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力量和各种文学势力,
在怎样的交互关系中,
决定着文学制度的建立与运作?
文学制度的运作,
又在怎样的历史过程中,
决定着「当代文学」的生成与展开?
文学,从来就不是只关乎个人心灵的纯自足领域,现代文学是民族国家与现代化意识型态的一部份,更形成了现代文学制度。但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文学制度的研究往往预设结论,把文学制度看做国家意识型态的工具。
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把文学制度看做一个各种文学势力诉求博弈的场域,国家意识形态也只能是这个场域特定的一部分,从而触及到新中国文学制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本书特色
本书清楚地梳理了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建立,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运作是如何影响当代文学生产等重要问题。
作者简介
张均
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二十世纪四○至七○年代大陆文学。
已出版《张爱玲传》、《张爱玲十五讲》等着作。
序/于可训
导言
上编 新的文学制度的建立
第一章 文学组织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文艺机构的设置
第二节 稿酬制度演变小考
第三节 「道」、「势」与身分:单位制度下的文人生存
第二章 文学出版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出版社的国有体制
第二节 文艺刊物的编辑制度
第三章 文学批评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二节 文学批评与流氓主义
第四章 文学接受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左翼文学「读者」概念的演变
第二节 接受制度的创建、运作及异变:一项基于《文艺报》的考察
下编 制度介入与当代文学发生及展开之关系
第五章 组织制度与文人群体的新陈代谢
第一节 流亡者、合作者和「盛世遗民」:新制度下国统区文人的分化
第二节 通俗文人(一):鸳鸯蝴蝶派
第三节 通俗文人(二):中国共产党的传奇作家
第四节 延安文人及其体制性再生产
序
于可训
研究文学制度,或者说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文学,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门课题,其理论根据,还是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从作家的视角研究文学,偏重于「知人」;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文学,则属「论世」。这种研究文学的方法,在西方属于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范畴,也是很传统的。当然,一些后起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涉及文学问题时,也会谈到一些与制度有关的问题,如福柯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等。「知人论世」或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即研究文学文本以外的一些环境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这种研究方法,以前习惯于谈论一些诸如自然条件、文化习俗、经济基础、社会变迁之类的问题,失之于泛,如今集中到具体的制度问题上,得之于专,所以近些年来,颇为一部分学者所喜好。
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文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制度研究,是从今天的文学制度中,抽取出一些单项元素,如管理、出版、传播、接受,乃至教育、社团、期刊、稿酬等,用以研究既往时代的文学,或别一国度的文学,以说明其所受这些制度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制度研究所涉及的单项,因为并非仅仅属于文学制度的构成因素,而是普遍的社会制度或文化制度的组成部分,所以并不能真正深入地说明文学问题。狭义的制度研究,面对的则是文学制度的全体,或者说是一个已经完形的制度。文学这种精神界的花朵,就植根于这个制度的苑囿之中,它的生长和发育,无一不受这个制度所提供的气候和土壤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综合的、有机的、整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就能较深入地说明文学问题。对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尤为适宜。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种逐渐制度化的文学。这种制度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表现为文学有赖于一个普遍存在的文化市场生存,这种文化市场不是古典式的,以官、私刊刻为生产手段,依靠趣味共赏、诉诸同好来维持文学的消费和流通,而是附属于一个整体的、在先被称作资本主义、如今被称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举凡文学的生产、出版、发表、传播、流通、接受、消费等等,都有赖于这个文化市场的仲介,通过这个文化市场才得以实现。所以,研究现代文学制度,就不能不关注这个文化市场,以及与这个市场紧密相联的种种制度性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文学生存其间的这个文化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表现,便是它的属主,由原来被称作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计画经济体制。这个变化从字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个经济制度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研究这期间的文学制度,就不能不关注这个整体的社会制度的变化问题,尤其是在其中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的政治因素。这种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力量,不仅仅造就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同时也构造了一个附属其下的文学制度,中国文学由是进入了一个制度化的时代。这种文学制度生成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在其后的十余年间,渐趋一统。虽然「文革」当中,被「彻底砸烂」,但「文革」后又恢复重建,延续至今。近六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就是生存于这个统一的文学制度之中。变化只在于,「文革」前的十七年,这个制度的一统化程度较高,「文革」后则迭经改革,诸般皆有所松动。但这个制度的存在,毕竟是一个事实。所以研究当代文学制度,自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也有充足的理由和根据。
