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真相：赛德克族与雾社事件-66个问与答，面对面访问雾社事件余生遗族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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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第一本由赛德克族人撰写的雾社事件中文专书！

　　郭明正老师出版《真相．巴莱》一书后，引发非常大的回响，很多看过电影《赛德克．巴莱》的观众与读者都希望更深入了解赛德克族和雾社事件。

　　事实上，郭老师刚开始向族老们请教时，他的初衷并非研究「雾社事件」，而是先意识到赛德克族没有文字，所有的经验与智慧仅凭口传，眼看着族老们快速凋零，记录族群的历史文化才是当务之急。然而，雾社事件终究是遗族耆老们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讲述历史文化之时，每每会论及雾社事件的人、事、物，让郭老师深刻体认到这个事件对赛德克族影响之深远。

　　多年来，郭老师经常忆起族老们与他对谈时的谆谆教诲与期许，于是他决定模仿当时的情景，以一问一答的方式，为赛德克族文化留下珍贵的文字纪录，并记述先辈族人发动雾社事件的悲壮历史，以及族人们浴火重生的「余生」心情。

　　要确立雾社事件的记述观点时，郭老师认为这段历史不是只有过去所熟知的莫那．鲁道，而是六个部落一千多名族人的总体抗暴行动，今日清流部落的每个家庭都传述着各自的悲欢故事。因此，他勉力汇整不同部落、不同家族的记忆与经历，希望呈现出雾社事件的多样面貌。

作者简介

郭明正

　　属于赛德克族德固达雅群，族名叫 Dakis Pawan，1954年出生于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清流（川中岛）部落，为参与「雾社事件」的马赫坡社后裔。师大工业教育系毕业，国立埔里高工机械科专任教师退休。

　　曾参与多项赛德克族德固达雅语的翻译、出版品编纂与顾问工作，包括台大语言所德固达雅语发音人、台北市原住民部落社区大学课务专员与讲师、中研院民族所《蕃族调查报告书：纱绩族前编》德固达雅语复原工作、台湾历史博物馆「雾社事件口述历史影像纪录」翻译工作、青年高中舞蹈科大型原创舞剧「赛德克之歌」翻译及顾问、《赛德克．巴莱》电影历史文化总顾问、教育部国中小学德固达雅语教材与赛德克族文化基本教材编辑委员、南投县政府《赛德克族族语图解辞典》执行编委、行政院原民会《赛德克语字典》编纂协同主持人。

　　2011年把多年来进行「雾社事件」研究的调查结果，加上参与电影《赛德克．巴莱》的随拍札记，出版《真相．巴莱》一书，极获好评。亦曾与辅大宗教系简鸿模教授及东华大学助教依婉o贝林合编《清流部落生命史》，并两度获得教育部原住民族语文学创作奖散文组优选。目前继续从事赛德克族历史文化与「雾社事件」的研究。

推荐序(依姓名笔划排序）
又见彩虹  邓相扬
用文字召唤祖灵的归来  孙大川
历史的悲哀与希望  周婉窈

自序
记录遗老的余音，传续族群的文化

第一章  赛德克族的文化与生活
1 可以对「赛德克族」做个简单介绍吗？
2 赛德克族与泰雅族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3 赛德克族的传统领域在哪里？
4 赛德克族建立了什么样的社会组织？
5 部落的定义是什么？
6 赛德克族的部落领导人（头目）如何产生？
7 赛德克族有哪些传统祭仪？
8 什么是Gaya/Waya？
9 赛德克人所说的「Utux」是什么？
10 可以举一些语句实例来解释赛德克族所说的Utux吗？
11 赛德克族有所谓的「善神」和「恶神」的分别吗？
12 赛德克族在丧葬方面有何Gaya/Waya？
13 善猎的赛德克族有什么样的狩猎文化？
14 赛德克族有哪些狩猎方式？
15 出猎之前，如何解读祖灵及灵鸟的启示？
16 什么是狩猎灵包？
17 赛德克族的祭司、巫师、文面师各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18 赛德克族为子女命名的Gaya是什么？

