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第八街、格林威治大道与第六大道(也就是美洲大道)的繁忙交叉路口,有一位名叫哈金的书贩,是个街头知识分子。四十二岁的他是个身高五呎七吋的矮壮黑人。冬天时,他会穿着Timberland的鞋子、牛仔裤、带帽运动衫、羽绒背心,并戴顶香蕉共和国的棒球帽。
一九九六年二月的一个星期四,一位三十五岁左右的黑人男性来到哈金的摊位前,询问有没有沃克(Alice Walker)的《河无止尽》(The Same River Twice),内容是关于她把自己的小说《紫色姊妹花》(The Color Purple)制成电影的经验。哈金都卖完了,但说他很快会进货。
「你进书后,让我知道一下。」这个男人说。他从事的工作是送运货物。
「我会告诉你的。」
「因为,你知道的,不只是这样。」男人继续说:「我还有个朋友,很爱读书。」
「男的还是女的?」哈金问。
「女的。她是这样的人:当她手上拿到一本书,过个钟头,就读完了。换句话说——如果是我的话,或许会读个……五章,然后放下书,因为我得做事,然后可能再回来继续读。但换做是她的话,开始读,就会轰地一口气读完整本。然后她把书放回架上,书就好像全新的一样。在像是她生日或这类日子,我会送她书,因为那是她最爱的东西之一。我之前买了平装本的《等待梦醒时分》(Waiting to Exhale)给她,对吧?你听听看:当我带着书给她时,电影已经要上映了,她说:『你太慢了!我读过这本书了啦!』」
哈金笑着说:「我想她说得挺有道理的。」
「我说,『慢到总比没有好吧。』我希望在我看过电影前先读过书。哈金,告诉我:平装本跟精装本内容一样吗?」
「是啊,只是装订方式不同。」
「只是装订不同?那好,你拿到沃克的书后,记得通知我。」
男人于是准备要离开,只是嘴巴还继续讲:
「你懂吧,情况是相较于以往,如今更多女性……黑人作者现身,出来发声。即使沃克也这么说过。这是很有意义的,老兄。」
「是啊,我也会读沃克的那本书。」哈金说:「我今天会读。」
「噢,你今天会读?」男人笑着问。
「我週末刚解决了两本书。我一週至少会读一本书。」哈金说。
「我试着告诉我儿子,」这位送货员说:「如果你一週读完一本书,你很难想像自己会得到多么多的知识。」
哈金不会把看过哪些书的书名挂在嘴边,但他对那些书的内容很熟悉。我曾见识过他博学的深度及广度让学者们吃惊,也看到他对那些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人很有耐心,这些人难以掌握基本概念且对书本了解不深。有时,连续几个小时,一个光顾摊位的客人都没有,他就坐在那里;有时,他的摊位成了社交热点,男男女女在此忘情讨论直到日暮低垂的夜晚。
我在哈金摆摊的街角附近,前前后后生活了两年。几乎每天,只要有空可以步行至该街区附近时,我就会到那里,听听大伙在他摊位上的闲聊。
一开始,哈金卖的是他所谓的「黑人书」(black books),这些书全都由黑人所写或是内容关于黑人。往后几年,他与菲律宾书贩艾利丝成为男女朋友,艾利丝会卖二手平装本的经典书,以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畅销榜上的书,而两人曾把各自的摊位合併在一块儿。如今他们再次各摆各的,摊位紧挨着。艾利丝是唯一每天在第六大道上工作的女性,她也在那里抚养自己的女儿及孙女。艾利丝在照顾生意时,当地居民、工人或访客会来到哈金身旁,天南地北地聊开,从当天的热门话题聊到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
我们认识后不久,我就问哈金,他怎么看待自己的角色。
「我是个公众人物(public character)。」他说。
「是个什么?」我问。
「你读过珍.雅各(Jane Jacobs)的《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吗?」他问,「你可以在里头找到这个词汇。」
我自认为对这本书挺熟悉的,它在一九六一年出版,是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经典研究,内容根据的是作者对自己居住的格林威治村街区的观察。但是,当时我不记得关于公众人物的讨论,我也尚未了解哈金的洞见将提供我一条重要的途径,来理解这个街区的人行道生活。我回到家后,查阅了该书:
