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路易斯•康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时间的流逝证明了这一点。他作品中的风采和氛围非今天其他的建筑师所能比拟,甚至远远超过了弗兰克•赖特、密斯•凡•德罗和勒•柯布西耶。他的作品充满思考,光辉而神秘。赖特的建筑充分利用节奏作用,密斯则将空间与材料精简到最少,柯布西耶则无所不为,首先是轻盈而文雅,最后是厚重、纯朴而粗野,体现了20 世纪大多数人的姿态。路易斯•康的建筑恰恰是20世纪后期的精髓,它们也是纯朴的,但却全无姿态,似乎是超越了其他不同的种类。
它们的粗野是隐藏且潜在的,这恰恰是由于它们并非一种姿态或者要与某种姿态做斗争。它们只是建筑物本身。它们的元素——总是最基本、最厚重的——聚集在庄严的承重体量中。它们的节点非常严格,就像希腊的男青年古洛斯的膝盖那样,但又不是以人体的形式连接在一起。它们的身体是柏拉图式的,是由圆形、方形和三角形这些基本形体组成的抽象几何形体转变而成的东西,就好像由无声的音乐逐渐凝固而成。它们大量用光来塑造空间,就像世界上的第一缕曙光一样,在牵引,在转变。它们是沉默的,我们能感受到这种沉默的力量。有的声音,像鼓点的起伏,或是管风琴的鸣响,它们的共鸣震耳欲聋。它们在沉默中演奏,就如同和上帝站在一起。
我们试图思考那些同等的现代艺术作品也具有相同高度的严肃性:这一点与理想主义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是种完全特别的一种特质。也许只有一些俄罗斯小说能满足我们的条件,尤其是托尔斯泰,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多数的作品。我记得曾经一位学生1965 年在列宁格勒说的话。那是在一次美国的建筑展览会上,当时我和路易斯•康在场,我为感兴趣的学生们举行一个小型的讨论会。讨论的是罗伯特•文丘里为凡娜•文丘里设计的住宅。
一位学生,可能是考虑到前苏联对住宅的大量需求之类的原因,问道:“谁需要这个?”但马上有另外一个学生回答:“每个人都需要一切。”我想,这就是本质所在,慷慨、极端的俄罗斯精神。毕竟,我们常常忽略了路易斯•康的苏俄血统。那些蓝色的鞑靼眼睛并非无处不在。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大卫•B•白朗宁和大卫•G•德•龙找到了一张路易斯•康的父亲穿着制服的照片。这位贫穷的爱沙尼亚犹太人仅仅是一位军需官,而且从未被委任。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视作为一个真正的俄罗斯帝国官员,就像由弗里德里克•马奇扮演的渥伦斯基(《安娜•卡列尼娜》男主角,译者注)那样。康长得和他父亲很像,自信而骄傲。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时,粗鲁地对着相机的镜头,就像学生时代的高尔基或者托尔斯泰那样。和他们一样,路易斯•康想得到“一切”。如果可能,他想把一切变得真实、正确、深奥、理想并且完整。我觉得他想拥有一切的欲望比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位建筑师都要狂热。这肯定就是为什么虽然在许多建筑的基本点,例如,当代感兴趣的文脉上不尽相同(破折号的使用是否连贯),但康的作品仍能让我们感受到它们内在特质的原因。因此,它们是晚期现代主义建筑目标的完美体现:再造现实,使之焕然一新。
然而,还不仅如此。它们开创了一些东西。它们成功终止了被盲目推崇的国际化设计风格,并且开创了一条更加纯正的现代主义道路,一条建筑的地方主义和古典传统开始复兴的道路,这必然地引发了大规模的历史保护运动,最终变得举足轻重,路易斯•康早期最出色的助手——罗伯特•文丘里,发起了城市传统的复兴并且把建筑带向与路易斯•康相反的温和的文脉主义方向,而义大利的阿尔多•罗西走的是一条与康相似的路,他在义大利地方性和古典传统中提炼出的城市类型充满令人难以忘怀的诗意,这与康1950至1951 年在义大利广场的彩色蜡笔画,以及他后来的伟大建筑中所体现出来的非常相似。事实上,康在各个方面都在促使建筑往好的方向转变,无意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现状,从而使我们能再一次体会到传统城市肌理的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路易斯•康是如何转变的。这里我们必须像康本人那样专业。这种转变是因为,一辈子为这种事情操碎了心,康在晚年发现了如何把古罗马的废墟转变成现代建筑。这种关系表面上看似完全不可能,但是康在萨尔克生物研究所之后的所有建筑作品中,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转变。在这之前,康已经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试图回归历史。20 世纪30 年代国际化的设计风格广受欢迎,康中断了他在宾夕法尼亚接受的现代古典主义风格。