但凡一个制度的诞生,总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由前一种制度,转换成后一种制度,或由无形的制度,变成有形的制度,抑或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总要伴随着一种历史的阵痛。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许多极为复杂、极其艰难的涤除、开创、蜕变、组合的事件发生,以及因此引起的诸多矛盾和斗争。如宇宙之大爆炸,胚胎之初养成,一切生命的原质,和影响后来的生长、发育,乃至异变、绝灭的基因,无一不孕育其中。展示这样的过程,揭示其中的关键和细节,如探究宇宙生成、生命诞生,寻其根而溯其源,总一知而百惑解,当代文学之种种隐曲幽微、诡谲迷奥,豁然显矣。
与此前学者所做的现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不同,张均博士的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旨在论析当代文学制度的发生,揭示在这个过程中,种种社会政治力量(权力)的作用,以及因这种作用而导致的文学内外各种势力之间的博弈,正是这些势力集团(包括其中的个体)之间的博弈,使当代文学制度不至于在人们的印象中,仅仅是一些无生命的机构、规则和政策条文,而是一个个「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恩格斯语)的个体或集团活动着的历史现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均是人化了文学制度研究,或曰把文学制度研究,还原成了人的研究,即构建制度、操作制度和被制度所构建、所操作的活生生的人的研究。这是张均博士的一大发明,一个创举,也是本书独特的价值和魅力之所在。相信它的出版,会为文学制度研究开辟一片新天地。
张均博士与我有师生之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曾在我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从事实际工作多年,在中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转而到我这儿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这本书就是他在博士后阶段的研究成果。在书稿交付出版之际,嘱我写几句话作为纪念。
是为序。
乙丑年冬至于武汉大学寓所
导言
柄谷行人表示:「福柯说『文学』的成立在西洋不过是十九世纪后期的事情。『文学』的规范化则大概与民族国家的确立相关联,这种规范性是对十八世纪英国小说所显示的那种多样性的一种压抑。」
这段话,可以作为晚清以来中国文学制度发生史及其内部谱系关系的注脚。制度与国家之间新的关系的建立,刺激了近十年来文学制度研究的勃兴。迄今为止,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已取得了相当实绩,但也呈现出较多可以重新讨论的议题。其主要不足,借用柯利弗德的比喻是:「它只发射出一束强烈的光,照亮事物的一部分。」
质疑、反思这些研究背后某种建构性的学术机制,是认识文学制度和从制度层面「重新识别被八十年代所否定、简化的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历史/文学」的前提。
一
关于文学制度,通行解释是把它界定为「在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文学与生产、评价与接受之间」形成的一套体制,「如职业化作家、社团文学、报刊与出版、论争与批评,以及文学审查与奖励等等,它们对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起到了支配、控制和引导的作用」4。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逐渐增多,比较多见的是关于某项单列制度的研究,如邢小群有关文学机构的个案解剖(《丁玲与文学讲习所的兴衰》),陈明远有关当代文人经济收入的考察(《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以及孟繁华、陈改玲、吴俊、郭战涛等学者关于当代传媒、出版的讨论。其中,洪子诚、王本朝的研究相对集中。洪子诚最先提出系统研究「文学体制」的设想,并以「一体化」概念处理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认为其时「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对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加以统一地规范、管理,是国家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觉制度,并产生了可观的成效」。这一史观影响深刻。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一书从文学机构、作家身分、文学期刊、文学出版、群众读者、文学批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层面,讨论了社会主义文学「借助文学制度」实现的「对文学观念、作家思想、作品创作以及读者阅读的全面制约和规范」。就方法、结论而言,王本朝的研究是对洪先生的承续。
这本书真是令人大开眼界!我一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演变轨迹充满好奇,但苦于缺乏系统性的了解。当我翻开《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时,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作者以一种近乎考古学家般的严谨态度,深入挖掘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制度的方方面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创作方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与实践,再到“反右”运动对文学的冲击,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的极端扭曲,每一个阶段都得到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刻的剖析。