人行道生活的社会结构,部分仰赖这些我称之为自诩为公众人物的人。公众人物指的是经常与范围广泛的圈子里的人们频繁接触,同时也有足够兴趣想让自己成为公众人物的人。公众人物毋需拥有特别的技能或智慧来发挥他的功能──虽然他经常具备。他需要的就是现身在那里,而他的相对人也需一定程度现身在那里。他主要的资格就是,他具公共性,即他跟很多不同的人说话。如此一来,对人行道有助益的消息就会传播开来。
珍.雅各是根据当地杂货店家来形塑这个公众人物的概念,她与格林威治村的邻居会把自己的备份钥匙留在店家那里。她可以借由这些人物得知,自己的孩子在街头有些行为脱序;他们如果看到有神色怪异的人在附近徘徊过久,就会打电话报警:「店家及其他做小生意的人,是强烈拥护和平与秩序的典型代表。」珍.雅各解释,「他们讨厌破窗和抢劫这种事。」她认为像自己这种人也吻合公众人物的概念,她会到街区的商店内针对当地的政治议题做陈情,在这过程中便扩散了当地的消息。
尽管对住在一个人们常徒步办事的都市街区的人而言,上述的想法不难理解,但珍.雅各并未明确界定她的概念,她只是说「公众人物指的是……有足够兴趣想让自己成为公众人物的人。」为求釐清,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她那段话的开头,即社会结构「部分仰赖」公众人物。珍.雅各的意思是,人行道的社会脉络因为公众人物的出现,而以特定的方式被形塑:他或她的行动能使街道上的生活变得更安全、更稳定,且更可预测。如她接下来所解释的,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公众人物拥有「盯着街上的眼睛」(eyes upon the street)。
都市理论家追随珍.雅各的分析,进而强调身在如格林威治村的步行区的城市居民,始终很清楚一点:人行道的生活是很关键的,那里必须是陌生人之间可以感受到相互支持的地方,如果他们想在这里共同生活下去的话。不像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地方,人们是开车在办事,在格林威治村,人们都是透过走路来处理大多数或至少很多事。这街区的人行道生活对于居民及访客同样至关重要。珍.雅各强调,人行道上的社会接触必须发生在互动及亲密性上彼此保持限制的相互尊重之脉络下。这样才能产生互动中的舒适,进而促成「在危急关头会有一种几乎是无意识的一般性街头支持的预设」。用珍.雅各着名的词语来说,该村「盯着街上的眼睛」意味着居民与陌生人的安全,因而才制造出实际的安全环境。
格林威治村如今的样貌,看起来跟珍.雅各四十年前撰写那部经典时很不一样。不少建筑物依然屹立,而很多人仍以她描述的那种方式生活在此;但是在街头也发现另一个更边缘的群体:在村内人行道上讨生活的贫穷黑人男性。今日这群人的出现意味着,以往种族隔离制度及严加维安的贫民区,可以把边缘人隔绝在此处范围以外,但如今在此的行人则需要面对他们,处理佊此的社会界线。
本书将提供一个框架,来理解过去四十年来在这里的人行道上发生的改变。透过探问这个富裕街区的人行道生活为何会改变,我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脉络及出发点。情势已然不同,因为贫穷集中在高贫困地区的情况,已制造出难以被最极端的社会控制及排除形式遏制不蔓延的严重社会问题。许多在第六大道生活且/或工作的人都来自上述地区。有一些是第一代的快克(crack)吸食者,有些受战争影响而吸毒,有些人则坐过牢而监狱无法帮助他们准备好获释后的人生。还有些人受到新劳动规定的影响,因拒绝成为「市长之奴」而不愿工作,导致失去津贴。
为了解人行道生活在今时今日如何运作,我一开始先检视在这个中上阶级街区的人行道上工作且/或生活的贫穷(主要是)黑人男性。不像在纽泽西拥有公寓的哈金,如以实玛.沃克这样的杂志小贩是没有家的;当他想透透气而离开该街区时,警察会把他的货品、摆摊用的桌子、衣服、家人的照片都扔到垃圾车里。墨瑞.海耶以及垃圾乔把(从垃圾中找出的)东西摊在地上贩卖,以赚取维生的钱。坐在轮椅上的基斯.强森则在自动提款机出口门旁乞讨。
这些人如何活在某种道德秩序中?他们如何在面对以种族和阶级为基础形成的排除及污名化时,匠心独具地生活着?他们从事这些事的方式如何使劳工阶级及中产阶级感到被冒犯?他们的行为如何与这座城市管理公共空间的机制相互交错?
