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于二○一六年夏天首度出版,在那之后发生了一些事件,其中有些对于该如何思考以及对抗民粹主义,能为我们提供更进一步的教训及启示。
如果唐纳•川普(Donald Trump)就职演说的作者,企图为民粹主义教科书贡献一个主要出处,我们不禁会下结论说,他或她很聪明地达成了这个目的。要是有人因为听了这场演讲,而觉得美国刚刚从一个外国政权被解放出来,也是可以被谅解的。这位总统宣告,在推翻占领华府、令人憎恨的外部「建制派」以后,人民再度统治国家了。
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像川普一样,要「人民」反抗腐败、图利自己的菁英,但不是每一个批评权势者的人就是民粹主义者。真正能够分辨民粹主义者的重点,也是本书的主要论点,在于——主张他(而且只有他)代表真正的人民。如同川普详细解释的,因为现在他控制了行政体系,因此人民就控制了政府。这暗指所有的反对派都是不合法的,如果你反对川普,就是反对人民。从前委瑞内拉总统乌戈•查维兹(Hugo Chávez)、自行宣布不民主的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Viktor Orbán)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艾尔多安(Reccep Tayyip Erdoğan)等领导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个极度威权的模式。川普让全世界明白,他对民主所构成的危险有多大。
查维兹喜爱的口号是「人民与查维兹一起统治」(With Chávez the people rule),但讽刺的是,这种人民与他们一个忠实的代表的表述方式意味着,民粹主义者最后不必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川普假装只是人民正统意志的主要执行者,艾尔多安在二○一六年夏天政变之后,计画再次引进死刑,在回应所有的批评时,他用同样的方式宣称:「重要的是,我的人民说些什么。」更别提他一开始要「他的人民」说些什么,更不用管他仍然是人民声音的唯一合法诠释者。根据定义,不同意见就是不民主的。另外,「制衡」这种在民主里完全正常的分权机制,只是实现人民意志的障碍。
一些自由主义者天真地希望,川普在某个时间点会明确发出讯息,企图「统一」和「癒合」分裂的国家。选举之后,川普在推特发送像是「我们将会统一,我们将会获胜,获胜,获胜!」(We will unite and we will win, win, win!)的讯息。在就职演说中,他诉求一个「统一」和「不可抵挡」的美国。实际上,所有民粹主义者都不断谈论「统一人民」,但永远只是想统一人民的条件或其他因素。川普在五月一个很少被注意到的竞选演说里已经这么措辞(本书于文后会再次引用):「唯一重要的是人民的统一,因为其他人不具有任何意义。」换句话说,如果从法律和道德观点来看都是真正公民的人,对于人民应该如何统一,要是和民粹主义者没有相同的愿景,那么他们作为属于适当人民的身分,可能将会受到质疑。
每一个民粹主义者都会借由提升与那些被认为不属于「真正的美国人」、「真正的土耳其人」等人的冲突,来尝试统一他的人民——那些唯一正统的人民。对民粹主义者来说,两极分化不是问题,而是确保权力的工具,因此认为民粹政治人物迟早会「与另一边的人打成一片」是极为天真的想法。对民粹主义者来说,冲突是好事,只要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利用冲突(特别是持续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来证明谁是「真正的人民」,以及他们有多强大。
然而,不是所有的新闻都是了无希望的,我相信在令人惊讶的二○一六年,我们已经学到一些重要且具有建设性的教训。对很多人来说,本书分析的现象显然只会越演越烈,毕竟,这些日子以来,我们每天实际上听到和读到的是一股民粹主义的「世界潮流」。然而,「反建制的情绪」是一股全球趋势的看法,并不是对政治现实的一种中性描述。除了是一种骨牌理论(domino theory)以外,民粹主义领导人物自己也一直在倡导。二○一七年一月,在德国科布伦兹举办的一场欧洲民粹主义者集会里,玛琳•勒庞 (Marine Le Pen)大声疾唿:「二○一六年是安格鲁—萨克逊世界觉醒的一年,我确定二○一七年会是欧洲大陆人民觉醒的一年。」奈杰尔•法拉奇 (Nigel Farage)不满足于骨牌的象征比喻或者只是潮流,他说这是一场「海啸」,并自由混用各种譬喻,赞美义大利选民拒绝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对欧洲发射「火箭砲」的宪政改革。
