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从十七世纪开始，台湾是个海盗出没、横行的岛屿；约百年之后，成为大清帝国所管辖的一个府，数以万计的汉人自唐山移民到此。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变化？台湾岛，如何成为汉人生养孳息之地？本书追索台湾历史上的关键时代，即西班牙、荷兰人治理时期自1623年起到1662年止的史事，探讨中荷混合殖民地──共构殖民(co-colonization)的系统。此一殖民系统既奠基于荷兰人与汉人移民在经济与一般行政事务上的合作，亦有赖于荷兰武力的强制力之保证。我们会获知汉人海盗如何对荷兰殖民体系见缝插针，来胡搅蛮缠的故事；日本武士又如何带领原住民赴日，企图说服幕府将军发兵攻击荷兰人；那些杀退汉人猎户的原住民事蹟；那些哭嚎着「杀！杀！杀！杀死红毛狗」的草地农民，还有，关于那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爷、海商郑成功，挥军扫除荷兰人，建立汉人王国的故事。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台湾史与海洋史】系列丛书缘起∕财团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会
书写深具生命力的台湾历史——推荐序∕陈国栋.
飞跃迈进的台湾早期历史研究——中文版序∕欧阳泰
交织着过去与当下的全球化历史——译者序∕郑维中
导论
第一章 殖民时期开始前的一刻
第二章 辗转卡位
第三章 荷兰治世
第四章 艾尔摩沙：北台湾西班牙殖民地的跃升
第五章 北台湾西班牙殖民地的倾覆
第六章 共构殖民地的诞生
第七章 汉人越境者的挑战
第八章 福尔摩沙岛上唯一酿蜜的蜂种
第九章 领主与封臣：公司对原住民的统治
第十章 结局的开始
第十一章 荷兰治下台湾的沦陷
结语
致谢
附录一 荷兰商馆台湾收支表
附录二 荷兰台湾商馆历年净利总额图、历年岁入总额图、历年总额图
附录三 度量衡与货币兑换率
附录四 长官、总督与传教人员名录
附录五 参考书目
鸣谢∕地图、照片出处
图书序言
十七世纪伊始，台湾是个海盗出没，猎首者横行的岛屿。约百年之后，此地成为大清帝国所管辖的一个府，数以万计的汉人移民以此为家。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变化？台湾岛，如何成为汉人生养孳息之地？
汉人移民潮于一六三○年代时突然兴起，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于台湾建立商业港不久后，荷兰人发觉台湾的沃土适合生产稻米与甘蔗以供外销，但本地原住民除生产自己与家人日用所需外，根本对耕种商业作物没有兴趣，而试图输入荷籍农民也同样行不通。替代方案是鼓励汉人由中国移民到此。公司镇服了原住民，保护移民开垦者；公司取缔枪械，禁止赌博（官员们认为赌博会导致海盗横行）；管制饮酒；逮捕走私者、海盗、伪币犯；规定公共度量衡、汇率；强制执行契约、裁决争端；建筑医院、教堂、孤儿院，并维持公共安全、提供公共设施。打造一个无论对一贫如洗农民或腰缠万贯头家都能安心移居、置产的，一种稳定「可计算」的社会经济环境。公司并且以免税等措施来诱引汉人移民。原籍福建省的人们，横渡海崃，纷纷加入此一殖民屯垦区。这个荷兰殖民地在本质上，实是在荷兰政府统治之下的汉人屯垦区域，其收入几全来自于汉人移民所缴付的税款、关税与执照费。正如同一位荷兰官员直言不讳的说：「汉人是这福尔摩沙岛上能酿蜜的唯一蜂群。」
本书主旨在追迹台湾历史上的关键时代，即一六二三年起到一六六二年止，西班牙、荷兰人治理时期的史事。虽然也关照到西班牙人于北台湾稍纵即逝的短暂殖民活动，但主要聚焦于荷兰殖民地（一六二四至一六六二年）的事件，去追索中荷混合殖民地的诞生发展，或对笔者称为「共构殖民（co-colonization）」的系统加以研究。此一殖民系统既奠基于荷兰人与汉人移民在经济与一般行政事务上的合作，亦有赖荷兰武力的强制力之保证。就此而言，本书并非主要阐述其协调合作方面。我们自本书获知的是汉人海盗如何对荷兰殖民体系见缝插针、胡搅蛮缠的故事；日本武士又如何带领原住民赴日，企图说服幕府将军发兵攻击荷兰人；杀退汉人猎户的原住民事蹟；哭嚎着「杀！杀！杀！杀死红毛狗」的草地农民；还有，关于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爷，即海商郑成功挥军扫除荷兰人，建立汉人王国的故事。
这些竞争与合作的事蹟，指向世界历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如何去理解塑造了现代世界这一波大规模的殖民现象？在尝试回答此一问题时，过去的历史学者主要针对欧洲殖民主义来做出探讨。然而，显然也必须去理解非欧洲世界的殖民、扩张现象。少数先驱学者们已尝试投入此一新兴领域。台湾岛，正是一个欧洲与非欧洲的殖民扩张现象交会处，两种迥异文明的人群一同在此遭遇了所谓「没有历史的人们（people without history）」。这因此可说是一个观念上的缩影，借此能探索殖民主义概念的各个向度。西班牙人与荷兰人，在人口超越一亿五千万的大国（足足比当时的荷兰共和国大一百倍）沿岸外一百哩处的海岛，设置了殖民地。台湾岛距日本仅两週航程，而日本这另一个大国，在欧洲人来航前，亦早有人民流寓此岛。西、荷人是如何在这个涉入亚洲两大强国商人利益的岛屿上，建立起据点的呢？ 荷兰东印度公司又怎么会在经营台湾殖民地获利蒸蒸日上时，于一六六二年被逐出此地呢？
让我们先看看中国、日本以及西欧，在当时扩张或殖民的倾向，经由此一比较，有助于理解殖民活动本身，也有助获知在现实层面上此一时期台湾史的背景。
中国与海洋
笔者的一个中国师长，老是唠叨说：「中国没有殖民主义。如果有的话，南洋大部分地区早就是中国的了！」虽然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可以挑出无数的例子来说明中国人向外扩张的活动。但若只观察中国是否有海外殖民地的话，则可说中国很少策动类似殖民主义的活动，这位老师的看法确实有其道理。但中国没有海外殖民地的事实，不能说是因为缺乏实力造成的。一四○五到一四三三年间，明帝国的太监郑和曾经率领舰队，七次巡弋亚洲大陆沿海各大港口，其舰队搭载两万名人员，巡回他们所知世界的彼端：横越印度洋直抵波斯湾、红海、东非海岸，甚至还有人认为郑和曾经到过美洲（显然他的证据不够充分。）郑和的舰队证明中国曾经具备将军力透过海洋调度到远地去的能力，而学者们老早就对中国于一四三三年后，为何嘎然中止此一活动，感到啧啧称奇。与其问中国为何停止出海，倒不如问为何他们一开始会有此行动。因为，就一个想尽办法採行海禁措施的朝代来说，出海巡弋的举动，才是一种奇观。
