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序
生活的证据,时代的新声 中文新诗发展迄今大约百年,文体变革带来崭新的思想风景。一九二○年三月,第一本中文新诗集《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胡适在自序上说,民国五年他在美国留学时开始写作新诗。这一番尝试,果然为中文书写打开新局——形式影响内容,或者也可以说形式就是内容的基本面貌。新诗形式在此确立,是新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之一。《尝试集》之命名,出自陆游「尝试成功自古无」,胡适反用其义而推陈出新,他的尝试无疑是成功的。这部诗集做为二十世纪之先声,正可印证胡适所主张的:文学革命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下手,要求文体的大解放。
文学教育就是情感教育,文体的改造或许可看作是现代心灵的美化工程。胡适以降,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冰心、卞之琳、冯至……,各自创造出语言艺术的新天地,在文学史上留下不可取代的价值。殖民地台湾的赖和、杨华、张我军等诗家,用白话文写出心声,同样缴出傲人的成绩单。沿着历史脉络读下来,覃子豪、纪弦、周梦蝶、余光中、痖弦、洛夫、郑愁予、杨牧、陈黎、向阳、焦桐、陈克华、鸿鸿、颜艾琳、孙梓评、吴岱颖、林婉瑜、罗毓嘉……,每一个世代的书写面貌各有传承新变,在社会变迁中开辟文学天地,长期累积的成果大有可观。
在教学现场,一直沿着文学史脉络来理解新诗,箇中的选择、判准自然有其道理。然而,我私心期待着一本引人入胜的新诗读本,不以交代文学史为主要任务,而是把一套美好的语言座标勾勒出来。每一种文学选本,各自反映编选者的美学标准。选集中收录的作品,除了彰显个别作家的成果,更可看作编选者苦心孤诣营造的基本价值。台湾的新诗选本为数甚伙,有以年度编选的,有以主题编选的,也有以区域来编选的。它们各成体系,各自精采,使新诗的美学论证找到最适切的展示空间。这些多元且丰富的选集文本,让读者方便进入新诗的国度,从中领略选家的才情、见识,与品味。
说到诗的见识、品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我终于等到了《生活的证据:国民新诗读本》。吴岱颖、孙梓评两位杰出的诗人,用最敏锐的眼光,精挑细选华文世界的新诗文本,构筑出诗与生活的灿亮星图,同时揭橥新诗文体与国民性,不吝在这本选集里分享他们的才情。
在分辑编排上,本书不以诗人纪传排列,也不以文学社团、文学史编年为分类依据。此书最大的意义是,倾听生活的声音,直接面对我们生存的世界。现代心灵可能遭遇到的种种问题,都在这本新诗选里显豁出来,所以名曰「生活的证据」。这样一来,或许更能符合教学需求,更能让普通读者借此理解语言文字的艺术如何回应生活。两位选家抛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种种学术套语,真诚地以自己的感受与学识,恳切写出他们如何理解一首诗。吴岱颖长久致力于新诗教学,孙梓评一直在编辑台上披沙拣金,他们的合作正好可以辨识出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声音。在《生活的证据:国民新诗读本》中,勾勒出中文新诗的自我抒情、生活感受、社会关怀、文化认同、语言实验……特别选录陈绮贞、蛋堡的歌词作品,透露着诗与音乐可以如此缠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尚未出版诗集的林育德、詹佳鑫等年轻诗人,已经在这本选集里初绽异采。林育德为此书编写台湾新诗简史,篇末列有詹佳鑫撰写的诗人小传,也让这本书更具教学的实用性。
语文的学习需要日积月累,需要下工夫练习才能精熟。不管在哪一个国家,本国语文一定列为国民教育的核心课程。因为,理解与表达的能力,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如何认识自我、如何与他人对话沟通。语言文字不仅是人际沟通的工具,更是我们探索意义世界的关键。语文能力之优劣,直接影响到国力。民主社会若要有深刻的对话沟通,必须先让国民的「听、说、读、写」变得愈来愈优异。想要提升阅读理解与书写表达的能力,除了仰赖学校教育,我认为还要有一系列的国民读本,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的机会。这就是规画「中文好行」书系的初衷。