第二章  赛德克族的历史与传说
19 如何看待赛德克族的历史？
20 赛德克族如何述说「起源传说」？
21 赛德克族如何传述「洪水」的故事？
22 白色人种「达美多列克」是怎么样的一则故事？
23 什么是「马哈旺事件」？
24 什么是「东眼山事件」？
25 什么是「红河事件」？
26 什么是「人止关事件」？
27 什么是「姊妹原诱杀惨案」？
28 什么是「纱拉茂事件」？莫那．鲁道于其中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第三章  雾社抗暴事件
29 什么是「雾社事件」？
30 「雾社事件」发生于何时？何地？
31 「雾社事件」是日本人与哪个族群发生的冲突事件？
32 爆发「雾社事件」之前，德固达雅群的部落如何分布？
33 德固达雅群与周边族群的关系如何？
34 德固达雅群的总头目是哪一位？
35 爆发「雾社事件」的原因为何？
36 「雾社事件」的经过为何？
37 「雾社事件」是偶发事件吗？
38 参与「雾社事件」起义抗暴的部落有哪些？
39 马赫坡部落位于何处？
40 莫那．鲁道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41 我的家族与「雾社事件」有什么关系？
42 固屋部落的原址在哪里？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43 「雾社事件」当时，固屋部落的头目是哪一位？
44 督洛度唿部落的遗址在哪里？
45 「雾社事件」当时，督洛度唿部落的头目是哪一位？
46 可以说一说巴兰部落和「中原事件」吗？
47 卡丘固及度咖南部落的状况又是如何？
48 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是亲兄弟吗？
49 花冈一郎和二郎是否实际参与「雾社事件」抗日行动？
50 什么是「亲日蕃」？
51 什么是「第二次「雾社事件」」？
52 日本人究竟对赛德克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第四章  重生
53 起义六部落余生者迫迁至「川中岛」的经过如何？
54 什么是「眉原豆」？
55 日本人进行过何种川中岛「清算」行动？
56 究竟有多少抗暴余生族人在「十月清算」遭到逮捕？
57 迫迁至川中岛后，事件余生者的日常生活有什么改变？
58 川中岛社还设有头目吗？
59 川中岛的余生遗族是否也投入了「高砂义勇队」？
60 是否可以谈一谈高永清先生？
61 二次战后之初，是否还有纱拉茂事件的后续发展？
62 德固达雅人现居何处？
63 「雾社事件」遗族与其他族人对莫那．鲁道评价如何？
64 自一九五○年代之后，赛德克人是否曾远赴中央山脉探访始祖起源地？
65 「雾社事件」余生后裔的发展如何？
66 纪录片《余生》的内容为何？

结语

附录一  台湾原住民余生后裔眼中的「雾社事件」
附录二  「绣眼画眉」（Sinsin）灵力展现的传说
附录三  名词对照

推荐序１

又见彩虹

　　依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及语言学家的探究指出，赛德克族至少在台湾已经生活五千年以上，但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赛德克族没有发展出文字或是符号的书写系统，所以仅能以口传的方式留传点滴。我们要了解赛德克族的历史与文化，大概从清代的地方方志，或是日治时期的研究书目略知一二，但这些都是统治者的视野与观点。

　　我之所以从此观点引言，就是要说明本书的重要性。从异族治理台湾以来，约四百年间，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文化书写，都由外族代为书写而成，亦即「我的历史由你来写」；那么，我的历史究竟应该由谁来书写呢？

　　从荷郑时期西拉雅族的「新港文书」以来，曾出现过罗马拼音、汉字拼读、日文假名及中国注音符号等书写方式，但对赛德克族而言，能够用本族的语言标音系统来进行书写，则是近五十年的事；基督教和天主教会为了传教，在原住民部落进行罗马拼音的教习，郭明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会了族语拼音，成为他后来进行本族历史文化书写的利器。

　　蔡茂琳（Pawan Nawi）是「雾社事件」的余生者之一，出生在马赫坡，事件当时追随达多．莫那（Tado Mona，莫那．鲁道长男）对日抗战，对事件始末知之甚详，他曾经对郭明正说：「Dakis，真是令人感慨、遗憾啊！怎么等到我祖父辈的族人都身故了，你才来学习我们的文化，真令人惋惜啊！」

　　傅阿有（Tiwas Pawan）也是「雾社事件」当事人之一，同样出身于马赫坡，是莫那．鲁道的堂姪女，她在生前曾这样告诫郭明正：「你们现在的年青人，已不遵循Gaya行事，也不知Gaya为何物。我们的族运往后不知何去何从？难道说我族将步入被汉化的命运！」（Uka namu gaya ka yamu lagi hndure di, ma ini namu kela ani tikoh maanu kesun ka gaya duri, ye ta umphuwa bobo na ita kesun seedig ni di, ye ta maha so umplmakan di!）

　　这些长辈告诫晚辈的话语，深深影响了郭明正的一生。每当郭明正想起先辈给他的告诫时，总会令他落寞、悲怅、无奈，因此他总铭记在心，并且自我期许。他曾如此自勉：「当赛德克族的Gaya/Waya消失殆尽之时，亦即我族名存实亡之日。我们是将Gaya/Waya融入自我的生命里、终生遵奉不渝的族群，以Gaya/Waya为范畴，穷毕生之力去实践做为一个Seediq bale（真正的人）该做的事，冀望能对家庭、部落以及族群有所贡献。我们与Gaya/Waya的关系，犹如一体的两面，有着不可分割的特质存在，若说我族是Gaya/Waya的族群亦不为过。」

