌
衡门
东门之池
东门之杨
墓门
防有鹊巢
月出     
株林
泽陂
 
桧风解题
羔裘
素冠
隰有苌楚
匪风
 
曹风解题     
蜉蝣
候人
鸤鸠
下泉
 
豳风解题
七月
鸱鸮
东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雅颂编
 
诗经雅颂新绎．序论
小雅解题
鹿鸣
四牡
皇皇者华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车
杕杜
鱼丽
南有嘉鱼
南山有台
蓼萧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车攻
吉日
鸿雁
庭燎
沔水
鹤鸣
祈父
白驹
黄鸟
我行其野
斯干
无羊
节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无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风
蓼莪
大东
四月
北山
无将大车
小明
鼓钟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华
桑扈
鸳鸯
頍弁
车舝
青蝇
宾之初筵
鱼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绿
黍苗
隰桑
白华
绵蛮
瓠叶
渐渐之石
苕之华
何草不黄
 
大雅解题
文王
大明
緜
棫朴
旱麓
思齐
皇矣
灵台
下武
文王有声
生民
行苇
既醉
凫鹥
假乐
公刘
泂酌
卷阿
民劳
板
荡
抑
桑柔
云汉
崧高
烝民
韩奕
江汉
常武
瞻卬
召旻
 
三颂解题
周颂解题
清庙之什
清庙
维天之命
维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将
时迈
执竞
思文
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鹭
丰年
有瞽
潜
雝
载见
有客
武
闵予小子
访落
敬之
小毖
载芟
良耜
丝衣
酌
桓
赉
般
 
鲁颂解题
駉
有駜
泮水
閟宫
 
商颂解题
那
烈祖
玄鸟
长发
殷武
 

自序

诗经国风新绎　

　　一

　　本书重新译解《诗经．国风》，主要是依据拙着《白话诗经》联经版三册增订加注而成。译文仍採直译，解析更求详尽，所加新注则以简明为主。

　　回想从中学时代接触《诗经》，至今已逾六十年。初由朱熹的《诗集传》入手，后来兼採众说，不主一家，一直在摸索之中。进台大中文系读书后，从大学本科到研究所，系中开设《诗经》专书课程，先后由屈万里老师、何定生先生讲授。屈老师是我敬爱的经师，治学严谨，望之俨然，对经史之学及先秦文献的研究，特别重视资料的辨伪考证，真可谓深造有得，成就可观。可是因缘凑巧，我选修过屈老师讲授的《尚书》及「古籍导读」等其他课程，却独漏他讲授的《诗经》一科。何定生先生是顾颉刚的入室弟子，讲《诗经》是由礼乐切入，据说他讲课非常活泼，与屈老师大异其趣，但那时我正日夜忙于赶写博士论文，连去旁听也不可能。也因此，严格说，对于《诗经》的研读，我其实并无「师承」可言，顶多算是「私淑」而已。

　　后来在台大等校中文系教书，适值同事前辈裴溥言教授偕其夫婿糜文开先生出版《诗经欣赏与研究》等书，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让我觉得用白话来译注解说《诗经》，要比传统的文言简注方式，更便于初学者阅读。这是一项看似容易却艰难的工作。

　　一九八○年前后，石永贵先生入主台湾新生报，邀我撰写《白话论语》一书，在该报连载，后由该报出版单行本。因为获得读者热烈的反应，因而增加了我以白话译解《诗经》的信心。一九八六年我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联经出版公司刘国瑞董事长来访，发现我办公桌上正摆着一叠《白话诗经．国风》的初稿，立刻要我答应该书将来由联经出版。不久之后，石永贵先生调任中央日报社长，梅新担任副刊主编，他们都邀我写稿。于是《白话诗经》的〈国风〉部分，就以每週一篇、每篇两三千字的方式，连载于《中央日报》的副刊「长河」版。刊出后，多家书店曾表示有意出版，我都以早已答应联经婉拒。那时候我承蒙吴大猷院长的好意，正为中央研究院筹设中国文哲研究所，同时在台大中文系专任，工作非常忙碌，眼睛又不好，曾住院手术，联经出版公司的编辑吴兴文先生自动为我剪报配图，累积到一定的篇数，即由联经正式出版发行。《白话诗经》的第一、二两册，就是这样出版的。出版后也还受到读者欢迎，分别印行三至五版，每版两三千册。