明太祖曾指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合。」结果，见之于明帝国则是严格的海禁，规定了所有中国与外国商人间的接触必须要经过前来进贡外交使节的活动。除此之外，其他非官方的交流一概不许。派出贡使的外国君主需接受自己相对于中国皇帝较低下的地位，并且由贡使在皇帝面前拜倒，行使叩头大礼，来象征这种想像的秩序。其仪式表达了儒家式的理念：皇帝是家长，太子则俨然是嫡长子，外国诸王则是幼小的兄弟。
郑和出海的活动并非在太祖执政时，而是在他之后第二位继任的皇帝：成祖永乐皇帝（一四○三至一四二四年）在位时发生的。永乐帝是明帝国的第二奠基者，他汲汲营营要稳固明帝国与周边国家的局势，并宣扬壮盛的国威。郑和的航海活动正是根据此两项目标而策划的。他首度出航是为了招谕外国诸王，以其规模宏大的舰队与巨大的船只，使海外诸国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并致赠礼物，邀请各番国入贡，舰队随行人员，甚至郑和自己，都对贸易活动兴致勃勃，而皇帝本身，对于能取得远地的珍宝则相当欣悦（这也是其船舰称为「宝船」的原因之一）。但郑和的航海，并非要为私营的贸易者开路。他下西洋的活动，与其他明帝国政策一样，都是政治目标优先于经济目标。当永乐皇帝驾崩之后，此类出海活动也随之终止。明帝国对海外冒险，又回归到敌视的姿态。
在郑和大规模航海活动结束后，明帝国所允许入贡的国家减少为十五个左右，全都是位于东亚与东南亚的国家。每个国家按照各自特殊的年限週期（如一年一贡到十年一贡不等）入贡。当所谓的贡使抵达中国后，他们向中国官员展示他们的「勘合」，亦即在上次入贡时，从中国官员所发放取自证明书的半张纸片。上次的贡使要妥善保存之，另一半纸片则交由地方行省官员保存。若此次贡使的纸片与上次流存的半张确实符合，中国官员便承认其身分而安排后续作业：开始检查、分类贡船上的货物。货物被归入两类，一者为贡品，即当成出使任务一部分需致赠皇帝的物品；其他货物则是交易品。前者将被押运到京城，后者则先送交到中国官员处，由他们先行择取（当然也偿付相当的货款），待其心满意足后，才运交到中国商人处。贡使只能将之出售给一些特别指定的商人，而所有的交易收支则由官方指定的中间人承办。交易的时间地点也被严格的限制。与中国关系最密切者，如越南与琉球，其入贡的频率最高，贡使团也最大，若当成外商来看，获利也是最多的。事实上，微小的琉球王国正因为利用其在朝贡贸易中的地位，转运东南亚货物如：薰香木、胡椒、丁香、兽皮骨角之类，才大为致富。
明帝国官方确实容忍边疆和沿海地区的人民作些国际交易，但就这一方面来说，其贸易政策仍然少有研究。显然明廷曾严格限制船只规模与交易品的项目，举例来说，铁器、铜币、与丝绸，都是不许出口的。触犯禁令的贸易商将比在国内行商者犯法招致更为严苛的惩罚。十五世纪晚期与十六世纪早期，官员对于限制国际贸易活动的态度转趋强硬，而使得这种有限的私人交换活动面临越来越严苛条款的压制。一五二四年刑部开始对与外国私商有密切联系者开刀。翌年，下令扣押并拆毁双桅大船，到了一五五一年，甚至连渔船也不免于焚燬的命运。因此，民间私营贸易的空间，于十六世纪中期完全被剥夺。与此同时，朝贡贸易的系统正在逐渐没落当中，中国沿海的治安也在恶化。
按照明太祖的规划，朝廷会负担外国贡使来航的费用，故皇帝回赠礼物的价值必须远高于收受的贡品，要以此方式来表明中国身处天朝上国地位的权势与慷慨大度。结果，朝贡国一次又一次派出比之前规模更为盛大的贡使团，终致使明廷的国库倍感压力。十五世纪晚期，明廷已要求各国缩减贡使团的规模并减少入贡次数，明廷同时企望能缩减沿海卫所必需的开支。他们撤除位于沿海岛屿的汛地而退守到海岸地带，到了一五○○年，已使水师和汛兵人员的数量减少了约百分之二十，结果造成走私活动逐渐盛行，特别是在滨海的福建省（正好在台湾对岸）。当地许多本应推行海禁的地方官员，要不是出身于从事走私的家族，就是与走私商人本身有关；其他官员则被威胁利诱而半推半就与之合作。身在北京的官员则对在福建海岸萌生的走私活动，不以为然。
一五四○年代起，明廷再度尝试要厉行海禁。官员提升水师军力，重建沿海与诸岛水寨，向走私商出击。效应却是走私者只得结成更为大股的势力并以武装来自我保护。走私商们重新武装后逐渐转成海盗，甚至拔取官方水寨、城镇与城池。他们在本地人和地方官之间，都能找到许多支持者。
到了一五五○年代，明廷再度检讨海禁政策的得失。虽然保守派官员主张只有完全厉行海禁，消灭国际贸易，才能杜绝海盗；但多数採取开放的立场的官员指出海禁政策本身就是恶劣局势的病根。一五六七年，新登基的皇帝採取了开放的立场而制订了「开禁」的政策，允许中国海商合法的到若干外国港口贸易，但不是完全没有限制。首先，中日贸易仍然没有开放，因为日本国与海盗活动牵连甚深。其次，除非担任贡使，外商仍然不许踏上中国土地。第三，私人海上贸易只能透过福建的一处港口来进行，即漳州月港（后来也称为海澄）。第四，任何企图出海贸易者，需申请船引（许可），缴付引税与关税。
新的「开禁」政策达到成效：海盗与走私活动减少。同时，中国(大明)人的海外贸易活动暴增，特别是在福建省。想知道福建海商的贸易网，可以看看发放给福建商人的船引情况，每张船引都能使其领有者获得到某一固定海外地区的权利。这些目的地大致可分为两区：西洋地区，亦即包括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以及爪哇；东洋地区，包括菲律宾群岛、勃泥与摩鹿加群岛。最为热门的海港则是吕宋（马尼拉），每年发出十六张船引，其他热门地点包括了万丹、巴琳庞、暹国、东京、柬埔寨、巽他、麻六甲与会安，但其他东南亚地点也有不错的纪录。每年也会发放十张船引到台湾，虽然有点令人惊讶的是，完全针对台湾北部的港湾（五张基隆、五张淡水），要取得到台湾船引的引税数额较低，表示到此贸易的利润也较少。但合法的贸易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若按照西班牙人的记载，可知抵达马尼拉贸易的中国船只，至少就是前述发放到马尼拉船引数量的两倍。同样，尽管事实上官方根本不允许船只到日本贸易，日本的记载还是指出了中国船抵达日本的情况。
