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当代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为何？
何以近年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却是政治上的更严厉控制？
从政治、经济、舆论的多重角度，一解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本书汇集作者二十多年来针对政权合法性基础与国家社会关系形态的研究成果，界定并论证了建立统治合法性基础的三维「理想类型集」：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以及程序合法性。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将会激发不同的社会理性，从而塑造出不同的大众政治认知模式和行为特征。
以此理论为基础，本书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各个面向，包括：为什么由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会终结于武斗和派系政治？为什么民族主义运动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很难发展？为什么「八九」学运会以血腥镇压告终？为什么绩效合法性在中国的传统和现代政治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为什么经济绩效良好的中国，在政治上仍然具有比较大的不稳定性？为什么中国的传统媒体和社群媒体（social media）有很大的反体制倾向，而官方媒体却很难建构中国的政治舆论？民主体制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命力和局限为何？
经由本书从政权合法性出发，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舆论形态所做的全面论述，盼能充分展示政权合法性理论与相关的社会学原理在经验研究上的广泛适用性，从而使读者在了解当代中国国家性质与国家社会关系现状的同时，也能具体掌握当前的世界局势。
何以近年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却是政治上的更严厉控制？
从政治、经济、舆论的多重角度，一解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本书汇集作者二十多年来针对政权合法性基础与国家社会关系形态的研究成果，界定并论证了建立统治合法性基础的三维「理想类型集」：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以及程序合法性。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将会激发不同的社会理性，从而塑造出不同的大众政治认知模式和行为特征。
以此理论为基础，本书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各个面向，包括：为什么由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会终结于武斗和派系政治？为什么民族主义运动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很难发展？为什么「八九」学运会以血腥镇压告终？为什么绩效合法性在中国的传统和现代政治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为什么经济绩效良好的中国，在政治上仍然具有比较大的不稳定性？为什么中国的传统媒体和社群媒体（social media）有很大的反体制倾向，而官方媒体却很难建构中国的政治舆论？民主体制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命力和局限为何？
经由本书从政权合法性出发，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舆论形态所做的全面论述，盼能充分展示政权合法性理论与相关的社会学原理在经验研究上的广泛适用性，从而使读者在了解当代中国国家性质与国家社会关系现状的同时，也能具体掌握当前的世界局势。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赵鼎新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后，转而攻读社会学，并于1995年获同校社会学博士。1996年起，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目前为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讲座教授，以及浙江大学「千人计划」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中文专着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更新与中国经验》、《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民主的限制》以及《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等。英文专着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获美国社会学协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书籍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书籍奖；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获美国社会学协会2016年度政治社会学研究最佳书籍奖。
赵鼎新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后，转而攻读社会学，并于1995年获同校社会学博士。1996年起，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目前为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讲座教授，以及浙江大学「千人计划」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中文专着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更新与中国经验》、《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民主的限制》以及《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等。英文专着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获美国社会学协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书籍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书籍奖；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获美国社会学协会2016年度政治社会学研究最佳书籍奖。
图书目录
前言
第壹部分 理论探索
第一章 政权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
第二章 「天命观」及绩效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第三章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第贰部分 合法性和经济发展
第四章 防御性政体和经济发展
第五章 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发展
第六章 路径不依赖、政策不相干：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第参部分 合法性和社会运动
第七章 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
