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入纪录: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湾外交私密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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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若历史真会捉弄人,台湾人民对这个时期的历史,感受会尤其深刻吧!——吴钊燮(前驻美代表) 

  台湾人唯有认知过去的历史,才能走出被掌控左右的命运。——张炎宪(前国史馆馆长)

  一九七○年代初期,对蒋家政权和台湾人民都是危疑震撼的年代:强权关系的调整威胁到国民党政府的生存,和台湾人民的前途。

  在危疑的年代,国民党政权与台湾人民都有何去何从的徬徨,也在努力寻求对策,以免再沦为另一政权的殖民地。在危疑的年代,「反共」是台湾内部的共同语言,但那并不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神话的反共,而只是抗拒中共接管台湾的反共。

  经历那个年代的资深美国外交官,把那个时代称为塑形期,或转型期,代表美国在韩战之后因应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个政权之政策的改变,和对台湾新政策的形成。

  这一本书就是要还原当年被掩没、却可能是最真实的声音:这些美国外交档案是当年朝野人士与美国外交官的私密谈话纪录。这些外交私房话,目的不在公开流传,不是供「公共消费」,因此,可能是更坦白,更可信的真心话……

本书特色

  本书为一九七○~一九七三年间,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员,针对台湾各界的私密访谈报告,揭露出一般政府公报看不见的真实声音。

  内容跨越联合国代表权、台美关系、台日关系、蒋家政权交棒、内政改革等诸多台湾当时面临的内外处境与问题,是还原此段历史的重要拼图。

  了解历史的过往,是展望台湾未来走向的基石,这本书绝对是值得所有台湾人深思的课题。

编译者简介

王景弘

  历史并不是本行,但当年在世新听沈云龙教授警告,现有民国史「五四运动以后的部分都不能信,我也不能讲」,备受震撼,影响到日后工作、研究与写作的方向。

  在《新生报》与《联合报》当了七年记者,深感威权统治下资讯的禁制,决心出国进修,寻找国民党教育不让人知道的历史答案。一九七一年赴美,先后就读密苏里大学及马里兰大学,看了大量在台湾看不到的书。

  一九七五年回台湾,翌年奉派纽约,参加蒋经国指定、用以对付「中共统战」的华文报纸。两年后转华府担任《经济日报》、《联合报》特派员,有机会搜集美国外交文件史料。

  在二○○○年时,曾出版《採访历史--从华府档案看台湾》(远流),以解密官方文件记述「蒋介石集团」被赶出联合国、台湾民主化、美国因应台海危机、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梦、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谈判等十大事件交涉内幕。

  童年在斗南度过,对「二二八」事件并无记忆,父亲在世时,父子从未谈过这段往事,也未探询他珍藏那些精美武士刀的下落,引为终生遗憾。为纪念多桑这一代和他们受过的苦难,于是编译美国外交官有关「二二八」的电报,在二○○二年出版《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玉山社)。

  国、共愚民,滥用开罗会议新闻公报,扭曲台湾主权归属,编译者以美国外交档案及《顾维钧回忆录》为基础,撰写《强权政治与台湾--从开罗会议到旧金山和约》(玉山社),揭开两件大事的来龙去脉,于二○○八年出版。

  二○○四年,在《惯看秋月春风》(前卫)一书中,以台湾记者角度,回顾从事新闻工作时代的环境和在华府亲历的美国与台湾关系重大转折。

  二○一一年出版《1949 大流亡》(玉山社),透过美国外交官看国民党政府崩盘的狼狈,是编译者运用美国外交档案,撰写或编译的第四本政治内幕。

  今年,再度以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一九七○~一九七三年间,美国外交官针对民间私人的谈话纪录报告,完成本书《列入纪录: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湾外交私密谈话》,希望借以补足在官方宣言之外,人们对此时代的理解与想法。