由于走私盛行，要衡量福建海外贸易的规模也略为困难，然而每年进口总额应在两百万两左右。贸易活动改变了福建省的经济情况。进口货物的价格转趋低廉。例如，胡椒的价格于一五七二年与一五八九年间降了五成。而另一种东南亚舶来品：苏木，价格则于此期间跌价了七成五。海洋贸易给福建省带来如此丰厚的利润，使得俗语流传说「谷生于地、金生于海」。甚至，月港的税收上缴给国库的数额庞大，故有「天子南库」之称。
明帝国的开禁政策是对现状不情愿的加以承认，而不是要复兴几百年前宋人所达到的海外贸易成就。从事海外贸易的人士仍被视为可疑，也得不到台面的地位或支持。一六○三年，当西班牙人屠杀定居马尼拉的两万名华人时，西班牙官员顾虑中国将会报复，但明廷却毫无所动。
质言之，明廷包容人民从事海外贸易，但是不愿出力促进之。对外国土地有企图心的华人来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他们可说是「没有帝国后盾的商人。」这种不情愿去协助海外冒险的态度，并非一种反帝国主义的立场所致，因为明帝国原本即採取过积极帝国主义行动。而是因为，虽然中国本可以经略海洋来压制欧洲人的企图，但明帝国的统治者一般来说却不认为经略海洋会带来什么好处，特别是支持私人海外贸易的话。清廷要到十七世纪末期，才接纳开放出海的政策，不再坚持海禁。那么，既然我们将殖民主义的定义，限制在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活动上，笔者的老师就是对的：「中国没有殖民主义」。而对其他亚洲强权来说也是如此吗？日本是否也是一样的情况呢？
【推荐序】书写深具生命力的台湾历史∕◎陈国栋
郑维中先生希望我为本书写序，有两个理由：其一是我是他名义上的老师；其二是我是作者欧阳泰（Tonio Adam Andrade）的学长。理由如此堂皇，我亦乐于为之。
维中毕业于政治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对荷据时期的台湾社会感兴趣；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帮忙，学会了荷兰文。其后考上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班，并且一度前往荷兰莱登大学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支持的「迈向合作时代的新纪元」（Toward a New Age of Partnership，TANAP）博士生培育计画。我承曹永和院士推介，担任该计画之「亚洲指导」（Asian Supervisor），所以说是他「名义上的老师」。因为兵役问题，维中在三年前回国，最近即将重返荷兰继续学业。从获得政治大学硕士以来，五、六年间，维中先是翻译了他的好友韩家宝（Pol Heyns）的硕士论文，又出版自己的硕士论文、并与韩家宝合译了《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服役期间编译的《制作福尔摩沙》一书也刚在十月初出版发行。现在由曹永和文教基金会资助，又将出版他「制作」的第五本书《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可以说是一位手勤脚快的作家。事实上，维中沉静寡言，好学深思，不论着作或译述都十分用心。他已经是荷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的后起之秀。相信他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一定会在学术界绽发异彩。
欧阳泰于西元二千年毕业于我的母校耶鲁大学，足足晚了我十年，因此素未谋面。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叫作“Commerce, Culture, and Conflict : Taiwan under European Rule, 1 24-1 2”（欧洲人治下台湾的商业、文化与冲突，一六二四至一六六二），即为本书的前身。该论文于二○○二年获颁美国历史学会古腾堡论文奖，随即以线上书形式出版，纸本亦将于近日问世，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事实上，早从上个世纪末起，欧阳泰就已经在Itinerario 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中译稿也分别刊登在《台湾文献》等国内知名的刊物。维中与他熟识，并且认为他这本书有相当高的价值，值得推荐给国人，因此费心翻译，以飨读者。
《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一书带入亚洲的视角，讲述整个荷据时期台湾的史事。作为一位西方人士，在西方学术传统下得到完整的教育，欧阳泰对十六、七世纪以降，所谓「欧洲扩张」（European Expansion）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他经常往来台湾，曾在台湾大学国际华语研习所学习中文，对台湾也有相当的认知；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殖民者退出亚洲，随之而来亚洲人建立在地观点、建立「自主性历史」的主张也广泛受到重视。本书除了在结构与内容上经过妥善的处理外，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共构殖民（co-colonization）系统」的概念。熟悉此一领域的学者对此说法当已不陌生，因为韩家宝的《荷兰时代台湾的经济土地与税务》一书已经加以援引利用。（维中当时将“co-colonialism”一字译作「共同殖民主义」。）详细的讨论当然要请读者细读本书或参考韩家宝的意见。此处我仅就相关的史实，赘言一、二。