　　近三十年来，郭明正在教学之余，走遍雾社各地的山川和部落，他受到赛德克族耆老的指导与付託，积极从事赛德克族的文史调查，应用他最熟悉的母语，将赛德克族的历史、文化、语言，一一呈现出来，本书就是近两年来他出版的第二本书，也就是「赛德克族的历史由赛德克族来写」的成果之二，

　　「雾社事件」的研究，若没有郭明正的投入，我们似乎感觉到一股莫名的茫然凝滞在迷雾中，因为一般的研究者大多站在「外族」的观点来解读此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此就会出现一些盲点；单就赛德克族的语言来说，「外族」就很难窥察其「本族」的文化意涵。最好能由赛德克族人以熟悉的母语，聆听族众的声音，以最贴近土地的方式，进行主体性的诠释，并且书写成书，这一点郭明正真的做到了，他真是一个Seediq bale（真正的人、赛德克．巴莱）。

　　文化不仅是想像，而是实践，也是建构，郭明正经历近三十年的努力，以雾社事件的研究为基础，抛开了身为事件后裔的血泪控诉，而是以赛德克族的社会文化为基础，深层描述（thick description）了赛德克族的文化底蕴，并且提出了对于赛德克族历史、文化、知识的诠释，以及应该省思的各个严肃课题。

邓相扬（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推荐序２

用文字召唤祖灵的归来

　　以前读历史，全都是帝王将相的伟绩和斗争，即使牵涉到世道民生，其内容也都在社会结构的大框架里打转，很难和自己真实的存在经验相遇。更令人沮丧的是，对一个原住民来说，这些历史叙述既没有我们的族人，更没有我们的部落，我们活在历史之外。

　　就因于这样的觉悟，近二十几年来，不少人投入心力于「介入书写」的工作，期盼透过「我们写」的力量，构筑一条历史防卫线，我们需要「写出」属于自己的历史！

　　二○○九年秋，我再度回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服务，在救灾工作的同时，决定筹设「原住民族文献会」，希望有计画并长期蒐集、整理、翻译、研究、出版不同时代、不同文字、不同类型的原住民文献，借国家稳定的行政支持，扩大、厚实「我们写」的基础。

　　经过这些年大家共同的努力，「原住民文学」不但已卓然挺立，我们对荷西、明清乃至日据时代文献和田野报告的掌握、消化，亦初具规模。这是台湾原住民借由新的书写工具，捍卫自己历史主体性及诠释权的有力表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像卑南族作家巴代这几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明显地尝试透过文学的手法「以文写史」，赋予历史事件以想像之血肉和情感。他的作品《笛鹳──大巴六九之大正年间（上）》、《马铁路──大巴六九之大正年间（下）》、《斯卡罗人》为我们描述了日据大正年间发生在台东卑南平原的精彩故事，让我们有如身临其境的去感受那个时代、那个时期发生在台东、屏东等地区复杂的社会发展与族群关系。主角是卑南人和他周边的布农人、排湾人、鲁凯人等等，而日本人、汉人则成了配角；场景有我们熟悉的山和我们生活、成长的部落。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发展。我们正在深化自己的历史书写。

　　当然，这些文学和历史世界的种种突破，如果相较于去年（二○一一）掀起风潮的电影《赛德克．巴莱》，无论从影响层面的广度或力度上看，皆无法与之比拟。影像世界的感染力、穿透力，既强势又无远弗届。但，风潮来得快，可能去得也快；如何凝固影像的魅力，使其成为形构历史意识的另一个新工具？恐怕是接下来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Dakis Pawan郭明正为我们解决了这方面的焦虑。

　　做为电影《赛德克．巴莱》的翻译、顾问和随队族语指导老师，Dakis Pawan站在一个最有利的位置可以来执行这个「凝结」的工作。他的前书《真相．巴莱》是第一步，处理了比较和雾社事件相关的事物和拍摄札记；而本书做为第二步，Dakis省视了他从第一次（一九九○年暑假）开始访查自己部落历史所记录下来的点点滴滴，是继族老Pihu Walis（高永清）的《雾社绯樱之狂绽--虐杀事件倖存者的证言》及Awi Hepah的《阿威赫拔哈的雾社事件证言》之后，余生族人亲身「我写」的另一部以部落为主体的历史着作，其范围更及于赛德克族的文化、生活与历史传统，并展望自己民族的未来。Dakis虽然谦称自己的力量「就这样而已了」，但是丰厚的民族情感和数十年的反省、体察，Dakis的「写作深渊」把我们带进了赛德克族人幽曲的宇宙观、历史观、价值观和生活美感世界，令人惊叹、疼惜。

　　书是用答问的方式写，关于每一个议题，Dakis常不厌其烦地深入赛德克族语的语根和奇特的表达方式，这使得他的每一段叙述都精准得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晶，初读时那种彷彿翻阅参考书的尴尬，很快就被闪亮交辉的文采所淹没。我们期待原住民更多的「我写」，用文字召唤祖灵的归来。