　　后来我离开台湾，到香港中大、城大任教，因为眼疾未癒，教学工作又非常冗繁，《白话诗经》的撰写，不得不暂时停顿。这一停顿，就是好多年。一直到二○○九年初，我在决定香港退休、回台湾定居的同时，才终于完成十五〈国风〉的所有部分，交给联经公司出版《白话诗经》第三册。第三册的「新绎」部分，引证比前二册详细，是基于读者的建议。

　　退休返台之后，闲居多暇，几乎每天清晨六点左右就起床撰稿，至傍晚才休息，除吃饭、午休外，很少外出活动，也不应酬。虽然有时觉得累，却乐在其中。这几年间，不但完成了我《论语新绎》、《老子新绎》、《六祖坛经新绎》所谓「人生三书」的修订工作，同时也完成了一些新着作，包括由远流公司出版的《诗经雅颂新绎》（出版社建议易名为《诗经新绎．雅颂编》）二册。

　　《诗经新绎．雅颂编》是《白话诗经》的后续之作。以前联经版的《白话诗经》三册，只有十五〈国风〉，没有二〈雅〉、三〈颂〉；只有语译，没有音注。如今，在我用「新绎」之名重新阐述古代经典的计划中，《诗经新绎》成为我必须最早完成的工作目标。预定先完成〈雅〉、〈颂〉的部分，再回头修订十五〈国风〉，同时加注。
 
　　二

　　以前我受囿于时代风气，只愿意把《诗经》视为纯文学，现在我认为它不只是春秋中叶以前民间的风土歌谣、朝廷的献诗乐歌、庙堂的祭祀舞曲，不只与礼乐的关系密切，而且它确实是周朝用以宣扬政教风化的一本诗歌总集（说是选集也可以。请参阅拙着《诗经与楚辞》一书）。它在孔子整理编订以前，应该至少经过周公制礼作乐、宣王中兴、平王东迁前后三次的编订过程。从周公的制礼作乐，到孔子所感叹的礼崩乐坏，这个过程，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无论如何，它在孔子採为教本、奉为经典以后，两三千年来一直成为读书人不能不接触的传统文化教材。历代为它注疏解说的学者及着作很多，所谓汉儒、宋儒、清儒，所谓「毛诗」、「三家诗」、《郑笺》、《孔疏》、《朱传》等等，都反映了不同的时代风气。在不同的时代风气影响之下，几乎《诗经》的每一篇，甚至每一句，都各有不同的解释。所谓「诗无达诂」，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现象。

　　对于十五〈国风〉，我也一直以为产生的时代和地域，与周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以及周公召公受封的关系，非常密切。武王伐纣克商之后，为了化异求同、封藩建卫，曾经分封功臣及同姓亲属。例如封功臣吕望姜太公于齐（今山东临淄附近），封周公旦于鲁（今山东曲阜），封召公奭于燕（今北京），等等。并且褒封古代帝王的后裔。例如封黄帝的后裔于祝（今山东历城附近），封神农氏的后裔于焦（今安徽亳州附近），封祝融的后裔于郐（一作「桧」，今河南密县附近），封尧的后裔于蓟（今北京一带），封舜的后裔于陈（今河南淮阳一带），封禹的后裔于杞（今河南杞县）。对于商纣的后裔也没有赶尽杀绝，仍旧封其嫡子武庚于殷（今河南安阳），「以续殷祀」，只是将商朝王畿之地，分为邶、鄘、卫，派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别驻守监管，合称「三监」。

