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邓小平的经济战略广泛地被视为是对毛泽东的一个完全否定；但这本书强有力地认为，假如没有毛留下来的物质基础，邓很难推行其改革开放政策。邓追求中国的工业化的抱负不逊于毛，入手方式基本上也与毛趋同。这也规范和制约了他自己行之有效的渐进式的改革方法。这本书对毛和邓济战略的研究，兼顾制度层面及统计分析；其看法和结论都颇具挑衅性，展示了一个新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有助关心中国经济、政治、对外贸易，以及全球化问题的学者和学术界人士，了解中国跻身于世界列强，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巨人的背景和过程；也有助于学者摆脱传统左派对毛的看法，以寻求一个新的、非左派的阐析。
本书是一部评论性着作，全面回应了张五常教授的学术观点，也加入了不少新的范畴和专题；虽然主要还是针对几大主轴问题，提纲挈领，谈谈作者对毛时代经济战略的看法，并从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回顾其对邓小平时代的长期影响。
作者简介
郭益耀
祖籍广东揭阳市榕城，马来西亚出生，香港新亚书院学士，德国马尔堡大学经济学博士。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凡二十五年，曾在哈佛、伦敦等大学从事研究讲学。后应聘为澳洲外交部全资赞助设于马夸理大学的中国政治经济研究所创办所长暨讲座教授，其后转任香港岭南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退休后曾任香港珠海学院商学院院长、中文大学及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其着作大多数署名 Y. Y. Kueh，发表于英美德意荷及澳大利亚等国 (也有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的); 专书十余部，主要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它包括香港大学、中文大学、麦米兰等英美出版社。郭教授也曾任伦敦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编辑委员逾二十年。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序言：写作缘起
第一章 导论：为何不可忘记毛泽东？
第二章 从自由主义学派的悖论谈起
第三章 毛泽东在中国经济和平崛起的历史作用
第四章 大跃进与「文革浩劫」梦魇何时了？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中的「自由化陷阱」
第六章 「天安门风暴」的小气候和大气候何以缘起？
第七章 邓的新工业化战略不也是「承先启后」吗？
第八章 政治转折与「市场导向「承先启后」
第九章 「国有产权制」何罪之有？
第十章 体制转型过程中「产权」制度又如何调整？
第十一章 农业集体化果真是「何必当初」吗？
第十二章 非「自由的选择」如何突破工业化的制约
第十三章 「靠天吃饭」的历史格局又如何打破？
第十四章 中国真比不上四小龙吗？
第十五章 喜读林毅夫有关「追赶式」经济战略的新思维
第十六章 总结：经济分析与意识形态问题
附录一 东欧国家市场导向改革的「拐点问题」
附录二 纪念先师张丕介教授
附录三 齐鲁大地换新颜──山东之行感怀
图书序言
写作缘起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三十年前开始后不久，香港便有某知名的美国「海归」经济学家，不时在本地的中文报纸上批判大陆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除针对邓小平外，当然更免不了兼及毛泽东时代；说「共产主义是全世界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制度」，并一早开始便大力鼓吹北京应即时将国有财产全面私有化，并「一夜之间」全面放开官定价格、废除外汇管制、让汇率完全自由化，等等，不一而足。这种见解或可聊以称之为「革命经济学」，但绝非近二十几年来西方经济学界颇为注重的、高度专业性的「转型经济学」研究。
某人的论调，除在香港这个被海耶克(Friederich von Hayek)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自由主义大师誉为「自由放任」经济的典型之外，在大陆也一时风行。一则因为某人系出名门，属朗奴高斯(Ronald Coase)的产权学派，也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其他诸位自由主义大师过从甚密；又多次自称就将登堂入室，拜见诺贝尔，云尔。二则因为改革开放伊始，「拨乱反正」雷厉风行，大陆许多学人也忙不及迭将毛泽东视为对立面、为新政策详加註解；因此乐于借助「西风」，帮助政府的改革政策，制造舆论气氛。三则是对有实践经验的官员或决策当局而言，任何类型的工业放权改革，就如同上世纪六十年代东欧各国的遭遇所启示，其终极阻力都在于中央计划体制及其形影相随的产权国有制度；最直截了当的改革办法，莫过于摧枯拉朽，一了百了，即刻废除集权式的物资配给制和官僚监控机器，以及个别企业的强制性指标；让自由市场统管一切。因此，境外传来的全面自由化和市场化说法仿若天际之音，备受欢迎。(可别忘了，当年还未见苏联叶利钦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 或「大崩战略」[big-bang strategy]，所造成的悲惨结局，无殷鉴可循)。最后第四个原因是，其时也，西方的经济学也开始引入大陆，对许多大学生而言，西方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所赖以植根的新古典主义以还的微观经济学，确实是美不胜收，讲消费主权，供需自主，自由竞争，产权私有，自我致富，等等；直可媲美河图洛书。
作者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前后凡二十五年，早年看到某人在香港报章连篇累牍谈中国的经济问题时，已经深不以为然，也颇感愕然。一早已经想动笔在报纸上凑凑热闹。但香港中大，如同香港大学，对教员的评审规则，一概不认可在报章上发表的拉扯类文章，就连中港台各地稍具份量的中文学术期刊的论文，也不给以考虑；结果只能尽量争取论文和专着让欧美各国具有「崇高国际声誉」的期刊和出版社发表，可悲，孰不可悲。
然而，这多少年来，如何看待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却一直是作者所探讨的一个主题。2008年将过去发表的十几篇有关的期刊论文和专书的篇章结集成书，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标题为「中国的新工业化战略」，副标题为「毛主席真的是多余的吗？」（Y.Y.Kueh,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Was Chairman Mao Really Necessary? (本书中此下皆简称为《毛主席真的是多余的吗？》)(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2008, pp.x, 283.中国大陆对英文“Strategy” 一字通常翻译为「战略」，香港则译为「策略」。本书兼用这两种译法，请读者留意。），其意显然，「挑衅性」亦强，期以抛砖引玉，促发国际学者共同讨论此一重要的、对整个世界也是寓意深远的当代中国经济历史问题。出版商也有此意，所以未见书稿，已经同意出版。实际上杀青之前，作者也已开始着手摘其要者，连同自己其他新旧着作中的部分罕见资料，重组成不同的中文篇章，因成此书也；也算了却了当年「凑凑热闹」的宿愿。