孙大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

推荐序３

历史的悲哀与希望

　　这本书可以说是在几位朋友的深切期待中出版的。几年前，我得知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和表兄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合力在撰写一本根据耆老回忆的书稿，书名暂订为《雾社事件一○一问》。我也曾向两位先生要了其中三问，刊登在「台湾与海洋亚洲」部落格。可能由于原稿有些部分已经写在郭先生的第一本书《真相．巴莱》中，现在的书名不一样，但仍维持问答的形式。这本书的内容，过去我东听西听，大致有个印象，但能印成书出版，非常不一样。成书之后，这些未曾被记录的族群自我认知和事件的记忆，透过有系统的翔实呈现和公开传布，将增进或修改我们对赛德克族和雾社事件的了解，实在令人高兴。

　　作为马赫坡部落余生者的后裔，Dakis Pawan先生到处显示他的善意，希望能化解族群之间的历史问题。他在本书指出，赛德克族的三个语群Tgdaya（德固达雅）、Toda（都达）、Truku（德路固），尤其是前二者之间，没有所谓的「世仇」问题。这个主张，他在很多公开场合也都清楚讲过，我很同意。在这里，我想借这个机会，谈点比较属于结构性的问题。（我须坦承，个人的认识局限于北部原住民。）

　　郭先生写道：「部落是赛德克族最基本的自治单位，自治性非常高，犹如一个独立的邦国。」切中要点。泰雅族基本上也是如此。不过，由于我们受限于现代国家的规模，比较难想像一、二百人的部落可以视为一个国。若干部落，会因语言、文化、地缘等因素而形成更大的单位「部族」，也可能共组「攻守同盟」，一起对抗或攻打其他部落∕部族。但是部族或攻守同盟就算有总头目，也无法干涉各个部落的内政。若以「小城邦」和「邦联」来理解，或许比较可以掌握大概。这种部落各自独立自主、平等交接（或战或和）的情况，在日本强权进到原住民地区后，一一被瓦解，终至于被纳入一个完全异质的权力结构当中。

　　台湾最后的「番地」，在清统治的最后二十年才划入行政管辖，但并未真正有效治理。日本领有台湾之后，积极贯彻统治，但在北部遭遇原住民顽强的抵抗。殖民当局兴筑隘勇线，重要地方还架有通电的铁条网（一触即死），用断绝对外交易来逼使原住民「归顺」。原住民最重要的盐、铁器、枪枝等物品向来靠外界供应，若无法入手，就会导致生计困难，为求存活不得不归顺。如前所述，原住民各个部落是独立自主的单位，虽有攻守同盟，但并无统一的政治组织，因此基本上是以部落╱部族为单位，面对现代国家强大的军警力量。读者诸君，这还不是外来统治者「分而治之」，而是在地人群「分而抗之」，力量之分散、薄弱，可想而知。如果一个部落╱部族撑不住，归顺了，归顺最重要的条件包括缴交武器，并同意隘勇线通过部落╱部族领域（甚至协助兴筑）。因此，一个部落╱部族归顺，就会导致邻近部落╱部族陷入不得不归顺的局势，造成货真价实的骨牌现象！

　　归顺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在部落建立警察官吏驻在所，并设立蕃童教育所。也就是说，一个向来独立自主的部落，从此丧失政治权和文化权。政治╱文化权的丧失，最后终将导致传统社会解体。政治权的丧失，不只是说原本的头目必须听命于驻在所的警察（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有！），而是驻在所并非孤立的存在，它连结到更上一层的警务单位，一层一层往上，岛屿的顶端是台湾总督府，最后的至高点是大日本帝国的天皇。我们可以想像吗？原本散布在台湾山区的部落，最后都被压在一个庞大的权力金字塔的底层──姑不论，这个帝国所具有强大的军警力量。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理解，才能认知到这个「巨变」的激烈，以及反抗的困难──若非不可能。

　　文化权的丧失，包括了教育权的丧失。不要以为原住民没有教育，它只是没有我们熟悉的学校教育。没有文字的人群的教育可能更多元，举凡口传的神话╱传说、祖先的训示，以及日常的行为规范，无不是教育；也就是说，在生活的实践中活出教育。这和我们着重「背背背」、不讲实践（如口说诚实，做的全然另一套），结果生活和教育严重脱节是很不一样的。日本时代的教育可能比台湾战后党国教育实在一点，但无论如何，它剥夺了原住民原本的文化和教育权。接受日本教育的原住民会逐渐远离祖先的世界，忘记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政治∕文化的激烈改变最终冲击到原来的社会组织，部落社会开始分化，偎靠统治者的新阶级逐渐形成……。雾社事件可以看成是在这样一个「过渡」的过程中，传统力量对外来强权孤注一掷的反扑。