　　没有想到克商之后，武王西归镐京，建立周朝不久就死了。继立的成王，因为年幼，由周公、召公等人辅政。管叔、蔡叔不服，散播谣言，说摄政的周公将篡夺大位，加上纣子武庚也想复国，于是联合奄（今山东曲阜）、徐（今江苏北境）等等方国起兵叛乱。周公奉命东征，豳地之人从征的很多，经过三年，终于诛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平定了「三监」之乱。同时，由于成王后来对于周公的公忠体国，已有深刻的认识，对于周公的制礼作乐，也认为确是治国理政之方，所以沿用了武王、周公所规划推行的分封制度。

　　首先为了消灭残余的殷商势力，命令诸侯在雒邑（今河南洛阳）营建东都，号称「成周」，并迁殷商顽民于此，加以控制。另外，改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改封武王弟康叔于朝歌，合邶、鄘、卫之地，国号卫。各赐以殷商若干遗族。又以周公、召公辅政，与毕公为三公，并将奄国旧地封周公长子伯禽，国号鲁；以北燕之地封召公之后裔，国号燕，其用意皆在于「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巩固周朝的统治。周公旦死于成王在位之时，召公奭则活到康王之世。成王、康王是西周分封诸侯最盛最多的时期。据传所封有七、八十国，其中与周同为姬姓的，即有四、五十国左右。

　　根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记载，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国，除上述之外，还封王季（季历）之兄太伯、虞仲（仲雍）的后裔于吴（今江苏苏州）；封文王之弟虢仲于东虢（今河南荥阳附近）、虢叔于西虢（今陕西宝鸡附近）。其他封给文王子辈的诸侯国，有叔振铎的曹国（今山东曹县），叔鲜的管国（今河南郑州），叔度的蔡国（今河南上蔡），叔处的霍国（今山西霍州）、叔郑的毛国（今河南宜阳），以及郕（今山东汶上县附近）、聃（今湖北荆门附近）、郜（今山东成武附近）、雍（今河南焦作附近）、滕（今山东滕县）、毕（今陕西咸阳附近）、原（今河南济源附近）、酆（今陕西西安附近）、郇（今山西临猗附近）等等。封给武王子辈的诸侯国，有成王同母弟叔虞的唐（今山西太原），还有邘（今河南沁阳附近）、晋（前身即唐，今山西曲沃附近）、应（今河南鲁山县一带）、韩（今山西芮城一带）等等。封给周公子辈的诸侯国，除伯禽之鲁国外，还有凡（今河南辉县）、蒋（今河南固始）、邢（今河北邢台）、茅（今山东金乡）、胙（今河南延津）、祭（今河南郑州附近）等等。这些姬姓国，上至燕，南至江、汉中下游，主要就分布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等省境内。和十五〈国风〉的地域基本上是重叠的。

　　此外，还有很多异姓国，包括有功于周朝和有亲戚关系的，最着名的是自古与姬姓联姻的姜姓国，分封于齐、纪、向（俱在山东境内）和申、吕（俱在河南南阳附近）等地；其他还有莒（嬴姓）、郯（己姓）、鄫（姒姓）、鄢（妘姓）、挚（任姓）、邓（曼姓）、楚（芈姓）等等，分布大江南北各地，真是不胜枚举。总括而言，十五〈国风〉产生的地域，俱在其中矣。

　　分封诸侯的结果，使周王室通过血缘关系，建立了宗法制度，有了一定的礼制，可以统辖各地方的行政系统，大大地提高了周朝王权的地位。西周初年的成王、康王，可以说已由夏商王朝的诸侯之长，一跃而成为诸侯之君，拥有了天子之尊，真的可以号令诸侯。周公旦和召公奭也真的成为国之大臣。所谓「分陕而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可以想见当日概况。他们的后代也都同样拥有尊崇的地位。后来的周厉王，因暴虐失政，国人起义，他在公元前八四一年出奔彘（今山西霍县）时，据说朝中即由召穆公虎和周定公二人共同行政，号称「共和」（一说：「共和」是指由共伯和执政）。这两位执政大臣，就是召公奭和周公旦的后裔。当人民起义时，厉王的太子姬静，即后来的周宣王，更曾躲在召穆公家中；赖召穆公之助，才得以脱险。后来又靠召穆公等大臣的拥护和辅佐，也才能登上王位。