在第六大道上讨生活的人们,互相依赖以取得社会支持。对这些不依靠宗教组织或社会服务机构的人来说,影响他们生存的团体生活至关重要。对其中有些人而言,非正式经济生活替代了支持过量用药的非法方式。另一些人则借由非正式的自助模式,达成大多数公民透过工作试图达成的目标:支持家庭、社群中的其他人或自己。还有一些人则使这种非正式经济成为一个公共讨论的场域,在其中给予彼此建议、指引、鼓励,借此依循一定的道德价值标准来努力过活。
只是,这些人行道上的故事终究无法成为社会学的浪漫故事,让人歌颂街道上的人们「抵抗」了更大的社会结构。这些关系从看似全然混沌的一切打造出来的社会秩序,虽然效果强大,但仍然无法控制许多令当地居民及行人感到冒犯的举动。我们能如何理解像是露宿人行道、在公共空间便溺、贩卖赃物、以不受欢迎的对话纠缠路人等这类行为?是什么因素使这类行为得以产生及维持?我们如何了解让许多人认定从事这类行为的人是「不得体」的过程?他们的「不得体」的性质及数量,如何使他们与一般的路人不一样?
第一手观察最棒的优点之一,同时也是它最大的缺陷。我们透过小心融入对方的生活,可以确认他们的世界如何运作,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然而,这些细节也可能产生误导:细节可能使我们反倒忽略,人们虽不可见但其行为却深受影响并被维持着的那些力量。经济、文化及政治因素,如何促使这些街区成为这样一块栖身之地——穷人可将各种相互补充的元素编织起来,组织起自身以维持生计的地方?这样的力量最初如何促使这些人来到这个人行道上?
我在人们特别有感于政府紧缩福利、甚具影响力的财团被赞许的场景下,检视人行道所有这些面向。当政府为这类人的生活确实负起责任时,试图将他们从街上移走或形塑他们的行为。这些「社会控制」——例如削减贩卖的空间、把街贩的所有物丢到垃圾车里——是如今已成为当代讨论偏差及犯罪时影响最深远的概念,所造成的预期及非预期结果:「破窗」理论,即认为代表失序的微小征兆,将导致严重的犯罪。这项理论、其预设及导致的正式社会控制,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为了理解人行道生活,我选择了一块大约三个街区大的地区。在这里,我们可以见证许多力量的汇合:有些是全球的(去工业化),有些是美国国内的(种族、阶级及性别的阶层化),有些是在地的(对街卖者限制性或惩罚性的政策)。这里也是能在珍.雅各早期记述的对照下进行研究的街区,它包含了如今已成为代表这城市「生活品质」危机的各种社会问题。我拜访其他纽约街区5及其他美国城市的经验告诉我,在这些地方人潮涌现的步行区域内,同样也存在着围绕不平等及文化差异而生的张力。美国各地的自由派人士投票选出强调「法律与秩序」的温和派市长,其中有些还是共和党人。妨碍治安行为(disorderly conduct)法规已出现不少,而在各地也陆续通过了反乞讨法,包括西雅图、亚特兰大、辛辛那提、达拉斯、华盛顿特区、旧金山、圣塔芭芭拉、长滩、费城、纽黑文、罗里及巴尔的摩。
然而,纽约市与格林威治村在许多面向上来看是独特的。当然,我不能奢望自己能解释许多地方的生活,那些地方还未见到密集步行区中可观的人行道张力;而有许多地方则已见到了这样的张力,但却与格林威治村的很不同。6我也不奢望能显示如下的低收入街区的人行道生活,即密集人行道互动多发生在相同阶级或种族团体内的地区。最后,我必须让读者可以把我的观察与他们自己的观察相互对照,并希望我为了理解这个街区所发展出的概念,将被证明运用到其他地方时仍是有用的。
