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探讨日本殖民时期东亚文学与文化的跨境交流
为深陷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人文学提供灵感，并建构批判性的亚际史观
自甲午战后到冷战体系形成之前，殖民主义在东亚掀起大规模的人群流动与文化混杂，迫使我们至今犹须不断回溯东亚现代文化生成的种种假设，挖掘东亚内部的文化传承与变异形态，探讨战争与变局、体制与资本、中心与边陲、主体与他者、族群与帝国、语言与翻译、艺术与互文，如何影响文艺的表现与传播，又如何形成多维的文学史竞合。
《东亚文学场：台湾、朝鲜、满洲的殖民主义与文化交涉》一书，聚焦于20世纪前半期东亚变局中活跃一时的跨文化流动现象，探讨「满洲国」、台湾、朝鲜、中国沦陷区的文艺生产经验。此时期的跨文化流动过去分属各国的文学史范畴，不易被置于一个视野下关注。然而，刚脱离污名化阶段的满洲国文学、沦陷区文学，或者隶属殖民地文学的台、韩文学，十分有必要置于同一个视野下进行后殖民省思。透过复数文学史的交叉观察，重新解释文化殖民现象，寻觅其中的思想资源，有其当代意义。
为深陷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人文学提供灵感，并建构批判性的亚际史观
自甲午战后到冷战体系形成之前，殖民主义在东亚掀起大规模的人群流动与文化混杂，迫使我们至今犹须不断回溯东亚现代文化生成的种种假设，挖掘东亚内部的文化传承与变异形态，探讨战争与变局、体制与资本、中心与边陲、主体与他者、族群与帝国、语言与翻译、艺术与互文，如何影响文艺的表现与传播，又如何形成多维的文学史竞合。
《东亚文学场：台湾、朝鲜、满洲的殖民主义与文化交涉》一书，聚焦于20世纪前半期东亚变局中活跃一时的跨文化流动现象，探讨「满洲国」、台湾、朝鲜、中国沦陷区的文艺生产经验。此时期的跨文化流动过去分属各国的文学史范畴，不易被置于一个视野下关注。然而，刚脱离污名化阶段的满洲国文学、沦陷区文学，或者隶属殖民地文学的台、韩文学，十分有必要置于同一个视野下进行后殖民省思。透过复数文学史的交叉观察，重新解释文化殖民现象，寻觅其中的思想资源，有其当代意义。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冈田英树
日本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
金在涌
韩国圆光大学国语国文学部教授
张泉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刘晓丽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大久保明男
日本首都大学东京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
蒋蕾
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金昌镐
韩国江原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恆兴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授
王惠珍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
崔末顺
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柳书琴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
李海英
中国海洋大学朝鲜语系教授
代珂
日本首都大学东京人文科学研究院助教
简中昊
国立屏东大学应用日语学系助理教授
郭志光
国立台南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蔡佩均
静宜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讲师
徐淑贤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博士生
编者简介
柳书琴
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曾任清大台湾文学所所长、台湾研究教师在职专班主任、清华图书馆副馆长，现任清大台湾文学所教授。专着有《荆棘之道：台湾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台北：联经，2009）、《殖民地文学的生态系：双语体制下台湾文学》（首尔：亦乐，2012）；个人编着有《战争与分界：「总力战」下台湾‧韩国的主体重塑与文化政治》（台北：联经，2011）；共同编着有《后殖民的东亚在地化思考》（台北：联经，2006）、《台湾文学与跨文化流动》（台北：行政院文建会，2007）、《帝国里的「地方文化」》（台北：播种者，2006）、《作为「门槛」的战争：殖民地总力战与韩国台湾的文化构造》（首尔：Greenbee）、《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张文环》（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1）等，及单篇论文数十篇。曾获国科会吴大猷先生纪念奖、清华大学新进人员研究奖、巫永福文学评论奖、中山学术着作奖、行政院新闻局第34届金鼎奖入围等。
冈田英树
日本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
金在涌
韩国圆光大学国语国文学部教授
张泉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刘晓丽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大久保明男
日本首都大学东京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
蒋蕾
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金昌镐
韩国江原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恆兴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授
王惠珍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
崔末顺
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柳书琴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
李海英
中国海洋大学朝鲜语系教授
代珂
日本首都大学东京人文科学研究院助教
简中昊
国立屏东大学应用日语学系助理教授
郭志光
国立台南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蔡佩均
静宜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讲师
徐淑贤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博士生
编者简介
柳书琴
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曾任清大台湾文学所所长、台湾研究教师在职专班主任、清华图书馆副馆长，现任清大台湾文学所教授。专着有《荆棘之道：台湾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台北：联经，2009）、《殖民地文学的生态系：双语体制下台湾文学》（首尔：亦乐，2012）；个人编着有《战争与分界：「总力战」下台湾‧韩国的主体重塑与文化政治》（台北：联经，2011）；共同编着有《后殖民的东亚在地化思考》（台北：联经，2006）、《台湾文学与跨文化流动》（台北：行政院文建会，2007）、《帝国里的「地方文化」》（台北：播种者，2006）、《作为「门槛」的战争：殖民地总力战与韩国台湾的文化构造》（首尔：Greenbee）、《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张文环》（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1）等，及单篇论文数十篇。曾获国科会吴大猷先生纪念奖、清华大学新进人员研究奖、巫永福文学评论奖、中山学术着作奖、行政院新闻局第34届金鼎奖入围等。
图书目录
序一 东亚殖民地文学跨国研究的基石／陈万益
序二 正确历史认识的共享／冈田英树
序三 东亚殖民场文学研究的跨度思维／张泉
序四 满洲国的研究新视野／施淑
序五 前进的台湾文学／林瑞明
导言 东亚文学场的跨境交流与研究动能
反帝国主义国际主义与解殖文学
全球非殖民化论与东亚殖民地文学研究展望／金在涌
中国沦陷区文艺研究的方法问题──以杜赞奇的「满洲国」想像为中心／张泉
解殖性内在于殖民地文学──以伪满洲国文坛为中心的考察／刘晓丽
伪满洲国抵抗文学的地下书写／蒋蕾
话语与抵抗
从乡土文学到殖民地文学──本格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文化转向与文艺创新主轴／郭志光
超越意识与新京文坛──以《大同报》副刊为中心的考察／刘恆兴
何谓「满洲国语」？──考察杂志《满洲国语》的创刊及其言说／大久保明男
声与光的短暂交汇──「满洲国」的电影广播剧／代珂
原住民、少数者与帝国
「蕃妇」形象中的二元对立与殖民地问题──以真杉静枝的台湾原住民族关系作品为主／简中昊
沉默之境──佐藤春夫未竟之行与王家祥小说中的布农族传统领域／柳书琴
「发现」满洲──拜阔夫小说中的密林与虎王意象／蔡佩均
抚顺煤矿与韩中小说──以韩雪野的〈合宿所的夜〉和王秋萤的〈矿坑〉为中心／金昌镐
世变、文化媒介与记忆
台湾古典文人的文化经营──新竹北门郑氏家族与一九二九年全岛书画展览会／徐淑贤
三○年代日本杂志媒体与殖民地作家的关系──以台湾／普罗作家杨逵为例／王惠珍
历史记忆与成长叙事──论马寻的《风雨关东》／冈田英树
心的战争──萧金堆〈命运的洋娃娃〉中的战争记忆与台韩友谊／崔末顺
安寿吉解放前后「满洲」叙事中的民族认识──以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为中心／李海英
序二 正确历史认识的共享／冈田英树
序三 东亚殖民场文学研究的跨度思维／张泉
序四 满洲国的研究新视野／施淑
序五 前进的台湾文学／林瑞明
导言 东亚文学场的跨境交流与研究动能
反帝国主义国际主义与解殖文学
全球非殖民化论与东亚殖民地文学研究展望／金在涌
中国沦陷区文艺研究的方法问题──以杜赞奇的「满洲国」想像为中心／张泉
解殖性内在于殖民地文学──以伪满洲国文坛为中心的考察／刘晓丽
伪满洲国抵抗文学的地下书写／蒋蕾
话语与抵抗
从乡土文学到殖民地文学──本格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文化转向与文艺创新主轴／郭志光
超越意识与新京文坛──以《大同报》副刊为中心的考察／刘恆兴
何谓「满洲国语」？──考察杂志《满洲国语》的创刊及其言说／大久保明男
声与光的短暂交汇──「满洲国」的电影广播剧／代珂
原住民、少数者与帝国
「蕃妇」形象中的二元对立与殖民地问题──以真杉静枝的台湾原住民族关系作品为主／简中昊
沉默之境──佐藤春夫未竟之行与王家祥小说中的布农族传统领域／柳书琴
「发现」满洲──拜阔夫小说中的密林与虎王意象／蔡佩均
抚顺煤矿与韩中小说──以韩雪野的〈合宿所的夜〉和王秋萤的〈矿坑〉为中心／金昌镐
世变、文化媒介与记忆
台湾古典文人的文化经营──新竹北门郑氏家族与一九二九年全岛书画展览会／徐淑贤
三○年代日本杂志媒体与殖民地作家的关系──以台湾／普罗作家杨逵为例／王惠珍
历史记忆与成长叙事──论马寻的《风雨关东》／冈田英树
心的战争──萧金堆〈命运的洋娃娃〉中的战争记忆与台韩友谊／崔末顺