1947 年,他开始在耶鲁大学执教的时候,又重新回归对历史的尊重。1950 至1951年康以美国学术团体成员的身分重返罗马,在那里他独自研究了罗马的古迹,并且在伟大的古典学者弗兰克•布朗的公司中工作,还去了希腊和埃及旅行。很快,他在许多地方利用了吉萨金字塔和卡纳克的阿蒙神庙。这一点我在其他的地方提到过。正是他在理查医学研究所的採光问题上採用了他早期在圣•吉米尼亚诺画的水彩,这个作品才开始显现出更加纯粹的罗马形式,通过与文丘里的对话来实现这一点,因为文丘里也在罗马待过一年。
这一点在萨尔克生物研究所,特别是在社区中心的设计中,显得更加醒目。“废墟环绕在建筑的周围”,康这样形容最后生成的那个没有玻璃、通道弯成弓形、开着热气孔的罗马形式。
巧的是,那些暴露在空气中的废墟,被证实正好适合于印度次大陆气候和砖砌技术的。它们形成了艾哈默德巴德的印度管理学院和孟加拉达卡国民议会大厦,那里的暗廊可以和奥斯蒂亚的祭祀神庙相媲美,而艾哈默德巴德的主要房间几乎重复了哈德良市场的砖和混凝土的巴西利卡,达卡的国民议会大厦则将奥斯蒂亚广场上的朱庇特神庙和来自于英国城堡平面的形式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路易斯•康在艾哈默德巴德和达卡中的“砖的秩序”来自从皮拉内西的版画中提炼出来的罗马的砖和混凝土结构,而达卡诊所门诊病人的门廊外形类似于勒杜描绘建筑师全视野的画。历史的延续在这里一目了然:就像皮拉内西和勒杜一样,康是一个浪漫的古典主义建筑师。和皮拉内西期望庄严的效果一样。和那些建筑师以及他们在现代主义之初的许多同事一样, 路易斯•康想要通过专注于古代的遗迹并且从那里重新开始,来实现建筑的新生。我想,这恰恰是康为什么最终能够在建筑走向国际化风格的晚期时使之重新充满活力的原因。他像18 世纪现代建筑的开始一样,重新开始了现代建筑:他採用厚重、坚实的结构形式,而不是20 世纪建筑师那种试图与抽象画中的自由相匹敌的构图。因此,除了他的旅行速写之外,路易斯•康的作品从来都不用图画表示。它们是原始的建筑,形成于图画之前。这就是为什么路易斯•康和绘画中的塞尚 一样,是真正原生的,他总是说他喜欢“开始”以及“一个好的问题比完美的答案更重要”。毫无疑问,他的建筑充满古代的力量。虽然他开创了
当代古典主义复兴之路,但他始终拒绝使用古典建筑的细部,他把自己限定在现代主义者的道路上,在废墟中进行抽象。正因为如此,在他职业生涯最后的伟大岁月,他几乎不用玻璃。在菲力浦•埃克塞特的学院图书馆,他只是把他在印度不需要的玻璃塞进一个废墟的框架中,而不让四面墙联合成一个整体。在金贝尔艺术博物馆,康仅仅使用了罗马的拱来直接体现废墟特有的装置,无论内外,这就是全部。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实现比它更加纯粹的罗马古典主义。
路易斯•康在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惊讶。在那里,以及在他最后的建筑中,康在时间和现代建筑自身的发展上跨出了一大步。事实上,他从18 世纪皮拉内西和勒杜的浪漫古典主义跨到了19 世纪拉布鲁斯特的理想主义。1843 至1850 年在圣吉纳维芙图书馆,拉布鲁斯特自问如何才能真正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废墟合理地转变成现代街道上的现代建筑,他设计出了一套由基础、石块、框架柱以及实心的和玻璃的填充板组成的体系,这一套体系成为从理查森和沙利文到密斯•凡•德•罗到现在一贯的城市建筑的标准解决方法。康在耶鲁大学就採用了这一套体系,在这里,玻璃第一次以不可思议的反射效果走进了路易斯•康的设计。
因此,他去世时,好像仍然处于“工作的一个新起点上”。不难了解他本可能对他的追随者——那些再造了建筑学这个专业,并且治癒了现代主义那段岁月给我们的城市造成的创伤的人们——影响更加深刻。他大概也不会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追寻着一个孤独的目标。然而,他确实是开创了通往迦南(《圣经》故事中称其为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祖先的“应许之地”,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的古称,译者注)的路,尽管他没有能够完全实现把他自己的建筑王国从“应许之地”中划分出来。
