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手稿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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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Travis Holland

我的手捧着世界文学瑰宝，但我的工作是亲手销毁它。

　　没有笔的作家，形同灵魂已死；被抹去记忆的人，等同失去希望

　　在1939年的莫斯科，曾为文学教师的帕维尔现在的工作是要销毁政府当局视为有问题的手稿。

　　帕维尔没想到他得亲手焚毁在课堂上教过的文学经典，加上朋友不明的失踪，妻子死于意外后，连尸体也不得见，伴随着失智症的母亲，帕维尔觉得人生几乎快完了。

　　一箱箱将要被焚毁的书籍与手稿，活生生的承载着人类的心灵，同时又如莫斯科寒冬的微弱火光，命运如此的渺茫；当帕维尔亲眼见到写过《红色骑兵军》的作家巴别尔，在监狱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帕维尔知道，得想办法保护巴别尔仅存的两卷手稿了。

　　保护巴别尔的手稿，意谓也将承受失去生命的风险，帕维尔能选择不要烧毁拥有梦想与灵魂的纸张吗？如果像他的母亲拥有生命，却失去过往，人生又有意义吗？在无尽的疑问中，他的手里握着巴别尔的两卷手稿、失踪朋友留下来的情书、来往的信件，那些承载记忆与故事的一切，是如此的脆弱，但也唯因为拥有灵魂，才能让他感觉活着，他该选择为巴别尔的手稿做些什么了……

作者简介

崔维斯．贺兰　Travis Holland

　　崔维斯．贺兰的故事散见于《微光列车》、《五要点》、《犁头》等刊物。他曾两度获得「霍普伍德奖」，并拥有密西根大学的美术硕士学位，现居密西根。本书为他的第一部小说，2007年同时荣登为Publisher's Weekly 和Financial Times年度畅销书，以及Guardian Readers选书。2008年荣获维吉尼亚州立邦联大学的卡贝尔小说新人奖。

译者简介

张琰

　　台大哲学系毕，辅仁大学翻译研究所硕士，现为专业译者。译作领域广泛，有《比利时的哀愁》、《西班牙情人》、《穿风信子蓝的少女》、《爱情的尽头》、《贾斯潘王子》、《万物的尺度》、《蝴蝶法则》、《蜂鸟的女儿》、《12号公路女孩》、《悲喜边缘的旅馆》、《我的爱，说不出口》等。

推荐序1
曾经存在过就不会被遗忘……
熊宗慧（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

　　美国作家崔维斯．贺兰（Travis Holland）的作品《最后的手稿》（原名为The Archivist's Story），是以一九三○年代史达林大清洗时期的俄国为背景，描写一个在苏俄内务人民委员会（即NKVD）办公处──卢比扬卡大楼（即后来的KGB总部）工作的档案员帕维尔，冒死将犹太裔的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一八九四 ~ 一九四○）即将被焚毁的手稿藏起来的故事。乍看之下，这部作品令人疑惑。苏维埃历史上最严厉的恐怖统治时期里，那种风声鹤唳的氛围和夜半听闻敲门声的惊恐，哪是美国人能够了解的呢？而那种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猜疑、互告奸细的心理折磨，又有谁比那些真正受过苦难的俄国作家们的笔锋更能传达呢？所以这部作品最让人好奇的，除了是作家对背景资料的掌握外，就是为何要写这部小说的动机了。

　　关于背景资料的掌握这一点，贺兰应该已经事先预想到了，这从小说里充满大量细节的描述可以看出。写小说前，作家已经不辞千里先跑到俄国一趟，採访到多位当时的政治受难倖存者，并拿到第一手资料；在这之后，他又投注了整整五年之久的时间在这部作品上，其态度不可不谓慎重。小说主要场景──卢比扬卡大楼，其内部空间的分配、进出时的检查关卡、押解政治犯时要甩动钥匙、低阶军官遵循党要求健康的理由而有撕菸和晨泳的习惯、销毁档案的焚化炉、犯人的放风场所等等，贺兰都有相当逼真的描述。另外，对于当时五花八门的告密内容，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史达林有关，如诗人曼德尔施坦姆被举发嘲笑史达林的胡子像蟑螂，下场当然可想而知；还有「饥荒」一词在当时可能引发的的政治疑虑等等。除了这些与情节相关的内容外，作家对莫斯科季节的变换、街道的地标、莫斯科人的採购习惯等等，也是如数家珍般地道来，看得出他对整个时空背景和人物掌握的娴熟度。