  这六本书都环绕一个主轴:还原历史真相,提供国民党不愿人知的历史事实。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列入纪录: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湾外交私密谈话》的图书简介,旨在详细介绍其内容、时代背景、核心议题,并严格避免提及任何不包含在本书范围内的信息。 --- 《列入纪录: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湾外交私密谈话》 内容提要 本书《列入纪录: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湾外交私密谈话》深入挖掘了台湾在1970年至1973年间,一个极度敏感且充满变动的时期,其外交政策制定者、核心幕僚与外国使节之间进行的机密对话与私下协商记录。这段时期,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剧烈重组,台湾的国际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塑。本书并非宏观叙事的外交史梳理,而是聚焦于那些鲜为人知、通常被锁在历史档案深处的“幕后交易”与“非正式沟通”。 全书通过对原始外交电报、内部会议纪要、特定外交官的私人信函与口述历史资料的细致比对与解读,构建了一个立体、紧张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外交运作现场。它揭示了在官方公开声明背后,决策者们是如何评估国际情势、如何权衡利弊,以及在面对巨大压力时所采取的微妙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应对策略。 时代背景:国际局势的断裂点 (1970-1973) 1970年至1973年,是台湾外交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也是冷战格局下“中国问题”冲突白热化的阶段。 1. 联合国席次的冲击(1971年): 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台湾在国际体系中遭遇了自建国以来的最大挫败。本书细致还原了这一事件前后,台湾当局与主要盟友(尤其是美国)之间的沟通细节。它不仅仅记录了最终的投票结果,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在决议通过前夕,各方如何进行最后的游说、内部评估失利风险的程度,以及在外交挫折发生后,决策圈内部的即时反应与初步的“止损”方案。 2. 中美关系的“破冰”与台湾的被动地位: 尼克松访华(1972年)及其《上海公报》的发表,彻底改变了台湾的战略处境。本书聚焦于这一过程中的“私密谈话”。这些谈话记录揭示了台湾当局如何通过第三方渠道,或直接向美国表达其关切与不安。关键在于,这些对话并非关于如何合作,而是关于如何理解与应对“美国正在转向”这一既成事实。记录中充满了对未来关系不确定性的焦虑,以及对如何维持实质性关系的探讨。 3. 双边关系的重塑与“断交潮”的序曲: 在中美关系调整的大背景下,区域内的盟友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本书通过对特定国家(如日本、部分欧洲及拉美国家)外交官往来记录的分析,展示了台湾当局在努力维系邦交国时所采取的私下外交手段,包括经济援助的承诺、技术合作的深化,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接受的“降格”外交姿态。 核心议题与深度剖析 本书的价值在于其对外交运作细节的聚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核心议题展开: 一、 决策层的焦虑与“反制”的挣扎: 通过对高层内部会议记录的呈现,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决策层在面对国际孤立时的心理状态。这些记录显示,并非所有决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长期战略,很多时候是基于对突发事件的即时反应和对国内政治影响的评估。特别是在如何平衡“对美抗议”与“私下沟通”之间的微妙关系上,文本展现了极大的张力。记录中包含了对“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的自我辩论。 二、 信息战与“认知作战”的早期形态: 在信息流通受限的年代,外交官们如何获取、筛选和解释外界信息是至关重要的。本书展示了信息管道的受限性,以及私下谈话如何成为修正官方路线的重要补充。例如,关于某国是否会“转舵”的传闻,在内部讨论中是如何被具体化、甚至被夸大或淡化的,以及这些私下判断如何影响了后续的外交操作。 三、 经济因素与外交筹码的隐性运用: 在外交空间日益缩小的背景下,经济合作逐渐成为重要的外交杠杆。本书揭示了在一些私密会谈中,台湾代表如何利用经济合作的潜力来软化立场或争取时间。这些“经济外交”的片段,往往是官方文告中不会出现的,它们揭示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精密的利益交换。 四、 战术性的“模糊”与“表述的艺术”: 在与主要盟友的私下沟通中,关于“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台湾未来地位的措辞,往往比公开声明更具探讨性。本书分析了台湾方面的外交人员如何在不触及红线的前提下,试图界定或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模糊空间”。这些关于措辞的反复斟酌和记录,是理解当时外交策略弹性的关键。 写作特色与史料价值 本书的叙事风格严谨且克制,旨在让原始材料“自我发声”。它避免了过度的历史评判,而是侧重于还原对话的语境、情绪与即时性。 史料价值方面,本书提供了: 1. 未曾公开的直接对话文本: 大量首次解密的外交往来记录和会议速记,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语料。 2. 外交决策的“动态快照”: 与传统的侧重于政策结果的研究不同,本书提供了在特定月份、特定事件发生时的“动态决策过程”,展示了政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 3. 对个体外交官角色作用的细致描绘: 通过私人信件,展现了在巨大历史洪流中,具体的外交从业者是如何在忠诚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 《列入纪录: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湾外交私密谈话》不仅是研究当代台湾外交史的重要参考书,更是深入理解一个政治实体如何在外部环境剧烈动荡中,进行自我定位与存续斗争的珍贵历史档案。它让读者得以窥见,在那个“危疑”的年代,每一句外交辞令背后所蕴含的深思熟虑与无法言说的压力。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推荐序:王景弘大作《列入纪录》  吴钊燮
推荐序:面对历史,走出被摆佈的命运   张炎宪