安寿吉解放前后「满洲」叙事中的民族认识──以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为中心／李海英
图书序言
序一（节录）
东亚殖民地文学跨国研究的基石
陈万益／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退休教授
日本在脱亚入欧、明治维新以后，成为亚洲近代化的强国，一八九四年日清战争，打败清廷，获取第一个殖民地台湾；一九一○年强迫朝鲜签约合併；一九三二年军国主义者扶持中国东北成立傀儡政权满洲国。二十世纪东亚「大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就是上述地区或国家以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方式与名称沦陷被统治；再扩大来说，还可包括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以后先后占领的地区。迄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昭和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放弃所有日本领土以外统辖或占领的土地，「殖民地」因此摆脱了被殖民的情境。
一九四○年代前期太平洋战争炽烈，日本帝国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号召，日本文学报国会声援所谓「圣战」，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分别在东京、南京召开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来自不同殖民地的文学者齐聚一堂交流，当然，事后来看，在战争阴影和法西斯胁迫下，交流不是喊口号，就是言不由衷，虚情假意。不过，客观说来，在「大东亚文学者」名义下，来自不同殖民地的文学者却开启了当今所谓的跨文化交流，虽然参与大会的殖民地文学者当时或事后多不齿或避免言及此一辉煌。
二战结束以后，冷战结构的对立，以及台、中、日、韩等国家自身政经形势的发展，「殖民地」的历史都成为禁忌和耻辱，在各自国家政治宰制与言论控制下，长期湮没不彰。大概是二十世纪后期，对帝国和殖民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成为举世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而前述「殖民地」也先后获得民主化的言论空间，殖民地的文学文献才得以陆续出土，得到研究，也因此在自身历史的考察之下，深深觉得东亚跨国、跨文化、跨语和跨种族连结研究的必要。
前述的研究团队成员，从二○○五年五月十日在首尔延世大学「殖民主义与文学」国际论坛，中经上海华东师大，至二○一六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召开的「东亚文学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十几年不断对话、深化此一学术领域，同时进行《东亚殖民地文学事典》的编纂作为具体而微的跨国研究成果，与学术新领域的极具参考性的工具书，供后进奠基以超越研究，主事者的坚持与宏图，不能不令人佩服，而跨国团队长期合作的模式亦大可垂范来者，可以效倣。
此会议论文集的台湾主事者柳书琴教授希望我写篇序文共襄盛举，并且希望我对日本时代台湾新文学在战后长期沉埋以至复活的历程稍作陈述，以供参照比较。兹再费笔墨简述如下：
总体说来，战后台湾由国民党来台接收统治，长期在戒严体制（一九四九—一九八七）「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的类殖民式的文化教育，尤其「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和一九五○年代反共的「白色恐怖」，将「台湾」污名化，几乎所有的台湾历史文化都成为禁忌，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的历史文献多数被禁毁，在深仇大恨的抗日情结下，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文学，长期从台湾土地上消失。
大概可以从三个时段来考察日本时代台湾新文学在战后的复活历程：
首先是战后初期，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国府戒严之前，虽然中间曾发生二二八流血事变，相对来说，言论比较宽松，台湾作家以光复的心情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赖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虽已去世，其「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荣宠地位得到肯定，报纸杂志重登旧作，发表〈狱中日记〉等，此一现象可与鲁迅作品的翻译出版互相辉映；杨逵（一九○五—一九八五）在战后更活跃一时，由于他的小说〈送报伕〉战前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因而得与战后来台文化人交往，编辑报刊杂志，译介鲁迅、沈从文等人作品、参与「台湾新文学重建问题」的论争，最后，在一九四九年因为〈和平宣言〉事件成为政治受难者，送绿岛管训十二年；另外一位曾经拥有文学版图的是龙瑛宗（一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九四六年任职《中华日报》日文版，介绍世界文学名着，可惜只有短暂的十个月，即在政府废止日文报刊后噤默；吕赫若（一九一四—一九五○）战后即拒绝用日语创作，积极学习中文，陆续发表中文小说四篇，却于二二八事件后从事反政府行动，一九五○年代被毒蛇咬死；张文环（一九○八—一九七八）作为战前《台湾文学》杂志的主导者，一九四四年在时局艰难下即离开台北文坛，战后初期卷入二二八事件而逃亡半年，虽倖免于难，也无法创作。
战后台湾新文学复活的契机在一九七○年代，美国将钓鱼台移交日本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重挫了国府的外交及其治台的国策，后来的台日、台美的断交，以至一九七九年发生「美丽岛事件」，十年间，政治的孤立、经济的繁荣，台湾受欧美反战及保钓学生运动影响，呈现一波左翼的回归现实的乡土思潮与民族主义论争，以一九七○年代中期为代表「乡土文学论战」和校园民歌流行为具体标识，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乃乘势复活。
首先揭开序幕的是杨逵，一九六一年服刑完毕返台的他，隐居躬耕于台中东海大学对面，经营花园，遗世独立，十年无人闻问。东海大学的学生无意间接触老农，发现他竟然是一九三四年以日文小说〈新闻配达夫〉（中译〈送报伕〉）在东京获奖的普罗文学作家与社会运动者，这一页传奇既经揭开，台湾的作家、学生、甚至政治人物，从南北各地前来参访，也鼓舞作家复出，一九七五年首度结集出版中文小说集《鹅妈妈出嫁》，也开始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其老而弥坚、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压不扁的玫瑰」（同名作品被选为中学教材的范文）的意象成为典范，校园民歌则传唱他作词的〈愚公移山〉，并以〈老鼓手〉之名歌颂他；在此一氛围底下，战后出生的台湾青年开始探问「赖和是谁？」争取言论自由的党外杂志之一的《夏潮》杂志陆续重刊赖和、吕赫若、吴新荣等作家作品；叶石涛、钟肇政则持续译介、评论战前日文作家作品；《大学杂志》举办「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更于乡土文学论战正酣时出版《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这股热潮延续到一九七○年代后期，在钟理和、吴浊流、吴新荣等作家全集之后，一九七九年《日据下台湾新文学》和《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两大套书的出版集其大成，却也随着年底「美丽岛事件」的大逮捕和随后的司法审判，因社会氛围改变而偃旗息鼓。
第三个时段在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后的一九九○年代，政治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大大解放了言论的空间，左翼历史和统独议题，不再成为禁忌；而中国大陆在文革之后的开放改革、引介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两岸交流以至于「六四事件」和随后的「苏东波」共产主义的解体，这个大背景提供了台湾人反思自身主体的历史文化的契机，一九八七年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虽然只是轮廓性的叙述，他所强调的台湾文学发展历史的「自主意愿」和「台湾性格」的史观，则强烈导引了一九九○年代台湾文学的发展，改变了战后台湾学院中文系教研「只有中国，没有台湾；只有古典，没有现代」的体制。而这一波被称为「台湾文学体制化」的运动，主要还是以日本时代台湾新文学的复活为表征：先是以左翼和武装反叛政府至终以遭蛇咬传闻消失四十年的吕赫若的复活，他的日文小说由林至洁逐篇翻译，于报纸副刊发表，一九九五年结集《吕赫若小说全集》，被冠以「台湾第一才子」的美名，随后更在台北和北京举办两场以其生平和文学为主题的研讨会，更促成他仅有的遗物《吕赫若日记（1942-1944）》的出版，这一股研读吕赫若的热情贯穿一九九○年代，可与前述杨逵现象相互比美。
序二（节录）
正确历史认识的共享
冈田英树／日本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
日本的亚洲侵略战争与殖民地化、再加上战后的冷战结构，让东亚的国家与地域留下深深的伤痕，直到现在也未能确保这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定。再加上以日本人的立场来说，安倍政权之下的四年半，政治急速地右倾、且将过去的侵略战争粉饰成为解放亚洲的历史、强辩说过去的殖民地是因着日本才能现代化，横行着这样的历史修正主义。应对这个风潮，殖民地、占领地实际情况的正确历史认识能够被明辨，是我们所期望的。
这次的研讨会里，加入了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国际主义、抵抗文学与亲日文学、童话文学、民族比较文学、台湾原住民文学、满洲国的抗日地下文学、杂志、新闻、广播等媒体、殖民地的语言问题、书画博览会、万国博览会、台湾的妈祖信仰等多样的主题，成为充实的研究发表场。超越各式各样的国家与地域的框架，成为共享「正确的历史认识」的珍贵机会。
序三（节录）
东亚殖民场文学研究的跨度思维
张泉／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
东亚殖民场文学的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有关语言的问题，值得引起进一步的重视。主要的原因在于，在近代东亚日本统治区的不同区域，「语言」议题有着不同的发展形态。