欧洲人来到东亚，虽然是为了通商贸易，但为遂行这个终极目标，促始他们需要建筑工人、需要翻译仲介、需要生活物资的供应需要种种在地的亚洲人的协助。汉人工作勤奋、愿意学习、适应力强、逐利心重，最符合他们的期待。因此，无论是在澳门、马尼拉还是爪哇，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的欧洲殖民者都充分利用汉人为他们工作，台湾亦非例外。相形之下，当地的土着都退居幕后，成为被动的事件参与者。不过，若因为汉人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而提供欧洲殖民者协助，就说因此而建立的殖民制度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那就曲解了历史的真相。在欧洲人的殖民地当中，乃至于没有建立殖民地只建立贸易据点、成立商馆（factory）的地方，支配者仍然是欧洲人，汉人只是在图利自身的情况下接受欧洲人的制度、听从其安排而已。译成「共同」偏向平等地分享，译成「共构」比较具有层次，可以隐含着欧洲人主导、汉人配合的意味，比较贴切，也比较容许有想像的空间。从用字的选择，也看得出维中的进步与用心。
台湾史成为严肃的研究，并且大规模铺天盖地地展开，在台湾与大陆都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而基于不完全相同的原因，在欧、美学术界，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虽然耶鲁大学从一九八○年代开始，就已经在大学部开设有台湾史的课程，但到产生欧阳泰这样优秀的专着，也已经历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话说回来，欧阳泰作品的出现正代表着外国学者对台湾的兴趣已经超脱主要以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或人类学为研究对象的格局，深入到历史与文化的领域。这样的进展颇令人欣喜。
荷兰莱登大学因为有曹永和先生的高足包乐史（Leonard Blusse）的关系，台湾史研究，特别是荷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也早早开始，江树生、翁佳音、林伟盛.等本地学者皆曾前往就学。一九九八年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展开的「迈向合作时代的新纪元」计画，台湾也先后有四位年轻学生参与。不过，莱登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台湾史或台湾研究中心，而荷兰的研究者参与台湾史研究的人数也极有限。至于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比利时等，虽然也不乏有人从事台湾相关的研究，但一直到最近以前规模并不大。
不过，就整个欧洲而言，近来的发展很叫人振奋。这是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资助下，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为据点而成立的「欧洲人台湾研究会」已经在二○○三年成立，并且从二○○四年起分别在英国伦敦、德国波鸿与法国巴黎举行年度研讨会，下一届年会也已安排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年会的参与者多数来自欧洲各国，每回发表的论文多达数十篇，堪称是具有高能见度的学术组织，对发展台湾研究很有帮助。
顺便一提的是从二○○○ 年起，由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发起，在施芳珑博士的协助下，开办了一个「伦敦台湾学术讲座」（London Taiwan Seminar），六年来举办过七十多场演讲、三十几场研讨会。其间，从二○○三年十一月起，改名为「台湾文化研究计画」，并且被认可为伦敦大学政经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一项专题计画。计画成员与同好的研究成果，已集结为《再写文化：台湾观点》（Re-writing Culture: Perspectives via Taiwan）一书，在曹永和文教基金会的赞助下，稍后也将由远流出版公司出版。
在台湾研究与台湾历史文化的研究逐步受到国际瞩目的同时，读者可能也已注意到荷据时期及西班牙佔据时期的台湾历史研究、文献翻译及展览展示在过去几年间也在本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维中所译的《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这本书适时地提供我们检视台湾历史的不同角度。读者必然会从批阅此书中获得强烈的刺激。进一步，我们更希望能参照中外研究者的成果，书写出越来越有见地、越具生命力的台湾历史。
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文版序】飞跃迈进的台湾早期历史研究∕◎欧阳泰（Tonio Andrade）
十年前，我开始着手准备写作此书之时，早期台湾史尚且是个相当冷僻的领域。当时循着曹永和与中村孝志先生所开拓的有力研究成果，已经有几位后继者如包乐史（Leonard Blusse）、江树生与翁佳音先生往此道迈进，一般来说当然是踽踽独行，较为孤单。然而这十年来，此一领域却有了爆炸性的发展。正是在包乐史与曹永和先生以无比毅力推动下《热兰遮城日志》的出版，引燃了此一火苗。借此，能够从纸上展现荷兰殖民地每日活动，并倚赖其註释一窥究竟，《热兰遮城日志》开放了前无古人的视野。随之，其他的史料文献也如同雪片般陆续出版，唤起了新一代的学者如康培德、韩家宝（Pol Heyns）与郑维中等人，一同推动早期台湾史研究的革命性进展。