本书所触及的都是1949年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各构成独立篇章，夹叙夹议，作专题的讨论。大体上全书的前半部探讨几个历史性的、或曰纵贯性的问题，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天安门风暴，以及由毛时代过渡到邓时代中国经济政策和制度转型中的阶段性特征。后半部则阐析几个政策性和功能性的所谓横切面问题，诸如工业与农业部门的产权结构、农村的资本积累方式、工农业的互动关系，以及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如何影响经济效率和长期经济发展等专题。
介乎前后两半部之间是「承先启后」的第八章。这一方面从国际和历史的视野，对比中国和前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回顾和检讨其改革历程中所遭遇到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异同；并特别聚焦于重大的国内和对外的政治转折对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历史性冲击。另一方面则为接着的篇章所要讨论的诸多颇富争议性的横切面议题，提供必要的分析性理念与框架，比如国有产权制度的性质与功能、农业集体的历史作用与贡献、官定价格(含官定利率和汇率)的经济理性与缺陷，以及工农业产品之间的的「剪刀差」价格等等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必然牵连到国内国外、历史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所以读者实际上也可先从第八章读起，以取得一个较为全面的视野。
因为着重于专题式的论证，全书不构成铺平直述、教科书式的，或曰学究式的系统化演绎。也因为各为独立篇章，在说明有关的议题时必须或多或少地切入一定的背景资料；所以各章之间也难免有所重复。但在结集成书时，已经尽量加以调整、避免累赘。书的内容主要取材于作者发表于英美德意荷澳各国的论文和专书；有关论点的数据与资料，其原註解浩繁，尽量从略。全书的表述方式，也力求深入浅出，让没有修读过大学一年级经济学的读者，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准，稍具心思，便可以畅然浏览无碍。
书后附录三篇文章。第一篇是旧作，分析东欧各国早期工业经济改革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放权或收权」的两难局面，尤其是「市场导向」改革的「临界」或「拐点」难题。作为一个採用苏式经济体制的国家，邓时代的改革也免不了遭遇到类似的「拐点」难题。1988年由邓所亲自启动的价格自由化导致了物价暴涨以及「天安门风暴」便是很好的例子。因此，附录第一篇以显示东欧改革经验的「前车之鉴」，可使作者在讨论邓时代的改革措施时，得以「避重就轻」。第二篇是为纪念早年也曾经留学德国的先师张丕介教授而写的，也可借以「管窥」德国当年工业化的经济战略对当代中国的可能涵义；也可让有兴趣的读者对作者的治学背景和思维方式「有迹」可循。但收录该篇文章，主要还是想借以缅怀恩师。第三篇「齐鲁大地换新颜──山东之行感怀」，如附录第二篇，都是写于2008年清明之际。「山东之行」旨在造访临清市馆陶县，上香拜祭丕介师；但在先师坟头山上，也看到中国新农村的景象。千里麦田，几乎不见阡陌，这与丕介师留学德国佛莱堡大学时所写的博士论文中所分析的传统中国的「农田碎分」现象，判若两个世界。山东之行也涵盖春秋战国的齐鲁古都，令人反思祖国文化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在讨论今日的大是大非问题时，也知在历史长河中何以定位的问题，幸甚。
作者要特别感谢这几十年来朝夕与共，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许多同学们。作者的许多灵感、想法、看法、判断和结论，都是与他们在课堂上「砂盘推演」出来的。也特别感谢伦敦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因为作为其评审编委(1988–2009)之一，一直有幸阅读许多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分析的最新文稿。也感谢母校，香港中大成员的新亚书院，让本书的几篇文章在其校内月刊《新亚生活》先行发表，使作者能就近请教于中文大学校内的朋友们。多年来未曾以中文写作，只希望自己的水准不愧对以中国文史哲着称的母校。
郭益耀，2010年清明节于香港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出现，确实触动了我长久以来对历史人物的某些朦胧思考。毛泽东这个名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如此的赫赫扬扬，伴随着无数的褒贬不一。在台湾，我们对于毛泽东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过去几十年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叙述影响，他往往被描绘成一个集权、激进、对中华文化造成破坏的形象。因此，当看到一个香港经济学家的“另类看法”时，我内心是充满好奇与一丝警惕的。好奇是因为，香港作为一个深受东西方文化影响的地区，其视角是否能提供不同于大陆和台湾的解读；警惕则是担心这种“另类”是否会走向极端，或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忽略史实的严谨性。 我特别想了解的是，作者是如何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去切入毛泽东的评价。经济学往往是务实且注重数据和逻辑的，那么，这位香港经济学家是否会侧重于分析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例如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的长期影响？他会如何量化这些政策的成效与代价？他是否会探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其理论基础与实践过程中的偏差？一个经济学的视角，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于政治史或思想史的观察维度，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那些影响亿万人生活轨迹的经济决策背后的逻辑，以及它们是如何塑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
