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何以近年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却是政治上的更严厉控制？
从政治、经济、舆论的多重角度，一解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本书汇集作者二十多年来针对政权合法性基础与国家社会关系形态的研究成果，界定并论证了建立统治合法性基础的三维「理想类型集」：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以及程序合法性。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将会激发不同的社会理性，从而塑造出不同的大众政治认知模式和行为特征。
以此理论为基础，本书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各个面向，包括：为什么由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会终结于武斗和派系政治？为什么民族主义运动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很难发展？为什么「八九」学运会以血腥镇压告终？为什么绩效合法性在中国的传统和现代政治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为什么经济绩效良好的中国，在政治上仍然具有比较大的不稳定性？为什么中国的传统媒体和社群媒体（social media）有很大的反体制倾向，而官方媒体却很难建构中国的政治舆论？民主体制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命力和局限为何？
经由本书从政权合法性出发，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舆论形态所做的全面论述，盼能充分展示政权合法性理论与相关的社会学原理在经验研究上的广泛适用性，从而使读者在了解当代中国国家性质与国家社会关系现状的同时，也能具体掌握当前的世界局势。
著者信息
赵鼎新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后，转而攻读社会学，并于1995年获同校社会学博士。1996年起，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目前为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讲座教授，以及浙江大学「千人计划」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中文专着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更新与中国经验》、《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民主的限制》以及《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等。英文专着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获美国社会学协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书籍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书籍奖；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获美国社会学协会2016年度政治社会学研究最佳书籍奖。
图书目录
第壹部分 理论探索
第一章 政权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
第二章 「天命观」及绩效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第三章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第贰部分 合法性和经济发展
第四章 防御性政体和经济发展
第五章 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发展
第六章 路径不依赖、政策不相干：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第参部分 合法性和社会运动
第七章 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
第八章 国家合法性与八九学运的发展
第九章 民族主义与威权国家：中国驻南大使馆被轰炸后北京学生的抗议
第十章 当今中国是否有发生革命的危险？
第肆部分 合法性和媒体以及公众舆论
第十一章 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
第十二章 社交网络和伦敦骚乱
第十三章 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图书序言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笔者对合法性问题，特别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对该国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形态的型塑有很大的关注。可以说，政权合法性问题是一个笔者长期研究的政治社会学议题。本书收集的是二十多年来笔者分析政权合法性基础与国家社会关系形态之间联系的文章。除了第七章外，这些文章主要分析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文章中所揭示的一些与政权合法性相关的社会学原理，应该对任何国家都会适用。本书包括四个部分。在此笔者将扼要介绍各章节的成因和内容，希望能让读者了解本书的全貌。
第壹部分的三个章节（第一至第三章）侧重于理论探索。第一章在2016年写成。它是对政权合法性基础和国家社会关系两者之间的联系所进行的理论探讨，也是笔者对自己多年来在政权合法性方面思考的一个总结。它能帮助读者理解本书其他章节中的观点和分析，相当于导言。这一章的一个焦点是笔者对理想类型和「理想类型集」（ideal-type set）的建构。笔者认为，社会科学中理想类型的建构就好比是自然科学中对于控制实验环境的建构。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学控制实验的目的在于通过实证来归纳出在控制条件下所能成立的自然法则；社会科学建立理想类型的目的则在于通过演绎来寻找出各种在理想条件下所能成立的社会机制。笔者的方法受到了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解析几何的启发。笛卡尔后的许多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约翰．德．威特（John de Witt）、孔德（Auguste Comte）都想借用解析几何方法来分析社会现象，但是都走入了死胡同。笔者的策略是把一个理想类型集视为一个n维欧几里德空间（n-dimensional Euclidean space）（比如，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构成了一个三维欧几里德空间），然后通过演绎对每个维度所隐含的社会学机制做出解析，或者说通过演绎来确定每个维度座标的特殊性质。这时，如果我们能够找出一定时空下某一国家合法性的一个特殊耦合（即三维空间中的一个特殊位点），我们就能知道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和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会在这一国家占据着主导地位。