导言:危疑年代的声音不容埋没  王景弘

一、高玉树:谁控制机关枪,谁就控制台湾
二、李廉:台湾人处于二等国民地位
三、郑宝南:联合国应改採双重代表权
四、蒋介石: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五、高玉树:应建立台湾共和国
六、学生的心声:保钓示威的迷惘
七、蒋经国:中共煽动保钓示威
八、薛人仰:国民党扩大民间接触
九、康宁祥:我们不要合併,我们要独立
十、杨西崑:中华台湾共和国
十一、何景贤:没有台湾人愿意接受与大陆统一
十二、叶公超:中华民国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
十三、大专教授联名要求改革
十四、陈逸松:投机的悲剧性人物
十五、王飞:年轻世代应有更大发言权
十六、黄维幸:台湾人不赞成统一
十七、十二人帮:台湾人民强烈支持台湾独立
十八、张政雄:要发展台湾认同
十九、李焕:国民党应变成「社会工作者」
二十、翁岳生:泪洒国务院
二十一、蒋彦士:灌输教育的祸害
二十二、蒋经国:与中共谈判,政府会垮台
二十三、田弘茂:我们不赞同「解放台湾」及「统一」
二十四、陈平景:中华民国既不代表中国人民,也不代表台湾人民
二十五、蔡勋雄:台湾人对改革失望

图书序言

推荐序一

王景弘大作《列入纪录》∕吴钊燮(前驻美代表,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民进党驻美代表)

  景弘先生是一位极为资深的专业新闻记者,虽然近年已不再从事新闻採访工作,但近几年仍经常从美国政府解密文件档案之中,搜寻重要史料,撰写书籍。这几年来他所发表的大作,就包括《苏东波—苏联东欧世纪之变》(一九九○),《採访历史》(二○○○),《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美国外交档案揭密》(二○○二),《惯看秋月春风:一个台湾记者的回顾》(二○○四),《强权政治与台湾》(二○○八)以及《1949大流亡:华府外交档案密录》(二○一一)。我在学术界服务了相当长的时间,目前本职也还在学术界,但即使是以学术的眼光来衡量,景弘先生撰述的产量算是相当惊人。

  如果读者有机会深入阅读景弘先生近年的作品,必然可以发现,他在美国政府解密文件的搜寻与翻译过程中,带着浓浓的台湾关怀,以台湾主体、台湾人民和台湾利益的角度,去用心体会过去的历史真相,从历史文件中告诉我们台湾人民,我们在关键的年代面对什么我们当时所不知道的情况,做对了什么,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做错了什么。阅读景弘先生的大作,不由得让我细细品味,从中深省我应该要怎么样做好服务台湾的任务,尤其是在面对国际社会的时候,我要怎么做才能避免错误,保障台湾人民的利益。以此来看,景弘先生可算是我外交良心的导师,也是我的一面镜子。