　　然而这一切还是要回到起点，就是为何一位美国作家要写一部以苏维埃历史为背景的苏维埃人的故事呢？其实动机就在一个名字上，即伊萨克．巴别尔。巴别尔最有名的作品其实只有两部──《奥德萨故事》和《红色骑兵军》，然而光《红色骑兵军》一部就足以让他列入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作家名册，但也就是因为这一部作品，让他注定无法逃过史达林的魔掌。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巴别尔在自家乡间别墅遭逮捕，罪名是「策划反苏恐怖活动」，他被关进卢比扬卡大楼的监牢内，遭受残酷的刑求，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被判死刑，隔日即遭枪决，而签署判决书的人正是史达林。小说《红色骑兵军》描述的是一九二○年红军进攻波兰一役（即苏波战争），布琼尼将军指挥的哥萨克骑兵军对沿途遇见的不论是犹太人还是波兰人，不分老少，都极尽暴虐和杀戮之事，作为随军採访员的巴别尔对此有非常直接和暴露的描述，小说文字如血从破裂的动脉管喷出一般鲜活跳动，既刺激了年轻一辈对革命的狂热，也引发舆论对骑兵军的强烈批评，布琼尼于是极尽所能在报刊上打击巴别尔，后者为此消沉许久，但是无论巴别尔怎么低调，骑兵军的残暴与战争最后吃了败仗的事实，两者都和一个名字脱不了关系──史达林，这也种下了巴别尔日后的悲剧。

　　巴别尔遭逮捕后，他的手稿也被没收，包括十五个档案夹、十一本笔记本、七本记满字迹的便签纸统统遗失，而这就是故事的来源，消失的手稿终究是被焚毁，亦或被某位有心人藏了起来，直到今天没有人能百分之百确定。惨遭毒打并失去眼镜的巴别尔的最后身影，还有他写给当时的特务头子贝利亚的信：「我只有一个请求，请准许我把最后的作品写完……」如神话般辗转流传下来，成为一个写作者忠于自己和自己作品的最后信念。

　　按照贺兰自述，从他在图书馆里翻阅到巴别尔的作品并惊为天人起，他就不断追踪巴别尔的身影，从此一头栽进苏维埃历史中，感受这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共同命运，一如他在小说里所言，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证据，也是代表他的声音的就是作家的手稿，小说《最后的手稿》之于贺兰也就是一项证据：曾经存在过就不会被遗忘，他借小说向在史达林大清洗中丧生或是残存下来的人致敬，而这种敬意是不分国籍的，是跨越文化的，那是很久以前的十九世纪俄国作家们曾经感动世人的精神──人道主义，这也是我在这部小说里最深切的感受。

推荐序2
活着，并且记住
鄢定嘉（政大斯拉夫语文学系专任助理教授）

小说空间──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交会的场域

　　莫斯科，一九三九年。政治大整肃虽已结束，对文人知识份子的控诉与逮捕却未停歇，NKVD（内政人民委员会）的魔掌在一旁伺机而动。这是美国作家崔维斯．贺兰（Travis Holland）为小说《最后的手稿》设定的时代背景。

　　在动盪的政治黑暗时代，拥有最小却最强大武器者，非作家莫属。「文字狱」因此成为许多主政者消灭文人的方式。史达林亦然。

　　犹太裔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一八九四年出生于黑海畔的奥得萨城，一九二○年代中期以《红色骑兵军》和《奥得萨故事集》享誉文坛，他是苏联作家协会的成员，并于一九三八年出任苏联国家出版社（Gosizdat）编委会副主席，隔年遭人密告，指控他祕密为法国从事情资活动，因而身陷囹圄，手稿遭到没收，数月后枪决，直至一九五四年才获得平反。

　　贺兰在小说开头安排主角帕维尔和作家巴别尔见面，小说人物和历史人物的命运在此交会，就此勾勒历史悲剧中人们面临的内心纠葛──人该如何自处？怎么看待历史？真理的标准为何？

复杂多变的心灵画面──「外在 / 内在」世界的悖论

　　帕维尔曾任教于知名学府，教授俄国文学。此身份设定值得玩味。贺兰善巧地运用互文手法，让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勃留索夫、巴尔蒙、贝里、巴别尔、曼德尔施坦姆等人的作品片段，穿插于文本的叙事、主角的沉思、人物的对话中。饱读诗书的帕维尔对文字之美自然不可能无动于衷，身为文学教师，应该教育学生欣赏文字之美、体会作家意旨，他却因默许学生告发教师而遭解职。