第八章 国家合法性与八九学运的发展
第九章 民族主义与威权国家：中国驻南大使馆被轰炸后北京学生的抗议
第十章 当今中国是否有发生革命的危险？
第肆部分 合法性和媒体以及公众舆论
第十一章 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
第十二章 社交网络和伦敦骚乱
第十三章 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第壹部分 理论探索
第一章 政权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
第二章 「天命观」及绩效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第三章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第贰部分 合法性和经济发展
第四章 防御性政体和经济发展
第五章 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发展
第六章 路径不依赖、政策不相干：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第参部分 合法性和社会运动
第七章 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
第八章 国家合法性与八九学运的发展
第九章 民族主义与威权国家：中国驻南大使馆被轰炸后北京学生的抗议
第十章 当今中国是否有发生革命的危险？
第肆部分 合法性和媒体以及公众舆论
第十一章 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
第十二章 社交网络和伦敦骚乱
第十三章 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图书序言
第十一章 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摘录）
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对社会运动—特别是与之意识形态相左的社会运动—往往会不予报导。当不得不报导这些社会运动时，西方媒体则倾向于琐碎化与妖魔化这些社会运动。因此，在对现有体制的挑战性程度而言，西方的主流媒体具有相当的保守性（Gitlin 1980; Molotch 1979）。而在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却与西方模式大相迳庭。中国媒体通常在社会运动发展的初期，就会努力试图冲破种种阻碍，对社会运动以及各种集体性抗争事件（以下简称「社会运动」）做出支持与正面报导，媒体甚至会积极介入社会运动，并以社会运动相近的形式集中报导一些社会问题，以对现状做出冲击。从一定程度上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媒体的发展本身就是一场社会运动。笔者认为，这种媒体与社会运动关系的差异，与一个社会中是否有着能被国家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认同的霸权性文化（或者说核心价值观）有着紧密的关系。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在西方世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性地位，为西方媒体的保守性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在中国，共产主义价值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失去其霸权性地位，而其他价值观念又不能取而代之。由此产生的霸权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国记者与西方的同行相比，对揭露社会黑暗问题有着更大的热情，更愿意从体制与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矛盾的根源，并且更为激情地为他们所向往的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的实现做出努力。
本章首先简要阐述，为什么霸权文化的存在与否是导致西方媒体保守性和中国媒体激进性的关键，然后转为分析在缺失霸权文化的情况下，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形成及其发展。我们首先描述中国媒体在八九学运期间与政府的直接冲突，随后分析90年代以来商业化新闻的产生、改革的发展及中国政府对媒体控制手段的提高，如何改变了媒体生态和变更了新闻行为的逻辑。最后，本章通过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反厦门修建化工厂运动、反怒江建坝运动和新闻揭黑运动中新闻媒体的表现，来阐述在国家与媒体的新型关系下，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不变关系。
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对社会运动—特别是与之意识形态相左的社会运动—往往会不予报导。当不得不报导这些社会运动时，西方媒体则倾向于琐碎化与妖魔化这些社会运动。因此，在对现有体制的挑战性程度而言，西方的主流媒体具有相当的保守性（Gitlin 1980; Molotch 1979）。而在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却与西方模式大相迳庭。中国媒体通常在社会运动发展的初期，就会努力试图冲破种种阻碍，对社会运动以及各种集体性抗争事件（以下简称「社会运动」）做出支持与正面报导，媒体甚至会积极介入社会运动，并以社会运动相近的形式集中报导一些社会问题，以对现状做出冲击。从一定程度上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媒体的发展本身就是一场社会运动。笔者认为，这种媒体与社会运动关系的差异，与一个社会中是否有着能被国家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认同的霸权性文化（或者说核心价值观）有着紧密的关系。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在西方世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性地位，为西方媒体的保守性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在中国，共产主义价值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失去其霸权性地位，而其他价值观念又不能取而代之。由此产生的霸权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国记者与西方的同行相比，对揭露社会黑暗问题有着更大的热情，更愿意从体制与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矛盾的根源，并且更为激情地为他们所向往的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的实现做出努力。
本章首先简要阐述，为什么霸权文化的存在与否是导致西方媒体保守性和中国媒体激进性的关键，然后转为分析在缺失霸权文化的情况下，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形成及其发展。我们首先描述中国媒体在八九学运期间与政府的直接冲突，随后分析90年代以来商业化新闻的产生、改革的发展及中国政府对媒体控制手段的提高，如何改变了媒体生态和变更了新闻行为的逻辑。最后，本章通过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反厦门修建化工厂运动、反怒江建坝运动和新闻揭黑运动中新闻媒体的表现，来阐述在国家与媒体的新型关系下，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不变关系。
图书试读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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