  除了长篇的大作之外,景弘先生也经常在报端撰写评论,以台湾的角度,以历史为镜,深入浅出针砭时事。我还真感谢,景弘先生能常常评论时事,让更多的民众,可以接触到他敏锐的观察,独到的角度,以及尖锐如刀的笔锋,直指那些对不起台湾的政坛妖孽之辈。

  在二○○七年派驻美国之前,并不知道景弘先生多数时间住在华府,华府新闻组同仁告知这讯息,并愿代约见面,当然没有二话,因为这对我有如朝圣,因此抵华府第一个星期就见到了庐山真面目,听他亲口对时局、美台湾系的深入分析。他是一位翩翩长者,也是一位谦谦君子,谈天说地,娓娓道来,让我如沐春风。如果我说「感到荣幸」有什么实际的例子,有机会认识景弘先生,真的让我感到荣幸无比。在第一次见面之后,我仍常有机会在华府与他见面,也有机会拜读他的新作。即使我已不在政府工作,回到华府时一样有机会见到景弘先生,这真的是一件快乐的事。

  景弘先生这本《列入纪录》,我很幸运比所有的读者有机会早一点看到书稿,早一点再次悠游在他所搜寻的历史纪录之中,去了解那些早以成为过去的事情,但却永久保存的美国政府史料。

  有别于其他的大作,景弘先生在《列入纪录》中所蒐集的纪录,大部分是美国国务院官员和台湾在野人士、非官方或非决策者的谈话内容,当然也搜集了部分的决策者,作为很好的对照组,一边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介如石的蒋介石,一边是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士。而这些美国官员与台湾非官方人士的谈话,正可以显现,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三年台湾危急存亡之秋,许多有识之士,冒着被蒋政权迫害的危险,私下要求美国支持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作为解决国共纠葛不清时,确保台湾国家利益的方法。

  看着今天台湾的国际处境,不禁让人慨叹,为何当时美国的决策者听了台湾在野人士的铿锵之言后,还会如此处理台湾问题,以及为何当时的蒋介石,会把他的个人感受置于台湾的长期发展之上。若历史真会捉弄人,台湾人民对这个时期的历史,感受会尤其深刻吧!

推荐序二

面对历史,走出被摆佈的命运∕张炎宪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三年,是继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大屠杀、一九四九年中国国民党政府流亡台湾之后,影响台湾最重大的时期。

  在国际方面,一九七一年十月,蒋介石的代表被赶出联合国,失去代表中国的席位,从此中华民国不仅在国际上丧失地位,更连带使得台湾成为国际孤儿,至今仍处处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压封杀,而无法进入联合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内政方面,蒋介石已年老气衰,逐渐退居幕后,一九七二年四连任总统之后,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院长,完成接班佈局。蒋经国在「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口号下,为防止内部动乱,乃起用台湾人进入中央政府,採取「革新保台」政策,以安抚民心。在台湾人反对运动方面,一九七○年一月三日,彭明敏成功逃亡海外之后,台湾人受到激励,倒蒋士气高涨;同年四月二十四日,黄文雄在蒋经国访美之际,开枪「刺蒋」,表达台湾人不愿再受蒋家独裁的统治,此举震惊国际社会,也使得台湾人独立意识大为提升。这些影响台湾的巨大事件,在过去一直被蒙蔽,而无法观察到事实真相与内部运作。

  王景弘先生数年来整理美国外交档案,已撰写出版《採访历史:从华府档案看台湾》、《强权政治与台湾-从开罗宣言到旧金山和约》、《1949大逃亡》等书,逐一揭开史实,对台湾战后史的重建做出贡献。今日又使用美国外交档案,编译当年美国外交人员与台湾朝野人士的私密谈话纪录。这在当年是隐密、不能公开的资料,今日公开才得知当年真实的内幕,而这些可说是左右历史发展的无形之手。