自从路易斯•康的手绘原稿和办公文件可供研究以后,这个目录展现了康在生活和工作中渊博的学识。感谢大卫•B•布朗宁、大卫•G•德•龙和他们的学生,感谢他们赋予这些材料价值,感谢他们辛勤处理了所有康最重要的建筑和设计文件。
文森特•斯科利
(作者为耶鲁大学艺术史名誉教授)
导读 2004年春天,在《魔戒III》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那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有一部默默无闻的小成本影片角逐最佳纪录片奖,最终抱憾而归,那就是路易斯‧康的儿子纳撒尼尔‧康拍摄的纪录片《我的建筑师——寻父之旅》。
作为建筑师,路易斯‧康的一生可以说是现代建筑史上的传奇。身为爱沙尼亚的犹太移民,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古典建筑教育,学生时代就目睹了现代建筑运动的狂飙突进。直到五十岁,他还在为寻找到一个过得去的设计专案而大伤脑筋。20世纪50年代,特殊的人生际遇与战后的新观念,让康突然找到自己,十年之间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令人景仰的设计师。建筑师的职业历程固然漫长,但天赋异禀的人往往在从业之初就傲视同侪。以五十多岁的年纪勐然从小角色成长为大宗师,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奇蹟。
路易斯‧康是谁?纳撒尼尔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了他的寻父之旅。不要以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私生子,作为一个身分的烙印,一直是纳撒尼尔挥之不去的阴影。从未真正体验过父爱的纳撒尼尔,在法律上已经没有父亲,在精神上却连个私生子还不如。关于父亲的记忆是痛苦的,所以在访谈中他疑虑地问:「父亲是谁?一个中年的男人提出孩子气的问题,这多么令人困扰。」也许正是父爱的缺失,让纳撒尼尔有勇气面对「父亲是谁」这个旁人不曾注意到的,或者不愿面对的人生基本问题。你对自己的父亲了解多少?他是否是你心目中的样子?寻找父亲的过程,其实就是寻找身分、自我塑造、自我认同的过程。
纳撒尼尔似乎想拍出一部温情的片子。在这部长达两个小时的影片中,他奔走于世界的各个角落,追寻父亲的蛛丝马迹。接受採访的对象,有康的朋友、业主、同事、对手、学生、妻子、情人,以及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们。当然,少不了那些闻名于世的建筑物,少不了其同辈人的追忆和赞美,也少不了后代建筑师的景仰和钦佩。在漫长的追寻之后,纳撒尼尔抱着「凡事皆有始终」的心态,在影片的末尾、在孟加拉达卡国民议会大厦的远景之外,说出了如下的话:「在这样的旅程中,父亲的形象渐渐清晰。他是一个凡人,而不是一个神话。我越了解他,就越想念他。我希望现实并非如此,但父亲已经选择了他所钟爱的生活。我真的舍不得离开。时光荏苒,多年之后,我想我终于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道声再见。」在事后的採访中,纳撒尼尔描述了拍摄达卡国民议会大厦的情形,他是蒙上双眼被向导带进建筑群的。不忍逼视,这是在酝酿情绪的高潮吗?眼罩摘下之后,望着建筑群灰色的和红色的静穆,他不禁潸然泪下。是情感的迸发,而不是理智的熔炼,最终引导纳撒尼尔看到了答案。
无论是从影片还是从其他媒介,我们都可以读到如下事实:路易斯‧康是一个工作狂,一个执着的佈道者,一个无限追求完美的柏拉图主义者,一个用玄思掩盖简单事实的演说家,一个刚愎自用和家长作风的人。他爱自己的理念胜过一切。他有一位妻子和两位祕密女友,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孩子。他真的爱他们吗?他曾睡在工作室的地板上,用毯子当作床铺;曾四处旅行,从不拒绝任何项目委託和讲座邀请;也曾在深夜拜访某个家庭,然后匆匆离开。小纳撒尼尔在等待中度过童年。康的妻子苦恼地说,只有领带和书常在他身边。好友文森特‧斯科利谈到他晚年的境况:「他真实的方法周围除了烟幕之外什么都没有……有时候,他那些可怕而含煳的话,那些有些虚伪的说辞让人感到难堪」;马歇尔‧梅耶说:「在后来的几年中,办公室里留下了很多把他神化的人,这令情况变得非常糟糕。」随着暮年的来临,康变得越发孤独。他说:「只有工作让人觉得可靠。」古稀之年,他屡次只身往返于美国与南亚次大陆之间。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康反而获得强烈的归属感。他以最大程度的热情和虔诚投入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的案子里。康并不富有,去世时甚至已经破产,但他似乎并不在乎某案子的利益得失。
