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我曾在精神卫生领域、外籍配偶与高关怀青少年领域中,从事直接服务多年,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机会与各个专业团队合作。做为一个从实务工作出身的大学教师,我一直期盼可以缩短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工作之间存在的距离。多年来,国内社会工作专业化有长足的进展,但始终无法完全摆脱服务空洞、成效不佳的质疑。过去,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训练重点,大多是放在要能准确判断服务对象问题形成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上。这一点,可以普遍见于社会工作者的服务纪录—有完整的评估,但缺乏处置作法。在实务场域中,服务进展缓慢的挫折感很容易积累,常常耗损最初的专业理想与热忱,甚至会反映在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当中。另一方面,实务工作者则怀疑抽象的理论概念是否真的有可能实践,或者只是空中楼阁。不论是自认或被认定为「学术」或「实务」的社会工作者,或许都曾经感受过理论与实务之间难以转换的挫败感。
长期以来,病理取向的理论思维逻辑,仍然是认为只要消除造成服务对象问题困扰的风险因素,就能够使问题获得改善。然而,这样的理论取向其实是有逻辑问题的。其一,造成服务对象困境的风险因素,并不一定会使所有人都陷入相同困境,但我们甚少去认真探究原因为何。首先指出这种理论逻辑谬误的是Rutter(1976, 1985)。其二,找到形成问题的因素,不等于就是找到解决问题的要素。例如,我们对于少女从事性交易的相关研究虽然已有大量的累积,但实际上无助于已经涉入性交易的少女离退性交易(白倩如,2012b)。其三,个人改变动机并不仅仅是受心理认知历程的影响,结构性的影响其实更为关键。综观相关的研究不难发现,改变动机是影响处遇成效的关键因素。这点融合任务中心和生态观点,将能够协助实务工作者更准确的理解服务对象为何改变或不改变。上述论点从1980 年代起,就开始不断被提出,至今影响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走向。因为曾华源教授的启发,使我了解到自己看待服务对象的侷限,以及服务处置方法的表浅,因而开始钻研复原力理论。过程中,很感谢财团法人天主教善牧基金会执行长汤修女和台东德蕾之家的少女们,以及台东的区督导陈玉洁。因为她们的信赖,使我能够将复原力在实务工作中实践,并看到具体的成效。此外,在与许多实务工作者一同努力的过程中,也发现抽象的原理原则和理论概念的操作化是一个主要的困难。我认为将复杂纷乱的实务经验做概念归纳,以及将抽象概念操作化的循环过程,是养成专业人员的根本途径。任务中心的结构性不但有助于解决社会工作者处遇目标过于抽象、操作步骤模煳不清的问题,同时也能够使社会工作者摆脱只能做资源连结的质疑。
事实上,复原力的运用范围十分多元,并不仅止于弱势儿童少年或身心创伤事件,而且已经扩及运用到家庭、老年人、身心障碍者、外籍配偶或移民人口、药瘾与毒瘾人口等等。这些都已经在全球社会工作中被广泛运用。除此之外,复原力在心理谘商与教育领域也已经被大量的讨论。不过,社会工作专业在复原力理论的运用上,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因子与个人保护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相较于教育领域较倾向採用发展取向,心理谘商领域倾向採用心理认知取向,社会工作更强调服务对象受环境结构压迫,或对抗生存困难的充权取向。复原力与任务中心的专业关系,均更加重视服务对象的理性与潜能,更强调社会工作者应该要反身性的思考自己对服务对象持何种看法。透过採用生态观点、多元文化与平权的关系取向,将更能够如实的理解服务对象在生活环境系统当中面对的困难。本书的目标期望能够介绍复原力理论的概念和具体作法,并运用任务中心的操作化过程,以使复原力服务更为结构化。书中有许多实务案例与范例,期望可以使读者更了解理论概念的操作方法。本书能够完成要感谢社团法人台湾复原力社会福利协会的大力支持,以及王淑桢秘书长的擘画和推动。同时感谢曾华源老师的督促和诸多贡献,以及李仰慈博士对本书的修正和编写的投入。如果没有他们,本书无法完成。本书如有任何需要修正之处,请前辈不吝赐教,以便修正精进。
白倩如
于彰化师大