  除了资料的珍贵性之外,这些纪录突显出下述几个特点,可供我们参考。

  美国为了维持世界强国的地位,对各国的政情发展极为注意,所以外交人员或负有国家安全的人员常会借机访问各国政要,探其观点,做为因应掌控的参考,或借机传达白宫意见,达到秘密政治协商的效果。

  美国对台湾政情的掌控是多方面的,不仅访问蒋介石、蒋经国等国家领导人及其重要幕僚,更对台湾人的领袖和学生、年轻一辈征询意见。採访对象不分党派、朝野、「外省人」和台湾人,只要具有影响力的人都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这些多角度的暗中採访,超出我们的想像范围,留下许多有关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钓鱼台问题、外交动向、台湾前途观点等我们所不知道的秘辛。

  这些採访对象虽然包括台湾人,但在一九七○年代初期,高玉树、康宁祥、十二人帮等虽然表达不愿与中国合併,主张台湾独立的观点,但就当时而言,台湾人力量仍然微弱,不足以威胁到中国国民党的统治,也无法左右美国的对台政策,所以美国仍以蒋介石、蒋经国为交涉对象。政治讲求实力,在台湾人尚未崛起的年代,当然美国只会重视中国国民党的高层意见,台湾人意见只是聊备一格而已。

  中国国民党政府面对国际变局,内部也有不同声音的出现,其中以杨西崑「中华台湾共和国」的独立主张最为突出,可惜不被蒋家接受。蒋介石认为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才能证明他的政府是中国的正统政府,以及维持统治台湾的正当性,所以採取「宁可玉碎、毋为瓦全」的僵硬政策,终于走上被赶出联合国、外交部成为断交部、「贼立汉不立」的绝境,以致今日我们仍尝其恶果,无法打开困局加入联合国,甚至还处处被中国打压欺侮。

  一九七○年代,台湾人因力量不足,在政治上只是配角,既无法左右台湾的走向,也无法得知历史真相。至一九八○年代中期,台湾人意识崛起,台湾主体性逐渐受到重视之后,台湾人才有余力重新回顾历史,因此二二八、白色恐怖、旧金山和约、台北和约等史实才得以拨云见天日,逐一被检视,而不再被中国国民党蒙骗。

  面对历史、了解历史的真实,才能从过去经验中创造伟大的未来。王景弘先生辛辛苦苦从美国政府档案中,整理翻译有关台湾史实的纪录,其用心不只是为了发掘隐埋在历史中的资料,更欲借史料的公开,期盼台湾人不要认为政治与我无关,只要不谈政治就可安身立命,其实台湾常在强权与统治者的利益交换中或是统治者的党利私利下被出卖。台湾人唯有认知过去的历史,才能走出被掌控左右的命运,而独立自强,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

图书试读

五、高玉树:应建立台湾共和国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
驻台北大使馆致国务院电
谈话备忘录


摘要:台北市长高玉树在三月八日与一位前联合国官员谈话时预测,台湾未来会独立。高市长强调,如果没有国际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将孤立无援。台湾不能中立化,它是中国与美国之间唯一无法谈判妥协的问题。他说,美国不能同意台湾交给中国,但也不能对台湾有过度的承诺。

高玉树说,民众要台湾留在联合国,并认为在联合国拥有任何形式的代表权,都比没有好。他很怀疑一旦北京获加入,中华民国会留在联合国。

高玉树表示他很敬佩蒋总统,但责怪蒋的幕僚使他犯错;虽然蒋介石用心良苦,中华民国政府却无法赢得人民的支持。高玉树说,蒋经国将继承他父亲当总统。

高玉树也评论台湾许多官僚作风,和他一九五二年访问美国后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他可能估计他的谈话会传给我们(指国务院)。(摘要完)