日本东方殖民主义构想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地理／文化疆域，细分为「自主圈」、「共荣圈」和「文化圈」三个层面（参见拙着《殖民主义与离散文学— 「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第一章〈日据区文学跨域流动政治研究关键词〉中的第三节〈「大东亚共荣圈」〉，二○一七），其中的自主圈界定为中、日、满，是日本经营有年的体制殖民核心区：中，即中国内地汪精卫伪政权名义上的辖地（沦陷区）；日，包括被割据被侵占的台湾、朝鲜半岛；满，中国东北沦陷区「满洲国」。语言殖民（同化）是强化和维系外来殖民统治的基础之一。台湾和朝鲜半岛被殖民的历史漫长，宗主国的语言殖民得以实现。比如台湾，从一八九五年开始，在经历了四十二年的殖民教化之后，得以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间废止报刊上的汉文栏，日语成为官方语言，日语成为台湾作家的通行创作语言。「满洲国」一九三二年成立，到一九三七年才开始实行与殖民主日本统一的「新学制」，到一九四一年才顾及到日语在东北的推广，发文要求官吏修习日语并开展群众性的普及日语的活动。由于时间短，日语未能累积起能够改变东北沦陷区文学生态的足够的比重，倒是大量在满日本人、朝鲜人、俄罗斯人等侨民、移民文学，形成了殖民期东北独特的多语言文学生态景观。至于广袤的蒙疆、华北、南京、广州、上海等中国内地，这些地区完全沦陷期大多不超过八年，日语语言殖民的累积远为不够，其效果微乎其微。但宗主国语言对殖民地在地语言的影响和渗透，在各地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总之，语言殖民在不同日据区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性，是由各地所累积的殖民教化的程度所决定的。殖民地台湾／「满洲国」／沦陷区三种统治模式间的共时殖民体制差异维度，是我近年来反覆申说的东亚殖民研究中的四个宏观背景或方法中的一个，它或可作为考察语言殖民差异化的原因或依据之一。
语言是殖民文化统制的基础内容。文学又是语言的艺术。因此，在东亚殖民场研究领域，文学曾长期遭冷落、被误解，就是现在，全盘污名化殖民期在地民族文学的认知，也时有所见。因此，作为语言艺术研究的东亚殖民场文学研究，值得我们坚持不懈地持续投入。
从本质上看，「文学」不同于政论时评和大众传媒，是一种很独立、很奇特的反映外在现实世界和内在主观感受的样式。文学在本体上是反抗的、自在的。通过研究，有可能将那些看似没有明确目的的文学文本中隐藏的目的彰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比历史更真实。而这正是从事殖民地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比如「满洲国」的古丁。他一向被认为是与日本政权合作的作家，但透过作品细读和分析，却能够发现与殖民体制相对的社会发展面向和民心所向，是文学研究能够发掘出与政治表象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判断的个案。又如朝鲜亲日作家张赫宙。他曾撰文表达这样的心迹：自己无论如何要进入日本中央文坛，因为只有用日文才能够将悲惨的朝鲜民族的命运展现给世界。从中，我们再次看到，作家利用文学的特殊性来达到自身目的与追求的敏感度与可能性。
这样的个案所展现的意义与价值，显现了殖民地语言和文学研究的进一步的拓展空间。虽然政治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巨大，但通过文学研究，却能够发掘出与政治研究结论完全不同的取向。进入这样的研究空间，需要奠基于对语言与文学之特殊性的理解与把握，以及对殖民地文学及文学生产的时间、地点等场域关系的缜密追踪与客观查考。这也是我一直唿吁在相关研究中必须谨慎、用心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反覆申说东亚文学研究中的四个与殖民相关的宏观维度背景或方法的原因所在。
序五（节录）
前进的台湾文学
林瑞明／国立成功大学名誉教授
杨云萍老师（一九○六—二○○○）出生于日治初期，是一九二○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一九二六年就率先以白话文发表了〈光临〉、〈黄昏的蔗园〉等小说，描写殖民地封建社会、性别压迫与糖业资本主义等等。战后他在台大历史系任教、以一名历史学者闻名，但是在台湾史的第一堂课都会自称：「老师是一名诗人」。当时学生们都不当一回事，听过即忘，但一位老教授反覆自豪地自诩自己是诗人，却意外地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有一天，我跑到当时位于台北市八德路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借出那本出版于一九四三年战火烟硝之中的日文诗集《山河》。靠着大学修过两年的微薄日文能力，努力翻查字典，终于读完了这本诗集。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老师的日文诗歌充满了现代感。
一九七○年代当时，台湾的现代诗盛行引用中国古典诗词，诗坛祭酒余光中先生在现代诗中嵌入古典修辞与意象，更风靡一时。然而我却偏好杨老师那种不复古亦没有典故的诗歌。他描写生活，新鲜、简练而真实，富含情感，也充满诗性。譬如，他曾这样赞美妻子：「你用弹钢琴的手，洗了尿布，拔了萝卜」。简单几句话便把一位日本时代受过高女教育的优雅少女之手，因婚后操持家计、张罗生活的变化浮现出来。我想，师母读到这首诗时，也会为所爱之人的疼惜而感动吧？杨师母确实是我见过的人们当中，对自己先生最悦服的一位，而老师一生也非常信靠她、倚赖她。
我研究生时期接触的，就是这样一位老教授与日语诗人。杨老师其人其诗其学问视野，都在当时主流的中国感觉、中国意象之外，非常有世界性。实际历经台湾新文学运动从萌芽期、成熟期到战争期多种进程的杨老师，经常告诉我们：一九二○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启动之后，纳进各种海外文艺潮流，形成本地独特个性，绝对不是中国文学的支流或亚流。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从一九七○年代开始，怀抱印证这句话的好奇心，一个人到各地图书馆寻找日治时期的旧杂志与旧作品，依凭着粗浅的日文程度一点一滴走入那个时代，靠向不为人知的作家。在这样极度缺乏外部支援的克难情况下，时代的魅影把我带向往后数十年的台湾新文学研究。
我对这位台湾第一代作家的研究历时约十年，期间整理了赖和的诗文，并出版作家全集，虽然今日看来仍有诸多缺点，但已是穷尽我当时的洪荒之力、尽我所能了！在资源和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做到这样的程度，这是我命，我心甘情愿，因为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要为台湾死去的文学前辈发出声音。这个信念支持着我在当时完全排斥台湾文学的社会环境下，坚持从事台湾文学这个被认为须冒极大政治风险而又非常寂寞的学术工作。
数十年来，台湾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幸运地，从前我认为在我有生之年不可能达成的目标，现在都一一达到了，包括成立国立台湾文学馆及促进大专院校设立台湾文学系所。迄今台湾文学系所甚至已成为衡量一间大学是否与台湾社会隔离的指标之一。能达到这样的成果，不只是我一人的努力，而是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奋斗而来的，譬如陈万益、吕兴昌……等人。
导言（节录）
东亚文学场的跨境交流与研究动能
柳书琴／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
辑一「反帝国主义国际主义与解殖文学」中，金在涌、张泉、刘晓丽、蒋蕾的四篇论文，充分展现致力于东亚殖民地比较文学研究社群之创建连结，以及促使中国沦陷区和「满洲国」文学研究从被遗忘的缪斯，到开显其文化能动的几位资深学者们的观点。
金在涌〈全球非殖民化论与东亚殖民地文学研究展望〉一文，首先指出东亚殖民地文学研究在「全球非殖民化论述」上的价值。他指出西方中心的后殖民主义有两个明显缺陷：一是，未对西方殖民地人民抵抗运动的多样性加以正视，一味偏颇地将其归结为民族主义；二是，迄今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之历史经验仍未被纳入东方学的研究范围。未考量非西欧经验、未分辨殖民地反帝运动多元指向的结果，导致后殖民理论对殖民地反抗运动的评价失于简单和片面。根据他的个人观察，有关东亚殖民地文学、特别是抵抗文学、抵抗运动的多种样态的揭示，远超过后殖民主义批判的范畴，可望为全球非殖民化理论提供新的观点。其次，他强调台韩比较研究在跨国视域下的东亚殖民地文学研究中的关键地位。他认为，在跨国研究中，比起探究日本文学界与东亚被殖民地区文学界的关联，相对而言，阐明被殖民地区文学之间彼此的横向连带关系更形迫切，因为从战前到战后，它们的交流不断遭到帝国体制和民族国家体制阻碍。其中，同受总督体制治理的朝鲜、台湾性质相近，与沖绳、伪满洲国等其他殖民地差异较大，因此朝鲜与台湾文学界的比较研究最适合作为东亚被殖民地区比较研究的核心。第三，他以金史良与台湾作家的交往为例，举出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之反抗模式。他一方面不满足迄今为止对鲜台作家的比较，主要围绕于龙瑛宗和金史良两人的情况；另一方面，不满足「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混为一谈。他发掘新史料，指出金史良与吴坤煌、张文环的交往更早、更饶富意味。他推测，一九三○年代中期金史良与吴坤煌在各自开始思考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忽略的殖民地问题，试图超越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摸索新的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时相遇了，也曾一起系狱。此后两人往来不辍，一九三九年还在天津偶遇。金史良在致龙瑛宗的那则着名书信中也提及张文环，但他与张在日治末期皆企图以乡土书写超越「内鲜一体」或「内台一体」的皇民化论述之事实却未被阐明。鲜台作家在转向年代中的提携转进，此种非民族主义、亦非典型社会主义的抵抗模式与合作，正是西方后殖民主义尚未掌握的多样反抗模式存在于东亚的一个证明。金在涌教授的精辟论文，让我们明了建构全球非殖民化理论而非踵继后殖民主义，是东亚学人未来可以贡献的方向。他同时刺激我们思考─以东亚为文本，以东亚殖民地文学研究为方法，可以如何填补西方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空白，找出解构欧洲中心后殖民理论的根据？我们看见，这些疑惑也正是支持他坚持十年「殖民主义与文学论坛」、同时举办「亚非及拉丁美洲文学论坛」的背后动力与终极追问。无论是否追随他的宏大思辨，我们都不该忘记他的提醒：东亚文本与东亚经验有其独特意义，但仅仅进行孤立的东亚殖民地文学研究无法实现建立全球非殖民化理论的可能，必须时刻不忘关注有关欧美帝国主义及世界其余殖民地的研究进展。
