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力量和各种文学势力，
在怎样的交互关系中，
决定着文学制度的建立与运作？
文学制度的运作，
又在怎样的历史过程中，
决定着「当代文学」的生成与展开？

　　文学，从来就不是只关乎个人心灵的纯自足领域，现代文学是民族国家与现代化意识型态的一部份，更形成了现代文学制度。但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文学制度的研究往往预设结论，把文学制度看做国家意识型态的工具。

　　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把文学制度看做一个各种文学势力诉求博弈的场域，国家意识形态也只能是这个场域特定的一部分，从而触及到新中国文学制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本书特色

　　本书清楚地梳理了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建立，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运作是如何影响当代文学生产等重要问题。

作者简介

张均

　　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二十世纪四○至七○年代大陆文学。
　　已出版《张爱玲传》、《张爱玲十五讲》等着作。

序／于可训
导言

上编　新的文学制度的建立
第一章　文学组织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文艺机构的设置
第二节　稿酬制度演变小考
第三节　「道」、「势」与身分：单位制度下的文人生存

第二章　文学出版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出版社的国有体制
第二节　文艺刊物的编辑制度

第三章　文学批评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二节　文学批评与流氓主义

第四章　文学接受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左翼文学「读者」概念的演变
第二节　接受制度的创建、运作及异变：一项基于《文艺报》的考察

下编　制度介入与当代文学发生及展开之关系
第五章　组织制度与文人群体的新陈代谢
第一节　流亡者、合作者和「盛世遗民」：新制度下国统区文人的分化
第二节　通俗文人（一）：鸳鸯蝴蝶派
第三节　通俗文人（二）：中国共产党的传奇作家
第四节　延安文人及其体制性再生产

导言

柄谷行人表示：「福柯说『文学』的成立在西洋不过是十九世纪后期的事情。『文学』的规范化则大概与民族国家的确立相关联，这种规范性是对十八世纪英国小说所显示的那种多样性的一种压抑。」

这段话，可以作为晚清以来中国文学制度发生史及其内部谱系关系的注脚。制度与国家之间新的关系的建立，刺激了近十年来文学制度研究的勃兴。迄今为止，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已取得了相当实绩，但也呈现出较多可以重新讨论的议题。其主要不足，借用柯利弗德的比喻是：「它只发射出一束强烈的光，照亮事物的一部分。」

质疑、反思这些研究背后某种建构性的学术机制，是认识文学制度和从制度层面「重新识别被八十年代所否定、简化的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历史／文学」的前提。

一

关于文学制度，通行解释是把它界定为「在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文学与生产、评价与接受之间」形成的一套体制，「如职业化作家、社团文学、报刊与出版、论争与批评，以及文学审查与奖励等等，它们对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起到了支配、控制和引导的作用」4。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逐渐增多，比较多见的是关于某项单列制度的研究，如邢小群有关文学机构的个案解剖（《丁玲与文学讲习所的兴衰》），陈明远有关当代文人经济收入的考察（《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以及孟繁华、陈改玲、吴俊、郭战涛等学者关于当代传媒、出版的讨论。其中，洪子诚、王本朝的研究相对集中。洪子诚最先提出系统研究「文学体制」的设想，并以「一体化」概念处理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认为其时「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对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加以统一地规范、管理，是国家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觉制度，并产生了可观的成效」。这一史观影响深刻。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一书从文学机构、作家身分、文学期刊、文学出版、群众读者、文学批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层面，讨论了社会主义文学「借助文学制度」实现的「对文学观念、作家思想、作品创作以及读者阅读的全面制约和规范」。就方法、结论而言，王本朝的研究是对洪先生的承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