论台湾前途

三月八日,在与前联合国官员柯逸山(Paul Kovenock)的私人谈话中,台北市长高玉树被询及如果反攻大陆不能实现,台湾是否能生存下去。高对台湾能继续生存很有信心,并回答说,「当然,台湾将是一个独立国家。」

他认为台湾的人口比大部分国家多,而且更有才干;台湾作为独立主权实体的生存能力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如果没有国际承认它的主权地位,台湾将是孤立无助的。因为如果有像希特勒那种人入侵,台湾无法依赖国际支持。

虽然对于如果没有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台湾是否能自卫的问题,高玉树避免直接回答,但他说,台湾需要的是一项「国际保证」和世界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柯逸山问高玉树,美国是否应该同意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建议。高玉树的回答是坚决地否定,认为美国不应接受台湾被中国併吞,如同它不能同意墨西哥和加拿大成为美国一部分一样。高玉树说,这是共产中国与美国之间唯一不能讨价还价的问题。

他说,美国与中国可以对除台湾以外的任何分歧彼此妥协。他也认为台湾不能中立,因为台湾处在国际利益的十字路口。这些冷酷的事实,中国必须忍受;这些事实也使台湾未来会很困难。

据柯逸山的报告,在他提问时,高玉树避免对美国决策者提出建议,但评述称,美国不应过度承诺(假定是指对中华民国政府),犹如对越南一样。

论中国代表权

高玉树被问到如果北京入会,中华民国是否会留在联合国,他说,即使失去联合国会籍,对国民党是一个严重打击,它留在联合国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他补充说,他看不出重要问题案还能维持中华民国的地位。他也说,台湾民众要在联合国有代表,也认为任何形式的联合国会员,都比没有好。这时他也说,民众对国际现实并没有明确了解,因为这是一个「报纸新闻全受封锁的国家。」

蒋介石与中华民国政府

高玉树对蒋总统表示敬慕,推崇他是一个人格高尚,英明睿智的人。虽然他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甚至是一个「超人」,但因为他周边的人造成大陆沦陷。让蒋总统感到极大痛苦的是那些使他弱化,把他带向错误的官僚和亲信。高玉树预言,蒋经国将继承他父亲的地位。

高玉树注意到他从政这些年,政府态度的改变。他说,中华民国政府已经了解,他们必须接触人民,赢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可是,他们没有什么成果,因为中央的意向和地方应为人民服务者之间,仍有太大距离。

美国对高玉树政治生涯之影响

高玉树提到一九五二年获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奖助金访美,与他决定从政的巧合。他在美国看到总统大选,对美国政治自由印象良深。「我看到两党体制的运作,美国人对政治与公职生活的态度。我对美国政治体制深感振奋,也至感钦佩。那种情形和我在台湾所知道的政治完全不同。台湾的政府只寻求统治,毫无对人民负责任提供服务的概念。我回台湾以后,一九五四年有机会参加选举,以大胆敢言,而非逢迎拍马而获领先。这种草根式竞选,在台湾还很新鲜,没有人认为我会赢。我证明了如果能组织动员,并向基层提出诉求,这个候选人会赢。」

高玉树自认是一个稀有动物,一个有胆识,也愿意说话的人。他说,他还有十三年公职生涯可以过,但可能退休。他要看能不能存活下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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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出现,填补了我对1970年代台湾外交一段空白的认知。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台湾的外交处境可谓是内外交困,而《列入纪录: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湾外交私密谈话》则以一种极为罕见的“近距离”视角,展现了当时台湾外交团队是如何应对挑战,又是如何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中寻求出路。作者通过深入访谈当事人,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这些资料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决策层的思想斗争、内部的意见分歧,以及在巨大压力下做出的种种抉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对那些“秘密谈判”和“非公开接触”的描写,它们揭示了在官方外交渠道受阻的情况下,台湾外交人员是如何绞尽脑汁,试图打开局面。这本书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对那个时代台湾外交官们智慧、韧性和勇气的生动赞歌。