当纳撒尼尔第一次前往印度的时候,在混乱的街巷中间,他不禁疑惑地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古稀老人离开温暖的家,孤身一人屡次前往这样的地方。作为一个父亲,康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他对待建筑和城市却表现出远远超出常人的热情。建筑并不完全是艺术,建筑师不能像艺术家一样摆脱一切羁绊,自由地表达自己。与文艺作品中运筹帷幄、踌躇满志的形象大相迳庭,尘世中的建筑师往往在关键时刻表现出难以想像的谦卑,是「全能和无能的混合物」(库哈斯)。设计永无止境,即便倾力投入,仍会留下较大缺憾。追求完美如路易斯‧康,将事业和家庭作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也就不难理解了。
早在经济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康就领导了一个非营利性的「建筑研究小组」,成员大多数是费城年轻的失业建筑师,他们租便宜的房子,从学校借来绘图工具。尽管条件艰苦,依然关心社会责任和大量需求的平民住宅等严肃问题。康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小组的工作。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政府停止对贫困住宅区的改造,康成为一位激进主义者,开始积极地参与政治。除了对贫困住宅的关注,康像勒‧柯比意一样,关心现代城市的发展方向。对他来说,住宅并不只是个建筑问题。40年代康参与设计工人住宅,解决战争年代社会的基本问题。战后,康非常关注平民建筑思想的普及。这段漫长的时期,可以称做康设计生涯的「平民建筑时代」。
是什么促使康从一位现实取向的、坚持实践理性的社会工作者演变为一位充满理想的、坚持形而上学的建筑思想家,迄今尚未可知。《寻父之旅》认为是1951年的欧洲旅行,让康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土。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让此前社会所坚持的一切价值受到普遍质疑。在美国,这种思维具体表现为:现代建筑如何体现公共或社会价值,提高整个人类社会对它的期望值?这是一个伦理假设,表面上与康之前所思考的问题迥异,但本质上只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不约而同地,欧陆和美国建筑界都开始反思现代主义对功能的过分强调和技术理性。当勒‧柯比意完成他惊世骇俗的廊香教堂的时候,康也完成了一篇旁征博引的文章《纪念性》。至此,康已经从一个社会公义的积极支持者,发展成一位对经典形式和永恆智慧的探索者。
在康的心目中,建筑或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存在的愿望。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康一直在追问空间的本质问题。通过简化接近本质,是康的第一认识论。他说:「因此我相信建筑师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回过头去聆听最初的声音。」这最初的声音,就是建筑及其空间得以生成的源头,是人们第一次搭起棚屋时的朦胧认知。引用他最着名的学校理论:「学校之初,是一个人坐在一株大树下,当时他不知道自己是教师,他与一些人讨论他的知识,而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学生……一些空间设立起来,这就是最早的学校。」康试图说明,学校的「存在意愿」,早在「人坐在树下」这样的「空间——行为」关系存在之前就已存在了。学校精神的本体是建筑师需要在设计中挖掘、表达的东西。
康以他的神性建筑观重新审视世界,发现用建筑解决社会问题,实属痴人说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现代主义大师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康那里,形式具有更深层的含义,等同于建筑意愿的本质,设计的目的就是体现它。1961年,他把内在的形式和外在的设计称之为「规律」和「规则」;1963年称之为「信仰」和「手段」;1967年称之为「存在」和「表现」;最后,他找到了最钟爱的称谓:「静谧」和「光明」。以一种近乎宗教的虔诚,康抨击他曾热烈支持的社会责任派建筑师,用工具理性泯灭人类精神价值。在一个讲求实际的社会里,康的做法显然是不可理喻的。当他会见耶鲁大学校长的时候,他的朋友不得不「扮演他和他们之间媒介之类的角色,努力让他们相信这个家伙不是个疯狂的诗人」。