一九九二年,我来到哈金的摊位前浏览,并成为他的顾客,然后进入了这个社会世界。透过与他的关系,我认识了这个地方的其他人。他把我引介给靠拾荒及在街上卖东西的无家者或前无家者,还有与他竞争人行道空间及顾客群的其他街贩。这些关系后来让我认识了行乞者,其中有些偶尔也会拾荒并贩卖。
当我身在这个网络中,各种接触及介绍发生在各式各样的场域。结果,我成为一名助手——街贩离开时帮他们看管货品、他们不在时买下别人带来的货、在垃圾堆与资源回收桶间展开拾荒作业时提供协助,以及「喝杯咖啡去」。然后,我在一九九六年夏季成为全职的杂志贩售者及拾荒者,在一九九七年夏季及部分秋季则是每週三天做这样的工作。到了一九九八年夏季,我每天都会到这些街区看看,每次通常待几个小时。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当时研究已近尾声,我做了两週的全职贩卖者。
虽然就种族、阶级及社会地位而言,我与笔下这些男人的差异很大,但最终他们把我当成这些街区里的一员,偶尔以我的职业称唿我为「学者」、「教授」。我被称为米契。这个称唿似乎有着一些不同的意涵,包括:一位天真的白人男性,可利用他来「借贷」一些零钱或小额钞票;将靠着在街上工作者的故事赚进很多钱的犹太人;试着「把实际状况的真相讲出来」的白人作家。更多相关细节将在本书往后篇幅中陈述。
我持续以贩售者的身分出现,给了我许多机会可观察在人行道上工作或/并生活的人,包括他们如何与行人互动。这使我可以根据亲身见证的事件——而不是透过访谈——做出许多结论,以说明人行道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在参与及观察时,通常只会问问题。
有时,当我想了解在地的政治系统如何形塑这些街区时,我会访谈商业促进特区的工作人员、政治人物、有影响力的律师。我也会对警员、路人、当地居民等提问。我还明白地征求一些在人行道工作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这类的访谈做了二十几个,或在街角、咖啡店,或在地铁月台上进行,时间介于二到六个小时之间。每次访谈结束,我会支付对方五十美元做为报酬,以弥补他们原本可用在贩卖或乞讨的时间。在撰写本书时,我一直试图清楚交待每句引言的研究脉络。
在我观察了这个街区四年之后,欧维.卡特(Ovie Carter)同意为我将撰写的这些内容拍摄照片;他是位黑人摄影师,已拍摄内城长达三十年。他一年到头持续拜访这些街区,与书中人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欧维的照片帮助我以从未注意过的方式重新看待事物,因此我的作品也受到他的影响。
过了三年,我相信自己已对这些街区发生的典型对话及事件有了根本的掌握。研究接下来的两年,我的田野方法便有了演进,转而密集使用录音机。我在街区的日子中,录音机是一直开着的,通常放在我摊位桌子下方的小塑胶箱内。在人行道上工作且/或生活的人们逐渐习惯这台机器,经过了几个礼拜后,他们开始能以我认为如同我以往听到的那种方式谈话。因为这台机器是放在公共的街道上录音,我希望如果它录到了某些未被有效告知有录音机在录音的人所说的话,我不会侵犯了任何人对隐私的期待。我几乎已向所有被录音但未被告知的人,取得引用的许可。本书用到名字时,都是真名,我这么做也是取得了对方的同意。在极少数上述做法并不适用的情况下(例如警察在未知情的情况下,说话被我的麦克风录下),我就不提及姓名或标示为假名。