评分

这套书的内容,简直就像是一部精心编排的政治惊悚片,只不过它发生的背景是真实的历史。1970-1973年,这个时间段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变革的时期。书中通过大量的口述史料,将当时台湾外交决策层的思绪、挣扎和博弈,展现得淋漓尽致。我最喜欢的地方在于,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这些历史人物“脸谱化”,而是深入挖掘了他们在面对复杂国际局势时,内心的矛盾、权衡和取舍。那些充满火药味的内部讨论,那些在巨大压力下的艰难抉择,都让历史变得异常生动。我甚至能想象到,在某个深夜,决策者们围坐在一起,为国家的命运而焦头烂额的场景。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体是如何被时代所裹挟,又是如何试图去影响和改变历史进程。它让我对那个时代的台湾外交,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对那些为国家命运奔波操劳的外交官们,充满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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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简直是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让我得以窥探那个动荡不安却又充满戏剧性转折的年代——1970年至1973年的台湾外交秘辛。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像是亲身经历了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那些书本上寥寥数语带过的事件,在这本书里被细致入微地还原了。作者并非只是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通过大量的原始访谈和档案资料,将当时决策者们的心路历程、每一次博弈的细节、每一次呼吸的犹豫都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尤其被书中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分析所震撼,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这本书没有回避那些痛苦的抉择和艰难的处境,反而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坦诚,展现了台湾在那个孤立无援的时代,是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又是如何努力寻求突破口。那些曾经被官方叙事掩盖的细节,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淹没的声音,如今被重新打捞起来,显得尤为珍贵。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更是对当时参与者们智慧、勇气,甚至是无奈的深刻剖析。它让我重新认识了台湾外交的复杂性,以及在重大历史关头,个人选择所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仿佛能听到谈判桌上的低语,感受到外交官们奔波的身影,甚至闻到空气中弥漫的焦虑与希望。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立体、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台湾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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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拿到这本《列入纪录: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湾外交私密谈话》,就被它的标题所吸引,1970-1973年,这正是台湾外交史上一段极其关键且充满戏剧性的时期。迫不及待地翻开,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以一种“内部视角”,揭示了许多此前不为人知的决策过程和幕后故事。作者通过对关键人物的深入访谈,还原了当时台湾领导层和外交官们在面临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时的思考、辩论和选择。我尤其欣赏书中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宏观分析,以及台湾如何在这种大背景下,试图调整其外交策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孤立。书中对于具体事件的描写,比如“退出联合国”之后的余波,以及如何与新兴的国际力量进行斡旋,都显得尤为生动。读到这些内容,我常常会联想到教科书上那些简略的描述,然后惊叹于事实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这本书不是一种简单的叙述,而是一种对历史真相的探求,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决策背后的人性挣扎,以及在国家存亡关头,个体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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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出版,无疑为研究1970年代台湾外交史的研究者和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份极其宝贵的资料。作者的采访对象,都是当时身处外交第一线的人物,他们或亲历,或决策,或执行,其视角之独特,内容之详实,是其他任何二手资料都无法比拟的。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对一些具体外交场合的描写,例如在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在幕后进行的利益交换,以及在国际会议上的尴尬处境。这些细节的呈现,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充满了人情味和现实感。我甚至能感受到当时谈判代表的焦灼,感受到他们在压力下的冷静,以及他们在困境中的智慧。书中对台湾与美国、日本、联合国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外交互动,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揭示了当时台湾外交政策的演变轨迹,以及它所面临的重重挑战。让我震撼的是,书中并没有回避那些“失误”和“挫折”,而是坦然地将其呈现出来,并尝试去分析其原因。这种负责任的历史态度,让我对作者的专业性和严谨性深感敬佩。阅读这本书,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置身于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亲眼见证了台湾外交的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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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列入纪录: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湾外交私密谈话》堪称是对那个时代台湾外交的一份“影像志”。作者通过对大量珍贵口述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窗户。1970-1973年,台湾的外交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本书正是对这一系列剧变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内部对话和决策过程的真实还原。