刘晓丽以《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一书驰名中西，近期更完成了策划与主编《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三十四卷大帙（二○一七）的艰鉅任务。在她不畏辛劳的统筹下，各国学者共同付出积累，已使「满洲国」文学研究被推向一个全新世纪，她的热情与研究动能令人赞叹。收录在本书中的〈解殖性内在于殖民地文学：以伪满洲国文坛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提出了不容忽视的主张，那就是「解殖文学」、「反殖文学」、「抗日文学」的三重分析框架及其定义。她指出：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的傀儡国，是其在东亚地区制造的特殊类型的殖民地。该殖民地的文学不仅有日本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本土中国人的文学，还有在此殖民构架中谋生的朝鲜人和俄罗斯人的文学，其国家身分、民族认同、语言等方面呈重层多元状态，与东亚殖民主义以非常复杂的样态纠缠在一起。各个语族的文学都有反殖民主义的诉求和表现；因为其在殖民地的位置不同，抵抗的目的、方式和强度都不一样，有直接的反殖文学，有迂回的解殖文学，还有欲利用殖民政策与之周旋协作的迎合文学。无论何者，在这抵抗与迎合中，殖民伤痕都深深地刻印在殖民地人们的精神深处。因此，有必要提出「解殖文学」、「反殖文学」、「抗日文学」三重分析框架给予区分和阐述。反殖文学和抗日文学借用民族主义思想资源和左翼文学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解殖文学指居住在殖民地或者在殖民地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在殖民历史现场创作并发表，隐去作者情绪温度的零度写作、无评估义务的旁观，是其常见特征。解殖文学与殖民统治共在，承接着庞杂的文学传统和思想资源，凭靠文化资源形成隐蔽性，犹如腐蚀剂般慢慢地消解、溶解、拆解着殖民统治。刘晓丽特别重视这块过去欠缺洞察的领域，她铿锵有力地宣告：解殖文学，不仅是一种殖民地文学类型，也是一种方法论。我们盼望从今以后，涌现更多有关殖民地深层文化的阐述。
张泉，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开创者。着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等多部影响性深远的巨帙，另有多种编着，备受瞩目的《梅娘文集》十一卷本，在其严谨编纂下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沦陷区文艺研究的方法问题：以杜赞奇的「满洲国」想像为中心〉一文，从二十世纪八○年代「重写文学史」等影响巨大的命题谈起，提出中国沦陷区研究方法论的商榷。他认为，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摆脱了政治史桎梏，回归文学，沦陷区文学得以纳入其中。进入二十一世纪，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民族国家想像等思潮、理论的引入，对沦陷区文艺研究产生不小影响，但以负面影响居多。究其原因，乃因使用者未能有机契合中国在世界殖民史上的在地特点，以及沦陷区文学的歧义性语言与复杂隐喻所致。而最为根本的，还是西方学术脉络中的方法或模式自身存在缺陷、甚至谬误。美国中国学家杜赞奇的《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式现代》（二○○三）具有代表性。这项以抽象概念和生造术语为中心形成别具一格的「满洲史」研究，使用若干碎片化的叙事话语构建复线历史，试图借此来打破线性的民族历史叙事对于历史的遮蔽，还原历史的多样性真相。《绿色的谷》是其方法论的重要资源之一，同时这部长篇小说的接受史也被用来探明「满洲国」的「本真性状态显现的真实作用」。不过，其建构的过程和结果均表明，《绿色的谷》实在承担不起重新书写「满洲国」复线历史、建构「满洲国」独立「民族国家」新定位之重担。张泉透过这个案例亦再次反证他的一贯主张：为研究独具中国特色的被殖民地区的文学，需要以「四重殖民维度方法」进行观察。维度一，世界范围内的体制殖民／新殖民／后殖民三个殖民阶段历时演化维度；维度二，日本侵华七七事变造成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战前／战时／战后三个阶段的历时转换维度；维度三，中国全国抗战时期国统区／共产党抗日民主根据地／沦陷区三大区划间的共时体制差异维度；以及维度四，日据时期殖民地台湾／伪满洲国／沦陷区三种统治模式间的共时殖民体制差异维度。
蒋蕾为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研究、伪满洲国新闻统制研究的专家。着有《精神抵抗：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的政治身分与文化身分：以《大同报》为样本的历史考察》（吉林人民，二○一四）。〈伪满洲国抵抗文学的「地下书写」〉一文，凭借她长期投入「满洲国」文献调查、建筑调查、文化人口述史及纪录影像等工作，所形成的独特时代敏锐度而提出。她以大量东北现地具体文本案例，明确界定了「抵抗文学」与「地下书写」两个概念，为被打压、删削、潜行、不见的作家与作品进行唿吁、造像与研究方法示范。这篇论文以《东北文学》杂志及地下油印小报作者访谈等确实论据，为读者揭示伪满时期东北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大量具有抵抗意识的写作活动。文中详细道出，这些作品如何因政府审查等原因未能公开发表，构成了一种「地下书写」；又如何以地下方式传播（油印小报或手抄本方式），甚至有的作品直至光复后才获得发表或出版。蒋蕾对「地下书写」流通样态与艺术形式的考察，既实证又富有启示。她不只历历如绘地帮助读者看见地下书写各种鲜明的沦陷区写作印迹，指出这种规模不小的书写表达方式与非沦陷区写作的明显差异；还考掘了地下书写者的复杂政治背景，阐明地下传播对作品形构产生的影响及其与众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上述四位先进的方法论，是本书的定音鼓，也是东亚殖民主义文学研究的指针。
辑二「话语与抵抗」中，郭志光、刘恆兴、大久保明男、代珂四篇论文，则透过对殖民地文学口号、文艺论争、国语政策、电影广播剧的分析，带领我们思考在帝国言论压制下，文学运动、语言意识、创作策略及媒体大众文化的迂回与复杂。
郭志光〈从乡土文学到殖民地文学：本格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文化转向与文艺创新主轴〉一文，为其荣获「台湾文学馆二○一七年台湾文学杰出博士论文奖」之博士论文（《为人生？为艺术？─本格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文化转向》，二○一六）的精彩篇章之一。他前所未有地具体阐明了第三国际人民战线运动对台湾左翼殖民地文学论述的催生。首先，描绘随着战云密布，一九三五年七月第三国际第七全会提出人民战线以抗法西斯，正式擎起殖民地内部统一战线与外部跨域联合阵线的鲜明旗帜，更宣告了左翼所宗的世界主义不得不向民族主义靠拢以与军国主义斗争的务实修正的背景。接着，分析台湾的殖民地文学概念如何在这种全球氛围下熟成。他认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杨逵创刊《台湾新文学》，编辑团队于创刊号企划了殖民地文学专题，等同正式宣告台湾的殖民地文学之诞生。此时台湾的殖民地文学，大抵是依第三国际标举的左翼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结合之反法西斯、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修正方针，修正以往过度强调左翼世界主义，重新调整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方向，将其导向本土的即世界的之普罗文学新义。此一企图超克台湾内部左右路线之争，进而连线国际反法西斯反殖运动，尝试将乡土文学进一步转化推升至殖民地文学境地的努力，实已为台湾文学增添了新的精神向度、拓宽了内涵。郭志光这篇论文不只对台湾左翼文学的方向转换提出了理论根据，也对「多样性反抗」作为日治时期台湾文学史发展动力的事实，给予东亚文学场角度乃至世界视野的解释；而他的实证研究又恰好是理解金在涌所强调的一九三○年代东亚作家、文化人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转向「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最有说服力的─Taiwan case。
刘恆兴为台湾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曾发表有关张我军、萧红的研究论文，亦曾进行台湾与「满洲国」乡土文学论述的比较。现专注于「满洲国」十四年统治期间文化、社会、性别、阶级与文学生产关系的探讨，最新成果〈文学、主体与社会：「满洲国」文坛建设论争的起源与发展（一九三五─一九三六）〉登载于《文与哲》（二○一七年六月），可见他梳理文艺体制与社会思想之千丝万缕关系的能力。〈超越意识与新京文坛：以《大同报》副刊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新京（今长春）社团与文艺创作于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的发展情况为中心，思考在同时期大连与沈阳爆发文坛建设论争的期间，新京文坛的反应与发展脉络。他透过详考《大同报》副刊中孙陵等人的言论，指出在政治、文教等社会资源充沛的情况下，新京文学者具有较明显的政治甚至党派色彩，但他们透过对现实时空环境的综合反省与感受，认为单纯暴露社会黑暗的文学作品，恐怕并没有真正思考到「满洲国」的现实环境，基于这样的考量，新京文学者尝试了更多超越特殊意识形态的作品创作。他认为，以此观点重新观察戈禾、杨荫寰等人之作品，也将更能解释他们歌颂「王道乐土」背后的政治阴影与精神抵抗。刘恆兴跳脱意识形态中心、多方面评估影响文艺生产的社会因素、心理压力与抵抗策略之做法，无异是继续推进殖民地文学研究时重要的态度和方向。本文与蒋蕾、大久保的论文相互交辉。
大久保明男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东北地区文学史、文化史为其研究领域，长期关注日中文化交流及「中国残留孤儿」问题，是日本「殖民地文化学会」理事、「满洲国」文学研究会创会者之一，也是「日本中国学会」活跃成员。他对待学术工作与社会问题的真诚，已使首都大学东京在近十年堪称日本培育「满洲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人才首屈一指的大学。二○一七年出版的《伪满洲国的汉语作家与汉语文学》（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研究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二○一七），收录了他的代表性着述。〈何谓「满洲国语」？：考察杂志《满洲国语》的创刊及其言说〉一文，透过考察「满洲国」时期唯一一份有关语言问题的刊物《满洲国语》，探讨在中国人、日本人各自有其想像之「国语」的「满洲国」，政府如何建立「国语」的概念，「国语」在「满洲国」具有的地位，以及《满洲国语》杂志中呈现的语言意识形态、政策及相关规划。以此为比对基础，大久保进一步为读者解答─在文学创作上摆脱不了语言困惑／困境的作家（特别是汉语作家）的「国语」对应之策，以及他们另类的语言意识。
代珂为青年学者，其学术专长为新兴的殖民主义与传媒关系的研究，成果建立于大量新出史料与田野调查之上，另曾翻译出版东野圭吾、伊幸太郎、京极夏彦等作家小说多部。〈声与光的短暂交汇：「满洲国」的电影广播剧〉一文指出：满洲映画协会（满映）和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电电），两大「国策会社」分别掌控了「满洲国」的电影和电信传播事业。关于两者的研究积累侧重在影像与声音等媒体研究方面，在内容及议题上鲜有参照。固然电影广播剧借由电波传递，但其脚本却改编自「满映」的作品，甚至剧目演出及播出亦由电影参演人员亲自担当，实应视为「满映」与「电电」合作之特殊产物。代珂以此发现为根基，在论文中分析两大「国策会社」的出现原因、内容、形式，追溯二者合作背后的政策转变、人员流动等具体脉络，最后更在此认识上梳理了广播、电影和新闻三大媒体在「满洲国」的合作关系及共性特点，相当有开拓性。代珂关注的媒体议题和陈实博士论文《伪满洲国童话研究》关注的口传叙事与特殊文类问题，都是这两、三年新出博士论文中的创新之作。