第二章写成于2007年。它回溯了中国历史，分析了「天命观」作为古代中国国家合法性的形成和发展。「天命」这一概念不仅型塑了中国历史，由天命观衍生的绩效合法性对于古代和当代中国政治都有重要意义。
第三章的形成过程比较复杂。它的初稿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是笔者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为博士资格专业考试写的一篇文章。为了搞清楚「第三次民主浪潮」和中国民主化的前景，笔者当时读了很多有关民主理论和民主化的专着，但是却得出了如下判断：在相当一部分威权国家中，民众没有同一的国家认同，政治由军人、部落和其他地方强人主导，社会上不存在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所谓的「第三次民主浪潮」并不是这些国家的内生政治发展，而是前苏联垮台后美国独霸世界的结果。这一判断还导出了两个相应的、悲观的，但是现在都已经成了事实的判断：其一，大量的「第三次民主浪潮」中产生的「民主国家」会在民主化后发展成各种只有民主形式而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的政治怪胎。其二，国际政治中各种力量平衡的重要性。二战后苏联到处「输出革命」，给世界带来很多麻烦并加速了自己的垮台。苏联垮台后美国重蹈了前苏联的覆辙，到处「输出民主」，给世界带来很多麻烦并造成自己力量的衰落和民主思潮在全世界的衰退。西方民主国家的国际政策也同样需要其他力量的制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在现代社会中自有它的生命力，这也不是任何人能忽视的。第三章论证的就是后面这个问题。
读者可能会看到第一章和第三章在概念上有些细微的差别。在讨论国家合法性时，笔者在第一章中用的是程序合法性，而在第三章用的则是竞争性选举程序合法性。在当代社会，程序政治有着向以竞争性选举为基础的程序政治这一方向发展的趋势。但是从理论上来说，程序政治的关键在于某种被广为认可的国家领导人产生程序（在古代需要被精英集团认可，而在现代则需要被大众认可），而不在于具体採用哪种程序。这一差别体现了笔者思维走向精确的过程。
第贰部分的三篇文章（第四至第六章）探讨了国家合法性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文章写就于三个不同阶段，也出于不同的目的。第四章写于中国经济腾飞之前，可以说有一定的前瞻性。第五章写于中国经济发展数度达到高峰之际，可以说是在第四章的理论指导下，对于中国经济成功原因的一个总结。第六章写于中国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但是中国人的信心却日益增长的2016年，笔者试图以此文忠告中国在当前的形势下需要保持清醒。这三篇文章的背后都有着同一个理论视角：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古代中国发达的国家建构传统给了中国政府很强的能力和自主性，并且在绩效成了中国政权最主要的合法性基础之改革开放年代，中国政府又不得不在强大的绩效压力下，不遗余力地运用手中的自主性权力来推动经济发展。
第四章发表于1994年。是笔者改行社会学之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有「处女作」的意味，但是此文呈现了笔者对于非企及历史后果的关注和辩证思维特长。此外，文章中提出的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有限自主性（bounded autonomy）和防御性政权（defensive regime）等等概念，也奠定了笔者在合法性和经济发展方面论述的基础。此文的原稿完成于1991年底至1992年初。当时不合时宜的左派话语充斥着中国大陆的报刊，整个社会尚处在八九学运被镇压后的沉闷气氛中，而国际上大多数评论家都不看好中国，认为中国80年代的改革已被断送，有的甚至认为中共在若干年内必然倒台。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心，笔者在1991年圣诞节前后看了不少有关书籍，并从理论上得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必然会继续这一结论，于是有了此文的初稿。初稿是为麦吉尔大学博士资格专业考试而准备的，但是刚写完不久就出现了邓小平南巡和一波新的经济改革浪潮。既为中国的前途高兴，也是为自己「预测」的准确而兴奋，笔者在原稿基础上做了大规模修改，于是就有了此文。
第五章完成于2010年、发表于2012年。从80年代末到2010年短短的二十来年，美国到处输出民主和打仗，犯了几乎和强盛时期的前苏联一样的错误。目前，恐怖主义和战争难民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世界主导意识形态大规模地朝着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威权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方向发展。但是同时期中国经济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众生活品质大幅提高，沿海地区民众的富有程度甚至超过了已开发国家。这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0年代他们把自己的文化和制度看得一文不值，但是现在有不少人开始信心满满地总结了中国经济成功的各种制度优势。于是，「中性政府」、「政治晋升锦标赛」、「中国式联邦制」、「县域之间的竞争」、「非正规经济实践」等等概念蜂涌而出。笔者并不认为这些对于中国经济成功原因的总结没有道理。比如，中性政府这一概念说的是中国经济成功是因为国家有着超越利益集团利益的自主性。谁能说国家自主性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不重要？还比如，政治晋升锦标赛、中国式联邦制、县域之间的竞争等概念，说的都是中国地方政府在各种压力下释放出来的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这一点又有谁能否定？但是，中国国家的自主性权力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中国的国家不再像毛泽东时代一样大规模地滥用所掌握的自主性权力？中国地方政府所面对的压力从根本上说又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中央政府要给地方政府那么大的压力？可以说，学者们之所以得出这类结论是因为他们在观察中国经济发展时看得太近了，以至于见树不见林，忽略了笔者在90年代初写本书第四章时就强调的中国经济成功背后一些更为宏观和深层的原因。问题是，一旦忽略这些原因，我们就有可能在庆祝中国经济成功时，一不小心也庆祝了国家权力。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试图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理论与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也是笔者所担心的。如果说笔者在90年代初写第四章时主要怕的是自由主义思潮肆虐中国，在写当下这篇文章时担心的则是国家主义思潮把中国又一次引入歧途。中国和世界在这二十年不到的时间中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不得不令人感叹。