追随大师多年的印度建筑师多西说:「我觉得路易斯•康是一个神祕的人,因为他具有发现『永恆价值——真理——生命本源——灵魂』的高度自觉。」在建筑这个功利性极强的行业,在追名逐利的建筑师中间,这一切不合时宜。然而,建筑师是什么?他的最高存在形式,不应是深知进退取舍的明智的隐士,也不应是锐意求新的社会改革家,而应是与人类生存的基本真理相濡以沫的哲人。在这一点上,路易斯‧康给后世留下榜样。
康对宗教做出如下定义:「一种超越了你自私的自我意识——是人们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清真寺或立法机构的东西……因为建筑是围合的,当人们进入其中的时候,会产生类似于血缘关系的感觉。」很难理解,对亲情如此淡漠的康,如何对人类具有如此深沉的爱。纳撒尼尔不断地追问,当康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是否想起他,想起他的妈妈,想起他曾许诺的家。在影片的末尾,纳撒尼尔若有所悟。他是否觉察到父亲对人类的爱也曾惠及自身?可是,这样的爱,对一个儿子来说,却显得那么吝啬,那么稀缺。他背叛了很多人,可是人们仍然爱他。康的事业先后受益于两位情人,安妮‧唐和哈里特‧帕蒂森。影片中,年逾八旬的安妮带着淡然的伤感谈起陈年旧事,说她依旧深爱康,怀念他的亲切和韧性。哈里特‧帕蒂森回忆与康一道工作的情形,说跟他在一起让人充满灵感、精神振奋,完全被他的观点所吸引。在空旷的火车站,镜头对准远处垂垂老矣的安妮,纳撒尼尔独白:「我看着她,想到自己的母亲。她们都终生未嫁,甘愿做单身妈妈,忍受流言蜚语,却仍旧对他完全信任。」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感情呢?文森特‧斯科利面对镜头谈起康就像是谈起一位古代英雄,他说:「跟一个改变了一切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多么奇妙的经历。」作为一位蔑视规范的人,康的神祕天分让他充满魅力,这份魅力让人折服,从而忽略了他的道德缺陷。
生命的最后几年,康来到印度,来到孟加拉,在这里,有足够的信任让他完成他的城市梦想。30 年后,在晨光熹微的达卡共用空间,建筑师沙姆斯‧瓦莱索眼含热泪,感慨道:「他不在乎这个国家是否富有,也不在乎工程最终是否能实现。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度从此保有了他最后的作品,他为此透支了他的生命。这就是他之所以伟大的原因……我们为此永远铭记他。」现代社会的职业分工已经让「君子不器」的全才成为一种想像。然而,无论通过什么样的行业,都能对世界进行超越的认识和宏观的体验,都能对人类的永恆事业进行创造性的补充。当现代文明偏爱庸常而拒绝崇高的时候,似乎需要建立更细致的标准,才能既不牺牲规范,又不浪费天才。惜乎制度的运行总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简化,每个时代的道德观念都难免侷限,在我们的社会里尤其如此。也许纳撒尼尔的电影迎合了多少人猎奇的心态:一个儿子轻轻地揭开了着名父亲的隐私。但是在这背后,我们应当看到一个自由时代对天才的宽容,一种社会制度对能力的肯定。
1974 年初,斯坦利‧泰格曼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与路易斯‧康偶遇。他回忆道:「我在机场看到这位老人,他看上去像是视网膜脱落似的,真的非常狼狈……他说:『我对生活一无所知,除了建筑之外我什么都不会做,它就是我知道的一切内容。』」当天下午6 点20 分,康通过甘迺迪机场的海关,赶往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乘坐前往费城的火车。一个小时之后,他在车站的厕所里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
康的离去是突然和毫无征兆的,正如他在20 世纪50 年代的声名鹊起。这在他的传奇中成为最后的一笔。许多人都认为这部电影让已故大师走下神坛,将他还原为一个普通人。或许纳撒尼尔最终找到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而我们最终找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建筑师,比我们想像中的更加出色。这不只是一个关于爱与艺术、背叛与宽恕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宗教感情与永恆认知的建筑传奇。当你发现了路易斯‧康,你就找到了建筑最后的归宿。
金秋野
(作者为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