本书是建立在前述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上，并涵纳许多人的见解而写成的。本书的目的不仅只是要给早期台湾史提供一个全面性的观点，更要指出这段历史本身，从最初的发端，就是一段全球化、跨文化的历史。十七世纪时在台湾生活的原住民们，其访客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既有福建的渔民，不畏风浪年年隆冬跨海来台捞捕乌鱼，后来又在疫病与暴力威胁下勉力到原住民村中行商。也有葡萄牙商人水手，叫出了福尔摩沙，也就是美丽岛这个名号，却意外的于台湾沿海变幻莫测的沙汕上遭难。还有荷兰人，因为被明军从本来比较喜欢的落脚处驱赶，不情愿的在南台湾发展了殖民活动。而西班牙人，在北台湾建立殖民据点来抗阻荷兰人的入侵。日本的冒险家、商人，因为对欧洲人自鸣正义感到恼火，向幕府将军请愿，要把台湾收入「保护」之下（但此议被驳回——若未驳回真不知道历史会怎样继续下去），数万汉人先民离乡背井来到这红毛番治理之地，或从商、或投入农园、或打猎、或烧砖、或为人裁缝、修补铁器，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的劳动与投资，是驱使台湾殖民地经济发展背后的发动机。最后，郑成功使台湾首度纳入中国人的统治之下。我透过仔细检视上述各方行动者的往来互动，在本书当中，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已经历经全球化洗礼的缩影来呈现。
十七世纪台湾立于全球化十字路口的地位，给我们上了全球历史宝贵的一课。譬如，为什么当时是欧洲而不是中国，在世界各处佔据了殖民地？（中国在十五世纪时，还比较可能会这么发展。）台湾的历史，对于回答这个问题，在概念上具备有一定的优点，因为此地正是东西两种文明与「没有历史的人们」交会的场所。荷兰与西班牙人如何各自在这个已经勾起东亚两大强国商人兴趣的岛屿建立殖民据点？一六六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又是怎么被从当时几乎是他们手中最繁荣的殖民地中被驱走的呢？触及台湾的全球化现象既久远又不可抹灭，我希望本书的读者能够借此获得比台湾本身更宽广的历史知识。
而我也希望本书不止用以传授知识，也能刺激读者的思考。有许多课题，尚须留待未来研究：例如荷兰人的传教活动，目前所知仍然有限；而那些荷汉商人与原住民间的日常交往、各种正式、非正式的组织、以及结婚、宴饮、收集垃圾、嚼槟榔等等一切，都有待探讨。留存在海牙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未刊档案当中，对诸如此类的主题可提供各种素材，而且在雅加达、中国大陆、日本、还有台湾本身，也都可能还有其他史料出土。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也仅止于描绘个大概，我希望在读者之中，会有更多人写出种种研究来丰富此一领域甚至取代这整本书！
——于乔治亚州，第开特市（Decatur），二○○六年十月十七日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我刚读完《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讲述地名演变史的著作，它更像是一部描绘台湾早期历史变迁的史诗。作者从“福尔摩沙”这个浪漫而又充满殖民色彩的名字开始，逐步揭示了岛屿如何从一个被欧洲人发现的“美丽之岛”，演变成一个被中国王朝纳入版图的“台湾府”。我尤其对书中对于不同政权时期，岛屿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细致描写所折服。例如，书中对荷兰人经营殖民地期间，与原住民的互动，以及商业活动进行的描述，都让我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而郑氏王朝时期，虽然短暂，但其在台湾建立的海上王国，以及与清朝的抗衡，也被作者描绘得惊心动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清朝建立“台湾府”这一过程的深入剖析。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区划的改变，它代表着中国王朝对这一区域主权的正式确立，以及对岛屿资源的有效整合。书中对于当时清朝统治者在台湾的政策，如开垦土地、设置官府、以及处理与原住民关系的具体措施，都进行了详实的描述。我从这本书中，看到了一个岛屿如何在不同文明、不同政治力量的交织影响下，逐步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作者的写作风格非常独特，他能够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微观的个体命运相结合，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既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也能体会到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迪，让我对历史的理解更加立体和 nuanced。
评分我最近读完的《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这本书，着实给我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我过去对台湾的历史了解，更多的是一些零散的信息，而这本书则为我构建了一个清晰而连贯的叙事。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地名变化本身的描述，而是深入挖掘了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动因和政治逻辑。我被书中对“福尔摩沙”这个名字的起源和演变的细致考证所吸引。从欧洲探险家对这片土地的初次命名，到荷兰人在此建立的贸易据点，再到郑氏王朝短暂的辉煌，每一个阶段的变迁，都为“台湾府”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当清朝政府正式将台湾纳入其版图，并设立“台湾府”时，作者则详细分析了这一决策的战略意义和对岛屿未来发展的影响。书中关于清朝如何派遣官员、推行律法、以及管理地方事务的描述，让我对早期台湾社会的运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不同文化和政治力量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描写。这本书的叙事风格非常独特，它既有史学研究的严谨性，又不失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既能增长知识，又能获得精神上的享受。读完这本书，我对“台湾”这个名字的理解，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识，而是蕴含着一段复杂而丰富的历史记忆。