　　周宣王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号称「宣王中兴」，开始起用西陲的秦人。先是以秦仲为大夫，后来又重用其子秦庄公，让他们带兵攻伐西戎。另外还命令尹吉甫、南仲等，出兵征讨玁狁；更派南仲、皇父、程伯休等，率军沿淮水东下，征伐徐国。先后几次大胜利，奠定他的中兴大业，也因此成为〈风〉、〈雅〉诗人歌颂的对象。

　　宣王虽然号称中兴，但其实西周王朝从昭王、穆王开始，已趋于衰落。周夷王即曾下堂见诸侯，可见诸侯已渐坐大，不听中央的节制命令，而厉王的出奔，周、召的共和，更说明了周王朝早就出现内部矛盾和社会对立的情况。到了周幽王时，由于宠褒姒、黜申后、废太子宜臼，最后被申侯联合西戎、犬戎等外族，攻杀于骊山之下。西周遂告灭亡。太子宜臼不但被申侯、鲁侯等拥立为天子，而且在秦襄公、郑武公、晋文侯等拥护下，由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迁都到东方的成周雒邑（今河南洛阳）。从此进入东周，亦即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是依孔子所纂鲁国史书《春秋》来命名的。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年），在他出生以前，周王朝和诸侯之间，还维持一定程度的宗法关系，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也还存在，《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厉王所说的：「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以及诸侯在政治外交场合的赋诗风气，也依然时而有之，并没有灭绝。真正的礼崩乐坏，是在孔子长大以后才深切感受得到的。孔子向往西周的礼乐文明，崇尚周公的制礼作乐，因而他蒐集整理当时流传的《诗》或《诗三百》（《诗经》早期的本子），来做为弟子研读的教本。《论语．子罕篇》所谓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所谓「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从中可以看到孔子对整理《诗经》的贡献。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到这时候才可以说有了定本。
不只十五〈国风〉的很多篇章，和上述种种关系密切，即使是〈雅〉、〈颂〉部分，例如〈鲁颂〉、〈商颂〉，也多渊源于此。
 
　　三

　　我一向不喜欢作偏胜的主张，研读《诗经》的基本态度也一直是：兼採众说，不主一家；只要古注旧说讲得通的，就觉得应该兼容并蓄，不应该偏废。例如周代有周代的礼制，只要诗篇中有可考定的，就应该信从，没有凭空臆测的道理。读书做学问，本来就应该尚友古人，实事求是。

　　为了帮助读者在阅读《诗经》之前，对《诗经》的内容概况及其流传情形，先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因此我除了保留旧版《白话诗经》的「前言」之外，还参考近人的研究论着，另编〈诗经学关键人物及着述书目举要〉一种，列于书前，提供给有志于研究的读者，作参考或对照之用。杜甫诗说得好：「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愿与读者共勉。

　　最后，要对远流编辑曾淑正的费心配图和再三校对，表示诚挚的谢意。
前言

《诗经》与礼乐的关系
 
　　《诗经》原称《诗》或《诗三百》，是周朝用以配乐的诗集。它的产生，在孔子以前，起先流传于贵族之间，与礼乐相结合，应用于宗庙祭祀和朝会燕飨的场合。

　　从古以来，礼是行为的规范，乐是心灵的调和，诗则是情志的流露。礼有一定的仪式，乐有一定的节奏，诗也有它一定的表现方式。《礼记．孔子闲居篇》记载子夏曾经向孔子请教《诗经》的一些问题，孔子回答时说：「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可见他以为诗是用来表达哀乐之情，而和礼乐相终始。郑樵《通志》也有一段话说到诗和礼乐的关系：「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意思是说：它们互相配合，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因此「诗以声为用」时，「乐由中出，礼自外作」，诗与歌无异，所以古人称之为乐章或乐歌。它是「用以歌」，不是「用以说义」，重点在配合礼乐，不在解释歌词。