笔者写第六章的时候已经是2015年。此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显着放慢，但是左倾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却有明显回升。反腐败搞得轰轰烈烈，并且有很高的民意基础，但是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却因此受到重大打击，给中国经济的恢复增加了不小难度，而由经济放缓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却在某些群体中开始增长。但是在同时期，世界局势却朝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恐怖主义加剧，欧洲难民问题日趋严重，原教旨主义宗教在全世界的影响大大增强。在美国，传统的中产阶级看不到希望，保守主义复兴，川普（Donald Trump）已然上台。我们开始品尝由美国推动的「第三次民主浪潮」所带来的恶果。笔者想强调，中国在90年代没有盲目跟着世界走「民主化」道路，所以现在也并不需要盲目跟着世界走向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显着放慢，但是它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引擎，并且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准提高之快有目共睹。鉴于当前国内外局势，笔者通过这篇文章再次提出忠告：中国有着悠久的国家建构和同质性文化建构的历程，经济成功发展因此并不是奇蹟。只是，清朝强大的「自主性」使得统治精英能长期坚持保守意识形态，结果是延误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导致甲午战败和革命；毛泽东中国强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国在极左道路上越走越远，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灾难。本章想传递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原理：一个政党更容易被与该政党原有意识形态倾向一致的政治正确话语所绑架。因此，右派政党要防右，自由主义政党要防范自由主义，宗教政党要防范原教旨主义，有很强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要防范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以左倾意识形态立党，因此必须要牢记邓小平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政治智慧。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而中国过去的失败则是由于封闭、保守和意识形态主导国家决策。
第参部分的四篇章节（第七至第十章）分析了政权合法性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发展形态的影响。虽然都是从合法性这一视角出发，这四篇文章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合法性视角在社会运动动态分析中广泛的可能性。
第七章背后的社会学原理是克里斯玛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和科层的例行化倾向之间的难以克服的紧张：毛泽东作为一个克里斯玛领袖几乎可以说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此，当毛泽东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整个科层官僚系统都难以阻挡。但是，毛泽东需要科层提供一些最为基本的公共物，他也无法阻止造反民众和各级科层干部在文革中把他转化为合法性符号并对其进行挪用，更无法阻挡克里斯玛权威因为其内在的不稳定性而註定要被日常的例行制度取代这一规律。文革在这些紧张中发展的日益不可驾驭，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让最保守的军事科层来收拾残局，并下令解散所有在文革中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毛泽东就是因为不懂得这社会学的基本原理而遭到惨败。本章虽然分析的是历史，但是它所揭示的原理却有普适性：为了建立权威，威权体制的首脑永远会有兴趣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克里斯玛权威。但是，不成功的打造会使该首脑变成一个历史小丑（第一章），而成功的打造也阻挡不了该首脑所领导的科层所带来的例行化趋势。
第八章分析的是当国家领导和普通民众对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认知有冲突性差异时，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仍然对共产主义信念有着很深的感情，但是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已经不再相信共产主义，并且越来越把政府绩效看作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在八九学运中，如果国家用意识形态语言和法律手段来对付学运时，这种做法不但没有效果，还在社会上引起普遍反感，但是当学生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国家的绩效表现进行抨击时，中共高层又会把学生的做法理解为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法律层面的挑战，因此也十分反感。这种源于对国家政权合法性认知差异的相互反感，使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在学运期间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并最终把运动推向悲剧性的结局。本章源出于笔者所着的《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的第七章。因为该章节的视角不但与本书十分契合，而且它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本书其他章节所没有的分析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视角，一个把宏观的社会结构（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和微观的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形式加以联系的方法，笔者因此修改后把它编入了本书。