评分《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这本书，让我对“名字”这个概念有了全新的理解。我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地方的名字，可以如此深刻地承载和反映历史的变迁、权力的更迭，以及文化的演变。作者从“福尔摩沙”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名字切入，娓娓道来，将我带入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时代。书中关于早期欧洲探险家对这片岛屿的描述，那些关于物产的丰饶、原住民的风貌，都描绘得栩栩如生，让我仿佛身临其境。然而，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当一个地方被纳入更强大的政治体系时，名字的改变就成为一种必然。作者详细论述了，在荷兰、西班牙、郑氏以及清朝统治的不同时期，“福尔摩沙”的称谓是如何逐渐被本土化、行政化的“台湾”所取代，并最终形成了“台湾府”这一明确的地理和行政单位。我被书中对于清朝建立台湾府的决策过程以及其深远影响的分析所深深吸引。作者不仅仅关注了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变化，还深入探讨了文化和经济层面的影响。例如，清朝统治下，汉人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如何改变了岛屿的原有生态和文化景观，以及“台湾府”的设立，如何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与大陆的联系。这本书的叙事方式非常平实而有力量，作者用严谨的考证和生动的语言，将复杂深奥的历史事件，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故事。我从这本书中，不仅学到了关于台湾历史的知识，更学到了如何从一个名字的变迁中，洞察一个时代的发展脉络。
评分《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这本书，让我对“名字”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一直以为地名只是一个简单的称谓，但这本书却向我展示了一个地名的变迁，如何能够折射出一个地区历史的沧桑巨变。作者以“福尔摩沙”为起点，细致地梳理了台湾岛屿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从一个被欧洲人命名为“美丽之岛”的地方，逐渐演变成一个被中国王朝纳入统治的“台湾府”。书中对荷兰人早期殖民活动、郑氏王朝的崛起与衰落，以及清朝最终控制台湾的过程，都进行了详实的描写。我尤其被作者在分析清朝设立“台湾府”的决策过程时所展现出的深刻洞见所折服。这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改变，更是中国大陆王朝对这一战略要地的政治意志的体现。书中对清朝在台湾推行的各项政策，如移民管理、土地开垦、以及与原住民的关系处理，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这些细节让我对早期台湾社会的形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非常欣赏作者的写作风格，他能够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微观的社会生活相结合，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既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也能体会到人性的复杂。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次知识的增长，更是一次思想的启迪，让我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台湾”这个名字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
评分《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理解台湾历史的一扇新大门。我一直对“福尔摩沙”这个名字背后所蕴含的东方神秘感和西方殖民色彩感到好奇，而这本书则将我带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探索。作者并非简单地描述地名的更替，而是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统治者的政治意图、经济需求，以及文化观念，来解释“福尔摩沙”如何一步步演变成“台湾府”。我被书中对早期欧洲人来到台湾时，对岛屿的初步印象和命名过程的生动描述所吸引。当郑氏王朝崛起，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时，岛屿的地位和称谓也随之发生变化。而最终，清朝政府的统一，标志着“台湾府”的正式确立，这其中蕴含的权力转移和行政整合的复杂性，也被作者深刻地揭示出来。书中对于清朝在台湾设立府县、加强管辖、以及推广汉族文化的措施，都进行了详实的论述。这不仅仅是行政上的改变，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同化过程。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岛屿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融合的描写。这些细节让我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台湾府”的形成，以及它在台湾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本书的结构清晰，逻辑严谨，让我对台湾历史的理解，从碎片化的认知，走向了系统化和深刻化。