　　如果以上所说的「部落在外来强权入侵成功之后丧失政治∕文化权」很难了解，那么，让我们发挥想像力：想像哪一天，我们台湾沦为某个强国统辖下的一个「区」，会怎样呢？这样或许就能稍稍了解什么叫做丧失政治权、文化权和生活方式了。而作为「历史现场当事人」的我们，面对这样的巨变和冲击，会有怎样的体受和反应呢？这样拟想，或许才能了解归顺后，这种丧失的不可承担之重，以及何以还是有人要反抗。

　　根据《理蕃志稿》，德固达雅群（雾社群）在一九○六年归顺，接着在一九○九年，德路固群和都达群也相继归顺了。就地理位置来说，雾社群在外（西），德路固、都达在内（北东），是骨牌效应的典型。换句话说，在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的「五年理蕃计画」（一九一○到一九一五年）开始前，中央山脉以西的赛德克族三个语群都已归顺。以此为背景，我们才能理解所谓「不是世仇」的主张，以及纱拉茂事件。

　　根据日本时代的调查报告，泰雅族很少大规模战争；部落与部落作战，若人口损伤过多，就会寻求和解。赛德克族大致一样。德固达雅群的马赫坡社和都达群的部落毗邻而居，之间多所冲突，在所难免，但要说有非歼灭对方不可的累世仇恨，倒是和我们对原住民文化的理解不符合。然而，随着日本警力入驻，很多事物开始发生质变，不惟「攻守同盟」逐渐瓦解，更因归顺的首要条件是服从命令，警方在征剿反抗的部落╱部族时，会动员归顺的部落头目和势力者协助征剿；有时征剿的部落离自己的部落甚远，过去其实没有瓜葛，没有「远征」的必要。这样被组成的原住民队伍称为「蕃人奇袭队」──这不是到雾社事件才有的啊！

　　警方因时因地，会将原住民分为协助当局的「味方蕃」（即我方的意思）和讨伐对象的「兇蕃」或「反抗蕃」。《理蕃志稿》记载：一九二○年，统治当局为了驯化今梨山一带的泰雅族，几度动员雾社群征剿佳阳、纱拉茂等社。即使事隔九十二年，读来仍然令人悽然。这种由警方（国家代理者）动员「味方蕃」，协助拥有新式武器的军警队伍讨伐「兇蕃」的现象，前所未有。这样的猎首文化已经和传统「异化」了，雾社事件中用人头换取金钱，更是彻底违背Gaya（传统规范）。金钱，一直到现在，仍是腐蚀在地社会最有效的撇步之一。

　　「蕃人奇袭队」、「味方蕃vs.兇蕃╱反抗蕃」，以及天差地别的赏与罚，在雾社事件是重演，不是新生事物，只是昔日的奇袭队成员变成被征剿的对象。在第二次雾社事件中，放火围杀手无寸铁的「保护蕃」，也只有在新的权力结构中才成其可能。其后警察、猎首者在首级前堂而皇之的大合照就是明证。

　　雾社事件常给我很深的悲哀之感。不，应该说，整个台湾的历史都是！荷兰人在歼灭小琉球原住民时，动员七社原住民；郭怀一事件时，猎得一个汉人人头可换一定长度的棉布……。这种在地人群被统治者操弄的戏码，不断重演。我心中浮现一个意象：走在历史幽暗的深谷，人们淹没在悲哀的情绪中，感觉很没希望，无助地抬头望天，突然那些曾经迸溅的血滴，就如原住民传说中的magic一样，化为满天的星星，彷彿用一切的晶亮告诉我们：不要放弃希望，否则祖先的牺牲就更没倚望了！

　　历史不应该只是给我们悲哀，也应该给我们智慧和勇气才是。那一再重复的悲剧，若要有意义的话，就是要让我们认清：内部矛盾和敌我关系不同，不能让外来统治者任意置换。诚如本书作者所说的，德固达雅和都达之间没有「世仇」，但在「以夷制夷」、「以番制番」的机制下，极端化、深刻化。往事已矣，来者可追；解决内部矛盾未必容易，但若被置换成敌我关系，就会再度陷入历史的恶性循环──要让祖先的失误成为永恆的遗憾，那就是我们继续失误下去。

　　日本时代的原住民惯习调查人员，曾惊叹于泰雅族社会是「平等的、自主的及共和的」，而理想国不过如此！（赛德克族亦若是。）很可惜的，在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理想的国度。但如果「平等、自主、共和」仍然是我们所想望的，那么，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学习「合而抗之」的道理，并拒绝被「分而治之」。岛屿的英灵们，以他们累世的牺牲，给出了我们的路和希望。

周婉窈（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二○一二年中秋于芬陀利室

作者序

记录遗老的余音，传续族群的文化

　　一九五四年，我出生于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清流部落，日治时期名为「川中岛社」，赛德克族人称之「古路邦部落」（alang Gluban）。我的族群原本居住在雾社地区，日治时期称我们为「雾社蕃」，二次战后改称「雾社群」，而同属赛德克族的德路固人（Seejiq Truku）及都达人（Sediq Toda）称我们为德固达雅人（Seediq Tgdaya）。