　　周朝从周公制礼作乐以后，礼乐达于天下，所谓「先王之礼」的古礼，所谓「先王之乐」的雅乐，都为贵族所奉行，不但宗庙祭祀和朝会燕飨要用它，连与战争、农事有关的庆祝活动，和贵族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行为，也要受到它的节制。周朝以农立国，战争和祭祀是国之大事，在战争前后和祭祀节庆时，都要举行燕飨典礼。燕就是宴，指安坐下来休息吃喝。飨则指饮宴前行礼作乐的一定程序，通常是繁文缛节。先飨而后燕，飨重威仪，燕示慈惠。因此，起先流行于贵族之间的乐章，不论是殷商以前流传下来的，或周公制礼作乐时才改订或创立的，不论是庙堂祭祀的或朝会燕飨的乐章，甚至是后来朝士大夫的献诗，或採自诸侯列国的民间歌谣，都要经过乐工的比对音律，和太师的校订整理，合乎礼，入乎乐，然后才可以被之管弦，用之讽颂。比较隆重盛大的场合，还要配乐演奏，载歌载舞。《论语．泰伯篇》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记．乐记》说的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说的就是这些事情。《诗三百》中的十五〈国风〉、大小〈雅〉和三〈颂〉，收的也就是这些乐章。不只孔子与其信徒强调《诗》是六经之一，必须与礼乐相结合，《墨子．公孟篇》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诗三百》本来就是可以配乐的弦诵歌舞的乐章。所以古人称诗为诗歌。诗与歌常常是一体合用的。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所看到的《诗经》，尚未称「经」，只叫《诗》和《诗三百》，从《论语》和《史记》等书看，孔子所谈论的，像《论语．八佾篇》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卫灵公篇》的：「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像《史记．孔子世家》的：「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都可以看出来孔子对于《诗三百》的谈论，重点都是在于它合不合乎礼乐的要求。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郑声淫」，应该是指其音乐曲调而言，不是说其文字内容有何义理；否则〈关雎〉篇写吉士之思慕淑女，何淫何哀之有？郑声不等于郑诗，他在《论语．阳货篇》说得更明白：「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因为郑声不是雅乐，所以他要排斥。推而言之，〈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合乎礼义，表现了中正和平的情感，合乎周公制礼作乐的要求，所以孔子才特别标举它。郑声即所谓「新声」，虽然悦耳动听，但无论是乐是哀，表现出来的情感却都过分了，有了偏失。或失之淫荡，或过于悲伤。虽然很有味道，讨人喜欢，却已失去调适心灵的功能。《礼记．乐记》说：「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又说：「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郑卫之类的「新声」，正是「极口腹耳目之欲」，不能教民守住正道，因此孔子才力加排斥。这就是所谓礼乐之教。这也才是所谓「德音」。

　　《礼记》所谓「口腹耳目之欲」，本来是人类的本能，与生俱来，但古人认为它不能过分贪求，否则会有害身心。耳目自指声色而言，口腹则指饮食。《礼记．礼运篇》说：「礼之初，始诸饮食。」又说：「礼终而宴」、「非专为饮食，为行礼也。」可见古人以为饮食和音乐一样，都必须配合礼仪才有意义。三百篇中有很多燕飨诗和祭祀诗，其意义即在于此。