评分我手上的这本书，《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给我的阅读体验带来了极大的惊喜。我一直对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而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对这段历史的求知欲，并且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作者并没有将焦点仅仅放在地名的变化上，而是通过对“福尔摩沙”到“台湾府”这一转变过程的深入解读，为我展现了台湾早期历史的宏大画卷。书中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时期的经济活动、与原住民的贸易往来，以及他们在岛屿上留下的痕迹，都进行了细致的描绘。随后，郑氏王朝的兴起，以及他们与清朝政府之间的权力斗争，也为读者呈现了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而当清朝最终将台湾纳入版图，并设立“台湾府”时，作者则详细阐述了这一决定背后的战略考量和政治意义。书中对于清朝在台湾的行政管理、土地开发、以及移民政策的描述，让我对台湾社会结构的形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尤其被书中那些关于基层官员的运作、以及普通民众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片段所打动。作者的文字功底非常深厚，他能够将复杂的历史事件，以一种平实而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既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又能体会到人性的温暖与复杂。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社会学研究，它让我对“台湾”这个名字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这本书，简直是一场关于名字与权力的精彩博弈。我原以为这是一本枯燥的历史学术著作，但实际上，它以一种极具吸引力的叙事方式，将我带入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作者从“福尔摩沙”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名称入手，巧妙地将我引向了台湾岛屿几个世纪以来复杂而动荡的历史进程。书中对早期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欧洲航海家对这片土地的初次探索和命名，描写得如同一幅幅生动的油画。而当郑氏王朝崛起，试图在中国大陆之外建立自己的政治中心时，岛屿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最令我着迷的是，作者如何细致地展现了清朝政府如何一步步将“福尔摩沙”纳入其统治范围，并最终将其正式命名为“台湾府”。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书中关于清朝如何派遣军队、设置官僚体系、以及推行一系列政策来巩固统治的描写，都让我感受到了那个时代政治角逐的激烈。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台湾府”这一名称所蕴含的意义的解读。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标识，更象征着中国大陆王朝对这一战略要地的有效控制和管辖。书中还穿插了许多关于当时社会生活、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习俗的细节，这些都为理解“台湾府”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读完这本书，我深刻地认识到，地名的变迁，往往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标志，它反映了权力中心的转移，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这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棒，让我对台湾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名字”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评分我必须说，《福尔摩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是一本让我重新审视历史的书。我过去对台湾的历史了解，更多的是一些零碎的片段，而这本书则为我构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历史脉络。作者的叙事方式非常引人入胜，他并没有枯燥地罗列史实，而是将每一个地名的变迁，都融入到生动的人物故事和宏大的历史事件之中。我特别喜欢作者对“福尔摩沙”这个名字的解读，它不仅仅是西方人对这片土地的殖民想象，更是早期海洋贸易时代，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一个缩影。当我读到书中描写郑氏王朝时期，如何试图在这个岛屿上建立自己的统治，以及他们与不同势力的周旋时，我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政治格局。