东亚殖民地文学跨国研究的基石
陈万益／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退休教授
日本在脱亚入欧、明治维新以后，成为亚洲近代化的强国，一八九四年日清战争，打败清廷，获取第一个殖民地台湾；一九一○年强迫朝鲜签约合併；一九三二年军国主义者扶持中国东北成立傀儡政权满洲国。二十世纪东亚「大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就是上述地区或国家以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方式与名称沦陷被统治；再扩大来说，还可包括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以后先后占领的地区。迄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昭和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放弃所有日本领土以外统辖或占领的土地，「殖民地」因此摆脱了被殖民的情境。
一九四○年代前期太平洋战争炽烈，日本帝国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号召，日本文学报国会声援所谓「圣战」，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分别在东京、南京召开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来自不同殖民地的文学者齐聚一堂交流，当然，事后来看，在战争阴影和法西斯胁迫下，交流不是喊口号，就是言不由衷，虚情假意。不过，客观说来，在「大东亚文学者」名义下，来自不同殖民地的文学者却开启了当今所谓的跨文化交流，虽然参与大会的殖民地文学者当时或事后多不齿或避免言及此一辉煌。
二战结束以后，冷战结构的对立，以及台、中、日、韩等国家自身政经形势的发展，「殖民地」的历史都成为禁忌和耻辱，在各自国家政治宰制与言论控制下，长期湮没不彰。大概是二十世纪后期，对帝国和殖民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成为举世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而前述「殖民地」也先后获得民主化的言论空间，殖民地的文学文献才得以陆续出土，得到研究，也因此在自身历史的考察之下，深深觉得东亚跨国、跨文化、跨语和跨种族连结研究的必要。
前述的研究团队成员，从二○○五年五月十日在首尔延世大学「殖民主义与文学」国际论坛，中经上海华东师大，至二○一六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召开的「东亚文学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十几年不断对话、深化此一学术领域，同时进行《东亚殖民地文学事典》的编纂作为具体而微的跨国研究成果，与学术新领域的极具参考性的工具书，供后进奠基以超越研究，主事者的坚持与宏图，不能不令人佩服，而跨国团队长期合作的模式亦大可垂范来者，可以效倣。
此会议论文集的台湾主事者柳书琴教授希望我写篇序文共襄盛举，并且希望我对日本时代台湾新文学在战后长期沉埋以至复活的历程稍作陈述，以供参照比较。兹再费笔墨简述如下：
总体说来，战后台湾由国民党来台接收统治，长期在戒严体制（一九四九—一九八七）「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的类殖民式的文化教育，尤其「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和一九五○年代反共的「白色恐怖」，将「台湾」污名化，几乎所有的台湾历史文化都成为禁忌，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的历史文献多数被禁毁，在深仇大恨的抗日情结下，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文学，长期从台湾土地上消失。
大概可以从三个时段来考察日本时代台湾新文学在战后的复活历程：
首先是战后初期，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国府戒严之前，虽然中间曾发生二二八流血事变，相对来说，言论比较宽松，台湾作家以光复的心情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赖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虽已去世，其「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荣宠地位得到肯定，报纸杂志重登旧作，发表〈狱中日记〉等，此一现象可与鲁迅作品的翻译出版互相辉映；杨逵（一九○五—一九八五）在战后更活跃一时，由于他的小说〈送报伕〉战前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因而得与战后来台文化人交往，编辑报刊杂志，译介鲁迅、沈从文等人作品、参与「台湾新文学重建问题」的论争，最后，在一九四九年因为〈和平宣言〉事件成为政治受难者，送绿岛管训十二年；另外一位曾经拥有文学版图的是龙瑛宗（一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九四六年任职《中华日报》日文版，介绍世界文学名着，可惜只有短暂的十个月，即在政府废止日文报刊后噤默；吕赫若（一九一四—一九五○）战后即拒绝用日语创作，积极学习中文，陆续发表中文小说四篇，却于二二八事件后从事反政府行动，一九五○年代被毒蛇咬死；张文环（一九○八—一九七八）作为战前《台湾文学》杂志的主导者，一九四四年在时局艰难下即离开台北文坛，战后初期卷入二二八事件而逃亡半年，虽倖免于难，也无法创作。
战后台湾新文学复活的契机在一九七○年代，美国将钓鱼台移交日本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重挫了国府的外交及其治台的国策，后来的台日、台美的断交，以至一九七九年发生「美丽岛事件」，十年间，政治的孤立、经济的繁荣，台湾受欧美反战及保钓学生运动影响，呈现一波左翼的回归现实的乡土思潮与民族主义论争，以一九七○年代中期为代表「乡土文学论战」和校园民歌流行为具体标识，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乃乘势复活。
首先揭开序幕的是杨逵，一九六一年服刑完毕返台的他，隐居躬耕于台中东海大学对面，经营花园，遗世独立，十年无人闻问。东海大学的学生无意间接触老农，发现他竟然是一九三四年以日文小说〈新闻配达夫〉（中译〈送报伕〉）在东京获奖的普罗文学作家与社会运动者，这一页传奇既经揭开，台湾的作家、学生、甚至政治人物，从南北各地前来参访，也鼓舞作家复出，一九七五年首度结集出版中文小说集《鹅妈妈出嫁》，也开始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其老而弥坚、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压不扁的玫瑰」（同名作品被选为中学教材的范文）的意象成为典范，校园民歌则传唱他作词的〈愚公移山〉，并以〈老鼓手〉之名歌颂他；在此一氛围底下，战后出生的台湾青年开始探问「赖和是谁？」争取言论自由的党外杂志之一的《夏潮》杂志陆续重刊赖和、吕赫若、吴新荣等作家作品；叶石涛、钟肇政则持续译介、评论战前日文作家作品；《大学杂志》举办「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更于乡土文学论战正酣时出版《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这股热潮延续到一九七○年代后期，在钟理和、吴浊流、吴新荣等作家全集之后，一九七九年《日据下台湾新文学》和《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两大套书的出版集其大成，却也随着年底「美丽岛事件」的大逮捕和随后的司法审判，因社会氛围改变而偃旗息鼓。
第三个时段在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后的一九九○年代，政治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大大解放了言论的空间，左翼历史和统独议题，不再成为禁忌；而中国大陆在文革之后的开放改革、引介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两岸交流以至于「六四事件」和随后的「苏东波」共产主义的解体，这个大背景提供了台湾人反思自身主体的历史文化的契机，一九八七年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虽然只是轮廓性的叙述，他所强调的台湾文学发展历史的「自主意愿」和「台湾性格」的史观，则强烈导引了一九九○年代台湾文学的发展，改变了战后台湾学院中文系教研「只有中国，没有台湾；只有古典，没有现代」的体制。而这一波被称为「台湾文学体制化」的运动，主要还是以日本时代台湾新文学的复活为表征：先是以左翼和武装反叛政府至终以遭蛇咬传闻消失四十年的吕赫若的复活，他的日文小说由林至洁逐篇翻译，于报纸副刊发表，一九九五年结集《吕赫若小说全集》，被冠以「台湾第一才子」的美名，随后更在台北和北京举办两场以其生平和文学为主题的研讨会，更促成他仅有的遗物《吕赫若日记（1942-1944）》的出版，这一股研读吕赫若的热情贯穿一九九○年代，可与前述杨逵现象相互比美。
序二（节录）
正确历史认识的共享
冈田英树／日本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
日本的亚洲侵略战争与殖民地化、再加上战后的冷战结构，让东亚的国家与地域留下深深的伤痕，直到现在也未能确保这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定。再加上以日本人的立场来说，安倍政权之下的四年半，政治急速地右倾、且将过去的侵略战争粉饰成为解放亚洲的历史、强辩说过去的殖民地是因着日本才能现代化，横行着这样的历史修正主义。应对这个风潮，殖民地、占领地实际情况的正确历史认识能够被明辨，是我们所期望的。
这次的研讨会里，加入了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国际主义、抵抗文学与亲日文学、童话文学、民族比较文学、台湾原住民文学、满洲国的抗日地下文学、杂志、新闻、广播等媒体、殖民地的语言问题、书画博览会、万国博览会、台湾的妈祖信仰等多样的主题，成为充实的研究发表场。超越各式各样的国家与地域的框架，成为共享「正确的历史认识」的珍贵机会。
序三（节录）
东亚殖民场文学研究的跨度思维
张泉／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
东亚殖民场文学的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有关语言的问题，值得引起进一步的重视。主要的原因在于，在近代东亚日本统治区的不同区域，「语言」议题有着不同的发展形态。