　　在学生父亲的协助下，帕维尔来到人称「卢比扬卡」的国家安全局（KGB）总部工作，在特别档案室中整理被捕作家的档案与手稿，并一一将其送进焚化室。文学教育者变成消灭文学的刽子手。然而，内在的他不改俄国知识份子的批判传统及使命感，偷偷带走巴别尔的手稿。

　　对帕维尔而言，「卢比扬卡只是莫斯科的一个缩影，那里每天晚上都有黑色轿车和没有标记的监狱卡车──黑乌鸦、黑囚车，悄悄开在暗黑的窄巷道里，进行它们可怕的要务。」在特务横行的时代，告密是自保的最佳方法，恐惧遂成为此时期主要情绪。帕维尔担心酒馆老板听到塞米翁的史达林笑话后报官，害怕同事库提瑞夫向上级密告，怀疑同病相怜的娜塔雅发现他私藏巴别尔手稿并举发他。

　　于此同时，贺兰假帕维尔之眼观看荒诞世情：向来被戏称为「《真理报》中无真理、《消息报》中无消息」的官方媒体大肆报导德苏「互不侵犯协定」的签订，却对波兰受到德国入侵的消息噤若寒蝉，谎言公然披上真理的外衣。

　　然而，冷酷现实的生活中，毕竟潜藏人性辉芒。自小想像力丰富、性格敏感的帕维尔并不完全孤单。和塞米翁亦父亦友的情谊，与母亲彼此关怀的亲情，和失去女儿的娜塔雅相互取暖却若有似无的情愫，这些人性中原本具备的情感，和帕维尔对生活周遭冷静的感受和思考交杂，筑构复杂多变的心灵画面。

真理恆久远──「记忆 / 失忆」的辩证

　　《最后的手稿》不仅书写时代的大历史，也讲述帕维尔个人的小历史，与两个女人相关的小历史。

　　他的妻子艾莲娜在前往雅尔达度假途中因火车出轨而丧命。而他不想收起她的照片，也不处理她遗留家中的生活用品，希望借此挽留妻子渐渐模煳的身影。即使如此，她已经变成相片，一把回忆。而唯一生根于他记忆当中的，却是她生命中那些最后的时刻，贺兰运用意识流的手法，让帕维尔对艾莲娜临死前的感受，以及死后尸体横陈情景的想像重复浮现，突显主角锥心的痛楚。

　　帕维尔不能接受的还有母亲罹患脑瘤，记忆开始退化的事实。他认为失忆是个人悲剧的公开演出，如果某天母亲彻底失忆，认不得他是谁，她也不会记得他们共同的生活了。那就是两种死亡：她的过去和他的过去。为什么帕维尔如此惧怕失忆？世上一切是否终将被遗忘？「记忆 / 失忆」的辩证，带出受时代洪流摆弄的主角面临的个人思想困境。

　　在小说结尾，帕维尔终于领回艾莲娜的遗骸，也彷彿摆脱了记忆不可承受之重，能以清明之心面对自己与时代。他将母亲来信与巴别尔手稿都藏在住家地下室的墙面，还趁同事尚在病中，开始销毁被捕作家手稿的证物单，并登上卢比扬卡顶楼再度见到巴别尔。其后，展开新的等待──等待被捕。

　　从历史角度观之，现时的主体将成为后人思忆的客体。帕维尔与塞米翁曾谈及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否配得上让人记得。面对人在历史浩劫中不得不掩藏良知的虚伪，帕维尔认为他们或许不配让后人记得，但塞米翁却持相反意见，表示每件事都配得上让人记得。即使许多证物、手稿被遗忘在某个角落，并不代表史实不曾存在。活着，并且记住。或许，这就是大学时期主修历史的贺兰想告诉我们的真理。

是一件小事让他俩见了面的。一个故事，没有标题，没有署名，而且怎么看都不完整，而逮捕的官员在匆忙中忘了把它记录在证物单上。一年前，当鲁比扬卡（译註：Lubyanka，前苏联国家安全局总部的别名）的监狱正热闹，当全莫斯科似乎都在夜里屏住气息，而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份新的没收手稿的委託书到帕维尔办公桌上时，这种发现几乎不会让人再看一眼，更不用说还有这档案员真心害怕的这场会面了。巴别尔已经承认了：一个故事不会改变这件事，也救不了他。不过，库提瑞夫还是坚持这件事要正式解决，而因为帕维尔现在必须向这位充满野心的年轻中尉负责，所以这手稿作者的问题必须解决，即使只为了记录之用。楼上一间空办公室已经为了这个目的预留着。过段时间后，约定的早晨到了。就在第一批沈重的雨点开始落到下方荒凉的院子里时，一名警卫在门上轻敲了一下。巴别尔走进房间。

