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序言
引言 政治经济脉络下的公厕
经常在新闻报导中看到地区人士羣起反对兴建骨灰龛、焚化炉、堆填区等设施,暂且不评论此起彼落的反对声是否各家自扫门前雪,但有点可以肯定的是不欲厌恶性设施放在家门外乃人之常情。今天尚且如此,为何19世纪时人们竟容得下与臭气薰天的公共粪厕(只备收集粪便的马桶,不设沖水设施)毗连而居?究竟当时港英殖民政府是如何提供公共厕所服务的?臭气扑鼻的粪厕又是怎样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小岛屹立逾半个世纪及至20世纪初?「有食便有拉」,问题虽然很基本却鲜有触及,且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殖民政府会引进现代公共卫生设施如水厕,带领殖民地跃升为摩登大都会。而研究疾病和公共卫生的历史或社会学学者又往往将重点放在医院诊所,视之为医治或预防疾病的城市基础设施(Gogan, 1961; Kisacky, 2017; Lau, 2002; Stanwell-Smith, 2010)。我们不用天天光顾医院诊所,然而大小二便却是自然生理现象,作为解决普罗大众的日常需要,显而易见公厕才是防止疾病和维护公共卫生的最基本设施。随着城市迅速发展人口高度集中,在家厕未尽普及的年代,公厕绝对是「大部分不富裕人士,惯常和唯一解决日常生理需要的设施。」(Greed, 2003: 32)
常常有人好奇地问为甚么研究公厕?想了解公共卫生抑或殖民现代化(Colonial modernization)?卫生议题固然重要,不过本书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此,而是更多地触碰到殖民政府和华籍地产商在城市公共卫生领域潜藏的政治和经济张力,如何既竞逐城市空间 (Urban contestation) 又合力将公厕商品化,由地产商主力提供公厕服务,为殖民城市管治 (Urban governance)注入新形态达至殖民共治。将公厕简单化为卫生设施或将之视为体现殖民现代化的政治象征,显然无视在华洋杂处且致力发展地产市场的香港设立公厕的复杂性,交织着种族和阶级的矛盾。屹立闹市,公厕绝对是殖民政府和本地商界竞逐城市空间的角力场所,这岂止是纯粹的公共卫生命题,更涉及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范畴(Anderson, 1995; Brunton, 2005; Hamlin, 1988; Jackson 2014; Penner, 2013; Yeoh,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