日本东方殖民主义构想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地理／文化疆域，细分为「自主圈」、「共荣圈」和「文化圈」三个层面（参见拙着《殖民主义与离散文学— 「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第一章〈日据区文学跨域流动政治研究关键词〉中的第三节〈「大东亚共荣圈」〉，二○一七），其中的自主圈界定为中、日、满，是日本经营有年的体制殖民核心区：中，即中国内地汪精卫伪政权名义上的辖地（沦陷区）；日，包括被割据被侵占的台湾、朝鲜半岛；满，中国东北沦陷区「满洲国」。语言殖民（同化）是强化和维系外来殖民统治的基础之一。台湾和朝鲜半岛被殖民的历史漫长，宗主国的语言殖民得以实现。比如台湾，从一八九五年开始，在经历了四十二年的殖民教化之后，得以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间废止报刊上的汉文栏，日语成为官方语言，日语成为台湾作家的通行创作语言。「满洲国」一九三二年成立，到一九三七年才开始实行与殖民主日本统一的「新学制」，到一九四一年才顾及到日语在东北的推广，发文要求官吏修习日语并开展群众性的普及日语的活动。由于时间短，日语未能累积起能够改变东北沦陷区文学生态的足够的比重，倒是大量在满日本人、朝鲜人、俄罗斯人等侨民、移民文学，形成了殖民期东北独特的多语言文学生态景观。至于广袤的蒙疆、华北、南京、广州、上海等中国内地，这些地区完全沦陷期大多不超过八年，日语语言殖民的累积远为不够，其效果微乎其微。但宗主国语言对殖民地在地语言的影响和渗透，在各地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总之，语言殖民在不同日据区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性，是由各地所累积的殖民教化的程度所决定的。殖民地台湾／「满洲国」／沦陷区三种统治模式间的共时殖民体制差异维度，是我近年来反覆申说的东亚殖民研究中的四个宏观背景或方法中的一个，它或可作为考察语言殖民差异化的原因或依据之一。
语言是殖民文化统制的基础内容。文学又是语言的艺术。因此，在东亚殖民场研究领域，文学曾长期遭冷落、被误解，就是现在，全盘污名化殖民期在地民族文学的认知，也时有所见。因此，作为语言艺术研究的东亚殖民场文学研究，值得我们坚持不懈地持续投入。
从本质上看，「文学」不同于政论时评和大众传媒，是一种很独立、很奇特的反映外在现实世界和内在主观感受的样式。文学在本体上是反抗的、自在的。通过研究，有可能将那些看似没有明确目的的文学文本中隐藏的目的彰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比历史更真实。而这正是从事殖民地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比如「满洲国」的古丁。他一向被认为是与日本政权合作的作家，但透过作品细读和分析，却能够发现与殖民体制相对的社会发展面向和民心所向，是文学研究能够发掘出与政治表象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判断的个案。又如朝鲜亲日作家张赫宙。他曾撰文表达这样的心迹：自己无论如何要进入日本中央文坛，因为只有用日文才能够将悲惨的朝鲜民族的命运展现给世界。从中，我们再次看到，作家利用文学的特殊性来达到自身目的与追求的敏感度与可能性。
这样的个案所展现的意义与价值，显现了殖民地语言和文学研究的进一步的拓展空间。虽然政治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巨大，但通过文学研究，却能够发掘出与政治研究结论完全不同的取向。进入这样的研究空间，需要奠基于对语言与文学之特殊性的理解与把握，以及对殖民地文学及文学生产的时间、地点等场域关系的缜密追踪与客观查考。这也是我一直唿吁在相关研究中必须谨慎、用心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反覆申说东亚文学研究中的四个与殖民相关的宏观维度背景或方法的原因所在。
序五（节录）
前进的台湾文学
林瑞明／国立成功大学名誉教授
杨云萍老师（一九○六—二○○○）出生于日治初期，是一九二○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一九二六年就率先以白话文发表了〈光临〉、〈黄昏的蔗园〉等小说，描写殖民地封建社会、性别压迫与糖业资本主义等等。战后他在台大历史系任教、以一名历史学者闻名，但是在台湾史的第一堂课都会自称：「老师是一名诗人」。当时学生们都不当一回事，听过即忘，但一位老教授反覆自豪地自诩自己是诗人，却意外地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有一天，我跑到当时位于台北市八德路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借出那本出版于一九四三年战火烟硝之中的日文诗集《山河》。靠着大学修过两年的微薄日文能力，努力翻查字典，终于读完了这本诗集。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老师的日文诗歌充满了现代感。
一九七○年代当时，台湾的现代诗盛行引用中国古典诗词，诗坛祭酒余光中先生在现代诗中嵌入古典修辞与意象，更风靡一时。然而我却偏好杨老师那种不复古亦没有典故的诗歌。他描写生活，新鲜、简练而真实，富含情感，也充满诗性。譬如，他曾这样赞美妻子：「你用弹钢琴的手，洗了尿布，拔了萝卜」。简单几句话便把一位日本时代受过高女教育的优雅少女之手，因婚后操持家计、张罗生活的变化浮现出来。我想，师母读到这首诗时，也会为所爱之人的疼惜而感动吧？杨师母确实是我见过的人们当中，对自己先生最悦服的一位，而老师一生也非常信靠她、倚赖她。
我研究生时期接触的，就是这样一位老教授与日语诗人。杨老师其人其诗其学问视野，都在当时主流的中国感觉、中国意象之外，非常有世界性。实际历经台湾新文学运动从萌芽期、成熟期到战争期多种进程的杨老师，经常告诉我们：一九二○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启动之后，纳进各种海外文艺潮流，形成本地独特个性，绝对不是中国文学的支流或亚流。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从一九七○年代开始，怀抱印证这句话的好奇心，一个人到各地图书馆寻找日治时期的旧杂志与旧作品，依凭着粗浅的日文程度一点一滴走入那个时代，靠向不为人知的作家。在这样极度缺乏外部支援的克难情况下，时代的魅影把我带向往后数十年的台湾新文学研究。
我对这位台湾第一代作家的研究历时约十年，期间整理了赖和的诗文，并出版作家全集，虽然今日看来仍有诸多缺点，但已是穷尽我当时的洪荒之力、尽我所能了！在资源和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做到这样的程度，这是我命，我心甘情愿，因为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要为台湾死去的文学前辈发出声音。这个信念支持着我在当时完全排斥台湾文学的社会环境下，坚持从事台湾文学这个被认为须冒极大政治风险而又非常寂寞的学术工作。
数十年来，台湾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幸运地，从前我认为在我有生之年不可能达成的目标，现在都一一达到了，包括成立国立台湾文学馆及促进大专院校设立台湾文学系所。迄今台湾文学系所甚至已成为衡量一间大学是否与台湾社会隔离的指标之一。能达到这样的成果，不只是我一人的努力，而是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奋斗而来的，譬如陈万益、吕兴昌……等人。
导言（节录）
东亚文学场的跨境交流与研究动能
柳书琴／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
辑一「反帝国主义国际主义与解殖文学」中，金在涌、张泉、刘晓丽、蒋蕾的四篇论文，充分展现致力于东亚殖民地比较文学研究社群之创建连结，以及促使中国沦陷区和「满洲国」文学研究从被遗忘的缪斯，到开显其文化能动的几位资深学者们的观点。
金在涌〈全球非殖民化论与东亚殖民地文学研究展望〉一文，首先指出东亚殖民地文学研究在「全球非殖民化论述」上的价值。他指出西方中心的后殖民主义有两个明显缺陷：一是，未对西方殖民地人民抵抗运动的多样性加以正视，一味偏颇地将其归结为民族主义；二是，迄今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之历史经验仍未被纳入东方学的研究范围。未考量非西欧经验、未分辨殖民地反帝运动多元指向的结果，导致后殖民理论对殖民地反抗运动的评价失于简单和片面。根据他的个人观察，有关东亚殖民地文学、特别是抵抗文学、抵抗运动的多种样态的揭示，远超过后殖民主义批判的范畴，可望为全球非殖民化理论提供新的观点。其次，他强调台韩比较研究在跨国视域下的东亚殖民地文学研究中的关键地位。他认为，在跨国研究中，比起探究日本文学界与东亚被殖民地区文学界的关联，相对而言，阐明被殖民地区文学之间彼此的横向连带关系更形迫切，因为从战前到战后，它们的交流不断遭到帝国体制和民族国家体制阻碍。其中，同受总督体制治理的朝鲜、台湾性质相近，与沖绳、伪满洲国等其他殖民地差异较大，因此朝鲜与台湾文学界的比较研究最适合作为东亚被殖民地区比较研究的核心。第三，他以金史良与台湾作家的交往为例，举出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之反抗模式。他一方面不满足迄今为止对鲜台作家的比较，主要围绕于龙瑛宗和金史良两人的情况；另一方面，不满足「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混为一谈。他发掘新史料，指出金史良与吴坤煌、张文环的交往更早、更饶富意味。他推测，一九三○年代中期金史良与吴坤煌在各自开始思考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忽略的殖民地问题，试图超越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摸索新的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时相遇了，也曾一起系狱。此后两人往来不辍，一九三九年还在天津偶遇。金史良在致龙瑛宗的那则着名书信中也提及张文环，但他与张在日治末期皆企图以乡土书写超越「内鲜一体」或「内台一体」的皇民化论述之事实却未被阐明。鲜台作家在转向年代中的提携转进，此种非民族主义、亦非典型社会主义的抵抗模式与合作，正是西方后殖民主义尚未掌握的多样反抗模式存在于东亚的一个证明。金在涌教授的精辟论文，让我们明了建构全球非殖民化理论而非踵继后殖民主义，是东亚学人未来可以贡献的方向。他同时刺激我们思考─以东亚为文本，以东亚殖民地文学研究为方法，可以如何填补西方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空白，找出解构欧洲中心后殖民理论的根据？我们看见，这些疑惑也正是支持他坚持十年「殖民主义与文学论坛」、同时举办「亚非及拉丁美洲文学论坛」的背后动力与终极追问。无论是否追随他的宏大思辨，我们都不该忘记他的提醒：东亚文本与东亚经验有其独特意义，但仅仅进行孤立的东亚殖民地文学研究无法实现建立全球非殖民化理论的可能，必须时刻不忘关注有关欧美帝国主义及世界其余殖民地的研究进展。