　　爆发于一九三○年的「雾社事件」，是日治时期台湾原住民反压迫、反奴役，进而争平等、争民族尊严的多起激烈行动之一，主要的发难者即为德固达雅群，包括固屋、督洛度唿、斯固、度鲁湾、波阿崙及马赫坡等六部落的族人。

　　我身为雾社起义抗暴的族裔后代，对「雾社事件」的认知亦与一般国人一样，似熟悉却又陌生；事实上，今日居住在清流部落我父母辈（七十五岁上下）的族人，亦少有人能够针对「雾社事件」侃侃而谈。这是因为族人初迁「川中岛」之际，日本人曾以大约半年的时间，穿梭于余生族人之间明查暗访，蒐集疑似参与抗暴行动的漏网之鱼，后来又逮捕三十二位有嫌疑的族中男子，处以极刑，迄今他们的遗骸仍未得安葬。自从那时之后，清流部落的族人视谈论「雾社事件」为禁忌，即使到了战后依然如此，唯恐因谈论「雾社事件」引来杀身之祸。

　　多年来，坊间相继出版各类与「雾社事件」有关的书籍，包括日治时期文献及日本作家的着作，如早期刊登于一九三○年《台湾警察时报》的（雾社蕃人骚扰事件经过），一九三一年《南方土俗》杂志的（雾社事件．颠末）、（第二雾社事件概要）二文，以及近年出版的《台湾雾社事件．今昔》（见上保着，一九八四年出版）、《台湾雾社蜂起事件》（戴国煇着，中文版二○○二年出版）、《雾社事件──突发的大悲剧》（中川浩一、和歌森民男合编，中文版一九九二年出版）等；另有台湾作家钟肇政先生早期作品《高山组曲》之〈川中岛〉及〈战火〉、邓相扬先生的《雾社事件》、《风中绯樱》及《雾重云深》等。

　　在林林总总的着作中，有两本较为特别，其一为《雾社绯樱之狂绽──虐杀事件倖存证言》，系由高永清（Pihu Walis，日名中山清）所着、加藤实先生编译；其二为《 阿威赫拔哈的雾社事件证言》，系由高爱德（Awi Hepah，日名田中爱二）口述、许介鳞编着、林道生中译。高永清和高爱德是雾社抗暴六部落族人迫迁至「川中岛」之后非常杰出的族人，事件爆发当时，他们约十四、五岁；二次战后，他们将个人于事件中的遭遇及感受，分别以文字纪录或口述呈现，而如今两人皆已相继辞世。

　　其实，撰写与「雾社事件」有关的论着，并非我重新学习本族历史文化的初衷。我不是不重视或不愿触及本族历史的伤痛，而是亲身经历抗暴行动的遗老已逐渐凋零，且论述「雾社事件」的文献、专着如雨后春笋涌入市面，相信事件的真相终有水落石出之日。但「雾社事件」终究是余生遗老们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因而向遗老们学习本族历史文化的过程中，他们每每会论及与「雾社事件」有关的人、事、物，让我深刻体认到「雾社事件」对本族影响之深远，也不禁省思本族未来的发展。

　　基于我对谆谆教诲的遗老及部落族老们所做的承诺，以及同辈族人的鼓励，今日鼓足勇气，以逐题一问一答的方式，试着记录起义抗暴六部落族人所历经的「雾社事件」悲壮历史。我还来得及请益的事件余生遗老有限，但若能将「雾社事件」视为起义六部落所有家族的总体抗暴行动，那么综合今日清流部落每个家庭的记忆，可能就会呈现出「雾社事件」的多样面貌。以余生遗族的立场而言，汇整并联结不同部落、不同家族的抗暴实蹟，让先辈族人起义的历史能够呈现出完整的面貌，是我辈族人所期待且该做的事。

　　如今，随着我的前作《真相．巴莱》列为电影《赛德克．巴莱》系列丛书应运出版，且尚能获得许多读者的捧场购书阅读，让关爱我的至亲好友直说「恭喜你找到了第二春」，或说「你是作家耶」、「你出名了耶」等等似揶揄又是鼓励的「窝心话」。实则我心里很清楚，这都是事件余生遗老及部落族老所赋予我的责任，与所谓的第二春、作家或出名无关。经过撰写《真相．巴莱》的折磨与试炼，思索与下笔之间一样举「指」艰难，常自忖是误入写作歧途的「老山羊」。回想当初踏上重新学习本族历史文化的「不归路」，除感慨万千之外，更思念曾教诲予我的事件遗老及部落族老们，他们蕴涵赛德克传统文化的谈吐举止，他们对本族语言文化的传续及对族运的忧虑，至今依然让我感动莫名；他们慈爱、坚毅的影像依然历历在目。