1999年，笔者就北京高校学生在美国导弹击中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的反美示威游行进行了研究。第九章是笔者针对这一议题所发表的多篇文章中的一篇。在外界，这场示威活动通常被视为中国政府所支持的行动，并且是中国学生反美民族主义情绪发展的一个体现。笔者的研究揭示在反美示威游行期间，许多北京学生事实上对国家的介入非常反感，回避参加他们认为是国家控制的示威游行，国家控制抗议活动的行动还导致学生与政府间激烈的冲突。笔者强调，民族主义的基础之一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因此，当一个国家政权拥有程序合法性和（或者）意识形态合法性时，该国家的政府就能放任甚至操纵民众去组织和参与各种民族主义活动，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主要是建立在绩效之上时，该国家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不对民众的民族主义政治活动进行控制，那么获得此权力的民众就有可能把这一权力「自由」挪用，甚至对获取其他方面的政治权利提出诉求。但是，如果国家试图对民众的民族主义活动进行操控，其后果是不但民众会反感，而且该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得不到发展。因此，只要国际环境没有剧烈变化，极端的反美民族主义很难在中国蓬勃发展，中国政府也不可能倚靠民族主义维系自身统治，因为当前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没有意识形态支撑的威权主义。
进入2011年后，「革命」和「告别革命」在中国成了热门话题。2012年，《二十一世纪》杂志主编顾昕邀请笔者写了〈当今中国是否有发生革命的危险？〉一文，即本书的第十章。文章发表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革命」议题一下子在舆论界被炒得很热。笔者的文章发表后，大陆网站和网友们纷纷广泛转发，「共识网」中文章的点击量就超过了二十六万次，连远在美国的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听到了北京方面对文章的讨论后也叫他的祕书打电话向笔者索求文章的英文稿。第十章没有从个人好恶出发来论证或者否定任何一个政治模式（包括民主政治）的合理性，而是从学理上分析了政权合法性的三个维度（意识形态、程序和绩效）的各自特征，以及一个缺乏意识形态支持的，主要依靠绩效来维持统治的威权政权在执政时所面临的困境，这可能是第十章与当时其他参与「革命」讨论的类似文章最大的不同。可以说，是第十章的分析奠定了本书的理论基础（即第一章）。所不同的是，第一章提出的是一个更一般意义上的合法性理论，而第十章分析的则是一个具体的议题。
第肆部分的三篇文章（第十一至第十三章）讨论的是一个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对该国家媒体和舆论的影响。进入21世纪，自媒体成了公众舆论表达的一个重要舞台，因此笔者的讨论也包括了自媒体。与西方主流媒体在报导西方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时体现出的保守性不同，中国主流媒体不但倾向于对社会运动和各种集体性抗争事件做正面报导，而且积极介入大量的社会运动和抗争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革过程中中国媒体的发展本身就是一场社会运动。本书的第十一章强调，中国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和与政府的紧张关系，都源于国家政权没有能够建立在一个能被广为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之上。这也就是说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式微后，中国国家政权在意识形态合法性上出现了很大的亏缺。因此，尽管中国新闻仍不具有独立性，而且在商业化背景下寻求与政府进行合作甚至大范围地妥协，但是，中国新闻从业人员在价值观上与体制的格格不入，使得他们中总有不少人对揭露社会黑暗问题（以下简称「揭黑」）怀有热情，而且比他们的西方同行，更倾向于从体制与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矛盾发生根源，并且会在可能条件下积极推动他们所向往的社会价值和制度改革。在80年代，中国媒体的这些倾向经常导致新闻界与政府的直接冲突。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媒体有很大的商业化倾向并且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手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以上所描述的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与政府的紧张关系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本部分的十二和十三两章都是为报刊撰写的文章。第十二章是应《上海书评》之邀所写的一篇关于伦敦骚乱的文章，主要是从政权合法性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英国政府能在应对骚乱时表现得十分强硬，为什么英国主流媒体关于骚乱的报导与英国政府对骚乱的处理有紧密配合，以及为什么英国的推特（Twitter）在一开始对骚乱有推波助澜作用，但迅速就转向主动与政府合作。第十三章源于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报告，后发表于《东方早报》。文章比较了中国的微博和西方的推特，指出与推特相比，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而另一方面却更容易在各种势力的操纵下迅速形成虚假舆论。加上中国国家政权缺乏意识形态合法性，反权威、民粹和缺乏常识于是就成了中国大陆微博舆论的特色。在今天的中国，微博已经几乎被微信取代，而微博和微信具有非常不同的性质。但是，笔者相信，只要中国不能确立一个能被广为接受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那么这两章中分析的有关国家、媒体和公共舆论的互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效。这两章的目标读者对象不是学者，因此在证据和论证方面没有按照社会科学的规范提供清楚的出处。为了保持文章的原貌，笔者在修改文章时没有在这方面做出改动。
本书若干章节的原稿在内容上有些重叠，在编辑本书时，笔者做了很多裁减和整合。但是，为了保持各个章节本身的完整性，笔者对某些重叠部分仍然做了保留。本书有多处提及网路版的文章或是网路出处连结。这些连结由于时隔已久，多已失效，并且也很难确认当初的查询时间。笔者特此交代。
图书试读
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对社会运动—特别是与之意识形态相左的社会运动—往往会不予报导。当不得不报导这些社会运动时，西方媒体则倾向于琐碎化与妖魔化这些社会运动。因此，在对现有体制的挑战性程度而言，西方的主流媒体具有相当的保守性（Gitlin 1980; Molotch 1979）。而在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却与西方模式大相迳庭。中国媒体通常在社会运动发展的初期，就会努力试图冲破种种阻碍，对社会运动以及各种集体性抗争事件（以下简称「社会运动」）做出支持与正面报导，媒体甚至会积极介入社会运动，并以社会运动相近的形式集中报导一些社会问题，以对现状做出冲击。从一定程度上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媒体的发展本身就是一场社会运动。笔者认为，这种媒体与社会运动关系的差异，与一个社会中是否有着能被国家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认同的霸权性文化（或者说核心价值观）有着紧密的关系。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在西方世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性地位，为西方媒体的保守性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在中国，共产主义价值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失去其霸权性地位，而其他价值观念又不能取而代之。由此产生的霸权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国记者与西方的同行相比，对揭露社会黑暗问题有着更大的热情，更愿意从体制与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矛盾的根源，并且更为激情地为他们所向往的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的实现做出努力。