刘晓丽以《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一书驰名中西，近期更完成了策划与主编《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三十四卷大帙（二○一七）的艰鉅任务。在她不畏辛劳的统筹下，各国学者共同付出积累，已使「满洲国」文学研究被推向一个全新世纪，她的热情与研究动能令人赞叹。收录在本书中的〈解殖性内在于殖民地文学：以伪满洲国文坛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提出了不容忽视的主张，那就是「解殖文学」、「反殖文学」、「抗日文学」的三重分析框架及其定义。她指出：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的傀儡国，是其在东亚地区制造的特殊类型的殖民地。该殖民地的文学不仅有日本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本土中国人的文学，还有在此殖民构架中谋生的朝鲜人和俄罗斯人的文学，其国家身分、民族认同、语言等方面呈重层多元状态，与东亚殖民主义以非常复杂的样态纠缠在一起。各个语族的文学都有反殖民主义的诉求和表现；因为其在殖民地的位置不同，抵抗的目的、方式和强度都不一样，有直接的反殖文学，有迂回的解殖文学，还有欲利用殖民政策与之周旋协作的迎合文学。无论何者，在这抵抗与迎合中，殖民伤痕都深深地刻印在殖民地人们的精神深处。因此，有必要提出「解殖文学」、「反殖文学」、「抗日文学」三重分析框架给予区分和阐述。反殖文学和抗日文学借用民族主义思想资源和左翼文学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解殖文学指居住在殖民地或者在殖民地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在殖民历史现场创作并发表，隐去作者情绪温度的零度写作、无评估义务的旁观，是其常见特征。解殖文学与殖民统治共在，承接着庞杂的文学传统和思想资源，凭靠文化资源形成隐蔽性，犹如腐蚀剂般慢慢地消解、溶解、拆解着殖民统治。刘晓丽特别重视这块过去欠缺洞察的领域，她铿锵有力地宣告：解殖文学，不仅是一种殖民地文学类型，也是一种方法论。我们盼望从今以后，涌现更多有关殖民地深层文化的阐述。
张泉，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开创者。着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等多部影响性深远的巨帙，另有多种编着，备受瞩目的《梅娘文集》十一卷本，在其严谨编纂下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沦陷区文艺研究的方法问题：以杜赞奇的「满洲国」想像为中心〉一文，从二十世纪八○年代「重写文学史」等影响巨大的命题谈起，提出中国沦陷区研究方法论的商榷。他认为，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摆脱了政治史桎梏，回归文学，沦陷区文学得以纳入其中。进入二十一世纪，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民族国家想像等思潮、理论的引入，对沦陷区文艺研究产生不小影响，但以负面影响居多。究其原因，乃因使用者未能有机契合中国在世界殖民史上的在地特点，以及沦陷区文学的歧义性语言与复杂隐喻所致。而最为根本的，还是西方学术脉络中的方法或模式自身存在缺陷、甚至谬误。美国中国学家杜赞奇的《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式现代》（二○○三）具有代表性。这项以抽象概念和生造术语为中心形成别具一格的「满洲史」研究，使用若干碎片化的叙事话语构建复线历史，试图借此来打破线性的民族历史叙事对于历史的遮蔽，还原历史的多样性真相。《绿色的谷》是其方法论的重要资源之一，同时这部长篇小说的接受史也被用来探明「满洲国」的「本真性状态显现的真实作用」。不过，其建构的过程和结果均表明，《绿色的谷》实在承担不起重新书写「满洲国」复线历史、建构「满洲国」独立「民族国家」新定位之重担。张泉透过这个案例亦再次反证他的一贯主张：为研究独具中国特色的被殖民地区的文学，需要以「四重殖民维度方法」进行观察。维度一，世界范围内的体制殖民／新殖民／后殖民三个殖民阶段历时演化维度；维度二，日本侵华七七事变造成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战前／战时／战后三个阶段的历时转换维度；维度三，中国全国抗战时期国统区／共产党抗日民主根据地／沦陷区三大区划间的共时体制差异维度；以及维度四，日据时期殖民地台湾／伪满洲国／沦陷区三种统治模式间的共时殖民体制差异维度。
蒋蕾为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研究、伪满洲国新闻统制研究的专家。着有《精神抵抗：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的政治身分与文化身分：以《大同报》为样本的历史考察》（吉林人民，二○一四）。〈伪满洲国抵抗文学的「地下书写」〉一文，凭借她长期投入「满洲国」文献调查、建筑调查、文化人口述史及纪录影像等工作，所形成的独特时代敏锐度而提出。她以大量东北现地具体文本案例，明确界定了「抵抗文学」与「地下书写」两个概念，为被打压、删削、潜行、不见的作家与作品进行唿吁、造像与研究方法示范。这篇论文以《东北文学》杂志及地下油印小报作者访谈等确实论据，为读者揭示伪满时期东北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大量具有抵抗意识的写作活动。文中详细道出，这些作品如何因政府审查等原因未能公开发表，构成了一种「地下书写」；又如何以地下方式传播（油印小报或手抄本方式），甚至有的作品直至光复后才获得发表或出版。蒋蕾对「地下书写」流通样态与艺术形式的考察，既实证又富有启示。她不只历历如绘地帮助读者看见地下书写各种鲜明的沦陷区写作印迹，指出这种规模不小的书写表达方式与非沦陷区写作的明显差异；还考掘了地下书写者的复杂政治背景，阐明地下传播对作品形构产生的影响及其与众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上述四位先进的方法论，是本书的定音鼓，也是东亚殖民主义文学研究的指针。
辑二「话语与抵抗」中，郭志光、刘恆兴、大久保明男、代珂四篇论文，则透过对殖民地文学口号、文艺论争、国语政策、电影广播剧的分析，带领我们思考在帝国言论压制下，文学运动、语言意识、创作策略及媒体大众文化的迂回与复杂。
郭志光〈从乡土文学到殖民地文学：本格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文化转向与文艺创新主轴〉一文，为其荣获「台湾文学馆二○一七年台湾文学杰出博士论文奖」之博士论文（《为人生？为艺术？─本格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文化转向》，二○一六）的精彩篇章之一。他前所未有地具体阐明了第三国际人民战线运动对台湾左翼殖民地文学论述的催生。首先，描绘随着战云密布，一九三五年七月第三国际第七全会提出人民战线以抗法西斯，正式擎起殖民地内部统一战线与外部跨域联合阵线的鲜明旗帜，更宣告了左翼所宗的世界主义不得不向民族主义靠拢以与军国主义斗争的务实修正的背景。接着，分析台湾的殖民地文学概念如何在这种全球氛围下熟成。他认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杨逵创刊《台湾新文学》，编辑团队于创刊号企划了殖民地文学专题，等同正式宣告台湾的殖民地文学之诞生。此时台湾的殖民地文学，大抵是依第三国际标举的左翼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结合之反法西斯、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修正方针，修正以往过度强调左翼世界主义，重新调整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方向，将其导向本土的即世界的之普罗文学新义。此一企图超克台湾内部左右路线之争，进而连线国际反法西斯反殖运动，尝试将乡土文学进一步转化推升至殖民地文学境地的努力，实已为台湾文学增添了新的精神向度、拓宽了内涵。郭志光这篇论文不只对台湾左翼文学的方向转换提出了理论根据，也对「多样性反抗」作为日治时期台湾文学史发展动力的事实，给予东亚文学场角度乃至世界视野的解释；而他的实证研究又恰好是理解金在涌所强调的一九三○年代东亚作家、文化人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转向「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最有说服力的─Taiwan case。
刘恆兴为台湾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曾发表有关张我军、萧红的研究论文，亦曾进行台湾与「满洲国」乡土文学论述的比较。现专注于「满洲国」十四年统治期间文化、社会、性别、阶级与文学生产关系的探讨，最新成果〈文学、主体与社会：「满洲国」文坛建设论争的起源与发展（一九三五─一九三六）〉登载于《文与哲》（二○一七年六月），可见他梳理文艺体制与社会思想之千丝万缕关系的能力。〈超越意识与新京文坛：以《大同报》副刊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新京（今长春）社团与文艺创作于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的发展情况为中心，思考在同时期大连与沈阳爆发文坛建设论争的期间，新京文坛的反应与发展脉络。他透过详考《大同报》副刊中孙陵等人的言论，指出在政治、文教等社会资源充沛的情况下，新京文学者具有较明显的政治甚至党派色彩，但他们透过对现实时空环境的综合反省与感受，认为单纯暴露社会黑暗的文学作品，恐怕并没有真正思考到「满洲国」的现实环境，基于这样的考量，新京文学者尝试了更多超越特殊意识形态的作品创作。他认为，以此观点重新观察戈禾、杨荫寰等人之作品，也将更能解释他们歌颂「王道乐土」背后的政治阴影与精神抵抗。刘恆兴跳脱意识形态中心、多方面评估影响文艺生产的社会因素、心理压力与抵抗策略之做法，无异是继续推进殖民地文学研究时重要的态度和方向。本文与蒋蕾、大久保的论文相互交辉。
大久保明男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东北地区文学史、文化史为其研究领域，长期关注日中文化交流及「中国残留孤儿」问题，是日本「殖民地文化学会」理事、「满洲国」文学研究会创会者之一，也是「日本中国学会」活跃成员。他对待学术工作与社会问题的真诚，已使首都大学东京在近十年堪称日本培育「满洲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人才首屈一指的大学。二○一七年出版的《伪满洲国的汉语作家与汉语文学》（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研究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二○一七），收录了他的代表性着述。〈何谓「满洲国语」？：考察杂志《满洲国语》的创刊及其言说〉一文，透过考察「满洲国」时期唯一一份有关语言问题的刊物《满洲国语》，探讨在中国人、日本人各自有其想像之「国语」的「满洲国」，政府如何建立「国语」的概念，「国语」在「满洲国」具有的地位，以及《满洲国语》杂志中呈现的语言意识形态、政策及相关规划。以此为比对基础，大久保进一步为读者解答─在文学创作上摆脱不了语言困惑／困境的作家（特别是汉语作家）的「国语」对应之策，以及他们另类的语言意识。
代珂为青年学者，其学术专长为新兴的殖民主义与传媒关系的研究，成果建立于大量新出史料与田野调查之上，另曾翻译出版东野圭吾、伊幸太郎、京极夏彦等作家小说多部。〈声与光的短暂交汇：「满洲国」的电影广播剧〉一文指出：满洲映画协会（满映）和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电电），两大「国策会社」分别掌控了「满洲国」的电影和电信传播事业。关于两者的研究积累侧重在影像与声音等媒体研究方面，在内容及议题上鲜有参照。固然电影广播剧借由电波传递，但其脚本却改编自「满映」的作品，甚至剧目演出及播出亦由电影参演人员亲自担当，实应视为「满映」与「电电」合作之特殊产物。代珂以此发现为根基，在论文中分析两大「国策会社」的出现原因、内容、形式，追溯二者合作背后的政策转变、人员流动等具体脉络，最后更在此认识上梳理了广播、电影和新闻三大媒体在「满洲国」的合作关系及共性特点，相当有开拓性。代珂关注的媒体议题和陈实博士论文《伪满洲国童话研究》关注的口传叙事与特殊文类问题，都是这两、三年新出博士论文中的创新之作。
图书试读
全球非殖民化论与东亚殖民地文学研究展望
金在涌／韩国圆光大学
一、从后殖民主义到全球非殖民化