　　犹记得我第一次（一九九○年暑假）拜访傅阿有（Tiwas Pawan，当时八十四岁）女耆老时，我唯恐pai Tiwas1不明我的来意或不会太理睬我，特地「拖」着我母亲陪同前往。抵达pai Tiwas 家时，刚好有三位部落长者于庭院中陪她聊天，分别是蔡茂琳（Pawan Nawi）、蔡专娥（Obing Nawi）及王秀琴（Obing Nawi）。Pai Tiwas一见到家母就说：「Ma mquyux di, Robo」（Robo，天将会下雨了耶？）家母脸上略显羞赧地笑着，回答说：「Hmuwa...」（怎么了呢……）其实当天天气晴朗，不可能下雨。原来pai Tiwas的意思是「怎么那么久没看到你了」，或者「你怎么那么久没来看（我）老人家了」。这般的对话通常是长辈对晚辈说的，有着既埋怨又亲切、疼惜对方之意涵，然而当时我心里还嘀咕着：「怎么会下雨呢？」

　　接着，蔡茂琳族老对我说：「Barah ba qtaan riso nii, piya uruk su di Dakis?」（怎么那么难得看到这位年轻人，Dakis，你有几只小狗了？）我还一本正经地回答说：「Ini ku tabu huling wa.」（我没养狗呢。）结果除了我之外，在场的长辈们都含笑看着我。Bubu Obing蔡专娥则笑着对我说：「Ma ani kii si ini su klai mbahang Dakis, piya laqi su di mesa.」（Dakis，你怎么连那句话都听不懂？他是说，你有几个孩子了？）我只能腼腆地傻笑以对。以上的对话皆属本族「隐喻」（rmibaq）的话语，若不熟悉赛德克族语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有时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如今，诸如此类的「隐喻」话语已渐式微，即使听得到，也已不那么贴切与传神了。

　　以上四位族老都是我所属的马赫坡部落族老，他们在我学习的生命里注入了无以回报的一剂剂「活化剂」，尤其蔡茂琳男族老，他曾带领我指认雾社地区德固达雅群的部落遗址。直到多年后，我才能够体会当初我父亲叫我优先向马赫坡族老请益的初衷，因「部落意识」仍根植在父亲的心田。我原籍马赫坡部落，出生在清流部落（川中岛），且又是德固达雅人，所以我要向所有曾教诲我的德固达雅各位事件遗老及长者感谢师恩。

　　而由以上我的部落学习经验也能看出，何以有许多浸润于自己族群历史文化的原住民朋友，对于日治文献及专家学者的一些纪录与论点有所疑义，主要问题便出在「族语障碍」所造成的无心疏失。但是，若能以分享的善意看待之，上述问题何尝不是激励、警惕着原住民族裔，提醒我们要勤于钻研自己的历史文化？

　　犹记得二十余年前，在邓相扬亦师亦友的「怂恿」，以及表兄Takun（邱建堂）的支持与默许之下，我怀着忐忑心虚的心境，踏上寻根的「不归路」。刚「 误入」、窥视本族浩瀚无垠的历史文化之初，幸得瓦历斯．诺干（汉名吴俊杰）多方提携，经常相邀参与原住民的各项研习活动、讲座或论坛；又识得黄智慧（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员）、久部良和子（今任职于日本沖绳县立公文书馆）及邱馨慧（今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三位挚友，受到她们真诚的指导与鼓励。之后，更得到程士毅、陈叔倬、沈明仁校长、漫画家邱若龙、比令．亚布校长（汉名杨清文）以及今日的「泰雅织女」尤玛．达陆等「老友们」多年的鞭策与鼎力相助，尤其黑带．巴彦（曾作振）前辈的「监督」与教导，一刻也不敢或忘。多年后的今天，却在偶然的机缘下，受邀于魏德圣导演所执导的电影《赛德克．巴莱》随拍族语指导员，电影杀青之后还「偷写」了前着《真相．巴莱》，再度误闯「写作之深渊」。这次承蒙远流编辑团队的不弃，鼓励我再接再厉撰写本作，在他们以书友之情的「蛊动」之下，我不得不再度提起「勇气．巴莱」，艰困地完成这本《赛德克族与雾社事件》。

　　最后，本书之所以能完稿付梓，我要诚挚地感谢所有曾指导我、激励我以及亦师亦友的前辈及后进们，以及对我倾囊相授、谆谆善诱的余生遗老及部落族老们，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满心的感激。本书内容或许有诸多我个人主观的论述，但冀望能借此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能够关心散落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件事，尚祈读者先进及我的族人不吝斧正。我还要对余生遗老及部落族老的在天之灵说：「Nii naq bale beyax mu di, rudan ha! Srwai ku bale.（族老们，我的力量真的就这样而已了！请你们一定要原谅我。）」