本章首先简要阐述，为什么霸权文化的存在与否是导致西方媒体保守性和中国媒体激进性的关键，然后转为分析在缺失霸权文化的情况下，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形成及其发展。我们首先描述中国媒体在八九学运期间与政府的直接冲突，随后分析90年代以来商业化新闻的产生、改革的发展及中国政府对媒体控制手段的提高，如何改变了媒体生态和变更了新闻行为的逻辑。最后，本章通过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反厦门修建化工厂运动、反怒江建坝运动和新闻揭黑运动中新闻媒体的表现，来阐述在国家与媒体的新型关系下，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不变关系。
用户评价
这是一本让我感到“醍醐灌顶”的书——《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装版）（二版）》。我一直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充满了好奇，尤其想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如何建立起联系，又如何维持这种联系的。这本书简直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作者以其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将“合法性”这个原本听起来有些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最欣赏的是作者对“回应性合法性”的强调。他认为，国家要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就必须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和关切，并且要让民众感受到这种回应是有效的。这让我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时，所表现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书中对“绩效合法性”的分析也十分到位，经济发展无疑是当前中国社会最核心的驱动力之一，而作者则深入剖析了国家如何利用经济成就来巩固其合法性。总而言之，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和深刻的视角，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运作和发展轨迹。它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是一部关于中国社会如何发展的深刻反思。
评分这本书《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装版）（二版）》简直就是我近期阅读的最大收获。它以一种极其引人入胜的方式，剖析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那如同精密钟表般运转的复杂关系。我一直对中国的政治运作模式感到好奇，但总觉得隔着一层迷雾。而这本书，就像一把锋利的钥匙，为我拨开了重重迷雾，让我得以窥见其核心的运行逻辑。作者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来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从宏观的意识形态构建，到微观的政策执行和社会管理，无一不展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我特别欣赏书中关于“嵌入式治理”的讨论，它揭示了国家并非高高在上，而是深入到社会肌理之中，与各种社会组织和群体形成紧密的互动。这种“既控制又合作”的模式，让我看到了中国政治的独特性。同时，书中也毫不避讳地探讨了国家在面对社会挑战时所面临的压力和困境，以及它如何通过不断调整策略来维持其合法性。这使得全书充满了现实意义，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政治发展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不再是对中国社会一知半解，而是能够从一个更加宏观、更加深入的视角去理解其发展脉络。
评分这本书《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装版）（二版）》简直就是一部社会科学的“武林秘籍”，它以一种近乎艺术的手法，将中国当代国家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描绘得淋漓尽致。我之前一直觉得，研究中国政治就好像在解一道世界难题，总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变量让我捉摸不透。但这本书的出现，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我迷茫的道路。作者的论述非常有条理，从宏观的理论框架到微观的案例分析，每一个环节都扣人心弦。我尤其被书中对于“绩效合法性”的探讨所吸引。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无疑是驱动社会进步和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本书恰恰深刻地分析了国家如何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赢得和维持民众的信任。但同时，作者并没有忽视其他维度的合法性来源，例如文化认同、国家权威的维护以及意识形态的宣传。这种多角度、立体化的分析，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全面和真实的中国。我最惊喜的发现是，作者并没有将国家与社会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两个主体，而是揭示了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国家在塑造社会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被社会的力量所形塑。这种动态的视角，让我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思考。本书的语言风格也非常流畅，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即使是非专业读者也能从中获得深刻的启发。