　　「我正要泡茶呢。」帕维尔说。窗边一个柜子上，放着一个电动俄式茶炉，一个托盘、茶杯和茶匙、一个黑锈了的铁罐，这些都是之前这间办公室的人留下来的，这人现在不在这里。办公桌后方原先挂着一排照片的墙面灰泥颜色明显的比较浅，现在只剩下钉子还在。「你要不要坐下？」

　　过了一会儿，彷彿帕维尔的声音这时候才传到一样，巴别尔点点头，坐了下来。他胡须未刮。右眼下方一块瘀青正在慢慢变淡，嘴唇上有一层浅浅的膜，像是干了的盐。他那绉绉的衬衫领子歪歪扭扭的翻出在他绉缩的外套翻领上。最后还有这件事，让帕维尔觉得最不安的：这位作家的眼镜不见了。他本来预期巴别尔会以他在书皮上照片里的模样出现。

　　帕维尔拿起空空的茶壶。「我去装水。」

　　起先，在门外守候的年轻警卫只是呆瞪着茶壶，好像他从没看过茶壶一样。他顶多二十岁，有一双农夫那种惺忪睡眼。可能是某个流离失所的农夫之子，来到莫斯科找寻好前途呢。不管他是什么人，他脸上的表情够熟悉了。「水。」帕维尔叹口气，把水壶交给他。他还不如重回基洛夫学院，站在一教室不比这守卫年轻的男孩子面前，唸着托尔斯泰作品里的句子算了。伊凡．依里西的生活最为简单、平凡，也因此最为可怕。不论贵贱子弟，全都生在革命阴影下，如今，加入集体进步大旗下迈步向前的无数军队的，都是他昔日学生那个世代的人，而他们从前的师长则安于寂静。从他被派来处理特别档案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而库提瑞夫是今年五月才来到这里的，在这段时间中，帕维尔已经痛苦的发现自己曾经多么幸运、多么幸福。只要他能够再度手里拿着书站在学生前面，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随着雨水而来的是一片假的暮色。整个星期的天气都像这样。帕维尔坐着，把枱灯的铜鍊子拉了拉，鍊子喀拉一声磨擦着绿色的玻璃灯罩。「我一直希望能快点出些阳光，」他说，想要掩饰他的紧张。遇见一个像巴别尔这样负盛名的作家，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他问，「你饿不饿？我可以叫人送些吃食上来，如果你愿意的话。」

　　「谢谢你。不用。」

　　这是一个高而几乎带着气音的声音：巴别尔甚至眼光都不正视他。帕维尔直直盯着巴别尔脸颊上的瘀青，再把目光移开。警卫拿着茶壶回来了。

　　帕维尔又在窗边把茶炉装了水。隔壁房间电话响了一声，被人接起来听了。一片蒙蒙的淡淡亮光罩住正加热的茶炉的圆边，也蒙上正在打开铁罐的帕维尔的双手。罐子里只剩下一点点茶，是一些黑黑的粉状茶渣，像是某种沙子一样，他把茶渣倒进正在等着的茶壶里。帕维尔把铁罐斜斜对着光，看到罐子里他自己模煳的影子。然后他走回办公桌旁。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督察同志？」

　　「我不是督察，」帕维尔连忙说。「我在档案室做事。」他倾身向前，用手指抹了抹巴别尔档案夹的绿色纸板。一条粉红色缎带整整齐齐绑住档案。「其实，」他加上一句，「信不信由你，我原来是老师。我还教过你的故事哩。」

　　「我的故事。」

　　「《红色骑兵军》里的故事。」是在你可以教这些故事的时候，帕维尔想道。是在教这些故事是可以的、是安全的时候。「还有你一些后来的作品。〈莫泊桑〉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篇。」巴别尔故事的开头几行文字，他从来也看不厌的，这时候回到他脑中：

　　一九一六年冬天，我人在圣彼得堡，带着一个假护照，一个子儿也没有。一个教俄国文学的老师亚列克西．卡山瑟夫，把我带到他家。

　　一个教俄国文学的老师──这种讽刺此刻很教人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