第六大道上人们的声音必须被听见,这意念是我深信的。因此,我希望向读者确保这件事,即在引号之内的引言是真正被说出的话的可靠记录。(这些引言已稍做编辑,以使之更为简洁。)当我最多能仰赖的是自己的记忆及笔记时,我便不使用引号。我如今认为,当学者书写的对象佔据的种族与阶级位置与自己大不相同时,这么做或许特别是必要的,因为体现在那些位置特有之语言的内在意义与逻辑,在这些语言未被准确再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误解或错误地再现。再者,创造拼组起来的人物、结合有时是发生在不同月分或年分的事件及引言的做法,如今日益普遍,但在本书中绝不使用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一位人物是拼组而成的,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是重新编排过的。
街上有些人自愿「管理」录音工作,当我不在现场或离开城镇时,把录音机放在他们的口袋或放在他们的摊位上持续录音。这样的举动突显了书中的人物想要询问他们的问题、让他们的议题被处理或认识,并使我听见自己无法在现场时仍在发生的种种事情。有时,他们用这台机器来访问彼此,然后把录音带拿给我。(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若使用的是这样来源的资料,我将标明。)由于哈金熟知(他启发我重读的)珍.雅各的作品与人行道生活,因此我邀请他为本书写了篇回应。他从街卖者的日常工作中找出时间来,写了一篇后记。
这些街卖者、拾荒者、行乞者还以另一种方式与我共同合作。我邀请他们之中一些人到我在圣塔芭芭拉及威斯康辛的课堂上教授学生。而且,当这本书完成后,我也邀请他们所有人一同评断我对当地景况提出来的「理论」,而我也一再指出,虽然我会尊重他们的诠释,但并不一定依循着他们的意见。整本书都是由我选择了要呈现出来的材料,我对与这些材料并陈的诠释负起文责。对于二十一位在这些街区以显着方式出场的人,我承诺必然将本书版税及可能产生其他形式的收入,以预付和一定比例的方式回馈他们。
我与所有的观察者一样,都有自己的主观性。我知道小心翼翼地遵循着研究方法的规则,不必然就能导致客观的真实。我相信,最重要的是我试图帮助读者看到,这真实是透过什么样的透镜所折射出来的。为达此目的,我写了一份关于研究方法的说明,而本书从头到尾,我都努力解释我选择资料的步骤,以及我得出的推论里自身的偏误与不确定的部分。
田野工作本就预设着信任的必要,但一直以来对于什么代表着「完全」信任这个问题,仍莫衷一是,也因此我们从来无法明确得知自己究竟是不是得到了这样的信任。在我的情况中,我想某种程度的信任是存在的,所以这些人愿意提供管道,让我能接触到最私密的讯息、情境及活动。他们有时也揭露了一些如果其他人知道将导致暴力报复的非法活动或行动。
然而,如同我将解释的,有些时刻会发现,我以为自己已取得的信任不过就是幻觉而已:虽然有表面的信任,但根深柢固的怀疑仍挥之不去。在一些例子里,这样的情况将持续如此。当然,想要超越这种因复杂历史产生的不信任,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善意而已。虽然参与观察者经常会提到他们发展出的密切交往关系,以及他们如何被自己书写的人们看待,但最终,对于这样的事情最好还是抱持谦卑的态度,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事实究竟是如何。
米契尔.杜尼尔
一九九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