而当清朝政府最终接管台湾，并设立“台湾府”时，我看到了中国大陆王朝对这一区域的统治野心和实际控制力的强化。这本书不仅探讨了政治层面的改变，也关注了社会层面的影响。作者详细描写了清朝移民政策如何改变了岛屿的人口结构，以及新的行政区划如何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书中的一些细节，比如关于土地丈量、赋税征收、以及司法管辖权的描述，都让我对早期台湾社会的运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读完这本书，我不再仅仅将“台湾”看作一个地理名词，而是将其视为一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的沉淀，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见证。作者的深厚功底和独特的视角，使得这本书在众多历史著作中脱颖而出，成为我近期阅读中最具启发性的一本书。
评分《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场关于名字背后历史的震撼洗礼。我一直以为地名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作者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福尔摩沙”这个充满诗意与异域风情的名字，如何随着历史的巨轮缓缓滚动，最终被“台湾府”这一更具东方色彩和行政管辖意味的称谓所取代。我惊叹于作者对于早期航海家笔下“福尔摩沙”的详细考证，那些关于香料、黄金、以及未知岛屿的浪漫想象，在书中被一一还原。但这本书的精髓，绝不仅仅停留在名字的更换上。作者深入探讨了不同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权力、划分疆域、以及实现统治目标，是如何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一个地方的称谓。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岛屿的早期开发，到郑氏王朝短暂的辉煌，再到清朝政府正式将此地纳入版图，每一个阶段的权力更迭，都伴随着地名的演变。尤其是在描写清朝建立“台湾府”这一过程时，作者展现了当时朝廷的战略考量，以及对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视程度。这本书让我看到，地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标识，它更是历史、政治、文化、以及民族情感的载体。当我们称呼一个地方时，我们也在无意识地激活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记忆和权力结构。作者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状况的描述，比如早期汉人移民的生活艰辛、与原住民的互动模式、以及官府的管理方式，都为理解“台湾府”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这本书的逻辑清晰，叙事流畅，让我在阅读过程中，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亲身感受着历史的脉搏。
评分读完《福尔摩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这本书，我至今仍然沉浸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作者以一种近乎考古般的严谨，抽丝剥茧地揭示了“福尔摩沙”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名字，是如何逐渐被“台湾府”这个更具行政层级和统治意味的称谓所取代的。这本书并非简单的名词更替的记述，它深入探讨了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岛屿的地理面貌、原住民的社会结构、汉人移民的迁徙路线，还是荷兰、西班牙、郑氏王朝、清朝等不同政权在此留下的痕迹，都发生了怎样深刻的演变。我尤其被作者在描写早期欧洲人对这片土地的初次探索时所使用的生动语言所吸引，那些关于丰富物产、淳朴民风的记述，仿佛将我带回了数百年前，亲眼目睹了那些漂洋过海的探险家们眼中“美丽之岛”的最初模样。然而，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更重要的是剖析了政治力量如何一步步重塑地名，以及地名变更背后所承载的权力转移和文化融合的复杂性。当“福尔摩沙”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称谓，取而代之的是“台湾府”时，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落幕，也预示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启。清朝政府的统治，带来了更系统化的行政管理，也带来了更深刻的社会变迁。书中对于当时移民政策、土地开发、以及原住民与汉人之间关系的描写，都让我对台湾早期社会的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殖民、治理、以及身份认同是如何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中交织、碰撞、最终形成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台湾”。作者对于史料的精准运用，对于历史细节的细致描绘，都使得这本书在学术价值和阅读趣味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让我受益匪浅，也引发了我对历史命名和地缘政治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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