评分坦白说，我拿到《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装版）（二版）》这本书时，内心是带着几分忐忑的。毕竟，“合法性”这个词在政治学领域总是显得有些抽象和高深，而中国当代社会研究更是错综复杂，充满了变数。然而，作者以其扎实的学识和清晰的逻辑，将这个宏大的主题一一解构，并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呈现出来。我最欣赏的是作者在论述国家合法性时，并没有局限于单一的意识形态叙事，而是多维度地考察了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意识形态灌输、以及制度创新等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只是告诉你“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它试图解释“为什么”。为什么在某些时刻，国家能够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又为什么在另一些时刻，会出现挑战和质疑？作者通过对一系列具体事件和政策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国家合法性建构的复杂机制，以及社会各阶层在这一过程中的参与和反应。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回应性”的讨论，即国家如何通过回应社会关切来维系其合法性。这种视角非常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合法性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灌输，也需要自下而上的认同和接纳。这本书的理论深度和实践意义并存，它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为我们普通读者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视角。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运作有了更全面、更 nuanced 的认识。
评分《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装版）（二版）》这本书，让我对“国家”和“社会”这两个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往总觉得，国家和社会的界限很清晰，似乎是两个独立的实体。但这本书告诉我，它们之间的关系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和微妙。作者以其精妙的笔触，描绘了当代中国国家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来塑造和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也揭示了社会力量如何在这种过程中发挥作用。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合法性危机”的讨论，它让我看到了国家在面对挑战时所展现出的韧性和策略。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国家描绘成一个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形象，而是展现了它在不断适应社会变化、回应民众诉求过程中的努力和挑战。这种 nuanced 的视角，使得全书充满了现实意义。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已经从一个模糊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更加清晰、更加立体的画面。它提供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框架，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评分我必须说，《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装版）（二版）》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对“政治”和“国家”的刻板印象。我曾经以为，政治就是坐在高位上的少数人做出的决策，而国家就是一台冰冷的机器。但读完这本书，我才意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如此的生动、复杂，而且充满了博弈与妥协。作者的论述非常精彩，他没有用枯燥的理论轰炸，而是通过大量的现实案例，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国家合法性是如何在与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建构、被巩固，有时也会被挑战。我特别留意到书中对“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的讨论。过去我总觉得，在中国，公民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但这本书让我看到，即使在严格的政治体制下，社会力量也并非完全沉默，它们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着国家的决策和政策的执行。作者对于“协商性合法性”的探讨，让我看到了国家在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努力。这是一种更加 nuanced 的理解，它让我看到了中国政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着动态的调整和演变。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置身于历史洪流中的观察者，看着国家与社会这两种巨大的力量，在彼此的拉扯中，共同塑造着当代中国的面貌。
评分这本书《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装版）（二版）》是一部真正的学术瑰宝。我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其中的内容，并且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感悟。作者在梳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时，展现了非凡的洞察力和严谨的逻辑。我尤其被书中对“权威合法性”和“民意合法性”之间张力的分析所吸引。作者指出，国家在追求权威性的同时，也需要回应民众的期待，这种内在的张力是理解中国政治运作的关键。我非常喜欢作者在处理这一复杂议题时所采用的“平衡术”。他既不回避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挑战，也充分肯定了国家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使得全书充满了说服力。此外，书中关于“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的辩证关系的探讨，也让我受益匪浅。