　　孔子生于春秋晚期的鲁国，那是周公后裔受封的礼仪之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的演奏，十五国风和二雅三颂的编次，大抵已与今见《诗经》相同。那时孔子才八岁，自无编订《诗经》的可能，可证在孔子出生之前，《诗经》的早期传本《诗》或《诗三百》，已经成型。《论语．子罕篇》又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那时孔子已六十九岁，他对《诗三百》的重加整理订正，核其内容，重点应该只在于雅颂音乐的部分，亦即上述《史记》所谓「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室衰微，诸侯兼併，周公制礼作乐的传统，已经开始礼崩乐坏。《论语．卫灵公篇》记载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微子篇》记载他感叹鲁国操习雅乐的乐师，「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等等，都可以看出他对古代雅乐的高雅和衰落，是如何的爱好和痛惜。

　　所谓礼崩乐坏，对《诗三百》而言，有两层意义：一是政治外交上的实用目的消失了，一是生活修养上的审美功能改变了。前者指春秋时代赋诗的风气逐渐衰微，后者指诗歌与礼乐逐渐分离。根据《礼记．仲尼燕居》的记载，孔子说过：「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矣。」意思是说︰古之君子迎客进门而鸣钟奏乐，是表示欢迎；揖让升堂，歌者堂上吟唱，是表示赞美；乐工堂下奏乐、舞蹈，是显示祖先德业。陈其荐俎，备其百官，一切以礼乐相示，何必亲相与言呢？然而到了孔子的时代，君子相交，却已不能仅以礼乐相示，以诗相感，还必须亲相与言，当面把话说清楚，才能彼此了解。

　　原来西周自成王以后，由于推行周公制礼作乐的政策，礼兴乐作，不但王朝宗室君臣之间，祭祀宴飨之际，要讲求礼乐仪节，而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身分，都有不同的规范。又由于当时王朝能够号令诸侯，所以诸侯列国之间的交际往来，逐渐兴起一种以礼乐相示、赋诗以明志的风气。古代有地位或有声望的人，都可称为君子；君子之间的交际往来，自然不可粗鄙无文，而应以礼乐相示。在迎献酬酢的宴会里，在奏乐行礼的过程中，有时候不必亲相与言，只要以礼乐相示，甚至只咏颂某些诗篇或其中若干章句，即可让双方彼此知晓其意。这就叫做赋诗明志或引诗明志。赋是双方赋答，引是引颂诗句。它们的表现方式，多为断章取义。所谓断章取义，是说只取诗篇中的一章或片段，用三言两语以为譬喻，却希望对方了解自己所暗示的用意。这个基础，必须建立在双方对所赋的诗篇，要有共同的认识；如此赋者始能运用自如，而听者也始能知晓其意。而且在两者之间，还必须具备一种「触类旁通」、「善体会之」的能力。换言之，他们必须先有共同的读本才能办到。我们相信，《诗经》的早期本子，就是在这种需求的情况下编成的。

　　这种赋诗或引诗明志的风气，到了春秋时代，由于诸侯列国各自为政，往来频仍，特别盛行。在朝聘会盟的外交场合里，《国语》、《左传》等书，有很多资料反映了此一史实。以《左传》为例，始自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六三七年）秦穆公与晋公子重耳的飨宴，双方君臣彼此赋了〈河水〉、〈六月〉等诗篇，多断章而取义；终于鲁定公四年（公元前五○六年）申包胥哭秦庭，秦哀公为赋〈无衣〉。鲁定公四年，那时孔子才四十六岁左右。此后《左传》就没有「赋诗」的记载了。「引诗」的记载，则终于鲁哀公二十六年（公元前四六九年）子贡对卫出公所引用的《周颂．烈文》篇，那已是孔子死后十几年之事。除了赋诗、引诗之外，其实还有解诗、歌诗。所谓歌诗，说不必本人唱诵，由乐工代唱也可以。

　　由此可知，赋诗明志的风气，在孔子生前曾风行一时，《诗三百》的早期本子一定也风行一时。因此孔子才会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在他看来，《诗》除了可以兴、观、群、怨以外，还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具有经世致用和陶冶情操的双重作用，所以他也才选它来做为传授弟子的六经教材之一。