这些形形色色,也或多或少乏味的印象,让人产生非常错误的观念。法拉奇并不是靠他自己完成脱欧(Brexit)行动,要让「离开」成为事实,需要保守党的盟友,例如鲍里斯•强森(Boris Johnson)和麦可•戈夫(Michael Gove),尤其是戈夫可能比其他人更重要。毕竟,强森被视为是有点怪异的人物,而戈夫在政府里则是重量级的智囊(他曾任英国教育部部长和司法部长)。当戈夫说公民不应该信任专家的时候,是有某种意义的,毕竟,他本身就是个专家。然而,更重要的是,脱欧不只是被压迫的人自发性的反建制感受所造成的后果;在英国保守党中曾经是处于边缘地位的「欧洲怀疑主义」(Euroscepticism),几十年来已经被通俗小报和政治人物滋养长大,像是前英国首相大卫•卡麦隆(David Cameron),他并不相信离开欧盟,但为了机会主义的原因,而不断重复布鲁塞尔有多么糟糕的标准言论。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这个论点一样说得通。川普并不是因为身为外围的第三政党民粹运动候选人而胜选,法拉奇有强森和戈夫,川普则仰赖权威的共和党人保佑,像是纽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另一个真正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和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没错,很多共和党主要人物都反对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崛起,但是这个党从来没有声明切断与他的关系,而且政党色彩依然是解释这次选举结果最重要的单一因素:九○%自我认同为共和党的人投票给川普。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就像之前美国人投给由商人化身为国家拯救者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他的第三政党候选人资格,帮助柯林顿在一九九二年胜选)一样,也会把票投给川普,这样说并不是奇怪的事。简单说,没有共和党的话,川普就不会是今天的总统。
但是这个骨牌与潮流的印象,已经受到一个实证经验的反例挑战。在奥地利,大部分的人都预测极右派的民粹主义者诺伯特‧霍佛(Norbert Hofer)在二○一六年十一月的总统大选中会取胜,结果赢家却是绿党背景的政治人物亚历山大‧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这个看起来似乎是这波民粹主义大趋势里昙花一现的事件,对整个西方世界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很多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士明确站出来反对霍佛,特别是得到乡村居民信任的当地市长与其他省级重量级人物,而来自维也纳的绿党领导人显然无法把乡村居民集结在一起。乡村走向民粹主义,都市支持自由主义,这种分割在英国脱欧与川普选票中非常明显,但这种分割并不是必然的。另外,范德贝伦竞选时动员很多公民,去和平常不会见面的人打成一片,他们甚至还有如何与霍佛支持者进行建设性谈话的传单,例如,不要立刻指控他们是排外者或是法西斯主义者——民粹主义并不是无法抵挡。
因此,很重要的是,不要太过执着于民粹主义者和极端主义政党。我们也必须注意其他的政治人物,特别是观察保守派是否有合作的意愿。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表面上是主流的保守派或是基督教民主党,有时候会转变成民粹主义者,因此打乱了「建制」和「反建制」之间清楚的区隔。匈牙利总理奥尔班的青年民主主义联盟(Fidesz,按:简称青民盟)并非一直都是民粹主义政党,二○一○年竞选时,党纲并不是以民粹主义为基础。是到选举之后,奥尔班才变成坚定的不自由主义者(illiberal),以及有系统地破坏匈牙利法治和民主的反欧盟领袖。同样地,前波兰总理雅洛斯拉夫•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的法律正义党(Law and Justice party)在二○一五年秋天选举时,呈现出的还是一个温和的样貌,只有在取得多数以后,才追随奥尔班的路线,变成完全的民粹主义者。
很明显的,如何面对民粹主义者并没有万能之计,也无法明白列出如何打败民粹主义者的十个要点,而有让你快速吸收的教战手册。但我们并不是完全毫无方向或毫无希望。鼓励其他政治人物与民粹主义者对话,但是不要像个民粹主义者说话。注意潜在的保守派合作者,并试着劝阻他们不要与民粹主义者合作(当然,如果民粹主义者不再是民粹主义者,也就不再是反多元主义者,那么在民主体制里与他们合作,是完全正当的)。不要认为民粹主义的选民是「可悲之人」,而若无其事地忽略他们,就像希拉蕊•柯林顿(Hillary Clinton)在二○一六年九月所做的一样。与你平常可能不会遇见的人交谈;如果你有好的理由相信他们是不正义的受害者,请催促你的政府以及/或者政党矫正这种不正义的情事。
维也纳,二○一七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