在这个书系里,有美丽的文字风景,也有迷人的意义路标。书系里的每一本书,可以用作自主学习,也可以做为共同学习讨论的读本。这一套书编选的起点与定位,是提供正道大法,让国、高中阶段的青少年精进语文能力。背后则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心愿:希望促进亲子共读,邀请家长们一起参与青少年的学习。同时也希望,这一套简要易懂的国民读本,可以让久别校园的社会人士重温读书之乐。读书的快乐、理解的快乐,将会陪伴着自己面对生活中的烦闷无聊,找到一个美好的意义出口。
拥有学习动能的生命,不会枯竭无趣。透过不断学习让生活变得更有趣味,也是我们现代人的重要课题。《生活的证据:国民新诗读本》是我看到最有趣、最具美感的一本新诗选集,吴岱颖、孙梓评针对选录诗作所写的评析笔记,细致、优雅而完整,简直是另一首奇丽瑰伟的诗。「不学诗,无以言」,诗是日常语言的美化。在这个时代,幸好有这样美丽的声音。我们需要诗,需要用诗的力量拒绝低俗、抵抗粗暴,看见幸福的光。
文/凌性杰(诗人,建国中学教师)
编者序
洋葱的价值 一
我第一次认识洋葱的价值,并不是在餐桌上咀嚼那炒得软黄透明的肌理在蛋块中渗出丝丝甜味的愉悦瞬间,而是在电影里。
当然也不是在周星驰的电影里看着好姨薛家燕躺在大叉烧上,一边翻滚一边嚷叫后流下一滴眼泪说自己「有一种哀伤的感觉」,那样煽情夸张无厘头的觉悟,而是《美国心玫瑰情》当中,一枚塑胶袋被风吹得盘旋迤逦,穿透生死美恶却又宁静无声,意义铺天盖地无穷无尽席卷而来的神奇时刻。「是洋葱,」我对自己说:「那就是洋葱了。」
当然,这部电影当中没有出现过一个关于洋葱的镜头,洋葱存在于影评里。影评人说这部电影的结构就像洋葱一样,层层剥开了生存的暴力与荒谬。透过电影缓慢又紧凑的叙事,这一切展现为一个巨大的隐喻,而我用另一个比喻包裹它:紧密包裹自己,不轻易将内在示人的洋葱(好洋葱,不买吗?)。
如果没有深入追索的决心与毅力,事物的核心便隐沦于表象中;一旦启程出发,开始寻找意义的旅行,这被掩蔽起来的真实便渐次呈露展现,天地万物因此有了内在的联系。那是否,就是诗存在的状态?
一种近似于洋葱的状态?
二
其实反观自视,向内垦掘,我们的内心也是一颗洋葱。
当然也不是像情歌里唱的那样,一层一层剥开内心,就能发现甚么深处压抑的祕密。它比较接近钧特.葛拉斯说的:「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洋葱皮层层叠叠,剥掉又重生;如果用切的,洋葱会让你流眼泪,只有剥掉它,洋葱才会吐真言。」
因为记忆层层叠叠交相渗透;因为我们所曾经历的一切,都已成为现在这个「我」的一部分;因为它自我复制、自我解释、自我保护,因此除之不尽,去而复来。它如此坚实,而我们坚持活在世俗意义的「当下」,无视于隐藏其中的各种矛盾与谬误,是以时常处在无明痛苦之中。
无法认清自我的时刻,无法表述自己的时刻,胸怀里涨满洋葱呛人的泪水,就要溢出眼眶,而视线早已经模煳了世界。还能不回头吗?还能坚持这样表象式的活着,再没有任何自省的可能吗?
面对这发自内在的疑惑,我感到一种迫切的需要,对诗的需要。
三
「一首诗是一颗洋葱,」我对自己说:「就像是一种信仰,只有进入其中,才能明白泪水的意义。」
把信仰比作洋葱并非我的发明,而是远藤周作。《深河》里的大津背叛了天主教修会,在恆河之岸默默实践他所认知的基督之爱,照护所有贫病乃至于死亡的人们,以异教的仪式为他们送行。远藤周作借大津之口,给耶稣起了「洋葱」这个名字,试图让女主角美津子理解他心中的宗教观,申明真正的爱究竟为何物。
一个意象,穿透文字纷扰的表象,穿过千百年来从无休止的争论与激辩,直指意义的核心。「是洋葱,」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洋葱的价值,诗的价值。」
面对这太过丰美的世界,我所拥有的只有极其有限的语言。滞涩龃龉的文字,令我常怀恐惧,心存忧伤。每当我提笔书写,希望在概念与概念、语词与语词的碰撞之中,借由那瞬间闪逝的微弱星火,照亮真实存在于这世间的「那个什么」,总是感到如洋葱内瓣一层一层的隔膜,阻我思路穿之不透。我所做的,不过就是尝试「剥开洋葱」这么简单的事情,但那实在太困难了。事实是,诗之艰难一如生之艰难,有时更甚于科学理性所能涵括解释者。
但,如果生命是一种信仰,诗岂不也能成为一种信仰吗?