　　孔子标榜「温柔敦厚」的诗教，标榜「思无邪」是《诗三百》的思想内容，这当然也和古礼雅乐的传统息息相关，但同时也显示出诗教和礼教乐教已经开始分别独立了。六经包括《诗》、《书》、《易》、《礼》、《乐》、《春秋》，正说明了此一事实。

　　列国赋诗的风气，在春秋中叶就随着周王朝的式微、不能号令诸侯而逐渐衰微了。诸侯僭越各自为政的结果，古礼雅乐已逐渐罕人问津，而新声却日渐兴起。不但赋诗的风气衰微了，而且礼乐的节次也乱了变了。例如〈周颂〉中有〈雝〉（一作〈雍〉）篇，本是天子之乐，用于祭毕彻俎之际，但《论语．八佾篇》却记载着：「三家以雍彻」。孟孙（一作仲孙）、叔孙、季孙三家，都只是鲁国的大夫，但他们在祭祀时却用天子之乐〈雍〉来歌彻。同样的，〈八佾篇〉也记载：「季氏八佾舞于庭」。八佾，是天子之舞，三家之一的季孙氏却僭用它。孔子以为鲁大夫的这些行为，都是僭越失礼的，因此慨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如《左传．文公四年》记载：鲁文公宴飨卫国宁武子时，为赋〈湛露〉、〈彤弓〉二诗。这两首诗都在〈小雅〉，本来都是天子䜩飨诸侯的乐章，可是鲁文公却僭越了，用它来䜩飨列国大夫。这些现象，说明了列国诸侯之间「大雅久不作」，正声已微茫。上文引述孔子自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说他「恶郑声之乱雅乐」，就是由此而来的。就像他着《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一样，他也要重订《诗三百》，守礼乐之正道，斥郑卫之新声，「放郑声，远佞人」，要在举世滔滔之中，坚持古礼雅乐的传统，发挥赋诗明志的功用，用「断章取义」的方法，用「温柔敦厚」的诗教，来阐明诗篇「思无邪」的宗旨。

　　《论语．学而篇》记载孔子和子贡的一段对话。当孔子告诉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时，子贡问：「《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答：「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告诸往而知来者，是说能触类旁通，能善加体会。《论语．八佾篇》也记载了孔子和子夏的一段对话。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子夏又问：「礼后乎？」孔子答：「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称赞子夏能由「绘事后素」联想到「礼后乎」，这就是触类旁通，引喻知义。这和春秋时代所盛行的赋诗断章，是一样的道理。「断章取义」，固然有时是曲解，偏离了诗的本义，但它所阐述的义理，却往往关乎生活伦理和政教风化。这是孔子以及他学生说诗的一个共同认知。

　　《礼记．乐记》也有一段记载：魏文侯请教孔子的得意门生子夏，说他自己「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这是什么道理？子夏的回答是：「（古乐）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显然是把古乐和修齐治平之道连结在一起。这和孔子以「思无邪」来诠释《诗三百》是一脉相承的。后人所以会说〈诗序〉出于子夏之手，不是没有它的道理。

　　《礼记．大学》是后来阐述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的主流之一，它有一段话引用孔子之言，解释《诗三百》雅颂中「止」字的意义：
 
　　《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于辑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维民所止」，见〈商颂．玄鸟〉篇；「止于丘隅」，见〈小雅．绵蛮〉篇。这两个「止」字，虽然都有停留之意，但前者重在归顺、依从，后者重在劳顿、歇息，意义其实不同。「于辑熙敬止」，见〈大雅．文王〉篇，其「止」字其实更只是语辞，并无实义。但〈大学〉的作者，却把这几个「止」字句连在一起，既引孔子之言「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为证，又自己引申发挥「知止」的哲学，全都附会到伦理政教上面来。这和荀子的说《诗》非常相似。孔子的诗教，儒家的诗说，就沿着这个轨道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