二十世纪八○年代以后，后殖民主义在国际人文学界盛极一时，肯定其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所遗留的课题。首先是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为对象的东亚殖民地研究尚属薄弱环节。后殖民主义是一套基于欧洲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的理论话语。由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丧失了全部殖民地，后殖民研究在欧洲主要侷限于英法两国，也有学者涉及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实行的新帝国主义，但仅停留于表面，缺乏深入研究。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的问题却未被纳入研究范围。日本是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同时，迅速扩张成为东亚帝国主义国家，之后经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一战时与英、法、美三国一同确立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地位，沖绳、台湾、朝鲜、伪满洲国先后沦为其殖民地。但出乎意料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丝毫未提及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还把日本视为西欧的「他者」。后殖民主义代表人物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Wadie Said）的着作《东方主义》也不例外，开篇即指出东方是欧洲的他者。日本反倒成了西欧东方主义的牺牲品，因为作为东方国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若被纳入东方学的研究范围，这个理论本身就无法自圆其说。
金在涌／韩国圆光大学
一、从后殖民主义到全球非殖民化
二十世纪八○年代以后，后殖民主义在国际人文学界盛极一时，肯定其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所遗留的课题。首先是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为对象的东亚殖民地研究尚属薄弱环节。后殖民主义是一套基于欧洲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的理论话语。由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丧失了全部殖民地，后殖民研究在欧洲主要侷限于英法两国，也有学者涉及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实行的新帝国主义，但仅停留于表面，缺乏深入研究。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的问题却未被纳入研究范围。日本是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同时，迅速扩张成为东亚帝国主义国家，之后经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一战时与英、法、美三国一同确立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地位，沖绳、台湾、朝鲜、伪满洲国先后沦为其殖民地。但出乎意料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丝毫未提及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还把日本视为西欧的「他者」。后殖民主义代表人物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Wadie Said）的着作《东方主义》也不例外，开篇即指出东方是欧洲的他者。日本反倒成了西欧东方主义的牺牲品，因为作为东方国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若被纳入东方学的研究范围，这个理论本身就无法自圆其说。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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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拿到这本书，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个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东亚各国在西方列强的阴影下，各自挣扎着寻求出路。而“文学场”这个词，让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在讲述文学作品本身，更是在描绘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想想看，在殖民统治下，语言、出版、教育都可能受到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们是如何突破藩篱，创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文化交涉”更是引人遐想，这其中包含了多少妥协、抵抗、学习与创造？我很好奇作者会如何展现台湾、朝鲜、满洲这三个地区在殖民语境下的文学互动。它们之间是单纯的被动接受，还是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对话与影响？我猜想书中一定会有对具体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分析，也许还能看到一些不为人知的、跨越国界的文学联系。这本书听起来就是一部关于如何在历史的巨大压力下，依然能保持文化生命力，并从中找到自身独特表达的深刻探讨。
评分一看到《东亚文学场》这个书名，我的兴趣立刻被点燃了。这个题目暗示的不是简单的历史罗列，而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文化空间。“殖民主义与文化交涉”则直接切中了核心，这让我对书中即将展开的叙事充满了期待。我一直对近代东亚区域的历史变迁深感着迷，而文学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要精神产物，必然承载着复杂的社会情绪、权力关系以及身份认同的探索。书中提到的“文学场”概念，让我觉得作者会以一种非常宏观又细致的视角来审视，不仅仅关注文学作品本身，更会深入到创作主体、传播机制、以及读者接受等多个层面。台湾、朝鲜、满洲这三个地域，它们在近代殖民历史中的遭遇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将它们纳入一个统一的“东亚文学场”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文化交涉”来揭示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借鉴甚至对抗的文学联系。这本书听起来将是一次深入的学术探索，带领读者穿越历史的迷雾，去理解文学如何在殖民的夹缝中寻找生存与表达的空间。
评分我个人偏爱那些能提供扎实研究和深刻洞察的学术著作，而《东亚文学场》这个名字，予人一种严谨而全面的预期。它聚焦于殖民主义这一宏大主题，但又将其落脚于“文学场”这样一个更具象、更具分析力的概念。我特别在意的是“文化交涉”这一部分，这不仅意味着殖民者施加的影响，更暗示了被殖民者在其中所扮演的主动或被动角色，他们如何回应、转化、甚至挪用外来文化，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定义自身的文化身份。书中提到的三个地理区域——台湾、朝鲜、满洲，它们各自的殖民经历与文学传统都有显著差异，作者是如何在如此广阔的背景下构建起一个连贯的“东亚文学场”的分析框架，这一点让我十分好奇。是基于文本的细读？还是对作家群体及其社会关系的梳理？亦或是对文学思潮的追踪？我期待书中能够呈现出清晰的研究路径和令人信服的论证过程，帮助我理解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如何成为不同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评分读到“东亚文学场”这个书名，我 immediately 联想到的是在历史书上那些关于殖民统治的章节，但这本书似乎要把我们带入一个更精细的观察维度，那就是文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一直对历史事件如何被不同文化群体所记录、詮释和传递充满好奇，而文学往往是其中最生动、也最富于情感的载体。《东亚文学场》这个概念，给我一种强烈的现场感，仿佛我将能够“亲临”那个时代，看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们如何在一个被殖民的“场域”中进行创作、交流，甚至论战。书名中“台湾、朝鲜、满洲”这几个关键词，立即勾勒出了一个地理上的范围，也暗示了作者会细致地考察这几个地区在相似却又截然不同的殖民经历下，文学发展路径的异同，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微妙联系。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不仅仅是罗列事实，更能触及那些被殖民者在文学中展现出的复杂情感、身份认同的挣扎，以及在文化交涉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张力和创新。
评分这本书的题目就足够吸引我了，"东亚文学场：台湾、朝鲜、满洲的殖民主义与文化交涉"，光是读出来就觉得内容会非常厚重且充满学术性。我一直对殖民历史及其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深感兴趣，尤其是东亚地区，这片土地在近代经历了如此深刻的变动，留下的文化印记更是复杂而迷人。书中提到的“文学场”，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有意思，它暗示着文学不仅仅是作品的集合，更是一个动态的、充满权力关系和社会互动的空间。想象一下，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在不同的文化力量拉扯下，文学是如何被创作、传播、解读，又是如何成为抵抗、融合、或者甚至同化的载体。台湾、朝鲜、满洲这三个地区，各自有着独特的历史轨迹，但又都被卷入了相似的殖民漩涡，它们之间的文学交流和碰撞，一定充满了令人意外的火花。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勾勒出这片“文学场”的边界，又是如何梳理其中错综复杂的人物、作品和思想。这本书无疑会为我打开一扇理解东亚近代文化史的全新视角，我迫不及待地想深入其中，去探寻那些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文学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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