评分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台湾的读者，我对毛泽东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被浓缩在“历史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的碎片化信息。他常常与“革命”、“斗争”、“阶级敌人”等词汇联系在一起，构筑了一个高大全或极其负面的单一形象。因此，“另类看法”这个词，就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够跳脱出过往的二元对立思维，呈现一个更具人性、更富层次的毛泽东。 这位香港经济学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经济背景，与大陆和台湾都有所不同。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多元文化以及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或许能让他以一种更为客观、更为超然的视角来审视毛泽东。我猜想，他可能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分析毛泽东的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长远影响，而不仅仅停留在政治斗争的层面。比如，他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农业改革、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瓦解，是否会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他是否会探讨毛泽东的经济决策，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是如何产生的，又带来了哪些意想不到的后果？这种基于经济学分析的“另类看法”，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新鲜且具有吸引力的解读方式。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不可忘记毛泽东：一位香港经济学家的另类看法》，光是看标题，就足以让人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另类看法”这四个字。在台湾，我们对于毛泽东的认知，长期以来受到两岸政治角力的影响，形成了一些固化的印象。而“香港经济学家”的身份，则为这种“另类看法”增添了几分神秘感和客观性。我很好奇，他究竟会从哪些不寻常的角度切入，来解读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推测，作者可能不会拘泥于传统的政治史叙事，而是会从经济学的专业视角出发，去剖析毛泽东的政策和理念。他或许会关注毛泽东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特别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方面的策略，并对其成效与代价进行深入评估。例如，他会如何评价土地改革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影响？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运动的经济后果，又会有怎样的分析？一个经济学家的分析，往往更加注重数据、逻辑和实际效果，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从未听过的观点。
评分读到这本书的标题，我的第一反应是，对于“不可忘记”这个词，有太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记忆复杂且时常被官方叙事所重塑的国度，某些人物的“不可忘记”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在台湾，我们过去对于“忘记”与“铭记”的边界，更多地是在政治认同和历史叙事上进行划分。而这本书的标题，似乎提供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视角，它并非简单地要求“肯定”或“否定”，而是强调一种“不可忘记”的态度。这让我联想到，是否作者认为，无论其功过如何，毛泽东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留下的痕迹太深，以至于我们无法也无权将其彻底抹去。 或许，作者所说的“另类看法”并非是要为毛泽东翻案，而是试图以一种更加立体、更加 nuanced 的方式来审视他。他可能会剥离那些标签化的评判，去探究毛泽东其人其事背后复杂的动机、时代背景以及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例如，他是否会讨论毛泽东在统一中国、建立新中国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这些历史事件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中国？又或者，他是否会深入分析毛泽东思想的演变，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这种“不可忘记”，也许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要求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去面对那些曾经塑造了我们民族命运的伟人和事件。
评分初次见到这本书的书名，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无数的问号。毛泽东，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记，也承载了太多的复杂情感与评价。在台湾，我们从小接触的毛泽东形象，往往是官方叙述下的那个“革命导师”或是“政治强人”，但这种单一的描绘，总让我觉得不够立体。而“另类看法”这四个字，就像是一扇窗户，让我窥见到了一种不同于既有认知的可能性。 特别吸引我的是作者的身份——“一位香港经济学家”。香港，这个融合了东西方文化、拥有独特经济基因的城市，其经济学家的视角，想必会带来一些与众不同的洞见。我很好奇，他是否会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去分析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例如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工业化的推进模式，以及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轨迹的影响？他是否会关注到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其理论的根源、实践中的偏差，以及他对中国经济现代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一个经济学的分析，或许能提供一种更具操作性、更注重实际效果的解读，让我们摆脱一些空泛的政治口号，看到经济发展中的真实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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