每每在科学馆的地下室,週五傍晚的诗社社课,我与学生们在言词上交锋,展开挖掘诗意的辩论。我们胪列语词,旁搜远绍,探求玄虚窈冥不可测见的线索,试图釐清事物与表象之间可能的联系。但一个半小时的社课,即使众声交响砲火不断,往往也处理不了一个语词当中可能包含的诗意。因此也就更加明白, 创作者所面对的是何等艰鉅的挑战,而我们真正能做的,只有相信意义就存在这「剥洋葱」的过程中。
四
道之所存,诗之所存,诗就是我唯一的信仰。
天地万物,偶然亦是必然。正如海德格所认为,唯有诗可以沟通天地神人,出入表象与现实、世俗与本真。即使物自体不可知,无法抵达,诗也能带我们永恆地趋向它。每一首诗都是诗人探求真理的纪录,而每一个希冀探求真理的人,都应该是诗的读者。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更长久一点。
我和梓评合作的《国民新诗读本》就是这样的一本作品,它是我们的实验记录,纪录我们如何试图重现原作者的创作过程与写作目的;它同时也是我们的期中报告,报告我们这二十年来的创作生涯里,从阅读他人的作品中所获致的一点心得。在这里,我们从创作者还原成为阅读者,诚实面对我们自己从阅读诗作中得到的感动;但我们同时身兼引路人的角色,希望将这份感动传达给更多的读者。
为免嚼饭餵人之讥,每一首作品后的赏析均不甚长,仅仅点到为止。或指出方向,或标明路线,希望读者如同拿起旅行指南,开始规画自己的旅行一样,整理行装出发前往,印证书上的记载,更看到独有自己能看见的风景。
如果让我选择,我仍然想用洋葱来比喻这一切:不管我们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剥之又剥,切之又切,洋葱最终还是要拿来吃的。
它价钱便宜,营养丰富,滋味甜美,悠远,深长。
好洋葱,不吃吗?
文/吴岱颖
编者序
给十七岁 和岱颖合编《生活的证据:国民新诗读本》 突然空出来的一个下午,误打误撞,来到西子湾。多少年没有来了?脑中还隐约印着一个画面,一群朋友,前前后后,倚着英国领事馆官邸的砖红色半圆拱窗,留下青春照相。为了重回那个位置,只得走进如今被据为茶馆的长廊,点一壶热茶,打算在山坡上等日落。
那年夏天,是不是就是因为认识这群朋友,我才开始读诗,写诗?他们之中,有人为我解释李金发,有人一齐朗诵郑愁予,有人在信里抄写蒋勋,十七岁是诗的年纪,当置身荒谬课堂,聊赖的老师和更形聊赖的同学们,共演一出自绝于联考制度之外的即兴剧,书包里和考卷作伴的那些被退稿的诗,是前途无效的车票,却也有效地收容了彼时多芒刺的我。
无效的有效。跟书架上排列整齐的流行歌卡带,影剧版剪下的奇士劳斯基剧照,戏院窗口偷来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海报一样,都无法帮助我在考卷上成功回答三角函数或立体几何,亦不能更精进、熟用英文的不同时态或句型;然而,每每情绪饱胀欲裂,花苞一般的身体,却不经意在各种新识的诗行(当然,也包括那些卡带,剧照,海报)中,获得了理解。理解即治疗。诗是陌生人施给的重要对话,安抚充满破绽的我。
一直以来,我不是能理直气壮说出理想诗歌为何的人,是拙,也是情怯。我怕一旦说出什么,就像用容器将诗瓢起,诗不是应该更自由,流动的吗?有人把诗当成信仰,我约莫是不忠的信徒;有人将诗视为黄金事物,我却更情愿它是一把椅子。鸿鸿诗集《在旅行中回忆上一次旅行》后记里说的,「发现自己经常写到桌子椅子,我的床。很好。这些是我每天能安心正视的少数几件事物。」
大概也因为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诗是一种生活方式」(痖弦语)。生活的内容包括什么?栽种于胸口的一句告白,知识的求索,家族所餵养的光亮与阴影,忽然涌出的诗的可能……然后,迎来了世纪末与新十年,人人踏上网路,后解严时代众声喧譁,更多「反,正因为爱」的议题被书写,生活于此岛,除非刻意掩耳,遮眼,很难不被(自己)问起有关「公理和正义的问题」,而明白何以鸿鸿说「诗是一种对抗生活的方式」──
从小山上眺望,西子湾与旗津共同伸出两条长臂,抱拥住一片海,船只进出,远方遥似烟波。风一阵一阵。游客也是。声音在洋楼之畔流动,混合着各色口音,或者亦包括当年我们谈笑的内容?工作人员或警卫低声喊:「那里不让坐!」微斥拍照而攀上护栏的异地游客。风懒了,人疏了。远洋的船还没有从树叶们的缝隙间离开。像哪个负气的画家随手一抹,天色渐渐煳去。今天不会有夕阳了。
在生活与对抗生活之间,我仍摆盪,惶惑。(或许这是不应该的?)
但诗,一旦来过,就是活过。
就像,海平线虽然没收了夕阳,生活仍慷慨递来收据:天黑了,一艘大船从雾蓝色码头深处驶出,巨大船身的顶部甚至比旗后山上的灯塔还高。我靠近岸缘,为它留下一张照片:给十七岁,也给每一个路过诗的人。
文/孙梓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