我尤其被书中对于当时领导人以及外交官员们的心态描写所吸引,他们是如何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艰难的抉择,又是如何试图在国际舞台上为台湾争取生存空间。书中对具体外交事件的描写,比如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博弈,以及内部的政策调整,都显得格外真实和细致。它让我认识到,历史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无数个充满智慧、矛盾和妥协的瞬间所构成。这本书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更是对那个时代台湾人民集体记忆的一次深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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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那个时期台湾的外交处境深感好奇,毕竟那是“退出联合国”和“中美关系缓和”的时代,充满了动荡与不确定性。这本书的内容,可以说完全满足了我这种求知欲,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期。作者以一种近乎考古的严谨态度,挖掘出大量鲜为人知的内部谈话和决策过程。阅读过程中,我常常被那些细节所吸引,比如在某个关键时刻,一位官员的某个眼神、某个迟疑的停顿,甚至是某个未曾公开的妥协,都可能成为影响外交走向的蛛丝马迹。书中对当时主要国家的外交策略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从美国的“联中制苏”到日本的“经济优先”,再到台湾自身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国际棋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都描写得鞭辟入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并没有简单地将历史人物塑造成脸谱化的英雄或反派,而是展现了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如何做出权衡,如何承受后果,以及他们内心的挣扎与彷徨。这种真实性,使得书中的人物更加立体,历史事件也更加鲜活。它让我看到了,在那些光鲜亮丽的外交辞令背后,是无数个夜晚的深思熟虑,是无数次紧张的磋商,是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读物,更是一堂生动而深刻的外交课,它教会我理解宏大历史事件是如何由无数个微小却关键的决策所构成,以及在动荡年代,维护国家利益所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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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列入纪录: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湾外交私密谈话》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作者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将那些曾经发生在密室里的对话,那些在幕后进行的较量,都细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1970-1973年,正是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经历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而这本书,就是对这段历史的一次极为深刻的“解剖”。我尤其欣赏书中对当时台湾与美国关系的处理,以及在“联中制苏”的大背景下,台湾如何试图维持自身地位的努力。那些关于“秘密接触”和“非正式沟通”的细节,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它们展现了在官方渠道几乎中断的情况下,台湾外交人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采取的创新策略。这本书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堆砌,更是对当时决策者们智慧、勇气和无奈的生动写照。它让我看到了,在国际政治的复杂棋局中,每一个国家的生存之道,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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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了解一个国家的外交史,是理解其国家命运的关键。而《列入纪录: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湾外交私密谈话》这本书,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作者以其扎实的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那些错综复杂的外交博弈,以一种极为详实且引人入胜的方式呈现出来。书中对于当时台湾外交团队的运作方式,内部的沟通机制,以及面对外部压力时的应对策略,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我尤其被那些关于“秘密外交”和“非官方接触”的章节所吸引,它们展现了在官方渠道受阻的情况下,台湾外交官们是如何另辟蹊径,试图打开局面。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够感受到那种在暗流涌动中寻找生机的艰难,那种在压力之下保持清醒的智慧。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在记录事件,更是在剖析事件背后的逻辑和动机。它让我看到了,在重大的历史节点上,每一个看似微小的决策,都可能对国家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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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近现代史,特别是涉及国家命运转折点的历史事件抱有浓厚的兴趣。而《列入纪录: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湾外交私密谈话》这本书,恰好触及了我最为关注的那个时间段。1970-1973年,正是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经历剧烈动荡的时期,而这本书以其独特的“私密谈话”形式,将那个时代的外交博弈,决策过程,以及人物的内心挣扎,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通过对大量口述史料的挖掘和梳理,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隐藏在官方报告之下的真实对话和思想碰撞。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当时国际大背景的分析,以及台湾如何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局势下,进行艰难的外交斡旋。它让我看到了,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一个国家的生存之道,都充满了挑战与不易。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更为立体、也更为人性化的历史视角,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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