一、可以对「赛德克族」做个简单介绍吗？

答｝赛德克族于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经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认定为台湾原住民第十四族。

「赛德克族」一词，是从赛德克语的「Seediq/Sediq/Seejiq」转译而来。这个词有两个词性，做为普通名词时，代表「人、别人、人群、人类」之意；做为专有名词时，则为赛德克族的自称用语。

人类学者习惯以每个族群的自称用语作为该族的族称，例如今日台湾原住民族的泰雅族（Atayal）、布农族（Bunun）、赛夏族（Saisiyat）、邹族（Tsou）等，皆以这种方式命名。赛德克族分为三个语群，分别是德固达雅（Seediq Tgdaya）、都达（Sediq Toda）、德路固（ Seejiq Truku），其中德固达雅、都达和德路固都是地区名称，而「Seediq/Sediq/Seejiq」则是各个语群称唿本族的自称用语；之所以呈现三种不同的书写（记音）方式，是因为三个语群之间有「地方语音」声调上的差异。

本族首度受到其他族群称为「赛德克族」并记录在文献中，系出现于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日治时期出版的《蕃族调查报告书：纱绩族前／后篇》，纱绩族指的是今日的赛德克族与太鲁阁族。

其实，更早的文献已提到赛德克族居住范围附近的地名，例如一六九四年（清康熙三十三年）由高拱干纂修官刻的《台湾府志》，提到诸罗县所辖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四里、十四庄、四十社，其中一个社为「干那雾社」，指的是「雾社」。另外，一七二二年（雍正元年）黄叔璥于《台海使槎录》记录的北港诸番十二社，包括斗截、平了万、致雾、倒咯嘓等，「斗截」即为赛德克族的「都达群」，指今日仁爱乡精英村平静地区；「平了万」是赛德克族对泰雅族万大群的称唿「Plnawan」之音译，指今日居住于仁爱乡亲爱村的泰雅族万大群族人；「致雾」指雾社地区；「倒咯嘓」则为赛德克族「德路固群」之译音，指今日仁爱乡合作村静观地区。但是这些文献并没有明确指出「赛德克族」的族名。

如今，赛德克族三语群的族人主要分布在台湾本岛中部、东部及宜兰山区，包括祖居地南投县的仁爱乡，移居地花莲县的秀林乡、卓溪乡、万荣乡，以及宜兰县大同乡与南澳乡。二次战后至今，赛德克女子与台湾籍、大陆籍或台湾其他原住民族群的男子通婚频繁，其子女于户籍族别栏中註记为原住民籍者不在少数，另外因工作及就业之便迁居都市的族人也很多，因此只能大略估计，目前赛德克族的人口约有八千至一万二千人。由于赛德克族初获正名，註记族别名称的户政作业尚在持续进行中，因此较确切的人口数目以相关单位公布数据为准。

四十、莫那‧鲁道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答｝杨南郡先生于《台湾原住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大辞典》的「莫那‧鲁道」辞条中，对莫那‧鲁道有诸多描述：

自从鲁道‧排（Rudo Pai）去世以后，莫那的势力越大，在雾社群众头目之中，无人能出其右。因此，日本官宪锐意用硬软的不同手段拢络他。……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年），警方为了「操纵」强势的莫那‧鲁道家族，特地安排服务于马赫坡驻在所的巡查班长近藤仪三郎和十六岁的美丽少女狄娃斯‧鲁道（Dewas Rudo）结婚。狄娃斯是莫那‧鲁道的妹妹。……

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年），三十岁的莫那‧鲁道在日本警方的安排下，与其他部落的头目及势力者，参加「蕃人日本内地观光团」，被招待前往日本国内参观武器的展示与制造。……

但是，日人对于雾社群的压迫日甚一日，莫那‧鲁道曾于大正八、九、十四年（一九一九、二○、二五年）三次祕密召集各部落头目，商议反抗的行动，都因事迹不密而中断……在日警眼中，他是一个必须严密监控的头目。

由上面引述的资料可知，莫那‧鲁道是一位强势的部落领导人，其声势令统治者不敢等闲视之。虽经日警以「和蕃联姻」示好，并安排「日本内地观光」等极尽笼络的手段，莫那‧鲁道依然三度联合其他部落头目策画起义行动，可见得莫那‧鲁道驱逐日帝殖民者的决心，以及坚守赛德克族Gaya的信念，矢志捍卫传统领域，保部落、卫族民。

而最让清流部落「雾社事件」遗老津津乐道的，是莫那‧鲁道于事件之前在马赫坡部落的种种事蹟，例如他约于十七岁时即猎首成功而归；在一次反猎首行动中，猎取了敌方带领者的首级；出面解决德固达雅群与其他群的土地纷争；常年猎获不少水鹿的鹿茸，以之换得成群的牛只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