它揭示了国家如何巧妙地运用各种工具，既要控制社会，又要动员社会，以实现其治理目标。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理解，已经从一个模糊的轮廓，逐渐清晰为一个立体、多维度的图景。它提供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工具，对于理解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评分我不得不说，《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装版）（二版）》这本书，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在阅读之前，我对“合法性”这个概念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认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是合法的。但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作者以极其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当代中国国家如何在其统治过程中，不断地建构和维系其合法性。我特别欣赏书中关于“文化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的论述。作者指出，国家不仅需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政策执行来赢得民众的认同，还需要在文化层面，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历史叙事的构建，来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这种多层次的分析，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全面和立体的中国政治图景。书中对于“社会资本”的讨论也让我印象深刻，它揭示了在中国的特定政治环境下，社会关系和网络如何影响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中国社会发生的种种现象，都有了更加深入和透彻的理解。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能够跳出简单的二元对立，去审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评分这本《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装版）（二版）》真是一部引人深思的作品，我一口气读完了，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作为一名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充满好奇的读者，我一直试图理解那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是如何维系其统治合法性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力量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本书的出现，简直就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深层理解的大门。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显然下足了功夫，既有宏观的理论框架，又不乏微观的案例分析，让原本可能枯燥的政治学理论变得生动而具有现实意义。我尤其喜欢作者对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的梳理，从改革开放初期那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到近年来越发强调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每一个阶段的变化都被细致地描绘出来。这本书并没有简单地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而是呈现了一种动态的、相互塑造的关系。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回避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张力和矛盾，而是将其置于合法性构建的框架下进行解读。这让我意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并非只是零和游戏，而是在不断协商、妥协和调整中，寻找一种平衡点。读这本书，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实验室，观察着各种力量如何被调动、被引导、被约束，最终服务于国家合法性的巩固。它提供的分析工具和思考路径，对于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我强烈推荐给所有对中国政治、社会学以及国家治理感兴趣的读者，这本书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评分《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装版）（二版）》这本书，让我对“合法性”这个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往总觉得，合法性就是“合法”，就是符合法律规定。但这本书让我明白，在政治领域，合法性远不止于此。它关乎民众的认同、国家的权威、社会的稳定，以及国家政权能否持续运转。作者的研究非常有深度，他不仅梳理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构建国家合法性，还深入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变。我尤其对书中关于“社会动员”和“利益表达”的分析印象深刻。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力量的涌动都是不可忽视的，而国家如何有效地引导、管理乃至压制这些力量，直接关系到其合法性的存续。本书提供了丰富的案例，让我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处理社会矛盾、回应民众诉求方面的策略和手段。它并没有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展现了中国治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最喜欢作者在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审慎和客观的态度。他并没有简单地褒扬或批判，而是力求还原事实的真相，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更加明白为何中国能够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依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和发展。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