我尤其被作者对于文学创作与政治运动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阐述所吸引。那些曾经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文学事件、文学会议、以及文学刊物,在作者的笔下重新焕发了生命力。书中对当时文学创作的审查机制、作家队伍的构成与流动、以及文学理论的演变等细节的呈现,都让我对那个时代文学的生存状态有了全新的认识。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变革的年代,亲历了文学工作者们的挣扎与选择,也看到了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如何被塑造和利用。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专著,更像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让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思考,也为我今后进一步探索相关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评分这本书简直是一本“幕后揭秘”式的读物,让我窥见了中国当代文学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如何被“运作”的。作者以一种解剖学的精细,将那一时期文学的“制度”层面剖析得淋漓尽致。我之前对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但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这些作品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一套完整的“体制”在背后支撑或限制着。书中对文学的“评价体系”是如何建立,如何影响创作,以及如何导致某些作品被推崇而另一些则被打压,都有着非常深入的探讨。我特别喜欢作者对那些关键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分析,他能够将历史的宏大叙事与文学制度的微观运作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文学从业者的生存状态。这本书让我对“文学”二字有了更复杂的理解,它不再仅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制度的产物。
评分对于我这样一个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无疑是一本极为珍贵的资料。作者深入浅出地勾勒出了一个时代文学制度的脉络,让我得以清晰地看到文学是如何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被构建、被管理、被塑造的。书中对政策、机构、理论、出版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让我对那个时期文学创作的“游戏规则”有了深刻的认识。我尤其被作者对那些历史细节的挖掘所打动,比如一些鲜为人知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通过这些一手资料,作者构建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文学图景。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对文学现象的描述,更是对文学现象背后的制度性根源的追溯。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产生一种“原来如此”的感慨,对那个时期文学的理解也变得更加全面和深刻。这本书为我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评分我最近读了一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书,这本书让我对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的运作方式产生了颠覆性的认识。我一直以为文学创作是纯粹的个人表达,但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在特定的社会体制下,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都受到制度的深刻影响。作者的分析非常细致,他不仅关注了文学作品本身,更着重于作品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比如,书中对当时文联、作协等组织的职能,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的出版,都做了非常详尽的描述。我还了解到,当时文学创作的“方向”和“主题”是如何被自上而下地确定的,以及这些制度性的要求是如何渗透到文学的每一个环节的。书中对一些具体案例的分析也十分生动,例如某个时期出现的“样板戏”是如何在制度的推动下成为主流的,以及一些曾经重要的作家是如何在政治运动中经历起伏的。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不仅仅是在了解文学史,更是在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权力运作机制。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它让我看到了文学制度的“手”是如何在无形中塑造着文学的面貌。
评分读完《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我从未想过,文学的生产和发展竟然会被如此严密地纳入到一种“制度”的框架之中。这本书就像一本“文学的生产流程图”,将那个时期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都一一拆解开来,供读者细致审视。作者的叙述逻辑清晰,层层递进,从宏观的政策导向,到微观的编辑审查,再到具体的作家培养机制,都给出了详实的考察。我尤其对书中关于“意识形态”如何渗透到文学创作的每一个细胞的分析印象深刻。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创作指导、会议精神,在作者的梳理下,都成为了塑造文学面貌的强大力量。阅读过程中,我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产生了好奇,更是对那个时代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个体命运的思考。这本书让我明白,文学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深深地植根于其所处的社会土壤之中,并受到各种力量的塑造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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